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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这个记录被打破。据《佛祖统纪》记载，彼时其境内有佛寺4万座，僧尼达400万人。这几乎创造了中国佛教史之最。在此后那些一个比一个更大的王朝里，类似的天文数字，再也没有出现过。
　　北魏时，对寺院与僧人的管理与优惠待遇，采取了与南朝基本类似的政策。如果参考南朝那位差点丢了脑袋的官员的奏章，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北朝登记在册的人口数量很可能也没超过实际人口的一半。北朝与南朝不同，由于各民族间长期地相互征伐，积怨由来已久，加上与汉人之间争夺政权的斗争，内部始终处于一种十分脆弱的状态，暴动时有发生。
　　可怕的是，一些僧人们也经常会卷入这些暴动，甚至成为暴动的领导者。史书显示，仅北魏孝文帝延兴三年（公元473年）到孝明帝熙平二年（公元517年），短短的44年间，发生僧人“谋反”的事件就达8起之多。这些事件，自然引起朝廷对佛教的不满和相应的警惕。此外，北朝要想应付频繁的内外战争，不仅人力匮乏，物力更是不足。面对这种局面，北朝的最高统治者，逐渐难以忍受因佛教发展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压力，开始毫不客气地对他们曾经大力扶持过的佛教采取残酷而坚决的极端行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4次灭佛（或称灭法、法难）事件，北朝就占了两次。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太武帝御驾亲征，率重兵到长安镇压叛乱时，在一座寺院中发现兵器，这显然刺激了他敏感的神经。他怀疑僧人欲图与叛匪通谋，立即下令诛杀整个寺院的僧人。后来又发现寺中藏匿酿酒器以及各州郡首领及富人们寄存在寺庙中的大量钱财，甚至还发现了窝藏在寺内的女人。太武帝震怒，在随行官员崔浩的劝说下，决定在全国进行灭佛。这道命令立即得到执行，全国范围内出现了针对僧人的屠杀和对寺院的打砸抢。
　　据《魏书·崔浩传》记载，崔浩官居司徒，是一位汉族官员，他从北魏第一代君王道武帝时就入朝为官，此时已是三朝###。他非常善于出谋划策，经常为太武帝的战争提供策略，并成为宠臣。太武帝对他的才能非常赏识，一般遇到事情，都要征求他的意见，而他的建议往往也会被优先采纳。崔浩是一位道教徒，史书上说他经常在皇帝面前对佛教加以诽谤，指责佛教虚伪荒诞、造成浪费、危害社会等。
　　此时，刚刚出山的道士寇谦之经人介绍与崔浩结识，二人一见倾心，相见恨晚。据说，寇道士曾对崔浩的儒学功底非常羡慕，并表示愿意向他学习儒学。此后，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听崔浩为他解说古代治乱史迹，从而引发了他对于政治的朦胧兴趣。他有一次对崔浩表示：“我以前出世修道，不关心世事，没想到从你这里得到了神中之秘诀，所以应该兼修儒教，以辅助‘太平真君’（太武帝）……我因为学不通古，所以遇到事情心中愚昧不明……”可见，原本远离政治的寇道士，由于与崔浩的频繁接触，不免生出一些政治方面的野心。之后，他请求崔浩撰写一部《王者治典》，并将其中的重点进行评述，供他学习。崔浩很快写就了20多篇文章，论述历代兴衰治乱的历史经验，内容“上至太初，下尽秦汉”，然后将这些文章送给寇谦之当作政治“扫盲”教材。从此，寇谦之开始在这方面下大工夫。在学习过程中，寇谦之也对佛教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将部分佛教理论及一些仪式吸收到他的道教学说中。此时及后世儒、释、道三家的学者们，似乎都在做着非常类似的事情，就是将其他两家的学说，揉到自己的理论中，并把它说成是自家学说本有的内容。寇道士也不例外。
　　

“如来”的刑杖（2）
北魏始光元年（公元424年），在崔浩的大力引荐下，寇谦之被召进皇宫，向皇帝敬献了一本由他亲自著述的道书。最初，朝野上下，没有人真正相信道书中的内容。崔浩便开始协助寇道士大做普及工作，他向皇帝上奏，将道术与古代的《河图》、《洛书》相提并论，劝说皇帝顺应天命，履行道家“清净无为”之法。不久，皇帝诏谕，奉寇谦之为“天师”，同时将他的40多名弟子一并请到平城供养，特许在平城东南敕建天师道场，并鼓励开展各类道教活动。寇道士终于达成了自己从政的愿望，成为帝国决策机构的重要成员。在皇帝陛下的关注下，道教开始逐渐在宫廷内部受到重视，在帝国政府的鼓励下，民间也开始大力弘扬道教。此后，太武帝策划和亲自指挥的几场战争，都因道士寇谦之的预测取得了胜利，这位道士不失时机地将皇帝陛下称作“真君御世”，这与太武帝的祖父道武帝被佛教徒们比喻成当今“如来”的说法非常类似。
　　16年后（公元440年），太武帝显然已经对道教深信不疑。这一年，在崔浩与寇道士的强烈请求下，太武帝改元“太平真君”，以表示自己是“真君御世”。
　　据《魏书·世祖纪》记载，4年后，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夏历正月），太武帝终于开始了针对佛教的行动。他向全国下达了一道诏书。首先，诏书给佛教下了一个近乎“判处死刑”的结论：“佛教的僧人们假借西戎虚伪荒诞之术，导致妖孽横行。”诏书继续谈到：“即日起，从王公一直到庶民百姓，如有私养僧人、巫师及金、银、工巧之人，都要在限期内遣送到军营之中，不可私自藏匿。超出期限后，被藏匿者一经发现将被处死，藏匿者将被满门抄斩。”诏书最后提出：自近年来，因为朝廷军国事多，没有宣扬“文教”（儒家教育），未能令风俗严整划一，使国人按照规范行事。所以命令王公贵族的子弟们全部进入“太学”学习，“百工技巧”子弟可以承袭父兄之业。这道诏书不仅涉及到僧人，同时把一些自由职业者、手工工匠和巫师也囊括在内。很显然，目前军队最需要的是人，所以将他们充实到军队中是完全必要的。
　　就在这道诏书被颁布的第二年，一个叫盖吴的人，号召了10万人，在陕西揭竿而起，向中央政府叫板。一年后，行伍出身的太武帝实在坐不住了，亲自披挂上阵，带兵前去剿灭。途中，便出现了本节开头的那一幕：在长安的一座寺院中，发现了兵器后，太武帝的耐性终于突破了极限，于是灭佛运动终于拉开了序幕。
　　其实，太武帝登基之初，并没有灭佛的意图。相反，曾与他的先皇们一样尊崇佛教，他常常请高僧们到宫中，共同谈佛论教。他的祖父道武帝在位时，曾荣登“当今如来”的“宝座”。作为这个“宝座”的继承者，他完全可以受到佛教徒们虔诚的礼拜。
　　但是，这位以武功闻名于世的太武帝，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要统一北方各部，因此他领导着他的帝国，不停地向大一统王朝的理想大踏步地迈进。此后的业绩，足以表明他的理想并非好高骛远。他先后征服了黄河流域的北燕和柔然，又兼并了西秦和关中的夏国，最后将北凉吞并，结束了中国北方135年的分裂、战乱状态。在佛教徒的眼里，他完全可以被称做胸怀大志的转轮圣王。
　　但现实中，却存在着一个很难调和的巨大矛盾。因为征战的需求，兵源不足成为他最伤脑筋的问题。所以早在8年前（公元438年），太武帝已经颁诏，试图控制僧人人数的不断膨胀。据《魏书》世祖记载，他下令50岁以下的出家人一律还俗，换句话讲，就是年龄不到50岁的人不准出家。被迫还俗的僧人们被送到军队去服兵役，所谓“以其强壮，罢使为民，以从征役”。看来充实兵力是最令太武帝头疼的事情。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柔然、兼并北凉，军队中少不了那些身体强壮的还俗僧人。让僧人去打仗，原本就具有莫大的讽刺意味，强令大量僧人还俗，更是一件很难处理的事情，太武帝为此不知死了多少脑细胞。但现在好了，以谋反为借口，强令取缔佛教，合理又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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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的刑杖（3）
开始信奉道教的太武帝，同时尊崇儒家学说，并每次公开强调华夏之学非儒、道二家莫属。这位鲜卑人的皇帝，摇身一变，不仅否定了自己“胡人”的身份，而且以秉持华夏正统为己任，视佛教为“胡人”之神、“西戎之法”，并强令取缔，这可算是大手笔。
　　在中国历史上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凡是占领了中原的少数民族，大多会想方设法把自己“包装”成“华夏正统”的角色。为此，他们宁愿抛弃自己民族原有的文化与风俗，甚至改汉姓、着汉服、说汉话，逐渐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接近、甚至自觉地继承与传习这些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最使史家们津津乐道、推崇备至的，就是这位太武帝的隔代继承者孝文帝。他凭借皇帝的权威，在皇族内部及整个鲜卑民族中，以法律的形式推动全盘汉化的进程，以至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鲜卑，很快在中华大地上销声匿迹。
　　但是大约100多年前，东晋五胡十六国之一的后赵政权，却完全没有“进化”到这个程度。后赵是羯族人建立的国家。羯族是一个以西域胡人为主体的混合民族，曾附属于匈奴，后与汉人杂居，逐渐由游牧转为农业。这个国家在建立之初，就非常重视西域文化，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的祖先并不是汉人，而是纯粹的“胡人”。当时的天竺高僧佛图澄（有说其为西域人），曾得到了后赵国王石勒父子的信奉。
　　据说佛图澄来到洛阳时已经79岁，这位高僧记忆力非凡，能够背诵佛经数10万言①，并善解文义，虽然没有读过汉地儒家经史，但与中国学者辩论起来，也是游刃有余，往往使那些汉人颜面丢尽而自愧不如。一些远在天竺、康居的名僧，也都慕名来到洛阳恭恭敬敬地拜他为师。当然，僧传中也介绍了他的神通，说他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神。据说，他将麻油搅拌胭脂涂在手掌上，就能够彻见千里之外的事情。可能正是因为他的这些神异，才得到国王的崇拜与信仰。他本想到洛阳建立寺院，但遇上兵乱，便隐居起来，观察形势，后经人介绍与石勒相识。
　　《晋书·佛图澄传》还提到，石勒称帝后，对佛图澄非常崇敬——“衣澄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引之升殿……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以彰其尊”。当时，石勒对这位佛图澄，不仅施予绫罗锦缎等高档衣用，赐予雕有精美纹饰的车辇，还经常将他请到朝堂之上，参与政事。每当佛图澄进入大殿时，众臣们都要在司仪的主持下起立，以表示对这位大和尚的敬意。此后百姓们也因为信奉他而大量营造庙宇，争相出家。
　　我们曾经提到80多年前，三国曹魏时期，中国出现了第一位出家受戒的僧人①，此前中国没有真正的出家僧人。然而经历了80多年的时光，出家为僧的行为，应该不再是人们无法接受的事情，但以政府的名义为汉人出家大开绿灯的情况，这还是第一次，从此汉人出家完全合法化。
　　此后佛图澄的受业门徒②经常是数百人，著名高僧释道安，就是他的得意门生。据说，道安刚入寺那天，就被佛图澄找去谈话，两人聊了一整天。道安长相不怎么标致，僧传中用“形貌不称”描述他的形象，这至少表示他长得不够端正，很多人因此轻慢他。佛图澄却警告这些人说：“此人有深远的见识，不是你们所能比的。”道安很快拜佛图澄为师。后来每次佛图澄讲学完毕，都由道安复讲，此时众弟子们都会提出各种难题，道安每每能够“挫锐解纷”，语惊四座。后来道安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高僧，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对佛经进行注释的僧人学者。对佛经进行注释的做法，弥补了初期佛经翻译不够精准的缺陷。释道安的受业弟子之一，就是庐山教团的创立者释慧远，他应该算作佛图澄的再传弟子。
　　据《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说，当时佛图澄的追随者甚众，弟子多达万人。跨州郡所立的佛寺，就有893所，弘法的盛况超过以往各个时期。佛图澄是一位持戒精严的高僧，他虽然被石勒、石虎奉为神明，对两位国王的残暴性情却感到不安，经常借用佛理劝说他们。两位皇帝虽说是本性难移，但至少也能够当面“虚心”接受，多少有些收敛。大约是因为不愿让这位大师对他们过分失望。公元348年，佛图澄圆寂于邺都（河南省临漳县西南），据说他活到117岁高龄。
　　

“如来”的刑杖（4）
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据《晋书·佛图澄传》记载，后赵政权同样遇到因人们竞相出家“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的问题。其结果不光影响到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同时僧团的纯洁性也大打折扣。所谓“真伪混淆，多生愆过”。
　　此时，石勒已经作古，他的兄弟石虎继承了王位。有人乘机提出佛教是“西戎之教”，并非中华本有，出家不符合汉制。所以请求遣散僧人，拆毁寺院，并禁止出家的行为。提出这一建议的，是一位汉族官吏，自然以“华夏正统”自居，在他的逻辑里，坚持华夏正统，显然是要复兴儒、道，禁断佛教。然而，他大概忘记了，后赵政权的主人，原本就不是“华夏正统”，相反，他们是典型的“胡人”后裔。这一次，国王石虎并没有遵循胡人当权便自我塑造“华夏正统”的惯例。他大概认为忘本是件可耻的事情，正如他在诏书中所说：“朕出自边戎之地，就是要使诸夏（中华）受到辱没，应按照本族的风俗进行祭祀。佛是戎神，我们应该信奉，国人有乐于事佛者，应该得到允许。”这种大大咧咧地承认自己出于边戎之地的宣言，无异于向“华夏正统”们宣称自己是“劣等民族”。这等做法虽然粗放，但也显得坦率朴实，其结果之一，便是使佛教得以继续在后赵境内存在。
　　其实，那位汉族官员提出排佛建议，并非没有现实依据。当时，民众们逃避调役投身佛门，使得“真伪混淆，多生愆过”，自然给王国政府造成巨大压力。提出华夏正统与“西戎之法”，无非是在理论上制造一个合理的借口，以打压日益膨胀的佛教。所以，这位把自己排除在“华夏正统”之外的一国之君，虽然硬着头皮保下佛教，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也不得不下令“料减沙门，匡正僧团”——减少出家人，采取措施整顿僧团的内部风纪。
　　50多年后的北魏太武帝，显然不再认为自己出自边戎之地，所以完全可以借口佛教为“西戎之法”，予以灭除。佛教源于印度，这是不争的事实。佛教在当时中国北方的迅速壮大，同样是皇权推动的结果。此时的佛教，在北朝已经发展到严重失衡的程度，已经成为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政府实施国家战略的重大障碍。历史上儒、释、道三家的斗争，其命运往往都会在与政治交错的节骨眼上出现重大转折。这一次该轮到佛教了。
　　朝廷内外刮了一阵儒、道之风后，在皇帝本人已经确认寇谦之的道家之术完全可以替代“胡神”与“西戎之法”后，在臣子们的怂恿下，他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坚决执行灭佛政策，下令诛杀长安的僧人，并令全国照此办理。
　　《魏书·释老志》载，太武帝灭佛初，发布了一道诏书。有趣的是，诏书一开头，就把东汉“夜梦金人”的那位汉明帝骂了个狗血喷头，不仅说他信仰邪伪，还说他假借睡梦“事胡妖鬼”，所以乱了天下纲常。他在诏书中特意强调说，中国自古就没有佛教。之后又历数了佛教的种种不是，并捎带把老庄之术也一起骂了一顿，说他们虚假而不真实。同时宣称要“除伪定真”，恢复儒家之治。最后他命令有司，通令各镇地方驻军和正在剿灭暴动的正规军首领们及各地政府（刺史）全体出动，将所有的佛像全部击毁，将所有的胡经（佛经）全部焚烧，沙门不管长幼，统统坑杀！
　　灭佛运动在太武帝的感情用事下，演化成为一场对僧人的大屠杀和对佛教文化的大毁灭。这使得当时排佛运动的两位发起者，大道士寇谦之与崔浩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寇道士显然认为，这种杀人放火的做法太过分了，他向崔浩提出请求，让他劝说皇帝终止这场所谓的灭佛运动。这位对政治满怀抱负，但对政治却又一窍不通的道士哪里知道政治的残酷？曾经不厌其烦，对他进行“政治扫盲”的崔浩，对他的“慈悲”心肠，已经失去了耐心，很不客气地回绝了他的请求。
　　据《魏书·释老志》载，两年后（公元448年），这位道士因“气息不接，腹中大痛”，而“羽化升仙”。又过了两年（公元450年），崔浩因国史案获罪被诛。也许是巧合，整整又过了两年（公元452年）太武帝被宦官杀死。这一连串的死亡事件，被后来的佛教徒们编成一套因果报应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在这些故事里，三位“灭佛”运动的主谋和实施者，死后都无一例外，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