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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之魂-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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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矫窠逃惭萃拧钡耐盘澹窗煊�1919年，在艰困动荡中竟然坚持到了1922年。为了社会改造，他们是怎样耗费着青春的生命！王尔德说：“不包括乌托邦在内的世界地图，是不值得一瞥的。”我们不妨把他们称为乌托邦主义者，难道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带贬义的语词吗？何况，他们还不仅仅是乌托邦主义者！现在的犬儒，居然有勇气讥笑五四是一个没有建设的时代，—世界上有什么创造比精神的创造更富有价值呢？有什么建设比人格的建设更为重要呢？
五四：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7）
周作人为新文学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人的文学”。许多作家，包括鲁迅在内，也都如此概括自己的写作基调：“为人生”。这是普通人的人生，既属于大众，也属于个人。五四关于个性解放的宣传，同“*”和“科学”一样，在中国历史上带有革命的意义。此前，中国人什么时候曾经争得独立的人格？虽然不能说五四时人们已经拥有了个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但是，至少先觉的知识者，已经能够使自己从权力的阴影和群体的包围中脱离出来，而有了自己的选择了。胡风把五四精神引申为“平凡的战斗主义”，“平凡”就是人生的，实际的，经验的；正如他所说，这里有着一种“对于社会现象的认真的凝视”。五四的人文主义，首先是集问题的焦点于现代人的生存，以此出发，作为对西方理念、传统文化、社会问题和学术问题的评判的基点。在对“国粹家”的批判中，鲁迅写道：“问题不是我们能否保存国粹，而是国粹能否保存我们。”的确，“保存我们”是第一义。所以，在《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的书目时，鲁迅的答复是“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等于交了“白卷”。他附带说明了理由：“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他要的就是这“实人生”。他说不要“鸟导师”，要“韧”，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要“个人的自大”而不要“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就是因为这“实人生”。他问“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问“娜拉走后怎样”，也都因为这“实人生”。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话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其实，他一生的著述，都在重复着这段话。对于他，以及他的同时代人，重要的惟是“实人生”。
在运动的盛期，胡适打从旁门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去了。这是一支不和谐的插曲。为此，颇为革命派所诟病，认为是对中国青年的误导，转移了学习当代科学的注意力。对胡适来说，却并不认为有违运动的精神。他把“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态度引入国故研究，提倡疑古主义；企图在中国文化史上搞出个具体而微的哥白尼革命。除了撰写像《中国哲学史大纲》这样自称为“开风气的作品”以外，他还研究《红楼梦》和其他古典小说，研究神会和尚，改写禅宗史，校勘整理相关典籍，为其恢复名誉，把它们提高到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的地位。的确，其中是包含了运用西方现代科学的观念和方法的尝试在内的。这样具有开拓性的学术事件，当大有益于混沌荒芜的中国学术界。但是，学术实践毕竟不能算作完整的社会实践。至于它在整个社会改造中间占据着怎样的位置？知识分子应当在多大程度上介入社会革命？其“专业性”和“业余性”的关系到底如何？胡适遭逢的革命—学术的两难境遇，为后来的知识者留下了一个有意味的话题。不过，胡适本人对此是有过反思的。他认为其中有“教条主义”的危险倾向，后来还告诫青年说：“这条故纸路是死路。”综其一生，无论为著作家，为教育家，为政府官员，都无法摆脱人生的意义的纠缠，因为这是同他所曾经参与领导的运动连在一起的。
五四：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8）
对于五四运动，胡适多次强调，对发现的意义，认为“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总结道：“首先，它是一场自觉的，提倡用民众使用的活的语言创作的新文学取代用旧语言创作的古文学的运动。其次，它是一场自觉地把个人从传统力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运动。它是一场理性对传统，自由对权威，张扬生命和人的价值对压制生命和人的价值的运动。最后，很奇怪，这场运动是由既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遗产，又力图用新的批判与探索的现代历史方法论去研究他们的文化遗产的人领导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一场人文主义的运动。在所有这些方面，这场肇始于1915年，有时亦被称为‘新文化运动’，‘新思想运动’，‘新潮’的新运动，都引起了中国青年一代的共鸣，被看成是预示着并表明了一个古老民族和一个古老文明的新生的运动。”
五四的最大成就，就是造就了大批新人：现代知识分子。
在一个处于生死转换途中的大时代里，每一个为之奋斗的人都是英雄。这批向二十世纪走来的使徒，内心无不充满一种道义感，一种近于神授的不满情绪，理性而激情，怀疑又自信；它们谴责所有的教义，亵渎所有的神圣之物，反对宿命论。置身于社会的潮流之中，感受到世俗的一切苦痛，却不甘沉沦；它们相信进化，为进化所推动，又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勇于进取，敢于牺牲；大胆幻想，富于远见，既属于时代又超越时代，是那种面对一片荒野却看到了一座乐园的人。它们是*者，社会的反对派，叛逆者，偶像破坏者。他们走在社会变革的前面，以思想激进和天生好斗的个性，而常常被人们当作无事生非的肇事者，冒险家，谵妄者，精神失常的人。正是这样一批以“新青年”自命的人，具有自由天性的人，彻底抛弃了奴性的人，如此完美地体现了一种沉埋已久的民族精神气质。春秋的百家争鸣，盛大的汉唐气象，都曾经为这种精神气质所涵养。“五四精神”是什么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解放的精神，创造的精神。
知识分子凭借着这种精神，使自己成为一股真正的自治力量而发挥作用，对历史发展的进程施以决定性的影响。蔡元培明确主张大学“自治”，认为“教育超乎政治之上，不受政治控制”。他提倡教职员治校，学生和教师之间保持个人关系，教授可以私人资格发表政治主张。在知识界，人人各行其是，自己组织社团，自己创办报刊；产生意见上的分歧，也都没有统一的标准，用鲁迅的话来说，仍然是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所谓“自治”，意味着人类自觉思考、自我反省和自我决定的能力。它包括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思考、判断、选择，和根据不同的行动路线行动的能力。作为“自组织”，五四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自己领导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连这种*、开放的管理方式，也是由自己创造、争取并且加以维护的。他们通过自治，把知识分子能量发挥到了最大限度。按照我们的一个经典的公式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完全的决定论；即便承认后者的反作用，它的独立性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其实，观念、计划、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其中即包含着现在可以进入交换过程的价值或整个价值体系，它们带来许多新奇性因素。知识的发展，社会文化的发展，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从环境的支配中解脱出来。五四知识分子以其高度自治的有效性，为“观念生态学”提供了一个范型。
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指出，中国的专制政府在专政和*两个方面提供了经验，有两个传统与此相关：一是士大夫传统，一是农民传统。从生产关系的意义上说，农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其实是一副“对子”，是属于土地的，野蛮的，暴力的，占有的；由于长期的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士大夫只能作为统治阶级的一个依附阶层而存在。这样两个传统实际上是一个传统。中国的工人阶级人数稀少，构不成一个传统。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遵循了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路线而取得的，这在历史教科书上早有定论。五四知识分子则完全改道而行，它们凭借城市市民阶级的成长背景，以西方的现代科学观念，反对和改变绅士阶级—士大夫阶级的儒学价值观和方法方式而取得了传统的突破。他们是一群破茧而出的自由的飞蛾，赴火的飞蛾。从此，知识分子传统与农民传统两大传统的对立局面才告真正形成。
正因为有了这样异质性的意识和物质力量的出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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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1）
五四期间访问中国的杜威，对这块急剧变动的古老的土地，以及生活和斗争于其上的知识界同行充满了礼赞之情。1919年6月，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一位曾对五十种学生报纸作过仔细研究的朋友说，这些报纸的第一个特点是有大量的问号，第二个特点是要求言论自由，以便能够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一个信仰既定权威的教条，又是使人感觉满足的国家里，这种提出疑问的热潮，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然而，这个时代没有到来。
启蒙思想者们面对的社会太黑暗，太*，太贫困落后了，他们要着手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问题—而不是观念问题—变得愈来愈突出。但是，由西方观念所唤醒的国民，首先是知识者自身，对变革的期待已经变得十分急迫。这是一种普遍的时代急躁症。这时，苏俄政府决定放弃在华租界的消息不断传来，使亢奋的知识者看到了新的方向。在启蒙运动中，各种派别无论如何宣扬个人的价值，同时也都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而且，作为一个思想革命运动，原来便带有双重的社会实践的倾向，于是以五四爱国事件作为转机，文化激进主义开始演变为社会激进主义。这时，知识者更加注重西方—苏俄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和吸收。由于苏俄对西方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加上国民党和新成立的共产党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宣传，知识界开始一边倒，坚持维持其在华特权政策的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社会改造的方案和经验，逐渐失去市场。思想这东西，原本处在一种开放的、自由竞争的、多元互补的状态，后来也就随着党派斗争的进行，而趋向于偏胜和封闭，成为二元以至一元的了。一直潜在着的民族主义迅速上升，与社会主义—列宁主义结合在一起，代替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成为1920年代的思想主潮。
五四运动时知识社会—市民社会是漩涡的中心，其他各个阶级和阶层的震荡，不过是同心波而已。及至五卅运动以后，工农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这时，全国的政治重心发生位移，国共宣告合作，南方成了革命的策源地。当学生运动的火焰刚刚点燃，政党只是配角，等到蔓延开去以后，便与学生组织建立各种联系，争取吸收学生入党。随着政府的*，左右派别的冲突，大众斗争的规模化，学生的政治兴趣大大增强，积极参与政党的组织工作。许多有名的知识分子，无论何种派别，也都在国民革命军的炮声中纷纷南下，向政治势力靠拢。＇1＇走俄国式道路，这本身就意味着暴力革命、集权主义，意味着新生的脆弱的知识分子传统，必然为根深蒂固的农民传统所吞并，从而丧失独立的地位。
苏俄著名的流亡学者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写道：“在我们这里，革命是精神文化的危机和精神文化的压迫。”又说：“社会革命者是文化上的反动派。”革命与文化是否真的如此势不两立？革命是否必然导致精神文化的毁灭？这是一个带普遍性的公理呢，还是仅仅因为这位流亡者为革命所抛弃—或者说革命为他所抛弃—时发出的呓语？
但是，无论如何，新文化启蒙运动被迫中断是一个事实；并因此造成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损伤和萎顿，也是一个事实。对此，胡适后来作了这样的总结：“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次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次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大陆学者李泽厚也曾有过一个后来变得很流行的说法，就是“救亡压倒启蒙”。作为一个社会改革运动，它最终必须超越诸如个性解放的范畴，而扩展到经济平等，以及社会和政治进程中的大众参与问题。这种超越，并不说明启蒙工作的不合时宜，或者文化批判注定没有效果；让知识—观念走向社会，参与变革实践，本来就是知识分子终极关怀的所在。在这里，我们说“启蒙”和“救亡”，就是对知识分子而言的；也就是说，启蒙是知识分子的启蒙，救亡也是知识分子的救亡。救亡中的知识分子，自有不同于工农大众的特殊的位置、工作和方式；可以说，这就是救亡中的启蒙。这里的分界点是，当文化实践过渡到社会实践，文化斗争成了*的一部分，由是知识群体不复成为社会主体的时候，知识分子个体是否继续保持自身的主体性，维持自治的原则；是否继续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身份和批判立场；是否继续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思考，为打破现状也即社会改革提供可靠的精神文化资源？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知识分子运动，其中途夭折，重要的还不在于外部的“干扰”和“压倒”，而在内部的溃败和自身的不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当团体散失之后，中国思想知识界是否还有“散兵战”？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2）
一个很可怕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成了五四之敌。
海外学者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把陈独秀、胡适、鲁迅三人当作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加以论列，应当是合适的。他们有着不同的思想渊源，不同的党派或竟无党派，不同的倾向和不同的风格。对于知识分子立场的恪守或转变，色彩都很鲜明。
陈独秀以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底色，狂飙般不羁的性格和雷霆般的处事作风，很可以当作五四的象征性人物。他提倡“科学”“*”最力，破坏偶像，扫荡“国粹”，有一种冲决的力量。在他那里，国家也是偶像。对于政府、法律，以及人民的自由权利，他指出：“世界上有一种政府，自己不守法律，还要压迫人民并不违背法律的言论，我们现在不去评论，我们要记住的正是政府一方面自己应该遵守法律，一方面要尊重人民法律以内的言论自由。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见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只需几句话，就把问题说得明明白白，全没有学者的那般绕弯子。“党派运动”，“政党政治”，也是他抨击的主要目标。他说明所以非难“党见”，主要出于这样两点理由：“其一，政党政治，将随1915年为过去之长物，且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其二，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动也”。所以，他极力强调要区别“政党政治”和“国民政治”，主张推进全无政党背景的“民众运动”。他把根本的政治问题归结为以下三条：“第一当排斥武力政治；二是当抛弃以一党势力统一国家的思想；三当决定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对于是否加入政党，他的态度，在《新青年》宣言中表达得很明确：“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他是运用政治应有的办法；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
次年陈独秀开始鼓吹非和平的革命；又次年，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这时，好像他有着把原来视作对立的“党派运动”和“国*动”加以整合的意味。在新文化运动中，他一直注重团体的活动，尤其是劳动团体，致力于群体意识—所谓“新集合力”—的阐扬；相对而言，对个人意识缺乏足够的关注。集体主义与霸权主义本来是一壁之隔，当围绕人的个体性的问题一旦被搁置起来的时候，两个房间的通道就被打开了。《新青年》的同仁曾经商定“二十年不谈政治”，几年之间，陈独秀和李大钊不但谈政治，而且还在《新青年》之外，另行创办了一个专谈政治的新刊物《每周评论》，并与从来有意疏远的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接近。后来，陈独秀还置同仁的反对意见于不顾，不惜偏离启蒙的立场，牺牲文化的利益，坚持把《新青年》办成政治性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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