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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桑塔格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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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辩护。她把她讨论文学经典的严肃认真劲儿也带进对当代一些领域的讨论之中。
但是，桑塔格着迷的法国风不只是思想层面的东西。恰恰相反，她看到了像路易·阿拉贡和安德烈·马尔罗这样的作家是在怎样一丝不苟地润色他们的形象并创造出一种神秘色彩的。在阿拉贡和布勒东这些作家身上，她看到了先锋艺术家是如何吸收左翼政治，使得有关艺术家形象的一切看上去都是进步的、无畏的，尽管比如共产党与超现实主义者之间断断续续的联合是荒谬的，注定要化为泡影。这没关系。那种想法，即艺术家立场鲜明、全面参与的纯精神理念，让桑塔格激动不已。于是，任何矛盾的、自我挫败的行为一概可以谅解。
一九五八年在法国，桑塔格亲眼目睹了一个由作家、思想家和电影人组成、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关系密切的小团体。他们属于精英阶层，为她期待达到的状态树立起一个榜样。尽管不断与丈夫有书信往还，也能想象与他分享她远在法国的时光，但是，她此时的婚姻生活，正如她后来所说的那样，是太风平浪静了。临近一九五八年年底的时候，她决定回国，告诉她坚定而可靠的丈夫，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铸就成功（1）
（一九五九 —— 一九六一）
桑塔格回国，里夫到机场去接。他们拥抱。他们朝车子走过去。他车子尚未发动起来，她便提出了离婚。他们坐着，他们哭了。结束了。
里夫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他是个比较极端的人，表现得就像柯尔律治笔下对参加婚礼的宾客述说着自己的痛苦的古舟子。他的内心似乎在滴血。哈佛大学的丹尼尔·阿伦教授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安慰他这位同事。里夫在其弗洛伊德论著的后几次再版中，都把桑塔格的名字从鸣谢名单中删除了。
桑塔格二十六岁时从里夫父母手上要回了六岁大的大卫，一九五九年元旦带他抵达纽约。她记得，当时仅有两只箱子和七十美元。“我激动万分。我就像《三姐妹》中渴望去莫斯科的艾琳娜一样。心里能想的就是纽约！纽约！”
在欧洲，桑塔格的博士论文没写多少。她向资助者全美大学妇女联合会报告了这一情况，感谢联合会对她的研究年所给予的支持，“对我来讲，这是很有价值的一年，或许是我学术生涯中最珍贵的一年；”同时，也感谢她们对女学者的支持。她的博士论文“断了的线头得回过头去接上”。她说要很快写完博士论文，可她终究没能完成。
独自一人，桑塔格得马上找个栖身之处（她在韦斯滕德街三百五十号一栋二居室小公寓住下），还得找份工作。头半年，她在《评论杂志》找到一个编辑的职位，生活得以支撑下来。她脑子聪明，长相漂亮，给那里一位叫马丁·格林伯格的编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格林伯格也清楚，这对桑塔格而言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活儿，她很快就要写作，动笔写第一本小说。艺术评论家希尔顿·克雷默有次来访编辑部，格林伯格把桑塔格指给他看。克雷默一眼望过去，看到一个非常迷人的年轻女郎身穿居家棉布衣衫，就是他母亲穿了洗碗的那种。单调却别有风韵。尽管《评论杂志》的编辑穿着并不时尚，但穿得还算讲究，而这个引人注目的女人却穿便装。克雷默说：“这几乎显得有点儿矫情。”
从一开始，桑塔格就做着许多有志青年作家在纽约做的事情。她在“所有的派对、乱七八糟的派对”上游弋，寻找新面孔。偶尔，理查德·霍华德会陪她去。霍华德是一位集法国文学爱好者、翻译家、诗人、评论家于一身的人，是一个在文学界玩弄权术、追名逐利之徒。他也是个同性恋，有着杜鲁门·卡波特那样的对竞争作出估计的能力。你还别说，罗伯特·吉拉德真拍到过他像卡波特那样疲惫不堪的照片：霍华德四仰八叉，一只纽约的“文学猫”，看上去却要比卡波特凶猛，他似乎不那么*，却更狡猾，也更有自控能力。
对桑塔格来说，在纽约的头一年半是充满活力的，也是可怕的。她以《希波赖特之梦》为书名的小说进展迅速；她逐渐结识了许多纽约文人；她像其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在大都市穿街走巷，探幽揽胜。她得为大卫整个家，她得拼命干活，养活儿子。她不愿从里夫那里接受什么孩子抚养费或离婚赡养费，尽管根据加州社区财产法，她有权得到这两笔钱；她是在加州向当时在斯坦福的里夫提出离婚诉讼的。她的律师对她讲，他还从未碰到过一个代理人会放弃法律赋予的权利，但桑塔格在发表独立宣言，她决心自己的事情自己办。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铸就成功（2）
一九五九——一九六0学年，桑塔格在位于布朗克斯维尔的萨拉·劳伦斯学院和城市学院找到了工作，教哲学。正如西蒙·克莱因——她在康涅狄克大学研究生院的一位朋友——所注意到的，这种折磨人的生活让她时不时形容憔悴。但是，克莱因倒不妨引用阿尔弗雷德·切斯特说过的一句话：“试图找到路，找到自己的路，吃点苦来苦也甜。”
为了得到指点，桑塔格找到阿尔弗雷德·切斯特和哈丽雅特·索姆斯。阿尔弗雷德一九五九年二月已从巴黎回到纽约，哈丽雅特那年夏天正好呆在桑塔格在韦斯滕德街的公寓。桑塔格为哈丽雅特接风。哈丽雅特记得自己“醉疯掉了”，跳舞的时候摔倒在拼木地板上，脸朝下直挺挺地倒下，鼻梁骨都摔断了。苏珊立即把哈丽雅特送到圣路加医院急诊室，聚会就此结束。
为哈丽雅特接风标志着桑塔格日后非常珍视的一场恋爱的戏剧性开场。哈丽雅特把苏珊介绍给了玛丽亚·艾琳·福恩斯，她是哈丽雅特在巴黎的情人，也是阿尔弗雷特·切斯特钟爱的朋友，福恩斯一九五八年初从巴黎回到纽约。“短短的黑发衬映出漂亮的皮肤，脸上略有雀斑，褐色眼睛里流露出堪称坦率的神情，”娇小的福恩斯将自己的心思闷在肚子里，不让人知道。她一九三0年生于古巴，一九四五年随母亲移民美国。十九岁那年，她认为自己是个画家，便于一九五四年远赴欧洲，追寻自己的艺术之梦；像桑塔格一样，她也沉浸在电影之中。接着，她在巴黎看了《等待戈多》，便立志当剧作家，说她宁可讲话，不要看书。桑塔格自然喜欢她所谓的福恩斯代表的“自学成才”，也喜欢她那令人惊讶的“既纤巧又随性的”风度。她“可以在茶会上讲脏话……也没有人讲她不是淑女。” 有人可能认为这个活泼可爱、甚至惹人怜爱的女人水性杨花——终于有一天，一个色鬼尖叫起来，“举着一只血淋淋的手，上面留有牙印——艾琳的牙印”（这显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发生在格林尼治村的事情）。
像桑塔格一样，福恩斯身上洋溢出一种“戏剧性的美”（诗人爱德华·菲尔德语）。“她有着圣母马利亚那样充满热情的大眼睛。”桑塔格到巴黎之前，福恩斯和哈丽雅特在塞纳街上的普瓦都旅馆同居，用哈丽雅特的话来讲，她和艾琳“斗得来劲儿”时，阿尔弗雷特基本上便成为她们之间的“和事佬”。阿尔弗雷特是出柜的同性恋，尽管他讲话来可能是恶声恶气的，但他爱这三个聪明伶俐、胸怀抱负的女人。事实上，他对桑塔格着了魔，曾考虑娶她。他也非常喜欢艾琳，动辄就提到她的看法。爱德华·菲尔德记得，阿尔弗雷德说着说着，就来一句“艾琳说……”。在纽约有段时间，这三个女人都深爱着他，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一如当年雅各布·陶布斯身边的圈子。
但是，三个女人之间的关系也时常有些紧张。桑塔格和福恩斯没有把她们的私情告诉哈丽雅特。即使知道了，哈丽雅特对福恩斯还是一往情深，只是恨苏珊，苏珊有段时间一会儿和哈丽雅特好，一会儿又和福恩斯好。大家都说，艾琳是个很棒的伙伴，对女性有非同寻常的感觉。艾琳爱打扮，人又靓丽，她也让别的女人觉得她们自己同样的**。
铸就成功（3）
哈丽雅特也生阿尔弗雷德·切斯特的气，他明知道苏珊与艾琳之间的事却不告诉她，他经常在他的萨利文街平房里招待她们。哈丽雅特觉得大家全在欺骗她。她一直都参加由苏珊和艾琳发起的女性写作小组的活动。阿尔弗雷德称她们为“女同性恋匿名会社”。哈丽雅特记得自己有一次去苏珊在韦斯滕德街的公寓，要和她当面对质，却发现苏珊和大卫都不在。过了一会儿，她接到艾琳打来的电话，说“苏珊在我这儿。她请你从她公寓走开。”哈丽雅特气得开始发抖，她记得自己接下来两个礼拜一直都在抖。她服了镇静剂，并与一个朋友搬入新屋同居起来。苏珊开始打电话，说这是个天大的误会：“亲爱的，我爱你！”哈丽雅特不相信她讲的那一套。她离开纽约，搬到普罗文斯敦。哈丽雅特和苏珊再也没有能真正重修旧好。
阿尔弗雷德·切斯特并不希望伤害哈丽雅特，她最终也意识到了这点。他发现桑塔格…福恩斯这对情侣让人啧啧称羡，尽管谈到她们窃取他的脑力劳动成果的方式时，他的话听起来有点恼火。他在给朋友爱德华·菲尔德的信里说：
苏珊让我光火，艾琳不知道要打我什么主意。女人都不是好东西！
但是，他认为，和他在男同性恋酒吧遇到的大多数男性相比，她们的相伴令人愉快多了。到八月份，切斯特向菲尔德报告：“苏珊和艾琳的婚姻现状渐渐露出大多数婚姻都有的样子来。苏珊毫无爱意，艾琳则因爱而活受罪。”
苏珊呢，也有自己的麻烦。菲利普·里夫当时在斯坦福大学教书，夏天他对大卫有监护权，但他想把儿子带到德国呆一年，因为他获得了富布赖特交流项目的资助。用切斯特的话来讲，桑塔格担心里夫“把孩子拐跑了”，所以，就在旧金山提出起诉，结果，赢回了大卫跟着她的权利。
大卫乘飞机去看望在加州的父亲时，生病了。他憎恨父亲想方设法要把他从他母亲身边弄走。“我和妈妈之间有一种共生的关系，”大卫对记者佐薇·海勒说，“这多半是因为我们俩在年龄上只差十九岁。我意识到，这与多数孩子和其母亲的关系都大不一样。结果，很难与母亲分开，极有可能花上漫长的时间才做到。”
桑塔格可能是一位对孩子不那么亲近的母亲，她要闯事业，谈恋爱。朋友们看到一个接一个的情人（多为女性）在她的生活中进进出出，心想这对大卫会有怎样的影响。她极少为大卫提供一种居家生活，承认自己不给他做饭，只给他“热饭”。他们生活在一种大卫后来称为“令人愉悦的邋遢”之中。大卫像他母亲一样容易激动、喜怒无常，发泄起情绪来，比起他妈妈小时候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哈丽雅特·索姆斯记得桑塔格对他可以是非常严厉。但他总是站在她一边。她声称，她写长篇小说处女作的时候，会把他抱在膝盖上。她带他去听关于精神病的讲座，去听音乐会，去参加聚会。朋友乔纳森·米勒记得苏珊和大卫“相互依恋地抱在一起”。有位纽约编辑到桑塔格公寓拜访，看到小大卫也参与大人的谈话。
当然，大多数父母都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自己的孩子是被保护人，不过，桑塔格和她儿子却非同寻常。连孩子们也注意到了。大卫穿的衣服完全就是方特勒罗伊小伯爵 穿的衣服。他像个小王尔德，自由地徜徉在大多数孩子从未到过的世界里——这是苏珊·桑塔格童年时代魂牵梦绕的文学世界。在纽约城，大多数孩子都有早熟倾向，甚至在他们当中，大卫都是奇才。有一天，桑塔格的一个编辑朋友走在街上，瞥见桑塔格和她那衣着颇有特点的儿子，这个编辑是和他两个小儿子一起出来的，他跟经过的苏珊和大卫打招呼。过了一会儿，他的一个儿子对其兄弟说：“这道风景你可不是每天都能见到呵！”
铸就成功（4）
桑塔格在大卫的房间摆满了玩具，但是，她承认，因为她把对“家的感觉”的全部需要倾注到他身上，所以，大卫觉得做个孩子挺不容易的，也难以长大成人。大卫说过：
我小时候并不快乐。我更倾向于认为我的童年时代是服刑，青年时代是保释……有文友说过，我思想上是有某种渊源的，但地理位置上和种族上，我不知所属。他说对了。我对住过的地方并不感到依依不舍。
现在，像他妈妈一样，里夫也是记者，整天在外面跑。他希望呆在外面，希望处于前沿，他写难民，这也许是因为他像母亲一样，自己就是个难民。
桑塔格和她儿子对古巴、古巴革命和古巴左派，对反巴蒂斯坦 难民感兴趣，这一兴趣的产生源自他们刚到纽约时不稳定的生活情形。他们和艾琳·福恩斯住在讲西班牙语的社区，与古巴诗人赫伯托·帕迪亚 （ Heberto Padilla ） 交朋友。古巴人帮着照看大卫。他高兴地记得“隔壁两个动作利索的美人儿那时会几乎是神奇般地出现，把我抱抱就走，带到阿姆斯特丹街上的古巴餐馆（维克多餐馆）吃那些她们叫做“巴提朵斯”（Batidos）的稠稠的热带奶昔。”母子俩一九六0年六月到九月一直呆到卡斯特罗建立了新古巴，大卫在那里砍小甘蔗，桑塔格则考察古巴革命文化。
一九六0年秋，二十八岁的桑塔格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系教书。雅各布·陶布斯刚开始在那儿任教。在哥大，陶布斯是个杰出的、但也是孤独的人物——实际上他是系里的光杆司令，系里像桑塔格这样资历浅的教师有时会替他判卷，有时在他的系列讲座里穿插上一些课。苏珊·陶布斯也教宗教，但像桑塔格一样，她也一心想当作家，因此参加了桑塔格和福恩斯组织的写作小组。
福恩斯记得桑塔格是如何来和她谈谈想法的，她需要一个能对她的想法作出回应的伴侣。如果没有福恩斯的帮助，桑塔格照样可以写作。对此，福恩斯并不怀疑，但是讨论一下，她们确实促进了彼此的创作。可是，这些创作仅仅流于口头形式，除了谈还是谈。福恩斯最后说：“我们真傻！想写，干吗不坐下来写呢？”她们的写作小组就这样开写了。接下来紧张的六个月坚定了她们当作家的信念。
的确，桑塔格是为她的艺术而生活，而其他人则沉湎于家庭，极其小资，桑塔格让这些人觉得相形见绌。桑塔格指导理查德·特里斯特曼，称赞他一开始写的小说，并在他还是个大学生时就接受他参加写作小组。特里斯特曼完全被这群才貌双全的女人征服了，觉得自己能分享她们的抱负是在享受特权——但他感到自己几乎不配。他相信他还什么都没有做，不值得桑塔格对他这样充满信心。但是，她已看过他的不少作品，足以让她相信他的潜力，她极想发现有才华的新人。在城市学院，她会帮助培养奥斯卡·希裘利斯（Oscar Hijuelos）的写作能力，后来，他描写古巴…美国生活的小说《曼博舞王演奏爱情歌曲》（The Mambo Kings Play Songs of Love，一九九0）获普利策奖。
其他学生发现桑塔格很热情，比大多数教授平易近人。在“比较宗教”课上，她谈及自己在巴黎大学的经历，并讨论起萨特来。陶布斯的大多数学生只是把桑塔格看成大师的影子。她是名神秘女郎。她和陶布斯到底是什么关系？没有人真正知道。
铸就成功（5）
陶布斯痴迷于犹太教和基督教对弥赛业或救世主的期待。研究陶布斯的学者提到他的“启示录式的政治态度”。换言之，世界在等待的就是历史的断裂，那种由耶稣故事和保罗改变信仰所揭示的历史断裂。神学提供具有爆炸性的政治潜力的隐喻；这一潜力几乎等同于“别在这种世界上进行精神投资”的训诫。陶布斯传递给别人的印象是他知道不为人知的东西，他期待着一个变化的世界；在这种印象中蕴藏着他的诺斯替力量。他的时间表掐得分秒不差，因为他的时代就要在简称为“六十年代”的时代猝然降临。世界，借用陶布斯某弟子的一本备受称赞的书中的说法，就在伊甸园大门口。真正的变化与历史决裂，正如圣保罗所争辩的，它们是天启式的。会有上帝的新教徒（基督徒），或者用世俗语言来讲，会有一个新的政治世界。这极有可能意味着暴力和革命。“作为一个预言者，我能想象到世界将被摧毁，”陶布斯写道。后来，他对他以前的学生理查德·特里斯特曼说他已成为毛泽东主义者。
的确，陶布斯为他所认为的圣保罗式方式——为了确立一个新秩序的合法性，必须摧毁旧秩序的合法性——而辩护。所以才有毛泽东/卡斯特罗。但是，革命者以什么为权威去摧毁？陶布斯争辩说，圣保罗式的经验包含了似非而是的“自我授权的权威”的循环。圣保罗选定了自己，他那干预的个性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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