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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秘档-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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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夏他的留法同学汪日章（1906—1992）来信，那时汪任军事委员会机要室秘书［主任是毛庆祥（1898—1998）］，谓该室有一中校秘书缺，问他“愿否屈就”，先父认为这是一大好机会，随着向铁道部请假赴庐山，与毛庆祥及汪日章同见蒋，蒋看他履历书，知道他为沪江大学毕业（蒋曾资助陈舜畊念沪江大学），又留学法国，即说：“好，好，好好工作。”（按：这就是蒋最早期的“侍从室”，是从1932年南昌“剿匪”时开始的。到抗战时，才扩大编制，正式称为“侍从室”，只是蒋比较低调，其实这里面人才济济，尤以抗战时为然，是蒋培育及观察人才之所在。）
先父晚年在台湾曾提及该次去庐山一逸事。一日，与汪等出游，帽为风吹落山去，汪日章即大声向先父笑道：“你出头了！”此次庐山之行，确是先父一生关键的转折点。汪别名荻良，亦一奇人，在蒋事业之巅峰时，即1938年抗战初，离开蒋侍从室少将第四组长的职位，去从事他的油画生涯。他留法时原是学艺术的，1947年至1949年担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今中国美术学院）校长。先父周围，就有多位类此视富贵如浮云、有胸襟的道义之交（可参见敝著《黄金档案》的人物篇）。
不久，侍从官交来父亲的履历书，上面有蒋的批示：“准派为机要科长”。换一个人，一定非常高兴，留学巴黎大学，拿了硕士回国做个科长也不算过分，但我父亲看了：“大吃一惊，我对庆祥兄说：这绝对不可能，必是委座笔误。庆祥兄认为不会错，委座对你印象一定特别好。”但先父坚持要毛庆祥再请示蒋。次日清晨6时，汪日章打电话给父亲，“委座嘱即往见，至则见委座正在庭前静坐，胸腰挺直，而手置膝上，移时坐毕入书室，嘱我进见，微笑对我说：你还是先做少校秘书，好好从小做起。”（1933年父亲进入蒋机要室的任命状）先父就是这样极本分的一个人，不躐等躁进，从基层切切实实干起，由这样开始，蒋介石对先父的信任，渐渐超过了与他渊源更深、曾资助念大学的陈舜畊。在服务半年后先父就晋升中校密电股长，掌理蒋与全国政要将领间密电本的编制与配发，并协助“黑室作业”，即蒋的侍从室著名于世的密电室。 。。
服务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夫妇建立的渊源（2）
先父曾提到一件事，印象特别深。
1933年9月底，福建的陈铭枢早有叛变迹象，10月初即陆续有各方面情报，我们截译密电工作也特别紧张，有一天，我适在黄季弼兄（主持黑室工作）办公室，得知正截获了一通无线密电，已译出了几个字，后经再三推敲，竟将全文译出，暴露了全面叛变计划，立刻送上委座核阅。此乃敌人自己供给的资料，比任何情报可靠。这也说明为什么，委座特别看重这一项黑室工作。
此即近代史之“闽变”，也间接证实了先父从一开始就受到蒋的信任，进入了最机密的中心。
1934年7月，航空委员会改组，蒋兼任委员长，不久意大利墨索里尼征得中国同意，派了一空军顾问团来华，团长为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民族英雄劳第将军（Genl。 Rodi），他想找一位秘书，其条件是此秘书必须为蒋委员长所熟知的人。先父就在那年11月至航委会到差（据汪日章回忆说是他推荐的，参见汪日章等著《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日子》），开始了他在国民党政府空军整整十年的生涯，由航委会秘书，而笕桥航校秘书，而航委会主任秘书、经理处副处长，最后一职为空军上校经理处长。值得注意的是，1936年西安事变，蒋夫人宋美龄应变出任航委会秘书长，晋升先父为主任秘书（《国民党军事制度》，2009）。
据2009年宁波北仑小港信息网登载，在1936年抗战爆发前夕，先父做了件“傻事”：当时宁波故乡的“蔚斗小学师生鉴于国内形势十分紧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达到了高潮。三月，蔚斗、新民、良才三校决定出一份以‘反对内战、团结抗日’为宗旨的半公开油印刊物。编写工作由周鸣宇等实际负责。……为县政府所注意，……不久，蔚斗的多位爱国教师被捕”，先父却掩护地下党周鸣宇逃逸。“上海进步刊物《读书生活》、《妇女生活》曾以《镇海国民党当局逮捕爱国教师》为题，撰文揭露反动政府*爱国教师的罪行。蔚斗校董唐爱陆，校长乐嗣钟以及在上海的吴沛宁同志积极奔走营救，终于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经吴沛宁之叔父（青峙七星延陵学校校董）、笕桥航空学校教育长吴嵩庆先生力保，迫使反动派不得不将被捕教师全部释放。爱国教师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两个月的斗争，终于获得胜利”。由上文知道，先父并没担任过笕桥航空学校教育长，只是位秘书，但在1936年他是航委会的主任秘书。这里又显示出先父在政治认识上，在国民党政府*高潮中，是太“天真”了。他只知是非，而对党争毫无了解与兴趣。
在与蒋夫人共事期间，有一次他与飞虎将军陈纳德因事相争，蒋夫人对他说：“你得罪了顾问，应向他道歉！”我父亲说：“此事我有理，我决不能道歉，而且他用手拍桌，是他侮辱了我，应向我道歉。”蒋夫人听了遂向陈纳德说：“我们中国人认为拍桌子是一件极不礼貌的事情，好罢，你们两人握手言和罢！”于是在夫人面前，我父与陈纳德两人热烈握手，言归于好。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洋顾问面前一向不卑不亢。
抗战期间，1942年先父已晋升为空军经理处长，四川梁山要筑一大型机场，以接应盟国空军，需要一笔巨大经费。父亲请夫人帮忙，夫人告诉他：“我们一同去孔公馆”。到时，孔祥熙（1880—1967，时任行政院长）远远看到他们下车就用英语说：“我知道你又来讨钱了，因为你带了会计来。”随着拿笔批“照发”二字。父亲认为，此案如果用正式公文手续，不知几个月才能办通。又一次，父亲经办某案，就用便条写着需费多少，面呈夫人。过了一小时，父亲收到侍从室送来的委员长亲写“吴秘书亲启”函，拆阅之下，原来是方才呈送夫人的便条委座没有批，只在后面写：“此致孔院长，中正手启某年月日”，蒋的字比他还要工整，让我父亲感到惭愧，也让他感激。先父与蒋夫妇的关系，较从属与长官的关系要深一层。。 最好的txt下载网
服务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夫妇建立的渊源（3）
他认为，在离开空军二三十年后，夫人仍对他照顾有加。1968年，他在唐荣钢铁公司任董事长，在高雄新建好一座中兴钢铁厂，正巧蒋夫妇也寓于澄清湖官邸，父亲极盼正在欢度82寿辰的蒋也能来厂视察，特写信给夫人。第二天，蒋夫妇即亲临此厂，夫人对他说：“我给你请到了！”让先父感到温馨。
1971年3月，先父遭遇重大车祸，座车与一被警察追逐的盗车在纵贯公路上相撞。第二天清醒后，在左营海军医院得知，士林官邸打来电话，当晚空军派专机由外科教授杜圣楷（杜是我们家的好友，也是蒋的侍医之一）护送至台北三军总医院治疗。次晨，外科主任卢光舜大夫（医界前辈，曾主持筹备兴建台北的阳明医学院）带了一束花来到病房，面传夫人关切之意，并谓这束花是夫人亲自在花园中采来的。卢大夫并告诉父亲：“我们医护人员看得多了，对某人，总统关切。对另一人，则夫人关切。很少有总统与夫人同时深切关怀如对你的。”方知昨日电话与专机，都是夫人从中促成的……
与蒋夫妇能同时建立良好关系，可能是家父的教育背景、宗教信仰以及个性使然，如前述，他为人本分，从不作非分之想，也不做攒营晋身之事，先祖父教育他一切为“公”，所以一生很少为自己，甚至自己家庭着想（有时就有些过分，变得“不顾家”了）。因为是基督徒，与蒋夫妇在信仰上没有隔阂，上海沪江大学毕业的，又是奉化的邻乡人（同属浙江鄞县），在外语上也是得心应手，英、法文都很流利，做事方面也是侍从室“中正学校”严格训练出来的。日后中原板荡之时，央行的“军费”大任就降到他头上了。这也是蒋夫妇知人善任的一面：虽然古板木讷，却是一位忠实可靠的人。但在这之前，还须接受其他历练。
1943年7月，他奉命去国民党的党政高级班受训，得当时任军需署署长的陈良（字初如）的赏识，于结业后调任少将粮秣司长，从此被纳入军需财务系统，由于此而经历了黄金运台等惊天动地的历史巨变。1943年8月刚上任时，他就遇到一个惊险经历：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召集最高军事会议，带了一位高炮士兵，报告说，每日吃的主食，军米仅20两（照规定为25两）。委员长遥指着坐最后一排的粮秣司长作答，先父哪见过这样大的阵仗，刚上任，不知怎样作答。幸亏何应钦（军政部长）、陈良、俞飞鹏（后方勤务部长）说碾制、运输、储藏、洗濯都有损耗，替他解围，但蒋要他在山上多待几天，当时王惕吾（后为台湾《联合报》创办人）任蒋卫队团第二营营长，王逸芬（后任财务署台北收支处处长）任团军需主任，父亲就与他们住在一起，并请他们协助调查。
这种“粮耗”，是历史上最伤脑筋的事，他甫任斯职就须为此“耗损”说明清楚，实在是个难题。但他精力过人，脚踏实地，到部队去调查，由各种数据说明军粮之领发、碾制、运储等损耗难免，绝不能达到25两全数，这种用科学数据的统计方法，与我每日在实验室中作动物或人体研究论文，其复杂度不遑多让。他的结论是，需要管理一元化，建立全国仓库网，集中管理，以减少损耗。
通过了这次测验，他于一年后晋升为军需署副署长，1944年11月又奉命兼任兵役部经理处长，身兼两职当然是位“能吏”。另一方面，作为前西北军“军阀”的鹿钟麟是兵役部部长，而兵役是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弊端所在，蒋介石曾枪毙了负责兵役的署长（原属军政部），才设立兵役部，找了一个“党外”的西北军将领来做部长，自有平息众怒的目的。鹿部长也非傻瓜，特别找了位与蒋关系甚深又有清誉能吏的人来兼任经理处长，可以有如昔日的“钦差大臣”，来纠正风气。
服务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夫妇建立的渊源（4）
父亲的一项任务就是调查新兵及师管区医务实况。他揭露贵州各师管区的医院直如“催死所”，途中二连新兵直如乞丐群，旅舍不许入内，夜卧檐下石板上，以致一夜即添病兵23人。碰到先父这样有血性的“钦差”：
……立即将病兵送入医院，嗣严经交涉，始得入室居住。夜闻咳嗽声呼应不绝，声声刺耳，不能入眠，因起而秉烛草此报告。钧长读之，当亦可闻新兵在寒夜所发呻吟咳嗽声，而共掬同情之泪也。谁无父母，孰无子弟，使其流连颠沛至于此极，未握枪受训杀敌前，已成饿者、病者、死亡者，害民而不能福国，尚有逾于此？……钧长当指兵役部长鹿钟麟。此外他也调查了新兵的伙食：……在贵阳则常领不到米。……在此军粮困难中，又有干部克扣之事。据兵站运输大队所接新兵面告，由安顺来筑（按：即贵阳）途中，连长曾售去米一斗；是否仅此数，尚不得而知。每日仅吃稀饭二餐，每人饿得目不能视云云。……至副食更谈不到，规定固少，而一般干部尚多克扣。调查兵站运输大队新兵，据云，每天仅吃稀饭，并无副食，并须为连长每人挑菜若干来筑图利。在晴隆查安兴师区四团六连及十连时，据云，副食每兵每天以十元计算，余作灯油等费。见其所吃之菜，亦不过菜汤一钵，每人分食少许而已。已嘱应照规定发十三元，此等事不一而足，实不胜追究，惟谆戒要爱新兵而已。……
这些就是他替兵役部实地调查的冰山一角，抗战那时已近尾声，不到一年日本就无条件投降了。他揭露了兵役的虐政，国民党的*，但是日寇的侵略这笔账也不能不算！先父就是如此秉持自己一点读书人的良知，在官场这个大染缸里特立独行。
兵役的虐政，到抗战胜利后，显然并没有改善。1945年8月盟军中国战区的参谋长魏德迈（Albert C。 Wedmeyer， 1897—1989）向蒋委员长呈上一份措辞强硬的报告称：
……中国的征兵方式是如厉疾……新兵都骨瘦如豺，身体软弱无力；军医院都成病兵的葬身之地……（《改变中国》）
其实，在日寇侵略下的民族抗战洪流中，人命如草芥，牺牲的岂止平民新兵？几乎每个家庭的亲族里都有病死之人，笔者家也不例外。
先父这样一心为公办事，不是没有代价的，家人子女就为他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由于营养不良，在成都我那不到3岁的妹妹兴静一天早上起来腹泻发烧，晚上请来医生诊断为痢疾，次日帮工抱去医院途中就死了。据年长的亲友说，妹妹得病前一日，笔者先拉痢，但挺过来了，才能活到今日。父亲当时担任航空委员会的经理处长，相当于中将级主管，如果借部车，当晚送医院，一定还有得救的。笔者5岁时，住在重庆，全家六口挤在一间房内，卫生、营养都很差。每餐都吃发霉、含稗石的配给米，能够有一两块甜饼干下饭，已算是不错了。笔者生疥疮，身上溃烂得很厉害，记忆里似乎没有去医院请医生治疗过，都是母亲与姊姊在屋外烂泥地上，替我用硫磺水洗疮。能活下来，看看自己身上的疮疤，现在年已古稀，也算幸运了。当时先父担任军政部粮粖司司长，主管全国军粮（家里配粮也是霉的），忙得很，很少见得着他，全家衣食住行，都是先母一手打理的。
1945年他被陈诚系的王东原（湖北省主席）请去当财政厅长，先父对在湖北任职两件事常悬念在心头不敢忘。第一，我去湖北服务是由王主席东公推荐。当东公携着名单向蒋先生报告时，委员长指着我的名字说：“他是办军需的，不能去！”东公说：“他本人已同意。”委座才予核准。其实，王东公曾请我们高级班同学刘公武兄事先征求我意见，我说：“现在我们工作没有个人自由，如果委员长一定要派我去，我自乐意去追随东公。”我知道委员长选拔干部，有他一贯的方针，违反他意志的事情，实非我所愿，每念及此，心中仍是悒悒（按：王有些自作主张，像是先父在攒营，使他不快）。第二，当王东公调任湖南主席，万武樵（耀煌）先生接任湖北，我提出辞呈，并面报武公表示坚决。武公向委员长报告时，委座说：“此人我知道很好，可留任，其余各厅处可随便更换。”当武公归来告诉我经过时，使我对委座成全支持的德意，又增一层不可磨灭的感戴！他除当财政厅长外，也兼任省银行董事与总经理。他与湖北人相处得很好，在近三年的任职中，“与议会也相处得不错。第一月初到差时，曾遭若干位围攻炮轰，以后他们知道了我的工作与生活情形，从不曾再对我有不礼貌言词，有时且替我辩护”。［按：先父由重庆去湖北任职时，途中被匪抢掠，可能是民国史上被土匪打劫的最高现任官员，在“土匪史”上亦留有记录：“湖北省新任财政厅长吴嵩庆等的专车行至川东武隆白马山，被贵州道真王怀瑾匪伙拦劫，并绑走数人为质，吆吓官方……”（《中国土匪》，2008）］
先父当了近三年的湖北财政厅长，笔者曾记下：他依然是两袖清风，家庭经济上并没有什么改善，武昌的大雪天里，我们这些小孩还是穿着母亲亲手纳底的棉鞋，雪地里一走，都湿透了，一个冬天，双脚一定生冻疮。念小学三年级时我与当时一位主席的公子同校，记得那时他是学校的明星，周围都围着捧月的众星。有一个镜头印在我脑海中，至今如在眼前，就是他小手腕上那只圆形的大表！到笔者有一只表时，已是十余年以后了。多年后读到一则新闻，说是某夫人因为儿子在美国并不是太得意，只好一人返回台湾养老，大叹美国居不易。不知她的那位公子是否就是在武昌校园里曾见到过的少年同学，真是人生如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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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财务署长管内战军费（信任而不“亲”）
到1947年底，父亲又被召回军中，担任国民党军队财务署长，这是美国顾问建议的，将国防部改组，实施新编制，将联勤总部的财务署划归主计系统。那时的行政院主计长徐堪（字可亭，属张群的政学系，1949年1月出任财政部长）向国防部长白崇禧推荐先父出任。白说：“他是我北伐时的老部下，当然欢迎。”先父是蒋和桂系都能接受的人。是福是祸尤未可知，就赶上国共内战，将蒋托付央行的大部分资金带到台湾。从此工作更忙，他的家庭生活更少，尤其是1949年得到蒋总统的“托金”重任之后，更是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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