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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记事·忆人-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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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张震与军事院校教学工作有很深的渊源。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张震就曾经在当时的最高军事学府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工作、生活了15年。时隔半个多世纪，张震还能清晰记得1951年南京军事学院成立授旗时的情景：刘伯承院长肃然起立，整理军容，健步走到庄严的军旗前面，右膝跪地，双手捧起军旗，亲吻下角，然后起身立正，郑重地接过军旗。当时与张震同时学习的学员共52名，都是军职以上干部，1955年授衔时，共有5人获授上将军衔，包括张震在内的22人获授中将军衔，其余全是少将。算起来，这该是我军军事教育史上军衔最高的一个系了。1957年年中，张震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随后留在学校，干了5年副院长，7年院长，直到1969年初，军事学院在“文革”中被撤销。
20世纪80年代中期，军委考虑将当时的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成立国防大学。1985年5月4日组成国防大学筹建领导小组，张震被任命为组长。当年12月24日，军委主席邓小平颁布命令，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成立，这一天，后来成了国防大学的成立纪念日。1986年1月15日，隆重召开了国防大学成立大会，张震郑重地向军旗行礼，然后将军旗高高举起，接续了他在60年代末被迫中断的高等军事教育事业。
在张震担任副总参谋长的时候，我就和他在工作上有了接触。我没想到，在他担任国防大学校长后，他还会主动找到我，将我聘为国防大学第一位兼职教授。我也没想到，我这个国防大学的兼职教授从那时起到今天还在干。
开门办学，是国防大学吸纳优秀师资力量的一个重要办法。张震提出，教研人员应该“博、精、短、活”。师资班的建立，充分显示了张震培养教研人员的战略眼光和长远规划。国防大学筹建工作开始不到半个月，张震就提出，应当从当年暑期军队工程技术院校的本科毕业生中，挑选一批军政素质优秀、愿意献身教育事业而且外语较好的学员，将他们培养成国防大学的教员。当时就确定了要从15所军队工程技术院校选调80名具有学士学位的学员，先到初、中级指挥院校各学习半年，主要学习本级军事课程，然后到部队基层代职半年，再到国防大学学习两年，取得军事学士学位。经过这样几进几出，他们还要再到部队军师机关代职后，才正式充实到国防大学的教学队伍中。
1988年7月，第一批师资班学员完成了培训计划。这些教员进入教学一线后，很多人很快担任了战略、战役等主要学科的教学任务，成为国防大学的教学骨干。1993年9月21日，解放军报以《尉官教将官，新秀挑大梁——国防大学一批跨世纪青年教官脱颖而出》为题，介绍了这些师资班学员的情况。张震对这些师资班学员非常器重，曾经颁布一条硬性规定：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能调离教研工作岗位。
尊师才能重教。张震在国防大学，既重视教研人员的培养，又给予教研人员很高的尊重。1986年9月10日，国防大学成立后的第一个教师节上，张震等校领导提出要和老教研人员合影留念。机关在排座次的时候，把校领导排在前排就座，教研人员排到后排站着。张震看到后立即提出，教研人员常年站在讲台上，现在过教师节了，应该请他们坐下来。于是就留下了一张教研人员戴红花坐着，而校领导站在后面甘当绿叶的感人照片。从那以后，这成了国防大学每年教师节合影的不成文规矩。
我被聘为兼职教授后，有时到国防大学讲课，张震不但亲自主持，而且坐在课堂上自始至终仔细听课，让我深受感动。虽然我是教授，但在这位经历过长期战火考验和有着丰富军队工作经验的老首长面前，我还是深深感到，他更像个善于鼓励人引导人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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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与长者的关爱（2）
1992年，张震离开国防大学的工作岗位，担任军委副主席。此后，我和他有了更多的接触。他性格豪爽，酒量很大，有时候和他一起聚餐，我们既想上前敬酒，又怕上前敬酒，因为他常常会“罚”我们喝酒，不但要“罚”，还要按年龄差来“罚”，他是红军长征时期的老革命，是1955年的开国中将，而我1955年的时候还没穿上军装，按年龄差来罚酒，岂有不醉之理。但有一次，他却主动向我敬酒了。1996年1月，我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之后不久，我去看望他，他不仅备酒欢迎我，而且向我主动端起酒杯：“光楷同志，祝贺你升任副总参谋长，希望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工作顺利，创造出优秀成绩！”说着，张震举起杯，将满满的一杯酒一饮而尽。
“文革”后首次来到旃坛寺（1）
革命战争年代，我国涌现出两个著名的“将军县”，一个是江西兴国，一个是湖北黄安。秦基伟将军就是黄安（今红安）这个将军县里涌现出来的著名战将。
1927年的黄（安）麻（城）起义，是秦基伟革命的起点。那一年的11月，秦基伟扛着一根红缨枪，跟着农民起义军，一举攻克了黄安县城。起义军的领导，包括李先念、詹才芳、吴焕先、王树声等。不久，起义军被编为中国革命鄂东军，而秦基伟由于只有13岁，年纪太小，未能正式参军，就留下来加入了自卫队。鄂东军后来被改编为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1929年8月，还不满15岁的秦基伟拿着软磨硬泡得到的乡苏维埃政府介绍信，找到31师，成了红军队伍里的一名“红小鬼”。
今天，人们提起秦基伟，往往首先把他和上甘岭战役联系在一起，因为在震惊世界的上甘岭战役中，他担任前线指挥员。秦基伟说：“上甘岭战役，是一场特殊的战役，它既是敌我双方军力的较量，又是两种世界观、两种价值观、两种思想体系的较量。”上甘岭战役中，敌我双方围绕着一个不到4平方公里的阵地，反复争夺43天。“联合国军”动用了1600多门轻重火炮和3000架次飞机，170辆坦克，消耗了天文数字般弹药，最多一天发射30万余发炮弹。志愿军采取了“坚决固守、寸土必争”的方针，也动用了轻重火炮500多门，全力以赴，发射了40万余发炮弹，在单位火力密度上创造了我军的纪录。由于上甘岭战役是“小山头上打大仗”，秦基伟把前沿坑道的电话一直接到了他的指挥所，对战斗的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整个战役中，阵地表面工事被摧毁，草木被打光，坑道被打短，岩石被炸成半米多深的粉末。上甘岭战役的胜利，证明了志愿军坚守防御作战的能力，迫使“联合国军”此后未再发动较大规模进攻。
1953年，秦基伟从朝鲜回国，此后历任昆明军区、成都军区、北京军区司令员等职。1988年4月任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我把国防部长秦基伟请到了总参位于北京旃坛寺的办公大楼。我分管的部门正在这里进行一些装备的展示，邀请秦基伟视察并指导。那一天，秦基伟兴致很高，不但仔细观看了参展的装备，还详细询问了装备性能。参观完毕，秦基伟说：“走，我们到楼上看看去。”
从电梯里出来，他很快就来到办公楼最高层的凉台上。站在高处，极目远眺，飞檐金顶的皇家宫苑，青砖灰瓦的百姓人家，清澈灵秀的河道湖面，葱茏叠翠的榆柳松柏，一一收到眼底。秦基伟高兴地说：“将近20年了，‘文革’以后我还是第一次到这儿呢。”
对于许多开国战将而言，“文革”岁月的黑白颠倒、群魔乱舞都不堪回首。秦基伟也不例外。“文革”开始的时候，秦基伟是昆明军区司令员，他很快成为造反派攻击的首要目标，被扣上了走资派的帽子，屡遭批斗，甚至有两次昏倒在批斗会上，其中一次幸亏警卫员取来氧气筒，秦基伟才很快醒来。
云南军政大乱的情况下，正常开展工作已不可能。1967年2月12日，周恩来总理派了一架飞机，把秦基伟接到北京。秦基伟来不及通知妻子和孩子，就从暂时借住的一个基层部队赶赴机场。造反派知道后，派人拦截。幸亏秦基伟行动迅捷，终于赶在造反派拦截前，飞机滑出跑道。但到了北京，秦基伟作为靠边站的干部，被闲置下来。1969年秋，林彪发布一号战备命令。很快，秦基伟又被疏散到京外湖南省汉寿县的一个部队农场参加劳动。直到林彪叛党叛国摔死异乡，他才于1973年4月28日返回北京，住进总参海运仓招待所。无论是在北京“靠边站”，还是在湖南修地球，都没有任何专案组找秦基伟了解情况。他就这样无端地被耗去了6年多宝贵的时光。1973年7月，秦基伟被任命为成都军区司令员，终于恢复工作。
《秦基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写到这里收尾了。1997年2月，83岁的秦基伟在北京病逝。
“文革”后首次来到旃坛寺（2）
通过秦基伟的子女，我得到了盖章的《秦基伟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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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记录革命战争每一天（1）
王恩茂是1955年被授予中将的开国战将。我是在一些会议上见到他的，虽然他已经年逾八旬，但他总是端坐如钟，面带威严。后来我才听说，他的眼睛已经失明。但从他威严的神态上却根本看不出来。
王恩茂是江西永新人。在革命战争岁月里，他经历过“两次长征”，一次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当时他归属红六军团，从1934年8月开始长征，经历了与红二军团会合，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1936年10月23日与红一方面军在宁夏胜利会师的长征。第二次长征较少为人所知。那是在1944年秋，党中央以359旅为主力组成八路军南下支队，突破日军封锁，南下与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5师会师，之后南下支队改名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经过半年多行军作战，到达湘中。王恩茂时任359旅副政委。日本投降后，部队继续南下，到达广东北部，准备与东江纵队会师，但因遭到国民党军队阻击，又北上与新四军5师再次会师，恢复了359旅番号。全面内战爆发后，王恩茂随王震率部队从中原突围，经过浴血奋战，历经艰险，胜利回到延安。这次南征北战，被毛主席誉为“第二次长征”。
除了戎马生涯建立的累累战功，王恩茂为新疆解放和建设所作的贡献也广为人知。1949年底，王恩茂率军历尽艰难，进驻南疆，把五星红旗插到了帕米尔高原。1952年7月，王恩茂接替王震担任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全面主持新疆工作。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他又兼任第一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直到1969年1月在“文革”中受冲击后被周总理派专机接到北京，王恩茂才离开新疆。1981年10月，年近七旬的王恩茂再次被中央任命为新疆第一书记和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等职，这一干又是5年多。由于长期在新疆工作和生活，王恩茂对新疆的感情至深。晚年的王恩茂虽然因为眼疾逐渐失明，但他仍然坚持每年回新疆住上四五个月。王恩茂去世后，他的骨灰就安葬在乌鲁木齐。
我收藏的王恩茂签名书，是《王恩茂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这些日记不仅是王恩茂人生旅迹的记录，更重要的，它还是我党我军的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从1934年10月23日开始，一直到1949年11月30日，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王恩茂记下了18本日记。这15年时间，横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无论环境多么艰苦，战斗多么激烈，工作多么繁忙，王恩茂都始终坚持记日记。在日记里，他不仅如实地记录了自己经历的革命岁月、战争风云，还如实记录了屡次聆听、阅读毛主席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些重要指示，以及我党我军的革命经验、夺取胜利的辉煌业绩等。能够在如此漫长而艰苦的革命岁月里，记下那么多的日记，真是个奇迹。
《王恩茂日记》共分为5本，第一本是从红军长征到“七七事变”前夕的日记，第二本是王恩茂参加359旅北上华北抗日的日记，第三本是王恩茂参加359旅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参加南泥湾大生产的日记，第四本是以359旅为主力的八路军南下支队进行“第二次长征”的日记，第五本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日记。在编辑出版这些日记的时候，编者保持了日记的历史原貌，甚至日记中出现的一些地方方言和惯用语言，也均保持原样，未作修改。
由于这些日记全部记录于战争年代，记录者又是一位戎马倥偬的军人，所以日记的内容大都言简意赅、惜墨如金，有的时候甚至只有几个字，内容较多的日记也大都只记过程、数字，很少提及个人的感受和心理状态。但我们从这些日记的字里行间，仍然能够感受到战争的艰苦卓绝，以及红军的英勇善战。例如王恩茂在1935年12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军与敌接战，进攻和占领慈利县城。”12月30日，王恩茂又写道：“我军退出慈利县城。”几天之内，一进一出，显示出红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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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记录革命战争每一天（2）
《王恩茂日记》出版后，1996年6月9日，在曾任总参办公厅主任的王宪志同志帮助下，我得到了签名本。
和毛泽东并肩作战的井冈山同志（1）
我担任总参领导后，每逢新春佳节，都要按照任务分工看望已经离退休的总参老首长。欧阳毅就是这些可敬的老首长之一。
欧阳毅的家简单朴素，客厅只有十几平方米。客厅的墙上，醒目地挂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的右上角印着“井冈山的同志们”几个大字。这几个字出自毛泽东的手笔。
这是毛泽东与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部分干部的合影。这张照片非常著名，许多历史著作和回忆录中都收录了这张照片。而在参加合影的29人中，坐在前排最右边，戴着眼镜，相貌儒雅的人，就是欧阳毅。
在毛泽东指挥下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岁月，是欧阳毅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1928年初，欧阳毅在老家湖南宜章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参加了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暴动。4月下旬，参加湘南暴动的部队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欧阳毅第一次见到了闻名已久的“毛师长”。
在回忆录中，欧阳毅详细记述了第一次聆听毛泽东讲话的情形。欧阳毅写道，毛泽东“身材高大，目光炯炯，长长的头发背向脑后，显得风度不凡”。讲话中，毛泽东引用了孙悟空和如来佛的故事，毛泽东说，敌人没有孙悟空的本领，即使有的话，也不是红军的对手，因为红军有如来佛的本领，敌人逃不出红军的手掌。毛泽东还讲了战术问题，说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也有强弱之分，“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只要抓住弱的猛揍一顿，打胜了立即分散，等强的来了，就同它玩“捉迷藏”，这样，就能掌握主动权，可以把敌人放在手心里玩。
几十年后，欧阳毅对毛泽东讲过的这些话仍然记忆犹新。当时，由于敌人封锁，井冈山物资匮乏，1928年冬天，为了储备充足粮食，粉碎敌人的“会剿”，毛泽东、朱德、陈毅都亲自率领军民下山挑粮。那时候，挑一次粮食，要来回奔波几十里山路，每天天不亮就要出发，天黑尽了才能回来。欧阳毅曾经跟着毛泽东从茨坪出发，去宁冈大陇挑粮，他没有米袋子，就把裤角扎紧，里面装满粮食后扛在肩上。当时，红军战士看到42岁的朱德军长也亲自挑粮，担心他累着，就把朱德的扁担偷偷藏了起来。谁知朱德又用竹子自己削制了一根扁担，还亲手在扁担上写下“朱德记”几个大字。这就是著名的“朱德扁担”的故事。
在井冈山上，欧阳毅还和陈毅建立了深厚友谊。当时陈毅是士兵委员会主任、军委书记，欧阳毅担任秘书，两人共事的时间比较长。陈毅有一条毯子，但没有铺的东西，欧阳毅有一块布单子，但没有盖的东西。在井冈山打游击，经常露宿山野，陈毅就和欧阳毅搭伙同住，共毯而眠，被传为“两毅同眠”的佳话。寒冬腊月，山风阴冷，一条毯子一块布单，原本不足以御寒，但与陈毅相互慰藉而眠，让欧阳毅感到十分温暖。
欧阳毅在井冈山战斗、生活的时间共有9个月，随后就与毛泽东、朱德率领的部队下了井冈山，向赣南进军，直到后来打下瑞金，开辟中央苏区。1929年12月，欧阳毅列席参加了古田会议，作会议记录，并为整理后的记录刻写蜡版，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结束后，恰逢1930年元旦，林彪派人给毛泽东送去一封“新年贺信”，表达了对时局和革命前途的悲观情绪。毛泽东对这封信很重视，专门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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