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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厚朱德-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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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宁一线，不让敌人占领该线。在接到中央来电后，朱德多次找张国焘等商量部队的行动问题。可是，张国焘畏敌如鼠，主张西渡黄河进入甘肃西北部，朱德坚决反对。张国焘恼羞成怒，提出辞职。朱德也毫不退让，说：“你不干，我干！”
于是，朱德找来作战参谋，挂起地图，着手制订部队行动计划。张国焘看甩手不干也难不倒朱德，又改变态度，愿意放弃个人意见，赞成北上。于是，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的西北局会议上，最终通过了北上实行静（宁）、会（宁）战役的计划。
9月20日，朱德致电毛泽东等通报岷州会议决定并说：“张于本日已北进，我明日率总部行动。”21日，中央回电：“四方面军北上部署既定，对整个战略计划甚为有利。”中央为统一指挥，准备让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三同志赴前线，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组成军委主席团，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
可是，张国焘并不是真心同意岷州会议的决定，他到达漳县的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后，立刻向没有参加岷州会议的前方负责人片面宣传他的西渡黄河的主张，还流着泪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接着，又提出一套西渡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做立足点的方案，并且不经朱德同意，发出部队停止北进、掉头向西的命令。他还向红军总部通讯部门发去密电：“所有未经我签字的电报一定不准发出，请兄等绝对负责。”
朱德得知张国焘突然变卦、擅自决定变北上为西进的情况后十分忧虑和气愤。正是一年前由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导致一、四方面军草地分离，致使南下部队陷入困境，遭到巨大损失。现在，眼看三大主力要会师，张国焘又想另搞一套，是可忍孰不可忍！朱德意识到，这是关系到红军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必须坚持斗争。他通宵未眠，于22日凌晨到黎明连续发四封电报。他致电张国焘，对其改变行动部署“不胜诧异……深为可虑”，提出立即在漳县再召开会议“续商大计”。他又致电通知参加过岷州会议的人员立即赶往漳县开会。同时，他不顾张国焘不准对外发报的禁令，排除干扰，致电中央和在陇南的第二方面军，通报情况，表示他坚持北上的计划。
天一亮，一夜未睡的朱德又飞身上马，疾奔漳县，一天内赶了120里路。9月23日，西北局会议在漳县附近的三岔——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再次召开。朱德在会上一反平时讲话的平和语气，责问张国焘：“现在迅速北上，可以不经过同敌军决战而实现会合，为什么不会合？为什么不经过西北局重新讨论就改变计划？”朱德尖锐地批评张国焘这个错误做法是关系到组织原则的严重问题，应当弄清楚。张国焘蛮横地说，他是书记兼总政委，调动部队他完全负责，经他决定了可以不经朱德同意。张国焘还在会上大肆宣传：这时黄河容易渡过，又可以避免同强敌胡宗南在西兰大道上决战，将来仍可以达到会合的目的。
会议最后通过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朱德表示坚持岷州会议原案，要张国焘对这个改变负责任，并把这个决定报告中央。漳县会议后，张国焘立刻命令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西向洮州进发，准备在兰州以西的永靖、循化一带北渡黄河，进入甘肃西北部。
主张北上却南下的红司令临大节而不辱（10）
9月26日，党中央再次致电四方面军要求北上。同时，张国焘接到先头部队报告：从老乡处了解到现在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渡河计划难以实现。张国焘感到进退两难，骑虎难下，致电党中央：“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请求党中央做出西渡还是北上的抉择。
很快，党中央于27日回电，提出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万祈决策北进共图大业，免使再分难合，各陷不利地位，至祷至盼”。至此，张国焘不得已放弃了他的西渡方案，并在同一天和朱德等人向党中央报告了部队行动计划。
10月9日，朱德率四方面军总部到达会宁，受到红一方面军迎接部队和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当见到红一方面军红一师师长陈赓时，朱德这位铁骨铮铮、有泪不轻弹的硬汉，激动得热泪盈眶。有多少人知道，为了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合，他经历了多少曲折、艰辛！
随后，朱德抓起电话筒跟在90里外的红二师政委萧华通话，首先问的一句话就是：“毛主席好吗？周副主席好吗？”电话打了足足半个钟头之久，不知有多少话要说。
10月10日，古老的会宁城披上了节日的盛装。五颜六色的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鲜艳的红旗在城头上迎风飘扬。这一天，歌声嘹亮，人山人海，不少群众从很远的地方赶到会宁西津门内的文庙广场参加这次盛况空前的庆祝红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联欢大会。会宁城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所有人的脸上都是喜气洋洋。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22日，红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等率领下，也胜利到达会宁以东的静宁县将台堡同一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师。至此，全体红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伟大而悲壮的战略大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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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战士泪水涟涟地摘下红五星帽（1）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
蒋介石被抓的消息传出后，在全国各地立刻引起了强烈反响。以孔祥熙、宋子文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主张和平谈判，营救蒋介石；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主张###张学良、杨虎城，扩大内战；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派周恩来、叶剑英等赴西安谈判。深受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听说蒋介石被抓，无不拍手称快，纷纷提出要杀蒋介石。有人说，蒋介石的罪恶，杀他一千次一万次也不解恨。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很快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基本上实现了国内和平。中华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
1937年元旦过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各机关单位就准备向延安搬家。1月10日起，陆续动身迁往延安。朱德率领红军总部一部分人和部队打前站，康克清也跟随同行。很快，他们安家在延安城北凤凰山下的凤凰村。从此，宝塔山、延河水、小米饭、窑洞……所有的这一切，康克清逐渐地由陌生变得熟悉，由熟悉变为亲切了。
3月2日，康克清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前身是红军大学）学习，成了抗大第二期的正式学员，并担任二队女生队队长。开学典礼这一天，1300多名学员服装整齐，队列雄壮，精神百倍地接受中央领导的检阅。继毛泽东讲话后，朱德讲话，他勉励大家努力学习军事，学习对付敌人的游击战术；努力学习政治，领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全国人民，担负抗日救国的伟大任务。
对于康克清这个“望郎媳”出身的人来说，红军本身就是一所学校，到了红军队伍中她才开始真正学习文化、增长知识、增长才干和提高觉悟。如果说在中央苏区红军学校的那次学习她还感到比较吃力、还跟不上记笔记的话，那么这次在抗大，她就可以比较系统地学习军事政治理论、比较系统地提高思想理论水平了。
抗大的学习生活是严肃的、紧张的，也是活泼的、愉快的。在这里学习的，不仅有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军、师、团级干部，也有来自曾在白区工作过的同志。可以说来自全国各地，真是五海四海呀。白天，他们听毛泽东讲辩证唯物论，听朱德讲党的建设和军事理论，听董必武讲中国现代革命史，听张闻天（洛甫）讲中国革命问题，听萧劲光讲游击战术……每天傍晚自由活动时，则到处是欢歌笑语。
朱德在给抗大学员讲完课后，常到女生队一起打篮球。他一来，康克清就希望同他不分在一个队。开赛后，双方争夺激烈，康克清见球传到朱德的手里，就大喊：“老总！快！快把球传给我！”朱德看也不看，就把球传过去，康克清接过球就跑到对方篮球架下投篮，或者传给自己队的人。球一进篮，跟朱德在一边的人就埋怨起来：“总司令！你怎么把球传给康大姐？她跟我们不是一边的！”
“啊！啊！我忘记了，上了她的当，下回注意！”朱德有些不太好意思地回答。可是等到争夺激烈的时候，他只顾抢球，一听见康克清喊：“快！把球传给我！”朱德又飞速地把球传过去，同康克清同队的队员乐得哈哈大笑，与朱德同队的则气得撅嘴：“总司令！你怎么又传错了球？”
后来，与朱德同队的队员见他很难改过来，就不再传球给他。但是这样一来，所在队就等于少了一个队员，过不多久又恢复老样子。同朱德一个队的队员感到吃了亏，又重新编队，将朱德与康克清编在一个队里。于是，谁也没意见了，开心地赛球。
朱德在工作余暇和抗大学员一起打排球
延安一时的平静、祥和的生活氛围被“七七事变”的爆发打破。
延安的反应是迅速的。8日，朱德、毛泽东和其他红军将领联名致电驻守在平津一带的第二十九军领导人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指出：“日寇进攻，全国震愤，卢沟桥之役，二十九军英勇抵抗，全国闻风，愿为后盾。敢乞策励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不让日寇侵占祖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红军将士，义愤填膺，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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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战士泪水涟涟地摘下红五星帽（2）
〖JP＋1〗7月11日，驻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电请中共中央先派先遣师东开河北，援助二十九军抗战。13日，毛泽东、朱德召开延安市共产党员和各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号召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战前线”去。〖JP〗
康克清看到，这几天，朱德一直激动不已、坐卧不安。她知道，朱德在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而焦急，他一定在谋划着一个重大行动。果然，14日这一天，朱德拿着一张写满字的纸走到康克清面前，将纸交给她，说：“你看看吧，这是我起草的誓词、一个革命军人的誓词！”
康克清郑重地接过纸一看，只见上面朱德用毛笔工整地写着：“日本强盗夺我东三省，复图占外蒙，又侵我华北，非灭亡我全国不止。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天职！”
康克清抬起头，激动地看着朱德。她理解自己的丈夫了，在这国难当头之际，作为一名军人，作为一名总司令，他的内心怎能平静？他早已以身许国了，他的这篇誓词就是他内心的写照。康克清一时感到不知说什么为好，只是动情地叫了一声：“老总……”
朱德扶着她的双肩，脸上露出凝重的神色，也动情地说：“克清，我已报请党中央，中央业已决定，最近几日我将率队出征——”康克清急忙说：“我也跟你去！不光因为我是你的妻子，还因为我也是一名军人！”朱德说：“我将走得很急，你等一等吧。再说你的去留，还要由组织决定。”康克清想了想，说：“那好，我一定去争取！”
7月18日，朱德离开延安，前往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准备开赴抗日前线。22日，抵达云阳。
华北战局日益严重，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进行的谈判已难继续下去，蒋介石要求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7月28日，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返回延安，同中共中央书记处商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事宜，决定主力红军改编为三个师，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第二天，正在云阳的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表示“德等改编完成，待命出动，誓以热血为国效死”。
8月初，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去南京共商国防问题。密电的消息在中共高层不胫而走，延安这山坳里悄悄传递着兴奋。从国共合作到国共破裂，已有十余个年头。长达十年的千里追杀、重兵“围剿”，甚至悬赏几十万大洋捉拿的“朱毛”和周恩来，现在又要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宾，怎能叫人不惊奇呢？
蒋介石调转枪口，一致对外，联合中共和全国民众抗日，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幸事。这既是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成果，同时也显示了北方山坳里的一群精英的政治气度。但在中央考虑派代表赴南京的具体事宜时，也不能不有所警惕。
毕竟中共与国民党存在着一层隔阂，毕竟“朱毛”与蒋介石是十年的“宿敌”，毕竟还有一个对蒋介石个人品行信誉的了解。前不久，“西安事变”的发起人张学良送蒋返回南京，反被蒋氏扣押软禁的事，大家记忆犹新。
“毛主席和朱总可以不去，我同剑英同志代行。”周恩来说。听后，朱德说：“毛主席不能去。你不仅是军事领导人，更重要的是党的领导。蒋介石要研究的是国防问题，是一个军事会议，我不能不去。这叫‘兵对兵将对将’！”朱德用平静的目光征询大家。他一方面是稳住毛泽东不要一时性急，一方面也为自己去寻找理由。
“你去也不合适！”任弼时担心，“蒋介石要吃你的‘猪’肉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大家对谁去南京是慎重的。朱德坚持前往。正好一直在西安负责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叶剑英把各方面征询的意见报来：“毛不必去，朱必须去！”朱德为争取到此行，心里十分高兴。
红军战士泪水涟涟地摘下红五星帽（3）
是夜，康克清一直忙着给朱德收拾行装。不觉之中，她鼻子发酸，泪水在眼圈里打转。刚刚经过万里征途，一路战场厮杀、流离颠沛，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安身的窑洞，有了一块平静的根据地，老总又要去面临新的风险。她担忧、焦急，甚至还有一些害怕。但她不能说，她知道老总此行责任重大，知道老总定下来的事情她说什么也没有用。
6日，朱德和周恩来从云阳乘汽车到西安，从那里改乘飞机去南京。清晨，康克清用一只旧皮箱把朱德的衣物、用品和她的关怀送出远行之路，和老总什么也没有多说——同志、战友、夫妻间的道别都留在无言的心底。
抵达西安后，会同已在西安的叶剑英在9日同机飞抵南京。一下飞机，朱德就感觉南京机场戒备森严。他们很快被车辆接走。
车在行进中，朱德感觉到南京这座历史老城的特殊气息。不少仁人志士在街头呼吁，青年学生游行请愿，老人送子从军、妇女送郎卫国。这些都给古都南京平添了一幅幅令人激动而酸楚的景观。朱德似乎无暇顾及，因为他们肩负着一项特殊的秘密使命。
8月11日，朱德同周恩来、叶剑英等步入蒋介石侍从室时，蒋介石缓步走过来，一一问好，伸出手与朱德相握时说：“玉阶先生，多年不见了，国难当头，热烈欢迎你参与这次军政会议，共商抗日大计。”朱德谦逊有礼地答道：“好啰，谢谢委员长！”
当日，朱德一行出席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议。尽管这次会议是秘密的，但朱德的到会还是受到与会人员的注意。这是红军总司令第一次参加国民党的正式重大会议，也是共产党第一次在国民党首府取得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
会前，朱德见到了冯玉祥、白崇禧、刘湘、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将领。不管是对手还是后辈，他们尊称朱德为“玉阶兄”或“朱将军”，朱德也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宣传中共主张。
在会上，朱德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他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敌人占领我大片领土后，我们要深入敌后作战。目前用兵方向主要是华北，但从目前情况判断，敌人必然会进攻上海，以吸引我国兵力。”
接着，他陈述了中共的主张：“在抗战中应该加强政治工作，发动民众甚为重要，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地把民众组织起来。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朱德还建议开办游击训练班，使国民党的军队亦能逐步学会游击战争。
朱德等中共代表的发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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