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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天山风云-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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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专家撤离后，李保华、刘淑明、刘庆南、王振坤、杨文先、张明敬、谭政文、杨天云八个人，失去了组织联系。一次偶然的机会，杨文先与领事馆人员接上了头，约定了时间，确定由李保华去接头。李如约独自去城南荒凉的乌拉泊，苏领馆的汽车也向乌拉泊驶去，见李后邀其上车，甩掉了跟李的尾巴。在车中领事馆人员传达了组织的指示，八个人编为一个小组，由李保华任组长，搜集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集中起来由组长和组织联系，并确定李保华如果被捕，就由刘淑明负责与组织接头。为了让领事馆接头人员认识刘淑明，又约定时间，让李保华陪同刘淑明去城隍庙逛市场，领事馆人员也去逛市场，认清刘淑明。
1944年3月17日，警务处来人以处长请谈话为理由，请杨天云和张明敬坐上皮包车（载人马车），径直送入由刘文龙公馆改建的监狱。入监四个月，一天早晨狱卒突然找张明敬，问他李保华家住在什么地方？他回答不知道。看那家伙惊惶的样子，他估计李保华越狱逃出虎口了。
李保华越狱逃到南梁苏联领事馆。苏领馆人员将他藏入木箱中，以外交官行李装入飞往阿拉木图的飞机行李仓中，飞往苏联。他1945年底回国，见到乌兰夫，又投入全国人民的解放斗争。
国民党中央陪审团来新疆，清理盛世才羁押的“罪犯”，释放了不少人员。他们当然不在释放之列，但狱规比较松弛了，“犯人”可以在院内晒太阳。这样，许多战友又会面了。张明敬在交谈中知道了边务处许多前所未闻的情况。西路军左支队到达迪化后，电台人员宋侃夫、王子刚、荆振昌等，都到电台值机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并抄收新华社新闻；总电台台长张鲁丝到新兵营无线电班教过课；张明敬到总台后，根据教官的指示，抄收过某电台密电码，直接送教官。这些情况都说明总电台与党的关系。40多年后的1980年，有人问当年在新疆八路军办事处搞联络工作的冯铉时，冯说：“当时背着盛世才，通过与苏联有关系的边务处电台，用密码向党中央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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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1）
“我们谁也不靠谁！”
他们从迪化（乌鲁木齐）出发颇有点诡秘。组织上只告诉蔡博是跟毛泽民乘飞机去苏联，哪几个人去？如何集合？都不知道。蔡博的姑妈是蔡畅，姑爹是李富春。她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被转送到西安办事处，打算去延安。因为胡宗南的特务专门在西安一带搜捕去延安的青年学生，她就按姑爹李富春的意见，既然姑妈蔡畅、表姐特特都已去了苏联，马上又有由苏联运送医疗用品的卡车大队从延安返回苏联，最好趁此机会去苏，比较安全。她到迪化，被安排在新兵营俄文班学习了几个月的俄语。
1939年5月，临行的清早，蔡博和*原夫人张梅被送到机场的飞机里面。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位，名叫“岳菲”。蔡博以后知道他就是李天佑。他们被叮咛静坐等待，别被人瞧见。机外人声纷杂，蔡博一抬头，看见“老太爷”登机进舱，坐在了最前面。那时，人们习惯称毛泽民为“老太爷”，他到苏联去看病。毛泽民是新疆财政厅代厅长，这次以考察苏联农业的名义出国，他的外交护照允许携带家眷。蔡博正是利用这个机会，可是问题就出在护照上。护照只准带两个人，而他们却是三个。迪化起飞时没什么问题，因为他们躲在机舱里，没人进来检查，到苏联阿拉木图就出了麻烦。
毛泽民“你们护照上写着携带眷属两名，为什么有三个人？”苏联边防军官面带笑容质问。
毛泽民只是微笑着假装说：“不懂俄语，不懂俄语！”
苏联边防军认真起来，把他们送进市里一家旅馆待命。在阿拉木图等待的几天里，他们实在闲得发慌，也找不到一个翻译，和苏联机关方面谁也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意。在这种窘境下，蔡博觉得也许能应用几句学到的俄语，但口语很差说不上来。她用钢笔写了一句“我们要吃饭”，拿去给苏联军官看。苏军官一看连连点头，立即帮他们安排了吃饭的问题。蔡博来了兴趣，又写了一句“我们要看电影”给那位军官。军官很快给他们买来了《列宁在十月》的影票。
毛泽民没料到蔡博在新兵营学了点俄语，派上了用场，高兴地直夸奖她。
经过几天的联系，边防军向莫斯科和共产国际请示后，终于批准他们前往莫斯科。从阿拉木图到莫斯科，他们是坐火车，走了三四天。他们的车厢是软卧，两人一个房间，中间有个盥洗室，实际是一个单元。毛泽民和李天佑一间，蔡博和张梅一间。这样高级的安排大概是照顾毛泽民的吧。火车开动后，他们庆幸地议论起来：边界上的纠缠终于化险为夷了。火车在轻松的议论声中奔驰着。
大家一路上说说笑笑，无拘无束。被大家尊称为“老太爷”的毛泽民，诙谐逗人，平易可亲，见广识多，无话不谈。他皮包里带了几本书，有中文版《资本论》，不时拿出来翻看。蔡博第一次见到《资本论》，顿时起了好奇心，顺手拿走一本，回到车厢里反复看。毛泽民看到后，不但没有责备，反而亲切地考问她，究竟能不能看懂，有什么想法。毛泽民发现她对剩余价值的概念多少有点入门时，表示很满意。后来毛泽民还把她看《资本论》的事告诉了姑妈蔡畅，姑妈给她送了一份礼物——《资本论》。在火车上，大家海阔天空地畅谈。他们几个人总想知道点毛泽民与毛泽东兄弟关系及一些家庭情况，而毛泽民总是冷冷两句：“他当他的主席，我当我的党员，我们谁也不靠谁！”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2）
火车平安到达莫斯科近郊的克桑车站。他们被接到莫斯科郊区的中国干部居住点库钦诺。这里是中国干部来苏学习和生活的地方，抗日战争时期不少人都曾在这里住过。病员和休养员一方面在这里学习，一方面等待皇宫医院的治疗。蔡博的姑妈蔡畅以及杨之华、欧阳钦、贤诚、马明芳、刘亚楼、*等都在这里。
毛泽民带着蔡博从食堂走向宿舍，寻找她的姑妈。突然，在宿舍走廊通向草地的90度拐弯处，一位穿着苏式布拉吉的中年妇女，使劲推开走廊的玻璃窗门，高声喊叫：“老太爷，老太爷！”三步两步跑到毛泽民跟前，双手挂在毛泽民的脖子上，两只脚蜷缩着离开地面。毛泽民抱着她举了两举，窘迫地笑着说：“蔡大姐，你看我把谁带来了！”蔡畅转过身来，仔细端详了蔡博一番，然后一只手搂着，一只手拉着，亲热地领着蔡博坐到了阳台的凳子上，抚摸她的脸，详细询问家中和路上的情况。库钦诺的干部招待所并非蔡博应呆的地方，她应该去设在莫宁诺的第二国际儿童院。那里集中了中国干部的子女，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经迪化送往苏联的。
毛泽民是1938年2月21日乘飞机到迪化的，准备转道去苏联治病。因中、苏边境发生传染疾病，边界封锁，只好在迪化作短期停留。*中央驻新疆党代表邓发对毛泽民来新疆非常高兴。因为盛世才对新疆财经极端混乱的状况束手无策，曾向邓发提出要求，从延安派一名财经干部来新疆帮助理财。邓发深知毛泽民的理财经验和本领，向毛泽民谈了有意留他在新疆工作的考虑，并介绍了新疆的情况，特别是财政经济情况。既然是工作需要，毛泽民欣然表示愿意留在新疆。邓发立即请示中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意毛泽民留在新疆工作。就这样，毛泽民在新疆担任了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的职务，化名周彬，人们称他“周厅长”。毛泽民是中国共产党内久经锻炼的理财专家，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银行行长，中央总金库主任，长征到达陕甘宁边区后任中国工农*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
“不借上面势力作解决方法！”
深蓝色的天宇上闪烁着繁星，寂静的财政厅院内，毛泽民独坐在办公桌前。改善新疆财政的念头，拥有了他的全部热情，占据了他的整个头脑。他心里装着一团火，开始了艰难的理财旅程。
毛泽民的第一步工作，是建立财政机构，培训财政干部。
当时，新疆财政厅名义上有200人的编制，实际只有几十个老弱病残在应付工作。毛泽民到任后，将财政厅编制压缩为100人，厅设二室四科，整顿或设立喀什、和田、阿克苏、伊犁、阿山、哈密等行政区财政局以及各县税务局。毛泽民在1939年初主持召开了北疆税务会议，还亲赴喀什，召开南疆各区、县财政局长税务局长会议，研究和解决财政金融工作的组织领导等问题。
为了解决财政干部缺乏的问题，毛泽民在省城迪化创立了财政学校。锡伯族的安世民，就是当年毛泽民亲手培养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毛泽民有一次去财政学校讲话，通晓维吾尔语的安世民担任了翻译。当时安世民已快毕业，但为了下一期少数民族学员的学习，毛泽民把他留下边学习边翻译，并和第二期学员一同毕业。安世民毕业后怀着颗赤诚的心，被分配到焉耆区做财税工作。他坚持财税制度，敢和偷税漏税的行为作斗争。他被千户长诬告，行政长公署把他逮捕了。安世民无处求援，就带着试试看的心理给毛泽民写了一封信。没想到过了不到一个月，毛泽民派的视察员就到了焉耆，查清了案情，惩办了偷漏税者和千户长。绿洲小雨把嫩枝与翠叶洗涤一新，毛泽民把安世民调回财政厅工作。毛泽民调任民政厅长后又调他到民政厅担任会计室工作，并在工作上耐心地指导他，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怀他。安世民激动地说：“毛泽民对我的恩情太重了，没有他就没有我，更不会有今天。他对我们少数民族干部实在太关心了！” 。 想看书来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3）
对于原有财经人员中的不良习气，毛泽民尽量采取教育的方法，使他们自觉改正。毛泽民初任财政厅长的时候，孤身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外屋是秘书办公室。他多次发现秘书上班后，把帽子、外衣往衣架上一挂，半晌不见人影。他听别人反映说，秘书有鸦片嗜好，经常躺在马车夫的房子里吸鸦片。一天，毛泽民通知车夫套车，要出去开会，可是等了很长时间不见马车来。他走进马号，推开车夫的房门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那位秘书卧在鸦片灯前，正由车夫给他烧烟枪。秘书一见厅长来了，恐慌万状，急忙站起来，支支吾吾：“我拉了好几天肚子，什么药都治不好，所以才……”毛泽民笑呵呵地叫秘书上马车去医院，秘书再三推诿。他说：“快上车吧，我可以步行去开会。”秘书推脱不掉，只好捂着肚子上了车。车夫啼笑皆非，赶着马车走了。
毛泽民挂在办公室衣架上的皮大衣不翼而飞。有人说，是不是到公济当去看看，看后才知当了十元钱。毛泽民当即拿出十元让人取回。主任秘书张远凤得知后，认为是内部人窃去的，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从严惩处。毛泽民说：“我想偷窃的人一定是万不得已。查出来后，最低限度开除吧？试问，知情单位谁也不再用他，一家大小又将何以为生？我想，我们不追究，他内心难道不内疚么？”毛泽民与人为善，待人诚恳，把真心摆在大家面前。厅里干部工作上有毛病，他就叫到自己办公室谈一谈，讲道理直到说服为止。即使对一些错误严重的人，虽然严厉，但目的仍是帮助。有一个干部出外收购了几千只羊，是准备出口的，但他满不在乎地宰了几只，又死了不少。为此事毛泽民召集全体开会，对该干部进行了批评教育，也教育了大家。毛泽民经常开展工作评比，奖励好的，带动差的。他还说：“大家都有说话的机会，有意见可以提！”
1938年4月18日，毛泽民给张闻天、毛泽东的信中曾指出：“千头万绪的财政金融工作，尤其首先遭遇着本厅过去铁桶一般的旧恶习，以及毫无章则。对整个内部已费两个余月时间，经过最艰苦的说服与教育工作，至今天未曾开除一个人（督办数次要我开出名单，他用调虎离山的方法调到别的机关）。我认为首先进行团结工作，不借上面势力作解决方法，是与今后整个工作有利。果然，百分之八十以上已被我争取过来了，牢不可破的恶习，今天大大在改变着。少数坏分子，在广大群众面前暴露，使这些坏分子的阴谋全不得逞。”毛泽民任职财政厅的三年期间，从未辞退过一个人，不像过去经常采用处分、撤职、扣薪等手段来对付工作人员。毛泽民的做法如春风化雨，深入人心，形成了凝聚力和向心力。有一次盛世才抓了几个干部。毛对盛说：“他们在这二年里工作很好，抓去是没有理由的！”因为这，毛泽民在群众中的威信更高了。
毛泽民除了培养和改造旧的财经干部，还向延安要了一批财经干部。他于1938年4月18日，向张闻天、毛泽东作了关于新疆财经情况和他的工作情况与计划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向中央请求：“设法给我十个党的干部（赖祖烈、高登榜、郑亦胜三人必须调来），因银行、金矿、海关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才能很快转变，起得作用。”毛泽东对毛泽民的报告作了批示：“请陈云同志替他办，财政事情第一重要，不但那里好，将来也大有助于我们。”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和毛泽民的请求，中央组织部长陈云选派了高登榜、郑亦胜等财经干部到新疆工作。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4）
统一币制是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的一项举措
毛泽民根据新疆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财政、银行、金库等方面各种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为了全面实行各项规章制度，他倾注了大量心血。毛泽民创立了新疆财政监察委员会，各行政区派有财政监察组。财监会检查，经常是突然进行，执法如山。它到财会部门封存账目，到金库仓库封存票据，限期交清财务，当时称之为财会人员“八小时交接制”。1940年《反帝战线》第三卷介绍财政监察委员会一年来的工作时写到：“自开始提倡八小时交接的办法，颇引起各方的骇异。适本年七月在迪化正式举行演习，已切实证明八小时交接，不是标奇立异，而是我们能做到的（计能在八小时接交完竣，竟达二十七个机关），并且应当做到的。迪市演习成功后，伊犁、塔城两区均相继自动演习，这是清廉政策在今年新的胜利。”由于制度严格，财会人员平时都有准备，所以能按时结算，清查工作不拖拖拉拉，很少发生财务理不清的问题。财政监察制度后来又发展为全疆性的财政审核制度，即由财政监察委员会向各部门派稽核员和总稽核，负责财政监督检查。所有部门的一切财经手续，必须通过稽核员签字盖章方能生效。这样就杜绝了财经工作中“跑、冒、滴、漏”现象，使一些贪污、盗窃、经济犯罪、“败家子”，难有机会可乘。
新疆与内地不同，没有私人银行和钱庄，仅有一个新疆省立银行。新省银行1930年由官钱局改组而成，专为政府拨款服务，从未开展其他业务。盛世才上台后，银行业务范围有所扩大。毛泽民将省银行改组成官商合办的商业银行，吸收商股和社会游资，扩大银行资本，使银行在扶助农、牧、工商业的发展，调剂金融，稳定物价，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1938年12月5日，新疆商业银行筹备委员会成立，毛泽民任筹委会委员长。经过紧张有序的筹备，新疆商业银行于1939年1月1日正式成立。商业银行资本定额为500万元，其中官股占60％为300万元，商股占40％为200万元。银行章程规定，官股利低，商股利高，存款利高，借款息低。因此，商业银行受到群众的拥护，不但商界积极入股，普通群众也有不少合伙入股者。
在毛泽民领导下，商业银行发展很快，除迪化总行外，下属分行由9处增加到17处，并设有13个办事处。商业银行营业范围不断扩大，有汇兑、存款、贷款、保管等，利润大大增加。商股获利不小，所以他们喜气洋洋地在给股东大会贺电中说：“我们在银行入股，不但得到了优厚的股息红利，而且间接地参加了抗战建新的工作。”毛泽民为天下寒士谋，建议商业银行开展了“典当”业务，名为“公济当”。过去新疆豪富人家多开当铺，当息很高，一般是月息15分，有些20分，而且当期三个月，过期不赎即为“死当”，典当的物品就归当铺老板所有。商业银行开设的“公济当”，规定微利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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