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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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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傲慢无礼的老板派头，学会耐心做说服工作和学会妥协，而不是作出绝对命令。苏联政府官员平日里花言巧语，声称工人阶级的国家比西方有更多的民主，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改革措施虽然没有对党—国精英的职位作出很大的改变，但是，它却意味着这些精英分子所真正关心的物质利益和权力的减少。
党—国精英中确实有一些人相信社会主义的理想，而且坚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来实现这些理想。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至1991年的著作、演讲和行为表明，他从来没有放弃过社会主义民主的理念。在1992年10月，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坚持说他仍然支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表示原来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丝毫不包含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偏离”。他认为“转变经济体制、理顺社会主义内部的关系，使之更有效率”，这才是改革的正确的目标。叶戈尔·利加乔夫在最近出版的备忘录中甚至还把那些不友好的批评家当作是社会主义理想的真正信仰者。那些信仰社会主义的党—国精英，热情响应苏联社会主义改革和民主化的号召。但是，他们在数量上十分有限。
第二种主要观点认为应该回到原来的旧体制，只能作点滴的改革。共产党应该继续执政，应该继续在莫斯科指挥经济的发展，政治生活也应该回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党—国精英为什么不能坚定不移地回到这一地位，就像他们告诉我们的消息中所说的呢？
大多数的党—国精英确信原有的体制需要作很大的调整。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旧体制越来越没有效率。这些党—国精英都不愿意为这种效率越来越低下的体制负责。如果这种效率的下降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最后，他们是无法维持自己的统治的。不支持改革，党—国精英也会感觉到压力。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改革的方向确实有多个。大多数人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与党—国精英所坚持的个人利益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但是，这种观点与第三种观点是完全不同的——这第三种观点，在以前看来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就是向资本主义转变。
乍看起来，党—国精英主张选择资本主义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想一想，一个天主教徒会突然之间变成无神论者吗？美国商会难道会呼吁私有企业的国有化吗？教友会教徒会把一年的奖品颁发给一个像绵羊一样软弱的人吗？然而，苏联的党—国精英最终却拥抱了他们曾经在意识形态领域强烈反对过的敌人。如果有谁去对这种转变作一些审查，他就会发现这种转变不仅自然而且还特别合乎逻辑。
党—国精英为什么会拥护资本主义（2）
党和国家的领导成员由于位居精英层确实有许多物质上的利益。和一般人相比，他们的工资收入很高。由于工作需要，他们可以使用豪华汽车。他们可以住进豪华别墅。通过特殊安排，他们可以得到质量上乘的食物、饮料和其他消费品。通过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能确保小孩进入最好的学校读书。
苏联精英分子的物质利益虽然是大大增加了，但是，如果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精英相比，他们在物质上所享受的特权也就相形见绌了。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在苏联体制下，社会上层和底层之间的收入差别，比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差别要小得多。一个苏联大企业的总经理的报酬大约是一般产业工人的4倍，而美国企业总裁的报酬一般是普通工人的150倍。
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收入从来没有公开过。但是，《星火》杂志编辑、苏联精英分子的猛烈抨击者维塔利·科诺提奇在1989年声称，政治局委员们的收入每月在1 200卢布～1 500卢布之间，最高领导层的收入也最高，大约每月2 000卢布。当时的苏联企业一般工人的收入大约是每月250卢布。因此，在苏联体制下，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是一般产业工人的8倍。1993年，在美国，产业工人的平均收入大约是每年万美元。这种工资水平的8倍那就是一年20万美元。而美国高层精英每星期的收入都超过这个水平。
苏联高层领导拥有舒适的住房，但是，它也不能和美国公司和政府部门的高层领导的私人住宅相比。戈尔巴乔夫总统本人住的是一套有四间住房的、外表很普通的房子，坐落在列宁山区。紧邻着是希武德那兹将军的家和另一个不知名人士的家。苏联前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在退休之后，在莫斯科郊外有一个舒适的家，但是，要是在美国，一个比较成功的医生和律师就可能拥有这样一栋房子。尼古拉·雷日科夫的财富和权力是无法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级官员相比的。
对于苏联党和国家的中级和下层领导来说，物质方面的报酬就更加有限，要知道，苏联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超级强权国家之一。美国研究苏联政治问题的专家杰里·霍克（Jerry Hough）这样来描述他们的状况：
相比较而言，苏联行政人员的工资很低，而且生活状况很可怜。明斯克（白俄罗斯共和国首都）党委第一书记和妻子、女儿女婿一起生活在一套两居室的房子里，而有一些高层领导和妻子住的是在列宁格勒的一居室的房子。
苏联党—国精英不仅在物质生活条件方面比西方国家的领导要差很多，而且，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他们这种生活水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他们个人职位的临时津贴来维持的。党—国精英所享受到的奢侈品——豪华汽车，较大面积的住房等——都是工作需要的补贴，而不是私人财产。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合法的途径积累物质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积累了一定物质财富的苏联领导人总是担惊受怕，唯恐有一天被人发现或被起诉，因为这样的事情总是时有发生。而西方大公司和政府的领导人除了有与工作有关的临时补贴外，还拥有个人的财产（一般来说，这些政府领导在进入政界之前曾经是以做生意为职业的）。
在美国和英国，当一个政府领导人失业时，他的私有财产可以维持家庭的消费水平。但是，苏联领导人的特权却是靠领导位置来维持的。即使是高层次的精英们也害怕招致他们的上司的不高兴，他们知道一旦失去职位就意味着要失去与职位相联系的权力和威望，而且也意味着要失去与职位相联系的目前的生活水平。而且，没有什么物质财富可以传给自己的子孙。
在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关于西方国家的信息传进了苏联。各种西方的影视节目在苏联上演，到西方观光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苏联党—国精英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级别成员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巨大差别。我们上面所谈到的苏联问题研究专家杰里·霍克，在介绍苏联领导人的可怜的生活状况之后，继续指出：“在这种行政制度下的政府官员，如果在西欧政治制度下，可能生活好得多，现在他们也知道了这一点。”霍克认为，可能就是这一事实使得苏联的体制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当许多原苏联党—国精英最终认识到不值得为这一政权制度奋斗并且放弃奋斗的时候，这一政权制度也就倒台了”。 。 想看书来
党—国精英为什么会拥护资本主义（3）
当然，既然党—国精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生活得更好，而且他们也知道了这一点，那他们为什么不放弃对原有制度的捍卫呢？这个注重实际效益的、只注重个人利益的集团，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改变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支持以资本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就可以允许他们拥有生产资料，而不仅仅是对它们进行管理。他们就可以合法地积累个人财富。他们就可以不仅仅是通过自己的社会联系和影响，而且可以直接通过财产的转移，来保证他们子孙的前途。
改变自己信仰的唯一障碍就是意识形态。那些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人，要实现这一转变确实是不容易的。当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1991年下半年垮台的时候，一些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人由于他们所献身的事业的失败，因为感到巨大的精神压力而自杀或者从此一病不起。但是，这毕竟只是一少部分人。大多数注重实际效益的人就像他们早年一样，很快就改变了信仰。
两代人之前，也就是在1939年，在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和约以后，苏联党—国精英一夜之间从反对德国法西斯转变到批评英国帝国主义野心。两年以后，当德国侵略苏联时，他们又立即转变立场开始反法西斯主义。诸如此类的意识形态的迅速转变，很早以前就在苏联高层领导中表现出来了。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共产党的纪律已经完全涣散，已经出现政治逆流的时候，党—国精英就不得不为自己打算了。事实表明，为了获得那些可以感觉到的私人利益，他们是有能力实现这种信仰的转变的，就像他们的前任们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有能力转向对上级领导唯命是从。
在1991年6月，一个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对苏联精英分子的意识形态进行了研究，大量的经验事实证明，当时的大多数精英分子转而支持资本主义。研究者对记录在案的当时的团体讨论进行了分析。图7—1就是研究的结果。在这次研究中，我们把莫斯科的精英分子包括一些个人划分为知识分子，而不是把他们作为党—国精英，而且这次的研究不是以随机抽样进行的。尽管如此，结果仍然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幅令人惊讶的图景，在苏联上层社会中几乎没有人支持社会主义制度。只有的人被划为“民主社会主义者”，即支持努力改革和实现民主化的社会主义的人。不到10％的人被划为“共产主义者”或“国家主义者”，这与我们的保守派的概念是一致的，他们是对苏联体制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支持者。正如我们在第8章中将要看到的一样，当时的民意测验表明，与这些精英分子完全不同的是，民众从总体上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而只有一少部分人赞成资本主义。
精英分子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这一过程，是怎样被人们认识到的呢？早在1987年，许多党—国精英就开始离开自己的职位而变成了资本家了——也就是说，他们建设的或者说为之奋斗的是新的私人企业。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各种各样的国有企业、社会主义经济被它们的管理者不动声色地、偷偷摸摸地转变成了私人的、有利可图的企业。这一做法在进行了好几年之后，又变成了官方的政策。这一进程的另一方面是由党—国精英来完成的，在1989年到1991年之间，他们从得到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到最后得到叶利钦的支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他们声称他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觉悟，他们认为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是俄罗斯唯一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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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者转变为资本主义者（1）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禁止私有企业活动的法律开始逐渐松动。正如我们在第5章中看到的，1988年关于合作的法律条文使小型的私人企业迅速发展，成千上万的小工厂出现了。一些新的工厂只是在形式上是合作的，实质上却是资本主义企业。到1990年，国家的监管迅速减少，所以资本主义企业越来越公开地发展起来。在1991年末，苏联垮台以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也正式开始，当然，在这之前很久，一些国有实体就开始脱离社会主义的经营轨道。
那么，是谁创造了这些新的资本主义的企业？有一些是技术专家——科学家、工程师、发明家——他们对国有体制的限制感到很沮丧。来自西伯利亚的维勒利·涅维诺夫就是转向资本主义者的科学家的典型代表。他在莫斯科大学的冶金学院完成了研究生学位课程之后，来到了石油丰富的秋明地区（苏联西西伯利亚城市）的秋明大学当了一名物理学讲师。他在石油和天然气生产方面获得了几个发明专利权，包括新的测量方法和监控装置。1986年，他建立了一个与秋明大学合作的工厂，主要从事石油和天然气方面的新技术的利用和开发。1990年，他利用与秋明大学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的联系，转向做石油贸易。到1991年他冒险成立了一家合股公司——赫尔默斯公司，资产达到5亿卢布，在俄罗斯许多城市开办了银行和贸易公司，发行了股票并进行日用品交易。
米克海尔·古拉也是一位科学家，曾经在广播通讯公司和一家军事研究中心的声学研究部门当工程师。1987年，他离开国家部门成立了一个小型的音频和视频录像合作企业，通过一个国有企业代理得到了8万卢布的低息贷款。古拉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背景没有阻止他从事驯鹿角和羚羊角的出口贸易，这些物品在国内被看作是民间药材，即使药用价值不高，但它给从事这一贸易的人带来的利润却是很高的。几年时间里，他就把这家小的企业变成了赫赫有名的国际财团，变成了一家从事进出口贸易的跨国公司，为富裕的俄罗斯人旅游提供信用卡以及从事其他一些活动。
在苏联垮台以后，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为科学家成为企业家的人大做广告。但是，这种情况毕竟也只是少数，而且，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往往就会发现，那些在个体企业中取得了成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技术，而是有着其他许多背景。维勒利·涅维诺夫的巨大成功，来自于在苏联粗放的市场中进行有利可图的西伯利亚石油贸易，他抓住了机遇，而不是因为他的发明创造。米克海尔·古拉的企业，是以公众基金来创办的，是由于世界贸易与金融利润极为巨大才迅速发展壮大的。
在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要想获得生意上的成功，不仅要求有技术知识，而且要求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当机遇出现时，要有能力迅速抓住机遇。广泛的社会联系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对私有企业的管理仍然是十分黑暗的，要想让一家私有企业在生意场上站稳脚跟，就需要有一些有权有势的朋友支持。广泛的社会联系也是在个人资金缺乏时获得财政贷款、让私人投资所得的财富合法化的唯一办法。
在1987年至1991年之间的苏联，机遇的突然出现，主要并不在于生产了有用的商品。一个企业还必须抓住机遇，与获得巨大资助的国有企业竞争，后来这些国有企业都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出卖了。这种巨大的潜在利润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贸易，包括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由于弊端很多，而且价格受到控制，一个精明的经营者可以从国有企业中购买商品，然后再在苏联以较高的市场价格卖出去。另一个更丰厚的利润是可以通过控制廉价的苏联原材料市场，而按照世界市场的价格偷偷出口来获得。
又一个更有利可图的机遇是在金融方面的投机。由于在原材料和期货市场方面有一个逐渐发育的过程，精明的经营者开始在苏联的金或钼上，在美元或日元上投资，由于苏联经济每况愈下，在它们的价格必然上涨之后他们便抛售出去，以此来收敛钱财。
共产主义者转变为资本主义者（2）
生意上的成功并不一定要有专门技术。新的私有企业主要来自于那些有着广泛社会联系和能够在贸易和金融方面辨别、抓住机遇的集团——党—国精英，这一点并不让人感到奇怪。
一个莫斯科研究专家对莫斯科1993年兴起的私有企业进行了研究。通过对267家非国有企业的随机抽样，他发现只有的企业是由有“专家”背景的人来管理的，主要包括科学家和工程师。大约有2/3——也就是——都是由前国有企业的领导控制着。当然，由于这一研究是在莫斯科的所有私有企业中随机抽样的，所以大多数企业都比较小或者说只是中型企业。我们可以说，科学家和工程师作为大的私有企业的创办者，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事实也是如此。
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者奥尔加·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先是对苏联的精英分子，接下来是对俄罗斯的精英分子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在她的指导下，研究组对在1992—1993年间俄罗斯最有影响的企业进行了调查。他们根据每个企业所控制的资本的大小汇编了100家大企业的名单。研究者在进行文件研究的同时，对这100家企业都进行了走访。
图7—2是奥尔加·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对100家最大私有企业创办情况的调查结果。图7—2中的四个方面——（苏联的）共青团员、企业家、银行家和精英分子家族——代表了党—国精英的一部分，他们总共占了100家大企业的62％。科学家只占了15％，另外5％的企业创办者则是被奥尔加·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称为“天之骄子”的人——他们都是一些打破旧体制靠自我奋斗出来的人，与旧体制不相适应，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就试图违反原来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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