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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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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杂芍饕宓恼撸砺匏咕每剂俗�1990年以来的第一次复苏。然而，当叶利钦恢复了他的神志后，于1999年5月解除了普里马科夫的职务，使俄罗斯返回到先前的新自由主义道路。
当叶利钦在1999年的支持率持续降到低谷时，这个政权再次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如果在2000年6月以前要求马上举行总统选举，如何才能保留其权力？根据宪法，叶利钦不得参与竞选。对公众意见的调查表明，主要候选人是久加诺夫和普里马科夫。不管是共产党的久加诺夫还是中间派的普里马科夫入主具有全权的总统办公室，都将威胁到寡头政治的新自由主义政权的存在。
为了抢在这种可怖的可能性发生之前行动，叶利钦任命了以前不为人知的国内情报部门的首领普京为总理。然后，在1999年新年除夕，叶利钦辞去了总统职务，任命普京为代总统。普京立刻对叶利钦及其家庭所可能犯下的任何罪行都给予了特赦，并宣布不存在对财产的再分配，以保证寡头政治家继续拥有其大量的财产。由于赋予总统像沙皇一样的巨大权力，对新闻媒体的全面控制、对选举的明显操纵，再加上对车臣共和国的“独立”发动了一场临时的受到欢迎的战争，普京得以在2000年3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由于普京逐步提升了虚弱的俄罗斯国力，并且在国际事务中比他的前任总统表现出更加独立的姿态，因而俄罗斯的政权开始趋向稳定。
1999年以来，国际石油价格激增，依赖于石油出口的俄罗斯经济迎来了温和的复苏。然而，高石油价格不会无限期地持续。当石油价格回复到更正常的水平时，俄罗斯将可能重新开始长达十年的衰退，这次衰退将使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总值大大降低。俄罗斯人美好未来的唯一希望，在于摆脱新自由主义的策略。
大卫·科兹 弗雷德·威尔
2001年5月
英文版序言（1）
本书的作者之一大卫·科兹，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的一位经济学教授；另一位弗雷德·威尔，则是一名常驻莫斯科的记者。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各自从自己的专业出发，饶有兴趣地同时目睹了在苏联所发生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那时，似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正在催生世界上第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体制。也许，由于苏联那种高压政体和僵化集中的经济的埋葬，某些真正的社会主义残余会因为俄国革命思想的激发而幸存。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似乎有可能成功地释放出苏联历史中好的成分，同时消除苏联体制中那些不良的方面。
事情并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体制的尝试反而导致了它的解体。到戈尔巴乔夫掌权6年之后的1991年末，苏联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15个新的主权国家，建立资本主义的尝试也取代了戈尔巴乔夫革新和民主化苏联社会主义的构想。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谁也没有料到。
本书的两位作者首次会面是在1991年夏的莫斯科。我们讨论了眼前所见的苏联解体。西方媒体充斥着各种关于下层群众撼动苏联体制并群起而攻之的故事，似乎它的不可避免的经济崩溃突然令苏联精英们再也无力捍卫和拯救该体制。然而，这和我们的看法是不一致的。我们是从自己特殊的知识背景和经验出发，来看待苏联的解体过程的。我们发现，各种常见的解释是不真实的，也与证据不符。
大卫·科兹是一位经济学家，专门研究苏联和其他地方的经济史的制度变迁过程。该专业需要各种有关促进和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技术发展与阶级利益的相互影响、经济和政治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等方面的知识。他花了多年的工夫去研究那些使得社会经济体制得以延续以及那些造成或者渐进或者激进的变迁的各种因素。在考察1991年的苏联解体时，他发现，苏联的经济困难虽然严重，但它似乎并不能为苏联体制的迅速瓦解作出满意的解释。除了经济衰退，还有别的力量起了作用。
弗雷德·威尔是《印度时报》驻莫斯科的通讯记者，也是《加拿大新闻》和加拿大国家通讯社的特约撰稿人。在多伦多大学，他学的是俄罗斯和苏联历史，对现代化和民主化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各种观念特别感兴趣。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他曾游遍苏联和东欧各地，之后于1986年以记者的身份来到莫斯科工作。1987年，他和一位俄美混血妇女玛丽姆·莎米恩（Mariam Shaumian）结婚。威尔在苏联四处奔波，报道改革的进展、失望和失败。他私下里结识了许多苏联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这些人大多玩世不恭。和苏联精英奋力捍卫该体制到底的传言不同，他发现，到了1991年，他们中许多人不仅不再支持改革社会主义的努力，而且乐意倒向资本主义的怀抱。
我们两人讨论了这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事件，探讨了如何才能理解它们。我们的结论是，苏联体制的瓦解，不是源于与经济崩溃一道而来的群众暴动，而是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1992年，我们决定写一本书，探讨和阐发这种对于苏联解体的不同寻常的解释。
研究工作花了几年的时间，不仅涉及苏联的终结，而且覆盖了其后的范围，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各种扭曲与转变。我们采访了许许多多的当代风云人物，包括苏联政府和共产党领导人及其政策顾问，俄罗斯独立后各种政治派别的领袖，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新的私人企业主和工会领袖，以及一些外国（非苏联/俄罗斯）专家。我们研究了苏联和俄罗斯历史，阅读了苏联、俄罗斯和外国人士作出的各种当代记述和分析。
事情总是这样，研究过程往往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原来的观点进行修改和补充。然而，我们发现，我们的中心假设得到了各种证据的支持，它较好地解释了苏联解体及其随后发展的特征，除非如此，否则事情就很难解释。我们希望，本书给出的解释能够澄清有关这些事件的种种谜团，使人们有可能从苏联经验中发现有益的启示。
我们的解释分工是协调一致的。我们两人一起拟定了本书的主要观点和写作大纲，一起筹划了研究和采访事宜。除了纯粹涉及经济发展的那几章，其他各章的组织和写作规范都是我们共同商定的。记者们往往面临着纠缠不休的截稿日期，而学者们则享有充裕的研究和写作时间。因而，与人们从一个由经济学家和记者组成的队伍中所期望看到的相反，经济学家科兹写作了各章的草稿，而威尔加上了评论和修改意见。同时，科兹在本书中还特意采用了他七访苏联/俄罗斯的访谈录，虽然大部分此类记录都来自于威尔数次对苏联社会重要人物的访谈。“大卫·科兹与弗雷德·威尔”一词，正是用来传达这类有关第一作者、第二作者的专门信息的。
大卫·科兹 弗雷德·威尔
1996年5月
。。
致 谢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许多人各种各样的帮助。慷慨接受采访或为采访提供帮助的人有：卢德米拉·布拉夫卡，亚历山大·布兹加林，斯蒂芬·F·柯亨，约翰·赫尔墨，塔加娜·科里亚吉娜，尼霍拉斯·科兹洛夫，伯纳德·洛因，罗伯特·J·麦克因特，斯塔尼斯拉夫·曼什库，阿纳托雷·I·米柳科夫，弗拉基米尔·潘赫欣，约翰·西蒙斯，弗拉基米尔·苏哈列夫，阿尔别尔特·托乌塞恩，雷恩·图尔格翁，卢德米拉·瓦尔塔扎洛娃。
给我们提供未出版的数据、资料和其他重要信息的人有：根纳德·阿申，弗拉基米尔·吉姆佩尔松，谢尔盖·格里戈里耶夫，格里戈雷·科托夫斯克，奥尔加·克雷什塔诺夫斯卡娅，赫里斯·拉涅，戴维·赖因，瓦季姆·拉达耶夫，马希姆·舒凡洛夫，斯蒂芬·怀特。
为本书部分或全部草稿提供过有益评价的有：卡伦·普费尔，洛纳德·萨尼，威廉姆·塔曼，托马斯·韦斯科夫以及洛特雷格出版社两名匿名读者。
给我们开展研究和准备写作提供过其他形式的帮助的人有：卡伦·格拉巴特，戴维·赫奇凯斯，迈瑞里·玛敦，罗伯特·洛茨斯坦，叶利扎韦塔·沃兹涅先斯卡娅。
当然，本书所有的不足均由我们负责。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马萨诸塞州立大学教员研究资助项目、研究生院各位院长、社会与行为科学系的大力资助。
苏联体制（1）
第1章
导论
1917年，苏联脱胎于一个贫穷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它的前身俄罗斯帝国，由于人口众多、土地广袤、横跨欧亚战略要地，曾在历史上显赫一时。但落后的经济、独裁的政府，使革命前的俄罗斯根本无法与世界强国——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相抗衡。俄罗斯的西部城市那时已建起大型工厂，这主要是西欧资本输入的结果。但直到1917年，俄罗斯的经济仍然远远落后于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大国。
1980年，即俄国革命60多年以后，苏联成了两极世界的一极。它变成了一个拥有亿人口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国家。按照诸如人均寿命、热量摄入量、识字率等标准，苏联已经赶上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它给世界上许多国家提供过经济和军事援助。它也是许多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头羊”，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许多更为普通的领域，从稀有金属、无焊缝铁轨焊接机，到眼科医疗设备，它都是世界上领先的。它的艺术家和运动员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加上它的华沙条约盟友，它在军事上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堪称势均力敌。
苏联的无可否认的经济成就是与它的长期问题相伴随的，资源被无效地利用，许多苏联产品特别是消费品质量低劣。在声名狼藉的毫无效率的零售分配体系中，顾客在购买日常用品时必须面对长长的队伍。消费性服务，从理发到家具维修，即使有的话也是糟糕透顶。建筑工程似乎永无休期。苏联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也在急速上升。
西方评论家往往强调苏联的失败，但它的成就之巨大是谁也否认不了的。第三世界人士则特别关注苏联工业化的速度。苏联从一个乡村的、农业的国家一跃而成为城市化的、工业化的国家，其速度之快，历史上绝无仅有。
苏联的这些变化和成就，是在一种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下取得的。虽然资本主义体制，例如美国、德国和日本的资本主义，在许多细节上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拥有一些共同的根本制度。在这三个国家当中，大多数产品都是由大体上属于富有的持股者所有的私营企业生产的。市场是经济行为的主要协调者，利益激励是最大的推动力。苏联体制根本不靠这些制度。在苏联，几乎全部的产品都是国有企业生产的，在莫斯科是通过制定好的国家计划，而不是分散化的市场力量，把经济协调起来。推动经济运行的是完成中央计划指令，而不是追求利润。在纽约和东京司空见惯的生意，如果由一个苏联公民来做，那在莫斯科就是犯罪。
西方分析家们把这种体制叫做“共产主义”，苏联官方则称它为“社会主义”，而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一个未来的无国家、无阶级的社会。历代的西方社会主义者，由于厌恶苏联专制的、压迫的特征，因此对它是否称得上社会主义抱怀疑态度。也许，它的最中性的、最准确的标签是“国家社会主义”，即既拥有往往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经济制度，又拥有苏联体制所典型具有的、经济和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政体。
1990—1991年间，在这短短的两年之内，由列宁及其后继者所建立起来的强大体制，就这么崩溃了。70多年统治地位无人撼动的庞大的苏联共产党，很快就被解散。它所推行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轰然坍塌，在其废墟上资本主义乘虚而入。甚至苏联的民族国家也解体了，取而代之的是15个新的国家，它们中有些也很快陷入了边界冲突和内部暴乱。苏联已颓然倒下，它的经济崩溃了，它的人民突然贫穷了，它的文化凋零了，它的运动员和科学家移民了，它的强权地位已烟消云散。
称这一过程令人惊讶一点都不过分。历史上有过多次大国衰落的事件——但从来没有一次发生得这样快、这样出人意料。像苏联这样一个经济上和军事上都十分强大的实体突然坍塌，而且根本就没有什么外部入侵和内部暴乱，在现代历史上实在少见。
这就引出了一系列问题。为什么苏联革新体制的尝试，即所谓的“改革”，反而导致了它的终结？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苏联体制终结之后，紧接着是如此快速的经济和社会衰退？为什么在苏联实现向民主和资本主义的转变如此困难重重？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替代性发展模式的可行性上，这些事件告诉了我们什么？它们是否真的表明，资本主义是现代世界上唯一可行的社会经济体制，任何建立一种更加团结、更加平均的体制的尝试都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
苏联体制（2）
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曾经提出了各种有关苏联垮台的解释，但占上风的解释只有两种。一种解释是，苏联垮台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缺乏生机造成的。按照这种解释，苏联的计划经济已经失效，根本不可能改革，唯有资本主义才是可行的选择。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那时就有文章声称计划经济无法运行。
这种有关苏联垮台的解释何以不能自圆其说的证据，在于苏联社会主义在垮台前所取得的6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虽然它在70年代和80年代遇到越来越多的经济难题，但它还在推动经济增长，尽管在80年代末速度有所减慢。正如我们将在第5章表明的，现有证据并不支持这种观点，即由其自身内部矛盾引起的苏联计划经济的萧条，解释了该体制的终结。
另一种有关苏联垮台的权威解释强调民众对该体制的自下而上的反对。在这种观点看来，一个基于强权的社会只有在它的领导人有能力随意使用镇压工具的情况下才能存在。一旦真的进行自由改革，就会给人民以打破锁链的机遇。当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没有使用武力去捍卫现行体制时，这点就很清楚了：来自下层的群众运动通过选举、集体游行、罢工和分离运动等，终于和平地瓦解了现行体制。受压迫的人民把票投给了资本主义，受压迫的民族主义者从莫斯科的樊篱中获得了自由。
虽然许多普通苏联公民确实表达过对现行体制的不满，但这第二种解释同样有着严重的缺陷。尽管大多数苏联人民和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一样，希望市场力量在苏联经济中起更大的作用，但民意调查显示，只有少部分苏联人想要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快速转向资本主义看来并不是民众所希望的发展道路。
同样，除了几个小共和国之外，绝大多数原苏联人民都想要保留联盟。就在联盟解体九个月前，一项旨在保留联盟的全民公决还是赢得了的票数。虽然人民希望进行经济和政治变革，但他们显然既不想要资本主义，也不想要政治解体。这让人不得不对认为民众压力和群众革命能够解释苏联体制的终结和转变的观点表示怀疑。
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所提供的解释，比上述把苏联垮台归因于不可避免的经济崩溃或者群众革命的观点更加没有说服力。一些苏联官员抱怨说，外来压力动摇了苏联。但主要的西方势力在苏联体制刚刚建立时就已经这样做了，它们确实曾使出所有的压力想去击败它。如果它们在苏联仍然弱小和落后的时代尚且未能得逞，那么在苏联已经达到其国力和成就巅峰的时候却能成功，这难道不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么？
旧政权的其他拥护者提到过苏联内部高层的背叛。按照这种观点，戈尔巴乔夫总统打着改革和复兴苏联体制的旗号，实际上干的是破坏它的勾当。但细心阅读戈尔巴乔夫的言行记录，就会发现他是诚心诚意地想要革新社会主义，而不是用资本主义来取代它。甚至在1991年未遂政变之后，戈尔巴乔夫此时再坚持社会主义已毫无所得了，但他还是坚持要这样做。再说，他也为了联盟的完整一直奋斗到最后。
上述四种观点都有其正确之处。苏联在斯大林时代所采用的、之后在改革前一直未受根本触动的、独特的经济管理形式，确实有着严重的缺陷，而且时间越长就越严重；苏联人民要求自由和民主的呼声，确实也在体制终结中起过重要作用；西方的压力也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即使戈尔巴乔夫本人没有，他的一些高级助手也确实放弃了社会主义的信仰，而那时他们仍然占据着有影响的位置。然而，这些因素中没有一个，甚至加在一起也不能充分地解释事件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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