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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丛书-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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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苏峰提出的这些侵略中国及亚洲的思路，与同时期福泽谕吉等人的思路基本吻合。这意味着，在甲午中日战争前后，日本民间学术界对华侵略的主导思想和舆论导向已经初步形成。此后半个世纪的日本侵略史表明，日本正是按照“防御于北方，展开于南方”的基本思路进行侵略扩张的。甲午海战后日本人占领了旅顺，割据了台湾作为“南渐”的跳板，在北方占据辽东半岛，1904年又与俄国争夺在我东北的权力而展开了“日俄战争”。此后日本将其势力逐渐扩张至整个东北，1931年策划成立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果真“将太阳旗插上北京城头”，1941年后又将战火从中国大陆烧向“南方”（即东南亚地区）。日本半个多世纪的侵华史几乎与德富苏峰之类的御用文人学者的设计完全吻合。
在《大日本膨胀论》推出之后，德富苏峰在此后的漫长生涯中，一直倾全力宣扬日本的军国主义。他一生写了大大小小、厚厚薄薄的二百多本书，其中包括影响甚大的《昭和国民读本》、《满洲建国读本》、《国民必胜读本》等畅销书，宣扬对外侵略扩张一直是其基本主题。他写的《近世日本国民史》多达一百卷，其中心是宣扬“忠君爱国”。他在1938年出版的《皇道日本的世界化》（明治书院）一书中，继续宣扬他在《大日本膨胀论》中的观点，并进一步以所谓“皇道”理论作为其理论的基础。他认为日本今天登上中国大陆，就像鲑鱼和鳟鱼从河里游到海中，再从海中游到河里，就像燕子和大雁，每年春天和秋天都要迁徙和转移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们大和民族是从何处来的？现在还不能明确断言。但除了日本岛上的土著外，其中一大半是从大陆来的，另一半是从太平洋来的。这样看应该没有错。
本来，在我国有北进南守一说，也有南进北守一说，这些都意味着回归到故乡的某个地方。全部的事实是，北进又南进，南进又北进；又是大陆，又是大洋。如此膨胀漫延，即回到祖先的故乡。
我看现在我们大和民族的状态，就像燕子、像大雁、像鲑鱼、像鳟鱼，各自在进行着本能的行动。（《皇道日本的世界化》第2～3页）
他认为，以前日本民族长期以来就像蝾螈和蓑虫一样闭守在日本诸岛，并非命运注定如此，相反，“日本民族本来是雄飞世界的人种，不幸机会没有成熟。换言之，雄飞的训练所需要的时间过于漫长”。他指出，“皇道的世界化的理想，是我国肇始以来就有的理想，但每每想实行，每每遭受挫折”，如丰臣秀吉（丰太阁）的征韩。而到了明治天皇时代之后，雄飞世界、布皇道大义于四海才初露端倪。他认为“满洲事变”、“###事变”就是日本皇道世界化的标志。他说现在日本进入中国，是日本“以国运做赌注”，日本“在大陆经营上不止走出了一步，而是走出了数步，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所谓背水一战，就是今天的情形”。
除了大量地著书以外，德富苏峰还在几十年中，先后控制《国民之友》和《国民新闻》等重要舆论喉舌，在影响和操纵国民舆论方面不遗余力。在日本的侵华战争及所谓“大东亚战争”进入关键时刻的时候，他图9竹越三叉像还积极组织策划全国的文化人、学者、文学家，为侵略战争效力，美其名曰“文学报国”、“言论报国”。1942年5月，他出面担任日本文学家协力侵略战争的最大团体组织“日本文学报国会”的会长，同年12月又出任日本新闻界协力侵略战争的最大团体组织“大日本言论报国会”的会长。日本战败后，盟军当局理所当然地将德富苏峰列为“A级战犯”（最严重的战犯）嫌疑人将其拘禁于自宅内，等候处分。但1947年后，由于“冷战”状态的形成和美国的基本政策的变化，对日本战犯的惩治不了了之。1947年9月，德富苏峰被解除拘禁，到1952年又被解除“公职追放”令，使其完全获得了自由，并继续写完他的《近世日本国民史》。
日本近代化的设计师福泽（8）
与德富苏峰同属于民友社的学者、评论家竹越与三郎（竹越三叉，1865～1950）几乎同时出版了题为《###论》（1894年8月民友社）的小册子，也极力鼓吹对中国发动并扩大侵略战争，与德富苏峰的“膨胀论”一唱一和。竹越与三郎在《题〈###论〉》中，开门见山地指出：
如今我陆军以横扫牙山之兵，迫近平壤，海军也已在南阳湾打胜，逼近威海卫。海陆并进，将太阳旗插上北京城的日子，决不会遥远了。
此时，国民惟陶醉于胜利之中，但是要问为什么要征讨清国？人们至多只能回答：清国妨碍朝鲜独立之事业，所以要征伐它。但是日本国民必须征伐清国的理由，远不止这些。他们在朝鲜的不法不义，不过是给我们造成了一个出师的机会。得到皇天特宠的日本国民，为了实现自己的天职，亦为了国民之自卫，作为国家千百年之长久大计，必须征伐清国。本书虽为一小册子，却要代日本国民言其所欲言，阐明其不能言者也。
因此，《###论》实际上是“征伐###论”，也是一份赤裸裸的战争叫嚣。全书分十章逐一论述了为什么必须征伐中国，怎样征伐。竹越与三郎说，从政治与地理上看，现在天下大势已变，作为偏僻小国的日本必须“展开与大陆接近的大运动”，向外寻求扩张，因此小日本必须变成“大日本”；而日本在对外扩张中的最大忧患，不在欧美而在清国。我们要建立大日本，而清国却要妨碍我们这个大运动。他指出，从历史上看，“清国具有侵略的、山贼的性质”，其国民一旦自负其“大”的时候，对邻国也最危险，而其自负，如今已达到了顶点，成为“大日本”的绊脚石。而且，竹越与三郎引用英国威兹尔将军的话说，“未来可以将世界淹没的人种只有###人”。###这个国家政治上无能，人数上却占优势，“大日本”的威胁当然来自他们。竹越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日本应与###结盟以抵挡西洋人，维护东亚和平，这简直是荒谬无稽的看法，在他看来搞什么“日清同盟”，只不过增加了清国的权力。要搞同盟，日本毋宁与英俄法三国搞同盟，以便登上世界舞台，日本不但不能与清国搞什么同盟，而且一定要与它兵戎相见。竹越称：“不动兵就不能震慑清国人”，“传播文明于世界，正如古希腊所做的那样，是我国的天职，而首先要将文明传到###去，就必须借助兵火之光，以醒其目，别无他途”。他进一步提出，日本战胜后，一定要多多索取清国的“赔款”，因为需要“以赔款来供养我们的战斗力”……竹越与三郎的上述言论，与福泽谕吉、德富苏峰等人为代表的日本学术文化界的主流言论完全一致，可以说是“膨胀论”的一种展开和补充。
二、“###分割论”
“###分割论”是日本侵华理论的另一种形态。所谓“###分割”，在日语中有两层意思，一是“分割###”，即由日本主动将中国分割；另一个意思是“###被分割”，即认为中国在列强的侵略中四分五裂，成为列强的属地。
关于第一层意思，早在明治维新的六七年后，就有人明确提出日本应将中国分割为南北两部分。这个观点是1873年4月由江藤新平（1834～1874）在《###南北两分论》中提出来的。江藤新平是明治维新功臣之一，曾在明治政府中任副议长、司法卿等高官，一贯主张对朝鲜和中国实施侵略。他曾与另一个明治维新###西乡信纲一起鼓吹“征韩”（立即出兵侵入韩国），后因西乡在政治派别斗争（西南战争）中兵败身亡，江藤也被贬谪解甲归田，成为在野人士。而也恰在被贬回佐贺老家后，江藤新平进一步将“征韩论”发展为侵略中国的“###南北两分论”，并在周围同道中进行宣传。不久，江藤因参与策划反政府的叛乱被捕并被处死。江藤新平至死仍念念不忘实施他的“###南北两分”的侵华计划，在狱中赋一首汉诗曰：“欲扫胡臣盛本邦，一朝蹉跎卧幽窗，可怜半夜潇潇雨，残梦犹迷鸭绿江。”江藤新平在《###南北两分论》中认为，中国虽然版图很大，但气数已尽，不可救药了，现在应该乘朝鲜与日本发生外交纠纷之机，联合俄国将中国瓜分掉。瓜分后中国北部让给俄国，南部归日本所有，然后待时机成熟，再驱逐俄国，整个中国全归日本，届时“圣天子（指日本明治天皇）迁都北京，从而完成第二次维新之大业”。可见，在江藤的计划中，“南北两分”只是手段，而目的是由日本占领整个中国。
江藤新平的“###南北两分论”并进而占领整个中国的狂妄计划，因西方列强的牵制而一时难以实现。二十多年后，日本与俄国为争夺中国东北而爆发日俄战争，江藤的联俄计划归为泡影。从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华，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帝，再到袁世凯复辟帝制、军阀割据，在20世纪初的若干年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社会陷入了一时的混乱，日本及西方列强趁机加紧瓜分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侵华理论又有了新的形态，就是主张在列强的中国瓜分中，日本要攫取尽可能多的领土与权益，这就是另一种形态的“###分割论”。其代表作有两种，一种是中岛端的《###分割之运命》，一种是酒卷贞一郎的《###分割论》。
先说中岛端的《###分割之运命》。
日本近代化的设计师福泽（9）
该书出版于1911年10月，也就是中华民国元年。这是一部以讨论“###分割”问题为中心的论文集，由二图11《###分割之运命》
日本对华宗教文化侵略（1）
宗教作为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一翼，发挥了独有的作用。日军所到之处，必有神道教和佛教僧侣紧随其后。其中，在台湾岛的神道教神社有十几座，在东北地区的神社有二百九十多座，在中国大陆的神道教教会组织有六十多个，有日本当代学者把这些建在中国的神社称为“侵略神社”，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神道教及其神社在日本侵略战争中的作用及功能。日本的佛教也纳入了军国主义体制中，在中国沦陷区建立的寺院、别院、布教所等不下于一百六七十处。大部分佛教宗派都公开宣称支持军国政府侵华国策，许多教派背叛了不杀生的基本戒律，成为鼓吹杀人的宗教。许多佛教上层人士写书撰文，表示支持侵华战争，并为侵略辩护；许多和尚做了从军僧，成为军队一员。
一、神道教在中国的登陆与“侵略神社”的设立
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宗教界在“脱亚入欧”的时代选择中，很快认识到了宗教在西方文化对外传播、对外扩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意识到了和西方国家相比，日本在这方面的落后状态。于是有人提出要优先考虑在中国大陆及台湾、朝鲜等地开始日本的传教活动。明治九年（1876）7月，日本佛教真宗的东本愿寺的谷了然、小栗栖香来上海建立别院，开始传教活动，是近代日本宗教登上中国大陆的开始。随后，日本宗教陆续来中国开展活动，主要有：
第十四章日本对华宗教文化侵略1899年，佛教日莲宗在上海设立寺院
1901年，日本在台湾建成首座神道教神社
1902年，日本神道教天理教派在厦门设立神社
1903年，日本基督教会在天津落脚
1905年，日本佛教真宗本愿寺派在北京落脚
1912年，金光教在上海落脚
1915年，佛教曹洞宗在青岛落脚
1918年，妙心寺派在山东张店落脚
1920年，日本组合教会在上海落脚
1920年，古意真言宗在上海落脚
1924年，西山深草派在厦门落脚
1925年，きよめ教会在上海落脚
1927年，净土宗在青岛落脚
另外还有御岳社、大社教、扶桑教也在青岛、上海等地落脚。当然，并非所有在中国落脚的日本宗教宗派都有对华宗教侵略的动机，30年代之前日本在华许多宗教团体和设施主要是为在华日本人提供宗教服务的，规模也不算大，有些是经当时中国方面的同意才进行活动的。
但是，在台湾的日本神道教却有不同，神道教虽然也受到了中国道教的不小影响，但它是日本惟一的一种固有宗教，日本有些人认为神道教是日本“国体”的基础，《古事记》中记载的“天孙降临”的神话、天皇是“现人神”、天皇家族“万世一系”的观念，成了神道教的基本信念。由于神道教的这种性质，明治维新之后它自然地与天皇制帝国主义国体结合起来，成为地地道道的“国家神道”，而对进入中国的神道教而言，神道教一开始就带有宗教侵略的性质。在对华宗教侵略中，神道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图37“台湾神社”神道教在中国登场首先开始于台湾岛。1895年日本人大举登陆并占领台湾，遭到了台湾人民的顽强抵抗。日本派遣北陆军中将、近卫师团长北川宫能久来台湾指挥镇压。此人在1895年10月28日“战病死”后，日本政府决定在台湾建立神社，将北川宫能久作为“神”来祭祀。到1901年，神社建成，命名为“台湾神社”（后改名为“台湾神宫”），这是日本在中国建立神社的开始。此后，日本有计划地在台湾推行神道教，建立神社。1934年，日本台湾总督府发布《台湾社会教化要纲》，强调要“努力以皇国精神的彻底普及来实施国民精神的教化”，要让台湾人体会“崇敬神社的本意”，并规定“将神社作为地方教化的中心”。而“台湾神宫”建成后，自然就成了台湾岛最大的“教化”神宫，日本总督当局规定每年十月八日作为台湾神宫例行的“祝日”，全台湾岛都放假，而学校的学生则被强制必须到“台湾神宫”搞“新年参拜”、“毕业参拜”，一有机会就组织学生集体参拜。
为了树立神道教的权威和中心地位，日本人还对台湾当地具有中国地方传统的宗教及其寺庙进行强制性清除，名为“寺庙整理”。关于“寺庙整理”问题，日本当代学者宫本延人在《日本统治时代寺庙整理问题》（天理教道友社1988）一书中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林景明先生在《日本统治下台湾的皇民化教育》（东京·高文研1997）一书中，则以自己的亲眼所见，记录了当时“寺庙整理”的现场情况：
新义州的桃园郡守，决定将一个很大的寺庙拆掉，自己亲临现场指挥。他将壮丁团的人集合在布满纸钱灰烬的寺庙前面，说道：“日本国民没有参拜寺庙的必要。而应该参拜神社！”然后下命令：“哪一位先来动手拆？”但是谁都怕遭报应而不敢出手。郡守见状，从庭院走上台阶，站在神殿的高处，说：“哪有什么报应？你们既然那么害怕，看我来开个头！”说罢要走下台阶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太激动脚下没留神，一脚踩空而摔了一个跟头，脚崴了，疼得他大叫了一声。
“瞧啊！遭报应了不是？”此事一时在台北州流传开来，而这座寺庙也因此而幸免于难。（《日本统治下台湾的皇民化教育》第41～42页）
日本对华宗教文化侵略（2）
据林景明讲，不光是寺庙，日本总督府连台湾各家庭祭祀祖先的灵坛也让拆掉，而以祭祀天照大神的牌位取而代之。
据日本当代学者辻子美先生在《侵略神社》（东京·新干社2003）一书中提供的表格，日本占领和统治台湾期间，在台湾建立的主要神社如下：
神社规格神社名称所祭祀的神建立年月官币大社台湾北白川能久等三神1900年9月18日官币中社台南北白川能久1925年国币小社台中北白川能久等三神1911年2月28国币小社新竹北白川能久等三神1916年9月26日国币小社嘉义北白川能久等四神1926年12月24日县社开山郑成功1896年7月25日县社宜兰北白川能久等四神1901年3月7日县社基隆北白川能久等六神1911年2月23日县社高雄北白川能久等二神1912年12月5日县社台东北白川能久等三神1912年12月27日县社花莲港北白川能久等三神1915年8月19日县社阿堠北白川能久1918年1月23日县社澎湖北白川能久等三神1934年7月23日除台湾外，在中国，被日本神道教渗透较为严重的地区还有东北三省。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利后不久，于1905年10月最早建立了安东神社，来祭祀天照大神。接着，1908年建立平山神社，1909年建立抚顺神社，辽阳神社等，后来又建立了长春神社（后称新京神社）、大连神社等。在伪满洲国成立时，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神社已达四十多座。到1945年统计，神社已多达二百九十五座。1936年，日本外务省专门出台了《在满洲国及中华民国神社规则》，对这些神社的性质、作用、管理和参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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