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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记事·忆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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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有一好，必有一累。但我在收藏签名书的过程中，更多感受到的是其中的无穷乐趣。乐此不疲，当然丝毫不觉其累了。
书不能凭空而来，或购，或索。每日读书看报，我都会仔细留心出版信息，遇到好书，立即设法购买。当然，朋友们的书，我还可以索要。索书有索书的技巧，可以托人，可以寻找机会与作者见面，也可以讲课等为“代价”，或以赠书为名“交换”。至今回想起来，历历在目的都是乐趣。
购书、索书必须读书。不读书，既对不起作者的伏案操劳，也对不起作者亲自签名的拳拳苦心。干任何事，强迫总不是好事，只有读书除外。像鲁迅先生海绵挤水一样挤出时间，强迫自己读书，实在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读书可以陶冶性情，可以扩大视野，可以提高修养，可以提升境界。读书之后再藏书，用书筑起黄金屋，胸中就有百万兵。因此，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军半个多世纪的军人来说，藏书，就是为了藏兵。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在浩瀚的世界大势中，一个人永远都只是浪花一朵，他的亲身经历永远都只是事情的一些侧面。要想比较全面地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个重要渠道就是读书。手捧书卷，或者潜心研读，或者随意浏览，或者快速搜索，或者直取所需，我常常能够“撞”见自己曾经经历的往事。在一个人的记忆里，往事如烟，但在书本上，往事却是清清楚楚的白纸黑字。读书可以勾起我对许多事情的回忆，可以补充完善我对许多事情的认识，可以使我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得到许多启示，从而启发我积极而主动地面向人生，面向未来。因此，藏书，也是为了记事。
购书、索书、读书、藏书，像蚂蚁一样辛苦，像蜜蜂一样勤劳，既是为了书，更是为了人。书不仅是知识，而且还是媒介。检点自己的藏书，仿佛是与人类的众多精英分子进行跨时空的精神交流，又仿佛是与我的众多朋友倾心交谈，互通款曲。因为这些书，既使我想到那些名垂青史的革命前辈、开国元勋、外国政要、文学巨匠、科学泰斗、经济学大师，又使我想到那些曾经费心帮助我搜集签名书或者将他们收藏的签名书赠给我以成我之美的朋友们。以书鉴人，以书会友，无论他们多么伟大还是多么平凡，都对我如何做人有帮助，对我如何看待人生有益处。因此，藏书，还是为了忆人。
藏书、记事、忆人，对我来说，这已不仅是单纯的爱好，而是一种修养身心的方式。明代张岱曾经说过：“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因此，藏书之癖，有助于我颐养深情。
感谢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他为我题写了“藏书、记事、忆人”的书名；感谢雕塑大师袁熙坤先生，他为我绘制了书中的肖像；感谢书法大师欧阳中石先生、文博大家王世襄先生，我将他们的专门题签置于书前卷首。
去年年底，一所高校邀请我讲课。在课后互动环节，一位研究生同学请我用最简短的话概括我的人生。面对学生“考”老师的局面，我灵机一动，脱口答道：“文韬武略，习武学文。”我解释说，虽然我官至上将，但从未亲领雄兵，半个多世纪的军旅生涯中，我主要是以文韬服务于武略；如今，我虽然不再担任副总参谋长之职，但依然戎装在身，因此还将习武如初，但同时，我会将一部分精力转而学文，学习文化，学写散文，学习收藏。在这里，我还要感谢文化部部长、中国文联主席孙家正同志，感谢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同志，他们的简短序言，正是对我学习文化、学写散文的鼓励和鞭策。当然，我还要感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外交部的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他们对本书的写作给予了细致的把关与核校。感谢书中提到和没有提到的所有签名赠书给我，以及帮助我获得签名书的领导、同志和朋友们。没有他们的帮助，就没有这本书的诞生。
序 三（3）
由于篇幅所限，我不可能在这本薄薄的小书中全面展示我的收藏，缺憾总有，错漏难免，留待再版时，我将进一步更新、完善。
2007年12月15日
2007年12月作者与孙家正（左）合影。
共和国元帅的风采
共和国元帅的风采：三位元帅的盖章书
从1956年穿上军装，到今天，我的军旅生涯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军人的血液流淌在我的血管里，我与这支伟大的军队结下了不可分割的深厚情缘。
在我的藏书中，军人的著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非常令我骄傲。这类书中，居于金字塔顶尖位置的，是为共和国的诞生立下赫赫功勋的一代元戎的著作。从元帅起，到众多大将、上将、中将、少将的著作，我都收藏有他们的盖章或签名。
这些开国将帅，我大都只是慕其名知其事，但也有一些，曾经因为这样那样的因缘，我亲身见证了他们工作、生活的片段。每当捧起他们的著作，涌上心头的，就是绵绵不断的对于这些伟大军人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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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触最多的元帅（1）
北京后海附近的胡同，我已经30多年没有去过了。那儿还是巷道寂寂，少有行人吗？那儿还是柳树浓阴，遮天蔽日吗？每次想到这些胡同，我的脑中闪现的，总是30多年前的景色，而我，也仿佛变成了30多年前那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曾经有3年多时间，我几乎每周都要走过这些胡同，走进胡同深处那座深深的庭院。那是一位共和国元帅的家。毛泽东曾经赠给这位元帅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薄一波觉得，这位元帅的精神风范还贴近于另外两句话：“先生，从浑厚中透出侠义气；人们，从亲近中露出敬畏心。”
这位元帅就是叶剑英。
1971年9月13日，身为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的林彪，在反党阴谋败露后，从山海关机场乘三叉戟飞机叛逃国外，结果在蒙古国折戟沉沙。不久，叶剑英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人，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我就是在此后不久，第一次走进了叶剑英元帅的家里。但我并不是来执行军事任务，而是为这儿放映的外国电影做同声翻译。
叶帅家的放映厅大约有一百多平方米，简单摆放了七八排椅子，大约有四五十个座位。“今天放映什么电影？”一走进放映厅，我就问那里的工作人员。说实在话，我的心里有些忐忑不安，因为这不但是我第一次担任这么高层次领导的同声翻译，而且我似乎对外语已经有些荒疏了。
当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摸外文了。在不能提前看一遍电影的情况下做同声翻译，难度相当大。为防止现场翻译遇到困难，临出家门时，我在口袋里揣了本英汉词典。
“《丘吉尔》。”那位工作人员回答。
我马上拿出词典，翻到丘吉尔的词条，默默地把词条的内容记在心上。
不久，叶剑英在工作人员的簇拥下走了进来。“这位是新来的翻译同志。”有人指着我向叶剑英介绍说。叶剑英很客气地向我点了点头，问：“今天放什么电影？”
“《丘吉尔》。”我连忙回答。
“噢，《丘吉尔》，好啊，二战三巨头之一。丘吉尔的生卒年分别是多少？”
要在平时，我肯定会被问住的。但我刚好提前在随身带去的英汉词典上查到过，所以马上干脆利落地答道：
“报告首长，丘吉尔生于1874年，卒于1965年，享年91岁。”
叶剑英没有再问别的问题，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坐到座位中，说：“开始吧。”我感到，他对我的回答还是满意的。
灯光暗下来，在电影放映机有节奏的转动声中，二战风云席卷了那块小小的银幕。我的心轻轻悬起，思维飞快地跟着剧情转动，像攻克难关一样不断克服一个个英语单词、一段段英语对白，把它们迅速转换成汉语。很快我适应了，许多难度很大的台词，我都能准确翻译出来。思维转换的过程消失了，我已经能够像剧中人一样，把他们说的用汉语脱口说出。
电影结束，灯光亮起。这时，我那颗悬着的心才慢慢放下，我发现，我的头上已经沁出一层细汗。
“你叫什么名字？”叶剑英问。
“首长，我叫熊光楷，熊是能字下四个点，光明的光，楷书的楷。”
“谢谢你了，搞同声翻译很辛苦。你去吃点夜宵吧。”
夜宵的味道很好，但我的心情更好。虽然几年不摸外语，但我适应得很快，翻译水平没有下降。更重要的是，叶剑英对我态度很客气让我感到很温暖。他是共和国的元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在他面前，我只是一个年轻人，一个很普通的专业军官，但他礼貌地询问我的名字，客气地留我吃饭，由此可见他对人的尊重，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一个星期后，我又一次走进了元帅之家。
叶剑英正在走廊里锻炼身体，见到我，他停下来，说：“别告诉我你叫什么。”略一沉吟，他马上接着说：“你姓熊，熊向晖的熊。”
我接触最多的元帅（2）
这一次，我不但是感动，而且是钦佩了。战争年代，叶剑英长期担任参谋长的职务，从红一方面军的参谋长，到八路军参谋长，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是军中公认的“参座”。参谋的一项基本功，就是事无巨细，了然于胸。叶剑英只问了一次我的名字，便能准确记住，这样的基本功，令人惊叹。而渗透于其中的，仍然是对人的尊重，对知识的尊重。后来我知道，叶剑英还有一位外文秘书，这在老帅中也是罕见的，而他并不把这位外文秘书称为“秘书”，而是称为“Teacher（老师）”，这也反映出他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对国际问题的关注。
而叶剑英提到的熊向晖，既是与叶剑英很熟的一位传奇人物，又是当时协助周恩来、叶剑英，参与打开中美外交大门会谈的主要助手之一，因此叶剑英看到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熊向晖的熊。
我在叶剑英家做同声翻译，前后长达3年之久，主要翻译英语和德语电影。每次放映电影，叶剑英都会邀请一些朋友和同事一同欣赏，其中不乏赫赫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在放映电影前后，他们还会进行话题广泛、无所拘束的轻松交谈。逐渐地，我意识到，对于叶剑英来说，看电影不仅仅是放松身心，陶冶性情，还是一种特殊的交往交流方式。有一次，我去解放军总医院看病，恰好遇到曾经在叶剑英家做过保健工作的马望兰。她告诉我，“四人帮”横行时期，到处弥漫着风声鹤唳的气息，身处高位的叶剑英也不得不处处小心，甚至家中电话机的位置稍有变化，也会引起叶剑英的警惕。在这种情况下，看电影就成了叶剑英与自己信赖的老同事老朋友交流信息、沟通想法的重要方式。后来我想，叶剑英之所以能在关键时刻挽救我们的党和国家，既与他的多谋善断有关，也与他能广泛地进行联络，听取党内老同志的正确意见想法有关。
在为叶剑英做同声翻译的过程中，我也认识了叶剑英的子女，并与他们有了一些交往。
正是由于我和叶帅的家庭有着比较广泛的联系，所以，在我收藏叶帅盖章书的过程中，虽然遇到了一个意外，但最终仍然修成了正果。我所说的“意外”，其实也不算意外。我先是委托叶帅办公室张主任在我购买的《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上盖章，结果他把“中央军事委员会叶剑英副主席办公室”的圆形公章盖了上去。我没有气馁，接着又把这本《叶剑英选集》转给叶帅的侄子叶选基。1998年11月30日，这本书又盖上叶剑英的私章，回到我的手中。
走错门走到了徐向前家（1）
北京后海附近幽深曲折的一条条胡同，不但牵系着我对叶剑英元帅的思念，而且牵连着我和另一位元帅的因缘巧合。
那天，是我第一次去叶剑英家。出发前，为了不走错路，我专门问了曾经去过叶剑英家的老同志，把他们说的路线详细记在本子上。可是，真的到那儿时，我还是迷惑了。寂静的巷道，相似的院落，究竟哪个才是叶剑英的家呢？眼瞅着暮色四垂，华灯初上，约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没有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敲响了其中一户人家的门扉。
“你找哪儿？”
那是两扇铁门，严严地关着。听到我的敲门声，铁门上狭窄的望孔打开了，里面露出一双警惕的眼睛。
“请问，这是叶副主席的家吗？”
“不是。”
“我是总参的，来执行任务，请问叶副主席家是哪个门？”
听说我是总参的，望孔里的战士略微放松了一些，伸手指了指斜对面的一个院落：“那一家。”
从那天晚上起，我开始为叶剑英做同声翻译工作。但我时常会想，我曾经走错的那一家究竟住着谁？能住在叶剑英的对面，一定也是位了不起的大首长了。和叶剑英家的工作人员逐渐熟悉后，有一次，我决定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对门是谁的家呀？”我问。
“你不知道吗？那是徐帅的家。徐向前元帅。”
真没想到，一条巷子居然住着两位元帅，而且还是比邻而居。中国人讲究“居必择邻，游必就士”，可见二位老帅的融洽和默契。
1977年，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的余毒，加强整军建军，在叶剑英的主持下，军委组成了一些委员会，徐向前被任命为军委战略委员会主任。这不是一个决策机构，而是一个战略研究机构。后来，由于年事已高，徐向前陆续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等各种职务，但军委战略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却一直伴随着徐向前，直到他1990年去世。我由于从事国际战略研究，曾经多次为徐向前提供战略研究资料。令我感动的是，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年头，徐向前仍然密切关注着军事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进程，以及战争战略因此发生的变化。因为这些原因，我和徐向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有了一些联系。
1990年6月，我突然接到徐向前的秘书李而炳打来的电话：
“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急需你的帮忙。”
李而炳说，语气非常着急。
原来，89岁高龄的徐向前因为发烧住进了301医院。由于发现痰里有抗酸杆菌，医务人员怀疑徐向前旧的结核病复发了，于是决定使用链霉素，进行抗结核病治疗。
“医生们给徐帅注射了罗马尼亚进口的链霉素，但没有疗效。听说法国的更好，你能不能请我国驻法国使馆的同志，给买一些带回来？”李而炳问。
“没有问题，”我连声答应，“着急吗？”
“着急，十万火急！”
“李秘书，请你放心，为了徐帅的健康，我们一定用最快的速度办理此事。”
“最快的速度有多快？”
“一天。”
放下李而炳的电话，我马上拨通法国的国际长途，找到我们驻法国使馆的武官韩开河。中国与法国相差7个时区，当时法国正值上午。韩开河接到电话后，立即奔上巴黎街头，买到药后又立即赶到机场，托人把药带回。经过10多个小时的飞行，第二天上午，这盒珍贵的药品就飞越半个地球，降落在北京。中午时分，我把这盒药亲手交给了李而炳。
我虔敬地盼望着，徐向前能够早日康复。可惜天不假人以年，1990年9月21日，传来了徐向前病逝的噩耗。
后来，李而炳告诉我，301的医生检验了法国买来的药，认为还是国产的好，因此决定选用国产药品。经过一段时间的抗结核治疗，徐向前病情明显好转，体温一度恢复正常。但最后还是多器官衰竭，虽经医务人员全力抢救，终无回天之力。
走错门走到了徐向前家（2）
我所收藏的《徐向前军事文选》，上面的印章，是徐向前的儿子徐小岩帮助盖的。徐小岩也是一位解放军的将军，曾经将他的著作《信息作战导论》（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签名赠我。同样，通过徐小岩，2004年9月21日我又得到了徐向前夫人黄杰亲笔签名的摄影集《徐向前和黄杰》（长城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一版）。这本书上还钤盖了徐向前和黄杰的印章。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徐向前的印章，《徐向前军事文选》上的印章是阴文的，《徐向前和黄杰》上的印章是阳文的，二者的字体字形几乎完全相同，构成了一个阴阳互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
2007年6月18日，黄杰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我和陈昊苏的“秘密协定”（1）
1996年7月，在一次会议上，我遇到了陈毅之子、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由于都是从事外交工作，我和陈昊苏比较熟悉。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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