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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从可口可乐、麦当劳到迪斯尼，从好莱坞到CNN、NBA，美国文化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强势文化”。由于地方性的语言、风俗习惯和社会生活方式正在被全球范围的对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效仿和跟进之风所吞噬，许多人担心美国文化“正在把所有的其他类型的文化推向一边，从而实现由它来单独统治全球的野心”；“要不了多久，整个世界就会变成完全美国化的一个城镇。”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认为，“当今的全球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美国文化力量的典型产物。”美国保守派的论坛性刊物——《政策评论》也在2002年宣称：“美国的文化实力是美国主宰世界的最深广的力量源泉。美国的单极霸权不仅来自于它的美元多少、人口的数量或军事实力的大小，还来自于它的文化。”　
基于上述事实，美国著名学者肯尼斯·沃尔兹反诘：“哪个国家，或者哪些国家具有物质上的力量和政治上的意志，能够结束美国的‘单极时刻’呢？”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称美国为“不可或缺的国家”。美国战略家保罗·肯尼迪在2002年预测说：“在未来几十年里，美国在军事、经济、技术和文化方面仍将在世界上独占鳌头。”法国外长贝尔·魏德林认为，由于美国目前在世界舞台上处于“史无前例的主宰地位”，“霸权”已不足以体现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超强地位，他建议最好把美国称为“超级霸权”。布什政府在2001年1月上台后，更是全力以赴地高举单边主义大旗，希望建立一个拥有“绝对安全”的“美利坚帝国”。　
笔者认为，在当前的国际政治中，美国与西方其他大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美国在按照自己的理念塑造国际秩序，根据其假定的威胁源，敦促大小盟国配合它的经济制裁、军事打击、维和或“人道主义”干预行动。不管人们是否接受美国是一个“能力大到不能被抗衡的超级霸权国家”，美国无疑拥有下述能力：　　
1。行动和“话语”霸权。当美国决心要做什么时，它可以完全对别国的意见视而不见，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阻止它。美国在2002年6月13日正式退出《反导条约》并加速研发NMD，即为美国拥有行动霸权的最近的一个实例。　
另外，小布什在组建反恐联盟时宣称，“要么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同恐怖分子站在一起”，迫使各国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在2002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布什又给朝鲜、伊朗、伊拉克贴上“邪恶轴心”的标签。而“无赖国家”、“失败国家”的说法也全部出自美国之口，其“话语”霸权可见一斑。　
2。美国在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适合其自身利益时利用它们；在国际组织不支持其做法，或者国际制度妨碍其行动时，“美国就撇开它们并使之瘫痪”（保罗·肯尼迪语）。　　
3。美国可以自行决定军事联盟或军事打击对象，北约东扩的首批吸纳国家——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的确定，科索沃战争与海湾战争结束后对伊拉克的多次狂轰滥炸，都是完全依照美国的意愿来实施的。　
4。美国有足够的力量，在全球威慑和阻止对美国霸权构成潜在挑战的行动。由于美国同其他主要国家之间的压倒性差距，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或非国家集团愿意招致美国“敌意的聚焦”，“那些招致美国敌意的国家和集团（诸如利比亚、伊拉克、塞尔维亚和塔利班）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5。美国拥有维持霸权的强大经济与文化后盾。单从经济与文化上看，预期美国霸权在短期内衰落是不太现实的。　
　　　　　　　　　　　　　　　　　　
　美国霸权的“软肋”
　美国军队是一个使人恐惧的锤子。但是，并非所有的难题都是一个钉子。　
“9·11”事件使恐怖主义“在美国傲视全球的时候以一种有效方式彻底暴露了美国不堪一击的脆弱性”。“9·11”事件也暴露出美国霸权力量的分布是极度不均衡的：其全球第一的军事力量，却无法阻止恐怖分子用民航班机对其发动的“非对称性攻击”，甚至其军事中枢五角大楼也顿遭袭击。这印证了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的观点：“单极的概念是误导性的，因为它过分夸大了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某些领域能够为所欲为的程度……美国的力量不过是貌似强大。”　　
约瑟夫·奈在其2002年1月出版的《美国力量的悖论》（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形象的“三维棋盘论”。奈指出，在全球信息化时代，力量在全球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形式，类似于一个三维棋盘：“在棋盘的第一层，军事力量的分配基本上是单极的，美国的军事力量远远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但在棋盘的第二层，经济力量的分配却是多极的，美国、欧洲和日本占世界产品的2/3；棋盘的第三层是政府控制之外的跨国关系，力量在这一层次的分配已经大大分散化。”　　
我们不妨借助“三维棋盘论”来分析美国霸权力量的分布现状：在军事领域，美国独步天下，但是；“单独的军事力量不能，而且永远不能解决美国力量在‘美国世纪’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正如美军前参联会主席谢尔顿所言，“美国军队是一个使人恐惧的锤子。但是，并非所有的难题都是一个钉子。”在经济领域，欧盟与日本已同美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欧洲国家和日本已经注意到美国经济霸权日渐衰退这一事实，并迅速采取了行动。欧元的流通和欧、日敢于同美国大打“贸易战”即为明证。美国学者克拉克·贾吉指出：“即使在10年前，有谁会想到欧洲人竟能在今天成功地阻止了两家美国大公司（通用电器公司与Honeywell公司）的合并，或者对一家美国大公司（微软公司）提起反托拉斯诉讼？只有经济力量的变化才使得这些行动成为可能。”而在跨国关系领域，如环境退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防止和解救金融危机、根除恐怖主义活动等全球性问题，美国军事与经济力量并不能确保成功，有时还动摇而不是成就美国的目标。　
具体而言，美国霸权的“软肋”，即其面临的挑战，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1。恐怖主义使美国面临空前挑战。
美国目前虽然把反对恐怖主义作为其外交政策的第一重点，但美军仅仅摧毁了阿富汗境内的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势力，美国大众仍然生活在恐怖主义袭击的威胁与恐惧之中，没有太多的安全感。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最近承认：“在阿富汗的战争未能减少对美国的威胁。相反，这场战争由于把潜在的袭击者驱散到了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地理区域内，因此可能已经使反恐怖努力变得更加困难。”美国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最近警告说，美国“在研究核武器或‘脏弹’威胁方面缺乏协调，公共卫生系统在抵御生物战的能力上也有大量薄弱环节”。美国学者迈克尔·考克斯指出，美国在阿富汗的胜利，“仅仅意味着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战斗刚刚开始。”　
2。美国无力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核、生物和化学武器的总称）和弹道导弹的扩散。
根据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统计，目前已有15个国家拥有或正在研发WMD，而在受到美国“关注”的国家（即美国以前所称的“无赖国家”）中，多数已拥有或正在研究开发核技术。　
“9·11”事件之后的炭疽热“恐怖邮件”，已经使美国人心惶惶，而WMD的毁灭性威胁，更是被美国视为其国家安全的头号威胁。在2002年3月，美军在阿富汗已经发现了“基地”组织研发炭疽病毒和生物武器的实验室。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评估，在未来15年里，拥有WMD的国家将达到20个以上，WMD的扩散已呈现难以遏制的趋势。　
在弹道导弹的扩散方面，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统计，全球目前已有32个国家拥有短程弹道导弹，7个国家拥有中程弹道导弹，5个国家拥有洲际弹道导弹。面对空前严峻的扩散趋势，美国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总结说：“全球化时代扩散的不可避免性，使人们更容易获得先进的常规武器和WMD及其投送手段。”拉姆斯菲尔德也被迫承认，美国进入了“坚不可摧的历史被脆弱所取代的新时代”。　
3。美国无力随心所欲地解决与其利益攸关的地区热点问题。
在中东地区，由于美国一向采取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致使巴勒斯坦人民流离失所，整个穆斯林世界的13亿民众对此极度不满。目前，以色列总理沙龙的军事镇压与巴勒斯坦人的“人肉炸弹”反击此起彼伏，中东局势已完全失控。布什政府虽然被迫在2002年6月24日提出新的中东和平计划，却因该计划过分露骨地支持以色列而招致阿拉伯世界的一致反对。对于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利比亚和苏丹等国家，美国也一直采取军事打击或经济制裁的强硬政策。许多穆斯林人士都怀疑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永远压制###世界的兴起”。　
另外，亚洲其他地区也存在许多美国现正进退维谷的热点问题，如朝鲜半岛问题、印巴冲突、台湾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等。　
4。美国对诸多的全球性难题束手无策。
在经济与信息高度全球化及全球相互依存度不断深化的当今世界，诸多全球性难题，如4P问题（污染、人口爆炸性增长、贫困和武器扩散）、资源短缺、毒品走私、难民潮、艾滋病蔓延、网络犯罪等，都使美国极为头痛却无力解决。　法国评论家多米尼科·莫西指出：“没有美国的参与，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无法完成，全球化时代仍然未能改变这一事实；然而，新的行为主体的大量涌现，意味着美国单枪匹马几乎不能取得任何成就。”约瑟夫·奈总结说：“美国的力量在经济层次和跨国层次上是无法与美国的军事力量相提并论的……诸多的跨国性问题——如金融流通、艾滋病的传播或全球气候变暖——只有在许多国家的共同合作下，才能够加以解决。在那些只有通过国际集体行动才能取得美国想要得到的结果的领域，我们的力量确实是有限的，美国必须与其他国家合作。”　
在美国不遗余力地运筹帷幄，构筑新世纪的“霸权帝国”的同时，美国一些清醒的学者却没有忘记霸权必衰这一历史的铁律。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最近以《业已坠落的苍鹰》为题，论述了美国霸权不可逆转的衰落趋势，“实际的问题不是美国霸权是否正在衰落，而是美国能否找出一条体面地衰落下去、对全球及其自身的破坏性最小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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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不帝国主义》（1）
　自冷战结束以来，拥有上述超强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实力，把实用主义奉为行动指南的美国，从未停止过对建立一个“美国帝国”的孜孜追求。如上所述，美国在物质和文化上已经建立起实质性的霸权地位，它急切需要一套支持其构筑全球性帝国的理论。历史进入21世纪，美国利用全球因2001年“9·11”事件而对其提供的支持，不但组建了全球性的反恐联盟，而且在阿富汗战争中大获全胜。在此背景下，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赛贝斯欣·麦雷贝在大名鼎鼎的美国《外交》（Foreign　Affairs，2002年3—4月号）上发表了《不得不帝国主义》一文，认为要想消除苏丹、阿富汗、塞拉利昂和索马里等国对国际社会的威胁，必须对它们实行帝国主义政策。该文及其引发的广泛讨论，最终导致了支持美国建立全球性帝国的两大理论——“失败国家论”和“新帝国主义论”的出台。　
哈佛大学教授、世界和平基金会主席罗伯特·罗特伯格在美国《华盛顿季刊》（2002年夏季号）上刊登了《民族国家失败的新实质》一文，认为目前在世界191个民族国家中，有少数可以归类为失败或崩溃国，如阿富汗、安哥拉、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苏丹这7个国家。还有几十个国家处境衰弱，属于重要的失败国家的候选国。罗特伯格开出的“药方”是：当务之急应是巩固衰弱的国家以免其失败，因为这比在国家失败或崩溃之后再复兴它容易得多；至于如何具体实施对这些失败国家或衰弱国家的救助，他并未提及。　
与罗特伯格相比，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却提出了救助失败国家的具体“药方”：对它们实行“新帝国主义”。库珀在《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帝国主义？》（英国《观察家报》，2002年4月7日）一文中，把全球的国家分为三类：（1）前现代国家，主要指前殖民地，如索马里和阿富汗；（2）后帝国、后现代国家；（3）传统的“现代”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或中国。库珀认为，由失败的国家组成的前现代国家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解决这种威胁或者混乱可以有许多办法，然而卷入是危险的，干预则会旷日持久。最符合逻辑的办法，同时也是过去最经常使用的办法是殖民化；从目前看，建立一个有效地、井井有条地输出“稳定和自由的世界”显然是可取的，这就是所谓的新帝国主义。
库珀写道：在古代世界，秩序意味着帝国。那些在帝国以内的人有秩序、有文化并且有文明。在帝国以外则存在着野蛮人、混乱和无秩序。　
通过一个单一的权力中心实现的和平与秩序的形象一直是强大的。但是帝国的设计是不完善的，不能促进改革。要使一个帝国统一起来通常需要一种独裁主义的施政作风，因为改革将导致不稳定。在历史上，帝国一直是稳定的。　
但是，在欧洲取代帝国的力量均势制度也有一种内在的不稳定——始终存在的战争危险。1945年之后，最终的简化把欧洲的多边力量均势变成了一个双边恐怖均势。但是它也未能持久。1989年力量均势的结束还标志着帝国欲望的减弱。一个19世纪开始的在欧洲帝国中间瓜分的世界以所有欧洲帝国或几乎所有欧洲帝国的消亡而告终：奥斯曼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法帝国、英帝国和苏联帝国如今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　
作为替代，我们有了两种新型国家。第一，有了前现代国家，这些国家往往是前殖民地，它们的失败已经导致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霍布斯状态：索马里和直到不久前的阿富汗就是这样的国家。第二，有了后帝国、后现代国家，它们不再主要从征服的角度考虑安全问题。第三种是像印度、巴基斯坦或中国这样的传统的“现代”国家，这些国家举止端正，因为这些国家在有了利益之后总是有力量和存在的理由。　
我们欧洲人生活在其中的后现代制度不依靠均势；它也不强调主权或内政与外交的分离。欧洲联盟已经变成一个相互干涉内政，直到日常生活的高度发达的制度。后现代世界的成员不考虑相互对对方的入侵问题。但是现代的和前现代的地区都对我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我们最熟悉来自现代世界的威胁。这个后现代世界必须开始习惯于双重标准。在我们自己中间，我们根据法律行事并通过合作来确保安全。但是，在与后现代的欧洲以外的老式国家打交道时，我们需要恢复以前一个时代的比较强硬的办法——武力、先发制人的打击、欺骗，与那些仍然生活在19世纪世界中的国家打交道所需要的无论什么办法。　
在我们自己中间，我们遵守法律，但是当我们在丛林中作战时，我们还必须利用“丛林法则”。欧洲长期的和平时期已经危险地诱使人们忽视我们的防务，无论是物质上的防务还是心理上的防备。　
由失败的国家组成的前现代世界所构成的挑战是一个新的挑战。前现代世界，是一个由已经失去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或使用武力的垄断权的失败国家组成的世界。完全垮台的国家的例子相对来说较少，但是处境危险的国家的数目一直在增加。在这些地区，混乱是家常便饭，战争是一种生活方式。某些政府竟然以类似于集团犯罪的方式运作。　
前现代国家可能太软弱了，甚至都不能确保它自己领土的安全，更不用说在国际上构成威胁了，但是它可以为非国家行动者提供基地。如果贩毒、犯罪或恐怖主义团伙利用前现代国家作为基地，对世界更有秩序的地方发动袭击，那么，有组织的国家就可能不得不进行还击。如果它们变得过于危险，有秩序的国家无法容忍，那就可能想像出一种防御性的帝国主义。人们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西方对阿富汗作出的反应。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前现代国家的混乱问题呢？卷入一个混乱地区是危险的，如果干预是旷日持久的，那么它就可能承受不了舆论的压力。如果干预是不成功的，那么对于下令进行干预的政府来说，那就可能是破坏性的。但是像西方对待阿富汗那样，让国家走向毁灭，风险可能更大。　
解决混乱问题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