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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浮生-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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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一腔正气”（3）
由于郑振铎是著名学者的身份，上海沦陷之后，日伪特务也一直想拉他下水。刚开始时，有一位已经“落水”的过去的“朋友”来看他，说什么日本人很钦佩他，想仰仗他出来主持某一方面的文化工作等等，并拿出了一张数额巨大的支票，说是一个叫“清水”的主管文化工作的日本人送给他的。郑振铎当时气得怒发冲冠，认为是对他人格的绝大侮辱，他当场就把支票撕个粉碎，痛斥了这位“朋友。此人狼狈不堪地逃走了，他却气恼了好几天，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总是念叨着“岂有此理！真正岂有此理”！“士可杀，不可辱”！至于那位“朋友”所说的“清水”，名叫清水董山，时任日本驻上海大使馆的一等书记官，也是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的一名头目。清水也算是个“汉学家”，他读过郑振铎的著作文章，但并不认识郑振铎。知道郑振铎没离开上海，清水便一直想拉郑振铎下水。其实，上海沦陷时期，清水和郑振铎曾经在一个郑振铎常去的书店中有过一次“邂逅”，只不过当时清水不知道而已。有一天，郑振铎正坐在一家他常去的中国书店翻书，忽然一位伙计悄悄过来，用极轻的声音对他说：“来了一个日本人，叫清水。”他领会了，转过身继续翻他的书。清水身着便衣，一副很斯文的样子，一面翻翻古书，一面用流利的汉语与伙计们扯谈，他说：“敝人一向很佩服精通于版本之学的郑振铎先生及潘博山先生等，很想认识认识郑先生。”一位伙计便用眼色探询郑振铎：“怎么样？要见他么？”郑振铎连忙摇摇头，并站起来在书架上乱翻着，装作普通读者的样子。伙计便对清水说：“郑先生长久不来了，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清水转身看见郑振铎在书架前翻书，便问店伙：“他是谁？”店伙忙说：“哦，这是新来的伙计。”清水一看他的穿着打扮也确实像个书店伙计，就没说什么。接着他又向书店伙计打听了一些别的人，便走了。郑振铎这才转过身来，长长舒了一口气。等清水走后，郑振铎赶紧又到其他各家旧书店，一一叮嘱：今后凡日本人或不明身份的人来打听他，一概回答不知道。那些书店老板、伙计也都认真地点头照办。而他也照旧常去书店。
“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1）
郑振铎收藏的北朝陶马俑
日军攻占上海后，许多上海的文化人都辗转离沪去了后方。以郑振铎当时的抗战立场和中国文人的习惯心理而言，他当然并不愿留在沦陷区当亡国奴，更何况当时他还面临着各种潜在的危险。但让我们感到奇怪和不可理解的是，郑振铎却一直没有离开上海，抗战八年，他一直留在了沦陷区。对于郑振铎的留沪，当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报以理解，甚至有人因此而怀疑郑振铎对抗战的态度。叶圣陶曾回忆说：“当时在内地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甚至责怪他舍不得离开上海。”为什么在上海沦陷之后，郑振铎还要留在上海？为什么他没有奔向抗战的后方？以个人感情而言，很显然郑振铎更愿意去抗战的后方，自由而畅快。为安全计，他应该离开上海；为个人名声计，他更应该离开上海。于情于理，好似郑振铎都没有留在上海的必要。那么是什么在牵绊着他的脚步？是什么把他留在了沦陷后的上海？对此，郑振铎自己曾有过说明，他在《求书目录》中说：“我为什么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区呢？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惧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郑振铎加诸其身的这种“不能逃避”的“责任”是什么？郑振铎继续说：“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地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话说得很清楚，郑振铎之所以选择冒险留在上海，是出于一种保存文化的使命感。作为一个文人，郑振铎在民族存亡之际首先考虑到的就是民族文化的保存和延续，或许在他看来，只要一个民族的文化还没有消亡，那么无论怎样这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都会永存。无疑，在民族危亡之际，在举国同仇敌忾、群情激昂的年代，郑振铎甘愿默默地保存民族文化和民族文献的选择是独特而寂寞的，同时也见出了他眼光的长远和深邃，当然他的这一选择也是艰难的。
郑振铎收藏的唐三彩马
中日战争爆发之后，随着东南数省相继沦陷，江南许多著名藏书楼纷纷毁于战火，在日军铁蹄肆虐之下，珍贵古籍难以保全。即使有部分侥幸能得以保存，也纷纷被藏家后人变卖以维持生活，当时一些藏书家所藏珍本图籍纷纷散入上海旧书肆。对于中国古籍散失的情况，当时上海的报纸曾转引路透社华盛顿电文说，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组主任宣称：许多从战火中保全下来的“极珍贵的中国古书”现已“纷纷运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已购进千册……。电文还说，中国的局势，将会和罗马当年的陷落，致使“欧洲发生四百年黑暗时代之情形相似”。“预料将来研究史学与哲学者，将不往北平而至华盛顿”。面对珍贵古籍流失海外的情形，郑振铎内心非常焦虑，“每一念此，寸心如焚”。郑振铎之子郑尔康回忆说：“父亲的情绪愈来愈坏。爱书如命的他，眼看着无数珍贵古籍，稀有版本，在战火中与国家民族一起遭受着一场空前浩劫，心似刀绞火焚。”在此种状况下，几乎是出于一种学者的本能，郑振铎觉得自己有责任尽可能地去保存自己民族的文献。他简直无法想像，中国文献归于海外该是何等的奇耻大辱，他在日记中写道：“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而促使郑振铎刻意保存民族文献的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则是：郑振铎了解到伪满“华北交通公司”等机关也在收书，并以府县志及有关史料文献为主体。得此消息，郑振铎“忧心如焚”，他几乎是立即就能想见日方收集这些史料文献背后所隐藏的深意，“其居心大不可测。近言之，则资其调查物资，研究地方情形及行军路线；远言之，则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得悉日方的叵测居心，郑振铎觉得自己更有必要抢救民族文献，或许在他看来这就是另一种抗战的形式，意义并不亚于浴血杀敌，他说：“夫保存国家文献，民族文化，其苦辛固未足攻坚陷阵、舍身卫国之男儿，……诚亦艰苦备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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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2）
郑振铎原有藏书嗜好，但在“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战役中，他近二十年惨淡经营，收集起来的藏书大都在战火中化为灰烬，幸存者寥寥无几。辛勤搜集所得心爱之书被战火毁于一旦，爱书如命的郑振铎想必是悲恸不已，他回忆自己的藏书被战火所毁时的心情说：“余所藏竟亦同此化蝶矣。然处此凄厉之修罗场，直不知人间何世，亦未省何时更将有何变故突生。”经此大劫之后，郑振铎原有的藏书之心本已大减，“收书之兴，为之顿减。实亦无心及此也”。尽管就个人而言，郑振铎在战争时期几无藏书之兴趣，当然更无藏书之馀裕，但于沪战失利之后，他又不能置民族文献于不顾，坐视民族文献流失海外，甚至流入敌手。为保存民族文化计，当学者名流纷纷西迁之时，郑振铎选择留在上海，竭尽全力抢救收购古书。在上海的头两年，郑振铎主要以个人的名义搜购一些珍贵古籍，以个人之力担负起拯救中华文化典籍的重任，对于自己所要面临的困难和艰辛，郑振铎说：“以一人之力欲挽狂澜，诚哉其为愚公移山之业也！”在浩如烟海的民族文献资料面前，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显得是那样的微不足道，想必当时的郑振铎也会生发力不从心之感，其间艰辛亦可想像，正如郑振铎所言，“精卫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从”！
尽管郑振铎有心“以一人之力欲挽狂澜”，但古籍价格昂贵且数量巨大，一介布衣的郑振铎自然会有势单力孤、力不从心之感。当是时，商务印书馆###张菊生、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暨南大学校长何柏丞、版本鉴定家收藏家张凤举四人，也因职位或任务关系留在上海。郑振铎和上述几位关心文献的人士，痛惜文献散失，每日聚商挽救办法。1940年1月，由郑振铎发起，五人联名给重庆###和中英庚子款管理董事会写信、发电报。他们痛陈江南文献遭劫的危急状态，指出其严重后果，强烈要求当局拨款予以抢救。后来重庆国民政府回电，虽然表示赞成“创议在沪组织购书委员会，从事搜访遗佚，保存文献，以免落入敌手，流出海外”，但同时又表示政府拨款抢救文献存在着许多现实困难，“惟值此抗战时期，筹集巨款，深感不易。而汇划至沪，尤属困难。如由沪上热心文化有力人士共同发起一会，筹募款项，先行搜访，以协助政府目前力所不及，将来当由中央偿还本利，收归国有，未识尊见以为如何”？重庆来电所述当是实情，但解决的办法又似有“踢皮球”之嫌。不过，在郑振铎等的力争下，重庆政府最终还是决定将庚款董事会拨给南京中央图书馆的一笔建筑费（约一百馀万元）先行挪用来抢救古籍，“既足以保存文献，又使币尽其用”。
1940年1月19日，张咏霓、郑振铎等在上海秘密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并表示“自今以后，江南文献，决不任其流落他去。有好书，有值得保存之书，我们必为国家保留之”。“文献保存同志会”对外严格保密，只以私人或暨南大学、光华大学、涵芬楼名义购书。“同志会”的具体分工为：张凤举与郑振铎负责采访和收购，张菊生负责鉴定宋元善本，何柏丞、张咏霓则负责保管经费。“同志会”成立后，先后从当时许多有名的藏书楼购得大批善本，还通过北平、上海等地古籍书店联络了各方关系。郑振铎回忆此时自己的工作说：“北自山西、平津，南至广东，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与文献，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曾逃过我的注意。我所要买的东西决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文献保存同志会”在保存文献上的工作得到了时人的高度评价。重庆徐森玉在致友人信中曾提及“同志会”的工作，他评价说：“心专志一，手足胼胝，日无暇晷，确为人所不能，且操守坚正，一丝不苟，凡车船及联络等费，从未动用公款一钱。”在前后不到两年时间里，郑振铎及“同志会”的同仁从敌伪和外国人手中夺回了不少堪称国宝的孤本和稀世珍本。如郑振铎曾抢救收购了一部《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这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戏曲总集，保存元明杂剧二百四十二种，其中一百多种是久湮的孤本。“同志会”的工作确实也让郑振铎足以自慰，用郑振铎自己的话说：“在这两年里，我们创立了整个国家图书馆。虽然不能说应有尽有，但在质和量方面都是同样的惊人，连自己也不相信竟会有这么好的成绩。”国民党南京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骢后来也评价“同志会”的工作说：“现今台湾的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库，几乎全是由这个同志会抢救收购的。”
“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3）
自“文献保存同志会”成立之日起，郑振铎除了在暨南大学授课外，所有课馀时间都投入抢救工作。他整日接待书商，常常为购书款的多少而与书商讨价还价，煞费苦心。每天收来之书，还要经他点查、登记、编目然后装箱运送。储藏本有专人，但他还要亲自检点。为了预防不测，对于重要的孤本珍本，他还设法录副，或影印或拍照晒印，工作相当繁重。对于此时期郑振铎的工作状态，我们可以从郑振铎给张咏霓的书信中一见端倪。从1940年1月至1941年12月，在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郑振铎为购书事宜致张咏霓的信就达二百七十封之多，其中最多的一个月写有二十一封信。信中除谈及购书之事外，也时有郑振铎发自内心的感慨，从这些感慨中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了解郑振铎从事这一工作时的内心状态，摘录两段如下：
我辈收书，不重外表，不重古董，亦不在饰架壮观，唯以实用及保存文化为主。……我辈之工作，完全唯国家、民族之文化着想，无私嗜，无偏心，故可得好书不少，……此愿如能在炮火中实现，则保存民族文化之功力，较黎洲、子晋、遵王更大矣！……然此半年来，心力已交瘁，所费时间尤多。先生所费心于此者亦已极多。但觉此事于国有利，故尚可敢言劳也。
我辈自信眼光尚为远大，责任心亦甚强，该做之事决不推辞。任劳任怨，均所甘心。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无逃避。且较之驰驱战场上之健儿们为安适。一念及前方战士们之出生入死，便觉得勇气百倍，万苦不辞。
由于资金有限，郑振铎等在购书时不得不慎之又慎，“为公家购书，确较私人不易。我为自己购书，如为我所喜者每不吝重值，但为公家购书，则反议价至酷”。因为这个原因，有时面对一些古籍珍本，郑振铎往往不能当机立断，导致有些图籍为他人所得。
1952年6月16日，郑振铎为捐赠所藏文物事致周恩来的信（之一）1952年6月16日，郑振铎为捐赠所藏文物事致周恩来的信（之二）1952年6月16日，郑振铎为捐赠所藏文物事致周恩来的信（之三）1952年6月16日，郑振铎为捐赠所藏文物事致周恩来的信（之四）搜集古籍，有得有失，本属自然之事，更何况在当日境况中如此行事确也是无奈之举，然而郑振铎却不作如是想，他总觉得每一次自己所看中的古籍为他人所得都是自己没有尽责，都是对保存民族文化的失职，郑振铎在致张咏霓信中沉痛地说：“近日连遭失败，心中至为愤慨！……终夜彷徨，深觉未能尽责，对不住国家！思之，殊觉难堪！殊觉灰心！”在抢救文献的工作中，最让郑振铎感到痛心的一件事是他存放在香港的一批图书文献的丢失。随着战争的形势越来越严酷，为保证“同志会”搜集的文献的安全，郑振铎将他认为够得上“珍本”、“善本”的多部明刊本和钞校本陆续装箱邮寄到香港大学，请在那里执教的老友许地山暂时收存，然后再伺机设法运往重庆或美国暂行庋藏。这批文献被许地山存放在香港大学图书馆。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即香港沦陷，而郑振铎存放在香港大学图书馆的文献自此也就音讯全无。得知自己精心挑选的珍贵文献被日军掠夺，郑振铎痛心不已，他沉痛地说：“我们费了那么多心力所搜集到的东西，难道竟被毁失或被劫夺了么？我们两年间辛苦勤劳的所得难道竟亡于一旦么？”他甚至后悔自己的多事，“一念及此，便锥心痛恨，自怨多事。假如不寄到香港去，也许可以仍旧很安全地保全在此地吧？假如不搜集拢来，也许大部分的书仍可楚弓楚得，分藏于各收藏家手里吧？”为了这批“命根子”，从来不讲迷信的郑振铎竟然跑到城隍庙去向“城隍老爷”求签问卜。也许他的一片真诚，真的感动了上苍，在经过长时期的痛苦煎熬后，这批国宝终于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被我国政府一个派赴日本调查文物的代表团在日本帝国图书馆内发现，经交涉后完整地运回了中国。当然，这都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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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不离开了家”（1）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猝然爆发，战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2月8日，日军占领租界，上海“孤岛”沉没。得此消息，郑振铎匆匆赶到暨南大学。到校后，郑振铎参加了由校长主持的校务会议，会议“简短而悲壮”，并一致达成决议：“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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