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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朝那些事儿-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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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回到了分别数日的国都南京，下轿伊始的弘光帝就被带到了灵壁侯府邸，南下清军主帅——多铎早已在此恭候多时了。当晚，多铎在此为弘光帝举行欢迎宴会，反客为主地为这位“劫后余生”的陛下接风压惊，一同到会还有“伪太子”王之明及钱谦益、赵之龙等弘光旧臣。
宴会上的“客人”——朱由崧的心情是很不爽的，因为在座位的安排上，多铎不仅故意让“伪太子”坐在了他的上首，席间还故做“谈笑风生”，不时用胜利者惯有的话语刺激他这颗脆弱的心，让他食不甘味。
而与之相反，主人多铎现在的心情是很爽的，他不但捉获了弘光帝，而且据他的统计部门汇报：此次南征，来向他投降的南明总兵二十三员、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计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多名，远远超过自己带来的那点兵将。
但这种爽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很久，杭州方面就传来一个让他沮丧的消息：那个大奸臣马士英在那里拥立潞王朱常淓出任监国，又一个跟大清对着干的“伪政府”在西子湖畔成立了！
夕阳西下
在弘光帝落荒而逃的一刹那，老马同志也被乱军冲散。忙乱之中，他率兵护着邹太后冲出包围圈。
重整队伍的他认为去杭州还是靠谱的，于是继续向东南方向转进。
在途经广德州时，老马想进城歇歇脚的小小心愿被知州赵景和同志严辞拒绝了，因为赵知州觉得这帮人“貌似土匪”。
接二连三的打击已使老马失去理智和风度，他马上做了一件与首辅身份极不相称的事情——下令攻破广德州，斩了忠于职守的赵景和，并让士兵们大肆抢掠一番后扬长而去。
五月二十二日，老马同志带着邹太后到达杭州，靠着老太太“国母”这块招牌的感召力，潞王朱常淓以及杭州文武官员都来朝见。但皇帝生死未卜，敌军近在咫尺，一阵心照不宣的问候后，大家都默然无语。
五月底，阮大铖、朱大典和总兵方国安逃来，老马和杭州的文武官员这才知道黄得功自杀，弘光帝被俘。现在，历史的发展又把首辅马士英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率杭州文武官员向清廷投降，谋一个一官半职，在富贵中靠着摇椅慢慢变老；一条是再拥立一个朱姓的子孙为王，继续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帜，在艰难动荡中和满清这个异族政权对抗到自己生命终结的那一天。
想到自己从少年时期就立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梦想未曾实现，想到一年来弘光朝的起起伏伏，想到儿子的残死，老马显现出他作为一个儒家知识分子坚定果敢的一面，复兴大明的政治理想最终战胜了苟且偷生的私念。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一条道路。
六月初七，老马同志以首辅身份携同杭州文武官员朝见邹太后，请他以“国母”的名义令潞王朱常淓监国。
之所以请邹太后出面，是有成例可循的。当年“土木之变”后，英宗被俘，就是由于谦等大臣出面奏请当时的孙太后，由英宗之弟出任监国的。
邹太后立即发懿旨给潞王说：“论亲，您是皇帝的叔叔；论贤，您在诸藩中首屈一指，现在国难当头，清你出来就任大明监国，领导我们光复山河吧！”
但此一时、彼一时，潞王这个“皇叔”却不敢去戴监国这顶“代理皇帝”的桂冠了。吃凉粉要看天气的，当监国也要认清形势的。现在一旦成为大明监国，就会自动升级为大清的“头号打击目标”，这种引火烧身的事情，聪明的潞王怎能会干呢？
见懿旨不起作用，邹太后流泪了。他不明白为什么洪武、永乐大帝的“英武强悍”的基因会随着富贵岁月的侵蚀会荡然无存，到头来他们的子孙沦落成一群贪图享受、怯弱卑屈的凡夫俗子。
邹太后的泪水激醒了潞王昏昏沉睡的热血，是啊，作为朱家皇室的一员，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他们的家族，在过去的两百多年中，已经凭借权利，享用过无数的荣华富贵，现在，该是履行义务的时候了。
六月初八，潞王出任监国，残破的明朝又一次有了新的领导核心！
上台伊始的潞监国立即盘点自己的“国家实力”。
地盘：虽然清兵未曾南下，南方的云贵川赣浙湘粤等省仍在打着明朝的旗号，但潞监国能有效控制的地盘仅是杭州及其周围的几个县。
兵力：左梦庚统率的二十万部队已向清朝的阿济格投降，刘泽清的军队还在海上流浪，郑芝龙的部队远在福建。现在手中的部队主要是方国安和王之仁两总兵带来的一万多“正规军”及杭州城临时招募的几千“民兵”而已。
财政：仅有浙江一省的少部分地区的赋税收入可供使用。
局势已经火烧眉毛，潞监国在当政的当天，就紧急发布了四项政令。
1、财政上：各地赋税钱粮速向杭州解运。
2、军事上：令方国安发兵分守千秋岭、独松关、四安镇，王之仁守苏州，李国翰、高起潜守平望。并号召各地组织“义兵”，抵抗清兵侵略。
3、组织上：任命浙江巡抚张秉贞为兵部尚书，原嘉湖道吴克孝接任巡抚，黄道周为大学士入阁办事，诏传刘宗周出山辅政。
4、外交上：派“资深外交官”——陈洪范同清军讲和，以割让江南四郡为条件，换取一个“微缩南明国”的存在。
紧锣密鼓的对策之下，潞监国“偏安一域”的良好愿望能够如愿以偿地实现吗？
就在外交官陈洪范同志刚刚踏上和平之路时，六月初十，潞监国就接到了清兵在贝勒博洛的率领下，已绕过千秋岭和独松关，进抵到杭州附近的西塘的紧急战报。
这时，从清营返回的陈洪范和兵部尚书张秉贞到了，陈外交官说本来要去南京找多铎谈判的，但清兵行动如此之快，谈判的对象只能换成博洛。
在述职汇报中，陈外交官极言清兵“军容之盛，锐不可当”，并拿扬州因无谓抵抗而“血流成河”，南京因开门迎降而“秋毫无犯”的例子作正反比较，劝潞监国为全杭州百姓性命着想，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张秉贞也在一旁大讲特讲杭州的困难和实力。
在两位“双簧”演员的轮番劝说下，潞监国心动了！
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从当上潞王的那一天起，他就一改其父老潞王暴虐的作风，仗义疏财、礼贤下士，仁慈地对待每一个人，平和地处理每一件事，赢得所有和他接触过的每一个人由衷地称赞。
即使像福王这样的一个“混混”，在淮安衣食不继时，也得到他诚心的照顾，以致后来成为弘光帝的福王只要一提到他，也禁不住心存感激。
他也是一介儒生，儒家有云“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家、一姓之天下，有道者居之，无道者失之。”两百多年下来，老朱家也正从“有道者”一步步变为“无道者”，即然这样，就让自己的家族以一种“和平”的方式退出这带血的角逐吧！
他实在不想让全城几十万的生灵因为自己的“名节”全部陪葬，也不愿这“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人间仙境化为“千家薜荔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的荒坟野滩。
归降吧！明亡清兴、南衰北盛、世道轮回、因果报应，这大概就是佛家所讲的“因缘”吧！这大概就是儒家所讲的“顺天应人”吧！
他让陈外交官奉表到清营请降，并把酒食用箩筐盛了，吊下城去来慰劳兵临城下的清军。
这一举动激怒了正在涌金门与清军血战的方国安部，方国安对潞监国的“资敌行为”大失所望，带兵东渡钱塘江往南而去。
得知潞监国准备归降的消息，老马同志穿戴齐整，来到宫内，向朱监国交出首辅印章，漠漠而退。
出宫后，卸任的老马同志头也不回，骑马向老乡方国安撤退的方向追去。后来，阮大铖、朱大典等人也纷纷踏上“逃亡之途”。
六月十四日，在潞监国的诏令下，杭州及附近的州县降下降旗，停止抵抗，清军顺利进驻杭州。
进城后的清军统帅博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多尔衮的遥控，派出使者，给在浙东各府“避难”的明朝诸王（周王、惠王、崇王、鲁王）送去了家乡的特产——人参、貂皮，请他们一同北上，共创“和平建国”大业。
周惠崇三王如约而至，但鲁王以“路途遥远，身体不适”为由婉言谢绝。
潞王自六月初八出任监国，六月十四归降清廷，执政仅仅六天，有幸成为中国历史上执政期最短的监国。
历史把他这种苟且偷生的行为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供后人嘲笑和唾骂。
但在这位佛教徒兼儒生的心里，却是坦然的，因为他的选择，这块山清水秀的土地上避免了一场人为的劫难！
可能，历史既需要史可法的“坚强的气节”，也需要潞王这样的“明智的回旋”，前者存气节于后世，后者保民生在当下。
一个民族，有气节方可获得尊敬，有回旋方能得以生存！
潞王的选择不是本文所提倡的，但在满清还没有搞“留发不留首”的民族压迫前，江南百姓又把“清代明”看作一家一姓之争时，他的这种做法，自有其难言的苦衷，今天的我们，也不宜做人云亦云的指责。
1645年七月，接二连三的捷报送到北京，先是大明的东平伯刘泽清结束了一个月的海上飘泊，领全军解甲归降；后是潞监国纳土归降，弘光朝最后的余火也光消烟灭，明朝的南直隶特区变成了大清的一个普通行政区。
喜不自胜的多尔衮认为南方的那些“无主省份”完全可以“传檄而定、和平接收”，考虑眼下南方已进入暑季，南征的清军以北方人为主，难熬江南的酷热，于是令多铎将军事大权交给平南大将军勒克德浑后，班师还朝，江南平定地区留少数“八旗兵”及南明降军驻守。另外，他还给了熟知南方风物的福建佬洪承畴一顶“招抚江南各省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响”官帽，授权他全权处理原南明剩余省份的招降工作。
九月初四，交接完工作的多铎携带弘光、太子、潞惠周崇等藩王及原南明政府的重要“高干”——钱谦益、赵之龙、徐久爵等一批“特殊人物”，班师还都。
二百多年前，明朝大将军徐达占领元大都，为宣耀“南人”对“北人”的胜利，将大都改名为“北平”，寓意“北方平定”。现在，作为“北人”杰出代表的多尔衮同志，也出于同样的目的，想宣耀一下“北人”对“南人”的胜利，于是在班师撤军前，将“南京”改为“江宁”，寓意“江南安宁”。
以后，“江宁”这个南京的新名字，被叫了208年，一直到1853年，汉人的一条好汉——洪秀全领着太平军打下此城，才把这里改为“天京”。
在回军途中，经过淮河时，邹太后这个刚烈的女人，投河自尽，这让同行的老朱家一帮男老爷们好不羞愧。
怀着一颗颗惴惴不安心回到故都的弘光及藩王们，并没有关到“滓子洞”或“劳改营”去接受思想和劳动再教育或干脆被一刀跺了。为在全国人民面前混个“仁义之君”的形象，也为了吸引全国老朱家子孙们参加大清“和平建国”大业，多尔衮同志早在七月底就授意大清政府向外界公布了老朱家各归降子孙的“工资待遇”。（以白银发放）
亲王500两/年、郡王400两/年、镇国将军300两/年、辅国将军200两/年、奉国将军100两/年、中尉以下给田30亩/人自养，世袭罔替。
这个“工资待遇”还是相对丰厚的，要知道，清初四品文官的年薪才是105两，一品文官年薪才180两。
除了“工资”外，大清政府还给这些朱家子孙们在北京分配了大小不等的“安居房”，以让这些亡国王孙们“入则有房、出则有钱”，充分感受新政府的温暖。
大清朝的“宅心仁厚”的确也感动了这些前一段还处在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生活状态的王孙们，他们选出潞王作代表，给清朝的皇帝——顺治上了谢恩折，表示自己一行人将“结草衔环，举家焚顶”，向上天祈导皇帝陛下“圣寿无疆”。
但四五个月后，大清的实际当权派——多尔衮就高兴不起来了，这倒不是他心疼每年流出去的白花花银子，而是他发现，“树欲静而风不宁”。自从政府发布“剃发令”来，南北方各地的“造反运动”此伏彼起，不少“造反派”打的旗号就是这些老朱家藩王们的，这其中，潞王、弘光、“太子”、秦王的名号常被这些家伙们“废物利用、推陈出新。”
这等于自己花了钱，却给别人做了贡献，这种亏本的买卖多尔衮不想干了，他动了从肉体上彻底消灭这些藩王们的心思。
这时，潜伏在潞王身边的谍报人员向他汇报，潞王私藏原来用过的公章，有危害大清国家安全的犯罪企图。
这让多尔衮终于抓住了“莫须有的辫子”，他让有关官员成立“专案组”加紧审理，以案牵案，终于让弘光、潞王、太子、秦王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现出了原形。1645年四月初九，这些人统统被斩于菜市口。
弘光朝最后的一点余烬也消散得无影无踪！
最后，我再来交待一下和弘光朝“休戚与共”的两个大人物——马士英和阮大铖的人生归宿。
马士英，即老马同志不愿跟着潞监国一起参加“和平运动”，就从杭州逃了出来。逃出时，他的手下只剩下从家乡带来的四百“私人武装”，为大树底下好乘凉，他加入了方国安的大队伍谋求一起发展。
这时，阮大铖这个难离难弃的战友又来舍生忘死地投奔他了。原来，在杭州被“和平接收”后，阮大铖先是跟着朱大典逃到朱的老家——浙江金华。但金华人民对他这个祸国殃民的家伙嗤之以鼻，坚决拒之于城门之外，走投无路的阮大铖只好带着一颗受伤的心再次来找老马哥。
面对突然而至的阮大铖，老马同志没有丝毫劫后重逢的欣喜。痛定思痛，他现在对这个曾给予自己莫大恩情，又给予自己无数麻烦的老友充满了复杂的情感，反思弘光朝的“短存骤亡”，这位老友真是功不可没，因此，他对阮大铖常常是态度冷淡、爱搭不理。
不甘寂寞的阮大铖转而去和方国安方司令套近乎，阮的“脱口秀”功夫不久就让方司令有相见恨晚之感，这两个老头子很快便陷入了“夕阳恋”。
方国安后来加入了拥立鲁监国的行列，并向鲁监国举荐了老马同志，但鲁监国对这位“臭名远扬”的弘光首很不感冒，拒而不见。鲁监国属下的各级官员对老马同志也是如见过街老鼠，个个喊打。
为将臭名声彻底洗清，老马参加了与方国安部攻打杭州城的战斗，结果方部在钱塘江被以逸待劳的清军打了个落花流水，老马那点残存的“私人武装”也在这次战斗中损失殆尽。
灰心失望的方国安和阮大铖在清军继续南下时，率军投降。
降清后的阮大铖在清军队伍中发挥个人专长，组织“文艺宣传队”自任团长，搞了一场又一场“心连心”的文艺汇演，这给清兵枯燥的军营中增添了不少欢乐的气氛，阮大铖又获得了清营上下交口称赞，大家见面时都恭敬地称他为“阮老先生”。
后来清军攻打福建，阮大铖也随军出征，在翻越仙霞岭时，已经六十岁的阮大铖为了显摆其“老当益壮”的风采，和同行的清兵一起徒步爬山，结果一脚踏空，脑袋触石而亡，终于在八闽之地结束了这老小子罪恶深重的一生。
而老马同志在方阮二人投降时，却再次选择了“静悄悄地离开”。
他托人去给隆武帝送信，希望自己继续能在有生之年，为隆武帝复兴大明的事业发挥余热。
隆武帝派人对其好言相慰，但让他耐心等待。
这时的老马，子死妻亡、家破财尽，早已孑然一身，在江南大地几度辗转飘泊，最后投入了太湖吴易的抗清队伍中，并先后光荣地参加了攻打吴江和海盐县城的战斗。
坚持斗争两年多后，1647年初，太湖义军最后的营寨被清军攻破，老马、吴易等义军首领被擒获，在劝降未果后，全部被杀于太湖之滨。
老马同志在潞监国降清后，又不被容于鲁、唐两政权，但他并没有因此就转头投向清朝，而是尽力以抗清的实际行动改变自己过去的不佳形象，实属难能可贵。相形之下，黄宗羲、张岱在鲁监国政权处境困难时，就悄悄回到清朝统治区遵制剃头，以明朝“遗民”自居，虽然不能见危授命、治国平天下了，但也出版些个人专著，靠骂骂“奸臣”马士英来证明自己是正人君子。
历史似乎就这样的“诡谲无情”，与弘光朝另一“著名烈士”——史可法死后屡获殊荣、筑庙祭祀、香火不绝相比，老马死后不仅被黄宗羲等“社会贤达”唾骂，而且，在清朝官方所著的《明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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