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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打黑第一斗士:高官的良心-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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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小道消息，猜测和传闻一波接着一波地奔涌而来，有人说，你们以为那些黑哨和足球贪官那么好动？后台硬着呢！他们给央视打个电话，把《新闻调查》的头头吓得屁滚尿流，立马将《“黑哨”内幕》撤了；还有人说，《新闻调查》栏目发现“黑哨”难以定性，所以杀猪不吹——蔫褪（退）了。
有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这主要是因为这件事尚难定性。”还有报道说，《央视〈新闻调查〉“哑”了——“扫”黑行动冷处理》，“估计要么是栏目组受到了某种暗示，或者主管部门目前对于‘揭黑’一事还未达成一致意见。这也意味着，包括‘吉利名誉案’在内的扫黑行动，暂时步入冷处理阶段。”
还有记者带着“现在足球裁判收受俱乐部贿赂之风愈演愈烈，司法机关为什么始终没有介入”和“既然某些足球俱乐部已经掌握了裁判员收‘黑钱’的确凿证据，检察机关为什么仍然无动于衷”等问题，采访了著名刑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陈兴良说：“根据我国现行的《刑法》规定，足球裁判的受贿罪名不能成立。”“裁判收‘黑钱’的行为不是犯罪行为，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这的确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个漏洞，但在《刑法》做出修改以前，‘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院不能以任何罪名判决裁判员。’陈兴良从另一个方面强调说，‘针对裁判收取贿赂的行为，恐怕只能依赖于体育协会内部的惩罚规则了。’”
12月25日，陈培德接到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方益波的电话：“陈局长，新华社不同于其他媒体，可以按省体育局的要求不公开发表。我想将‘黑哨’退款的事情写进内参，引起高层领导的关注，这样对足球打假扫黑会有所推动。”
方益波这么一说，陈培德的不公开证据想法动摇了。
陈培德放下电话，立即将在会场的副局长李云林和办公室主任郑瑶约到会议室隔壁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接受方益波的采访。
一小时后，陈培德和郑瑶在紫云饭店接受了方益波的采访。
过后，体育局党组其他成员认为，既然已经接受新华社采访，披露了“忏悔书”的全部内容，也就没必要再保密了，趁早开个新闻发布会，向媒体公开证据。
新闻发布会迅速召开，陈培德在发表完四点意见之后，常务副局长杜兆年强调：“中国没有法律特区，体育界包括足球界既要遵守行规，更要遵守国家法律，违法乱纪者都应交由司法机关处理。”
陈培德插话说，在这段时间内，除绿城与收受“黑钱”的裁判联系之外，还有裁判主动与绿城联系，表示希望俱乐部、媒体和管理部门能给他们一次改正的机会，不要让他们家破人亡。揭黑刚刚开始，不应过多地追究觉醒者的过错，以免造成坦白从严，抗拒从宽的局面。为了彻底净化足坛环境，有必要保护承认错误的当事人。。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四章 证据终于撬动足坛的沉寂（6）
有记者问陈培德，如果中国足协对此事没有一个好的处理结果，您会怎么样？
陈培德回答：“浙江省体育局和我本人介入揭露足球腐败主要出于两个动机，一是绿城在浙江，我有责任出来揭露此事；二是出于对中国足球前途的担忧。中国足球，我对它的评价有三句话，水平最低，收入最高，问题最多。水平最低的主要原因是腐败。中国足球在腐败之中是踢不出国门的，即使这次冲出去了，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如果足协对此事没有一个好的处理结果，坦白地说，我很难怎样。因为我毕竟不是足球主管部门的领导，我们只能是配合。真正要打开缺口，应当从当事人身上做工作，也就是从俱乐部、裁判和中间人中寻求突破，中间人也是犯罪，不能把他们漏掉。”
兼浙江省足协主席的杜兆年补充道：“我们相信中国足协有这个觉悟和水平处理好此事。如果中国足协仍按所谓的‘行规’处理，我们将会考虑把有关证据移交到司法部门。”
事后有媒体报道说：“揭黑材料有可能移交司法机关，浙江足协挑战中国足协。”
有记者问：全国有30多个省市的体育局长，为什么只有您一人站出来对足坛腐败现象和兴奋剂宣战？您是否感到压力巨大？
陈培德坦率地说：“最近，我说了不少话，做了不少事，我不是想跟谁过不去，也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只有一颗拳拳之心。从6月份开始，我就大声呐喊：‘反腐败，反兴奋剂！’却一直没得到国家体育总局的支持，其他省市的体育局长也没有站出来跟我并肩作战，我为此感到悲哀。”
有记者问：“你仗义执言，讲了许多震惊中国足坛的话，不后悔吗？”
陈培德笑了笑，说：“我的良心告诉我，不平则鸣。我妹妹在看了电视后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哥哥啊，我们大家都钦佩你的勇气，你说得很好，做得更好，我们为有你这样的哥哥而自豪。但是你也要考虑一下你自己的安危。听到这些话，我眼泪都要流下来了。我想，如果真的有人要报复我，对我不利，那也没什么，起码说明我做的这些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我相信总有胜利到来的一天。”
有记者问：“陈局长，下一步您有什么打算？”
陈培德说：“我会进一步做宋卫平和李书福的工作，让他们交出更多的证据。他们已经表态，愿意配合，只是不愿意涉及具体的人。对于他们的揭发，应该保护，甚至应该给予奖励。坦白从宽，立功受奖嘛。这样就能带出一大片。我认为，应该给政策，区别对待，无论受贿还是行贿都一样，主动交代的，可以宽大处理。我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要他们给以承诺。现在绝不能炒作，而是要扎实地去取证。”
方益波的《一“受贿裁判”给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忏悔并退还“黑钱”》在内参刊出后，中国足协大为震惊，立即开会专门研究，决定由阎世铎约请方益波进京会谈。
在全国媒体沸沸扬扬的“阎世铎点名让方益波进京”的报道声中，方益波和杨明出现在中国足协的会议室。
在“紫气东来”条幅下，阎世铎与他们见了面。阎世铎讲了几点，一是裁判的性质是以业余身份从事职业工作，从整体上看，中国裁判的水平属于亚洲一流。二是在裁判管理上，中国足协已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在启程前一天通知裁判，裁判抵达后由当地足协接，关掉手机和宾馆电话。主裁是谁将在比赛开始前当场有人开封（阎世铎可能忘了中远与吉利的最后一役，《新民晚报》提前一天就报道了比赛的主裁）。三是“俱乐部和裁判之间的给钱和收钱问题，足协历来非常重视，坚决反对，一旦发现后坚决调查处理，但现在主要是苦于没有证据。”“对他们说的证据，就是那封电脑打的匿名信和退回的钱，我们无以判断。但这个事情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这个事情已经对中国足球，对中国人的形象影响巨大，这事不能完，要不以后中国足球无法搞！”“对中国足协不信任，可以通过司法部门，可以通过司法解决。我阎世铎承担不起，炒掉我没有关系，但这个事情该谁负责就谁负责，绝不能算完！”
杨明问，中国足协下一阶段准备做哪些工作。阎世铎说：“一是继续积极调查，二是等待浙江方面的证据。”
不仅阎世铎对裁判“忏悔信”质疑，媒体也纷纷质疑，有报道说，“没有作者亲笔签名，匿名信不能作证据。”律师认为，“浙江体育局和绿城俱乐部的做法不谨慎，所谓的匿名信很难成为‘呈堂证供’。”还有媒体指出“既可以说是真正的黑哨‘忏悔书’，也可以说是杜撰的一出好戏，至少两种可能都占到了50％。”
《解放日报》在《“不懂规矩”揭足坛黑幕 绿城失人缘陷入尴尬境地》中说，“有些人怀疑‘忏悔信’的真伪。首先是说‘忏悔信’不过是封打印的匿名信，完全可以伪造；其次认为是绿城做工作让一名裁判退出部分赃款，鬼知道究竟是谁出的钱，甚至怀疑绿城和裁判共同炮制‘忏悔信’，以此投石问路，这是绿城的一个圈套。”“据接近宋卫平的人士说，绿城因为这种‘不懂规矩’的做法，已经尝到了苦果，‘别人见到他们就像见了鬼一样’。一些原先关系不错的俱乐部惟恐避之不及，从海埂传来的消息说，绿城队已成为最没有人缘的队伍。有人直言不讳地表示反感，认为宋卫平入圈子时间太短，太不懂规矩，把别人都得罪了，还想不想再玩下去。宋卫平私下里也曾问那位人士：我这样闹到底值不值？因为绿城肯定不会是受益者，这个‘买卖’无利可图。”
还有媒体对宋卫平交出证据的动机质疑，在《为了广告？绿城“黑手”打黑，不少足球界人士嗤之以鼻》的报道中，引用一位俱乐部老总的话：“他们不也干过见不得人的事吗？像他们这种做法，还怎么继续在圈内玩？吉利退出了，我看绿城退出也是迟早的事。不过，他们这么一折腾，广告效应可真不错。”
不过，也有媒体乐观地说，“匿名黑哨自曝黑色交易——足坛黑幕揭开冰山一角”、“足球‘打黑’的一记‘破门’——忏悔信和4万元‘黑钱’。”还有媒体说，“足坛黑幕正式拉开，浙江体育局局长誓将战斗到底”。
这封“忏悔书”又把宋卫平和绿城推向了风口浪尖，他的电话被足球圈内的人士和全国各地媒体记者打爆了，他对媒体说，有些人对那封信的真伪感兴趣，还有人认为我们是在借机炒作自己，对于这些我只能说一句话，那就是我们绿城没有说谎。我们既然是打假，那首先自己就不会再去作假。
第五章 打黑陷入尴尬和被动（1）
1“总局某人士”发起反击，指责陈培德“接二连三地接受记者采访，炮轰中国足协，揭裁判的老底”，说他知情不举是“违反党纪国法”。
12月29日，陈培德上班后处理完一批文件，一个陌生的电话打了进来：“陈局长吗？我是北京的球迷。今天的报纸上有对你不利的言论，体育总局批评您了，中华网上也有，你快看一看……”
陈培德登录中华网，很快找到了那篇文章。
组织扫黑还是个人泄愤？
——陈培德扫黑“越俎代庖”
本报讯：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最近接二连三地接受记者采访，炮轰中国足协，揭裁判的老底，他的举动引起了国家体育总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密切关注他下一步动作。体育总局某人士告诉记者，陈培德是一个正厅级领导干部，他接受采访，究竟是以个人名义，还是以组织名义？如果是前者，必须向媒体说明，但是从这几天他的所作所为（举办新闻发布会等）来看已经不能用个人名义来解释了，包括他提出的四点意见等。如果是后者他必须经体育局党组讨论才能接受采访。同时，按组织程序，他必须将他的意见上报国家体育总局，并抄送中国足协。可是，他根本没有这样做。
这位人士还指出，打假扫黑是组织行为，陈培德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应当懂得这一点，如今，他始终没有向总局汇报，而一再在媒体上露面，这样做，不符合组织程序，也不符合党的纪律。目前，某裁判的退款和忏悔信都在浙江省体育局，如果他们和违法裁判私下接触，并私了，那都是违反党纪国法的。
这位人士认为，浙江省体育局和绿城俱乐部连行业管理都谈不上，可他们却联手打假，这实在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体育局是国家行政机关，不应过多地介入一个俱乐部的具体事务，尤其不能介入过深，否则的话，就从根本上混淆了行政机关的职能。
这位人士反映，陈培德一再声称要打假，那么，对于绿城方面的问题却只字不谈，假若没有绿城行贿，哪来的裁判受贿？如果陈培德是为了中国足球事业的健康发展，那应该同时谈两个方面的问题，不能只谈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如果陈培德明知绿城有问题而不去举报，那也是违反党纪国法的。而且，体育局把材料“私藏”，而不及时向上级单位及司法部门举报，这也是一种违纪行为。
这条不足800字的报道转载率极其高，不仅中华网、新浪网、雅虎网等各大网站发在首页，而且《天津日报》《南方体育》《华西都市报》等报纸也都转载了。
再搜索一下，发现过去许多支持打黑的媒体也都掉转了方向，《钱江晚报》在报道《足协即将反戈一击 反黑面临半途而废？》中说：“绿城的‘打黑反腐’事件，最近几天形势可能发生大逆转。一直静观其变的中国足协实际上已胸有成竹，即将使出极具杀伤力的反击手段。一位与足协关系非同寻常的北方记者昨天透露，杭州方面的举措已引起足协甚至更高层的不满，认为这样的做法不符合组织程序，中国足协不予支持。”“足协的这一反击，不但可以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且将绿城送上了绝境。因为作为民间团体，属于司法机关的事情，足协可以不过问，而绿城作为配合司法机关，不管查实有多少裁判有受贿行为，绿城本身难逃干系。”在这篇报道旁还配一篇评论《阎掌门到底想看谁表演？》，评论的第一句话是“李书福、宋卫平、陈培德锵锵三人行，将本该歌舞升平的岁末搅得乌烟瘴气，媒体和球迷又一次地精神抖擞起来。”
第五章 打黑陷入尴尬和被动（2）
陈培德忧心忡忡地点燃一支烟，站到窗前，极目远眺。什么“始终没向总局汇报”？2000年5月18日，我就上书袁伟民，建议在体坛大刮反腐“龙卷风”；2001年10月11日，我给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发去“关于整顿中国足球的谏言书”；10月18日，向中国足协递交了4点表态；11月29日，我又致信袁伟民局长，反映九运会赛风问题突出。我先后给体育总局写过五次信，怎么能说“始终没向总局汇报”？另外，总局可有过答复？
“5·19黑哨”、“甲B五鼠案”后，吉利、绿城揭竿而起，主动向足坛腐败发起进攻，体育总局可表过态？有关浙江打假扫黑的情况，我哪一步没有跟阎世铎通报？
晚上9时15分，《“黑哨”内幕》在央视终于播出了。
在节目中，宋卫平等人面对镜头再次证实了甲B联赛有“两个战场”，另一战场即贿赂裁判。宋卫平说，在一个赛季中，绿城有“三分之二的比赛都要花钱”，而绿城花在裁判身上的钱，在甲B俱乐部中属中下水平；李书福说，在一个赛季中，“花钱的比赛达70％—80％”。
最后出场的是陈培德，他对着电视观众说：“几万名观众在看台上为球队加油助威，而这场比赛的结局是赛前已经决定了的，宋卫平说他感到有种负罪感。人民的这种热情受到了侮辱。”
在片子结尾还播放了中国足协在12月19日发表的声明：“中国足协从开始到现在，惩治腐败现象、打击行业不正之风的决心是坚定不移、旗帜鲜明的，并欢迎各俱乐部，包括正在参加足球事业的企业、曾经参与企业、新闻媒体以及社会各界，举报和监督足球界的丑恶现象。只要有确凿的证据，中国足协必然根据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对于属于违法、违纪的问题，无论涉及谁，涉及多少人，都将依法进行严肃处理。”
这一声明与“总局某人士”观点与态度刚好相反。
这一夜，陈培德给总局写了一封信。
第二天，陈培德走进杜兆年的办公室，把报道和公开信递了过去：“杜局长，这是我的信与中华网上的报道，你看看。”
杜兆年看后怒目圆睁，高声喝道：“这简直是颠倒黑白！”
杜兆年说：“陈局长，我们不能任他们胡搞，要不召开个党组扩大会，商量一下对策？”
“好，事不宜迟，马上通知大家到会议室。”陈培德说。
几分钟后，党组扩大会议在会议室召开，出席的有副局长杜兆年、李云林、办公室主任郑瑶、人事处处长应祖明、训竞处处长、体坛报总编辑李烈钧、省足协专职副主席王之海，每人桌前都摆放着那篇报道和陈培德的公开信。
杜兆年先发言，他说：“打假扫黑是浙江省体育局一致的要求，陈培德作为局长是我们体育局打假扫黑的代言人，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个人行为，‘总局某人士’的讲话不仅否定了陈培德，也否定了浙江省体育局，我们必须据实澄清。”
李云林建议：“公开信是否先发给总局？”
经过一番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不论“某人士”能不能代表国家体育总局的态度和意见，浙江省体育局的打假扫黑都要进行下去，绝不能被高压所屈服。不过，斗争要讲究策略，应该先把那篇报道传真给总局办公厅，请他们甄别报道的真伪，并以探虚实。同时将公开信以征求意见的形式寄给他们，让总局了解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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