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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厚朱德-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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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是这样的。”康桂秀连声说，“小时候，我家里穷，想读书识字苦于没有钱，没有法子跨进学堂的门槛。如今有了你这个家庭教师，我一定要好好学点文化，以便今后更多更好地为党工作，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
从这个晚上开始，只要能挤出时间，朱德和康桂秀便聚在一起，两人并肩而坐。油灯下，朱德一手拿着识字课本，另一只手指点着生字；康桂秀全神贯注地盯着课本，一字一字地念，一字一字地写。在朱德的辅导和影响下，倔强的康桂秀把学习文化看作是同打仗一样重要的事情，非要打赢不可，进步很快……
朱毛亲密有间和红四军内部的争论（1）
1929年4月1日，朱毛红军离开长汀，翻过武夷山，回师瑞金。
4月30日，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四军第一、二纵队，向凭借城高墙厚对抗红军的宁都城守敌发起了强攻。经过两天激战，红军全歼守敌一个团，活捉敌团长雷世琮。
从4月开始，红四军在赣南活动、转战一个多月，建立了于都、兴国、宁都三个县级革命政权，初步形成了赣南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
5月19日，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瑞金县武阳越过武夷山，进入闽西。
自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环境恶劣，军情紧急，遇事要开会商量，原来存在的前委和军委两个机构就显得有些重叠，不适于战争环境灵活机动地指挥作战。于是，前委会议讨论决定军委暂停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后来，已经在闽西立足的红四军，数量比以前大增，赣南、闽西根据地也扩大了。朱德和毛泽东等前委成员又开始感到前委的工作有些顾不过来，因为它既要管军队工作又要管地方工作，基本上陷于日常事务中。在这种情况下，前委又开会决定恢复组织军委。正好这时中央派来了曾在苏联学过军事的刘安恭，前委便让他担任了军委书记一职，同时兼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当时，大家对恢复军委和新任军委书记两决定都表示拥护。
可是，刘安恭上任后，机械地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在军委会上提出：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并做出相应的决定。很显然，这个决定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
朱毛对刘安恭的做法表示了不同的态度。朱德表示赞同，他认为军委与前委分清彼此的职权范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这不是简单地分权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危及党对红军的领导、关系到民主集中制和根据地建设的重大原则问题。朱毛两人的对立态度导致争论进一步升级，使红四军高层领导分歧公开化。
在这场争论中，一向沉默寡言的林彪表现出鲜明的立场，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主张废止军委机构，由前委代行军委职权。
5月底，红四军前委在福建永定县湖雷召开会议讨论分歧意见。刘安恭与林彪成为两种对立意见的代表人物，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刘安恭等要求成立军委，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他们还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不但“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攻击前委领导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很明显，刘安恭的矛头主要指向毛泽东。
林彪等人则针锋相对地提出，现在红军只是一支4000多人的小部队，又处在频繁作战、游击动荡的环境之中，领导工作的中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林彪说，如果在前敌委员会之下、纵队委员会之上再插入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还是这些事，一层层议，一层层往下传，这实际上是一种只看外表不重结果的形式主义，这些形式主义者的要害在于试图成立军委，与党分权。
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红四军移师福建上杭白沙，准备在6月8日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出席者扩大到连以上干部。
白沙会议召开前3小时，林彪派人飞马给毛泽东送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结成一无形的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矛头直指朱德。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公开了林彪的信，一下子将林彪推向了风口浪尖，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林彪也不含糊，索性尖锐到底。他站起来发言，毫不隐讳地声明，自己这封信是专为军委问题而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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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毛亲密有间和红四军内部的争论（2）
刘安恭与林彪再次发生激烈争论。刘安恭发言说：“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四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
针对刘安恭对毛泽东的指责，林彪操着一口湖北黄冈腔，尾音很长：“关于军委的问题，我信上说得十分明确，理由不再重复。有一点需要指出，朱德一贯喜欢说大话，吹牛皮，喜欢用政客手段和封建手法拉拢部下，形成团伙。这次他支持成立军委就是想借此脱离前委羁绊。”
刘安恭和林彪的发言再一次令争论升级，并将红四军两位创始人逼到不得不表态的悬崖边。
宽厚待人的朱德想用他的恭谦和包容缓解会场上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他耐心地解释道：“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说过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不叫‘吹牛皮’，这是为了鼓舞革命斗志。有人说我拉拢下层，常和下面的官兵混在一起，搞所谓的小组织活动，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情况。”
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从来就不让步。他没有像朱德那样去缓和气氛，而是将一份书面意见放在会议桌上，简短地说：“从机构设置上看，军委不仅与前委重复，而且是同前委分权，更为重要的是动摇了党管理一切的最高原则。现在，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部分负责干部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地争论，决议后不仅反对，还要将责任归咎于个人，前委陷入了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愿在不生不死的前委工作。我提出辞职！”
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出乎全体与会人员的意料，使大部分与会者对军委与刘安恭的做法很不满意。在投票表决中，前委以36票赞成、5票反对的压倒多数，决定撤销军委。这样一来，刘安恭的军委书记一职自然不复存在，他改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司令。
白沙会议虽然撤销了军委，但争论范围还在继续延伸。刘安恭散布了许多挑拨离间和攻击毛泽东的言论，硬说红四军中有拥护中央派和反对中央派。少数人还有意将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战士中去。这种言论极大地混乱了指战员的思想。毛泽东萌生了离开前委的想法。
林彪在白沙会议刚结束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为了搞清问题，红四军前委要求朱毛两人提出书面意见，详细陈述自己的观点。6月14日，毛泽东写了《复林彪同志信》；15日，朱德写了《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毛泽东的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说明了红四军内部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列举了“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14个问题，认为党对军队的领导是红四军目前存在的关键问题。在信中，他阐述了反对军委与前委并立的四点理由：一是分权，不能集中领导；二是重复，毫无必要叠床架屋；三是危及党领导一切的最高原则；四是动摇了前委在组织领导上的威信。毛泽东希望党组织批准自己到莫斯科学习的请求。朱德则认为，在红四军中，确实出现了党的组织替代群众组织、忽视基层工作的缺点，形成了书记专权的沉闷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6月中旬，《前委通讯》第三期将《林彪致毛泽东的长信》、《毛泽东复林彪同志信》和《朱德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一并刊印出来，让各种意见公开亮相，于是争论也进一步公开化。在红四军中和根据地内，人人都可以对毛泽东、朱德说长道短，而且争论的内容也远远超出了前委与军委关系这一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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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毛亲密有间和红四军内部的争论（3）
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到会的各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支队长、党代表和士兵代表，共计四五十人。会议由陈毅主持。
在沉重的气氛中，陈毅代表前委对前一段工作作了报告，朱毛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作了发言。朱德与毛泽东各抒己见，态度都很激烈。陈毅听完朱德、毛泽东充满火药味的发言，不无幽默地调解说：“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吵，我这个郑国小国在中间简直不好办。我是进出之间为难，两大之间为小。我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就是怕红军分裂。希望你们两方面团结起来。”嗣后，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
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给朱德“口头警告”处分。会议对刘安恭、林彪也做了批评。
继续开会，陈毅宣布了下一项议程：对前委进行改选。选举开始，唱票人开始唱票时还没使陈毅在意，当陈毅的票数明显占了上风时，陈毅慌了：“不行，不行，我干不了这个前委书记。”
但不管陈毅怎么着急，这已成为事实。毛泽东、朱德、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等13人被选举成新的前委，陈毅当选为新的前委书记。
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他神情凝重，几乎是一句一顿地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实际斗争中的经验，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这个不正确。”
散会后，朱德走在回来的路上，考虑比较多的是同毛泽东的一些误会：其实我们在党领导军队的问题上没有根本的分歧。同为红四军的领导，自己确实感到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难以处理。不论如何，尽管我们的意见相左，但我们仍然是心心相印的。
会后，即7月8日，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到闽西上杭蛟洋养病并兼做调查研究、指导地方工作去了。 临行，朱德带着康桂秀为他送行。两人几乎是默默无言，幸好自信的毛泽东打开了僵局：“玉阶兄，让中央来裁决吧！部队就拜托你了！”在一棵大樟树下，朱德目送毛泽东很远、很远……
“毛委员怎么不当书记了呢？”康桂秀的问话使朱德收回目光与思绪，他只是轻声说了句：“那是会上选举的。”康桂秀有些不好理解：“大家为什么不选他？”朱德长长叹了一口气，说：“这是党内的事情，你不要问了。”康桂秀没有再说话，这对她是一个谜。
7月中旬，当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以约2万兵力向红军发动“会剿”时，已经率领红四军到连城新泉发动群众并准备反“会剿”的朱德和陈毅，专程赶往上杭蛟洋，与正在这里的毛泽东等一起举行前委会议，制定反“会剿”计划。决定把红军“分成两支队伍，毛泽东率领一支留在闽西骚扰敌军，朱德率领另一支开展大规模牵制战，深入敌区，直到沿海，以切断敌军主要补给线，至少要压迫福建军队离开苏维埃根据地”。之后，陈毅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要红四军派一得力同志前往中央汇报工作的指示，经厦门转道香港赴上海。陈毅走后，朱德代理红四军前委书记，红四军这个摊子实际上就留给他一个人支撑。
盛暑季节，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三纵队远征闽中，以吸引敌军的进攻目标；而第一、四纵队转战闽西，坚持斗争。8月初，朱德率部占领宁洋，缴了守敌的枪，然后乘胜追敌，攻占漳平。8月中旬，攻大田不克，回师闽西。8月29日，朱德在漳平县溪南与闽军相遇，歼敌一个团，击毙敌副团长。8月30日，在漳平歼敌一个营，再克县城。9月6日，重占龙岩。短短一个月，朱德率领的两个纵队出击闽中，连获胜利。至此，赣粤两省敌军各自撤退，对闽西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被打破。
朱毛亲密有间和红四军内部的争论（4）
9月下旬，朱德在上杭城太忠庙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议的本意，是想解决“七大”所没有解决的一些争论问题。但是，由于前委领导不健全（陈毅已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尚未回来，毛泽东在闽西特委所在地蛟洋养病），会议又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在事前不能拿出一个意见，就让大家讨论。结果，会议开了三天，参会人员七嘴八舌，毫无结果。
会议期间，大家都感到毛泽东离开后“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朱德表示欢迎毛泽东回前委工作，说：“大家都说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朱离开了毛过不了冬。”于是，由彭祜、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派人送去，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但毛泽东回信推辞，说：“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
回信送到上杭，前委为此给了毛泽东一个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赶来。正在发疟疾的毛泽东只好坐担架来到上杭，但这时红四军八大已经结束。大家见毛泽东确实病得很重，便让他继续养病。一时，以致让国民党的报纸造谣说毛泽东已死于肺结核病。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也以为毛泽东病故而为此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1000多字的讣告。后经原长汀福音医院院长、已加入红军的名医傅连暲的治疗，毛泽东病情逐渐好转。
10月22日，陈毅从上海经香港到达广东梅县的松源，回到前委机关。陈毅带来了在周恩来主持下、由陈毅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央“九月来信”）。中央来信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指出：红军正处于同敌人搏斗的环境中，主要精力应是对付敌人，而不能放任内部斗争，对朱德、毛泽东要顾及他们政治上责任的重要，维护他们的威信，并明确指出朱、毛仍负责前委工作，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朱德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指示，他和陈毅致信在上杭休养的毛泽东，请他立即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
11月23日，朱德主持前委开会，会议决定促请毛泽东速回主持工作，并派部队去迎接。26日，离开红军主力近五个月的毛泽东从上杭蛟洋来到长汀，与朱德、陈毅会合。
从此，朱毛的手重新握在一起。同天，毛、朱、陈在一起召开了一次团结民主的前委扩大会议。此后，从白天到深夜，朱毛经常促膝交谈，商量着如何加强红军的建设。看着他们亲密无间的样子，好像他们之间从来也没有存在过芥蒂。
不久，蒋介石调集闽、粤、赣三省军队对闽西革命根据地进行“会剿”。参加这次“三省会剿”的军队共14个团，在金汉鼎统一指挥下，分三路向闽西革命根据地进犯。
当福建敌军先头部队进抵离古田仅30里地的小池时，红四军前委决定向敌后转移。1930年1月5日，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一、第三和第四纵队先出发，从古田北进连城，挺进江西。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前委和第二纵队暂留古田，并在小池附近诱敌，掩护主力转移后北进。
一天傍晚，阵阵北风卷着稀稀落落的雪花，漫天飞舞。朱德穿着与战士一样的灰色旧棉袄，打着绑带，穿着草鞋，带着警卫员笑容满面地走进所宿营的村里一栋土墙矮屋里。屋里有一位白发苍苍的龙姓婆婆和她七八岁的孙女桂香，正坐在火盆边烤火。老人有一点聋，说话大声一点才能听得见，村里人有时叫龙婆婆为“聋婆婆”。老人其他的亲人都被白匪杀害了，与孙女过着拮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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