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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走向何方-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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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原则是为吸取“战前亚洲政策失误”的教训，蓝皮书强调了“日本作为亚洲的成员，与亚洲同行”的立场。当时的领导人认识到，确保亚洲的和平对确立世界和平来说是最重要的条件，为了实现亚洲的繁荣，“日本将尽最大的努力”。
1958年，岸信介首相在施政方针演说中表明，“要贯彻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民主诸国协调，坚持亚洲一员的立场的三原则”。后来，由于听到许多类似“三原则”是否相互矛盾等疑问或不可实现等批判，第二年的《外交蓝皮书》对此进行了补充说明：在明确提出“相互不矛盾”的同时，也解释了“不得不承认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也有可能出现无法直接适用‘三原则’的事态”。
实际上，这样的“事态”在之后的日本外交史上也发生过。每次遇到它，日本外交就被迫作出艰难的选择。我在外务省工作的过程中亲身经历过这些困难，每次我都觉得，这是日本所面临的地缘政治条件或历史进程所决定的“命运”，不可避免。徘徊在“亚洲主义VS脱亚入欧”的选择之间的明治时代，经常以“亚洲VS美国”的形式重回到我们面前，使国内舆论陷入混乱状态。历史证明，战前的日本最终在两者中一个都没能选择，侵略亚洲，与欧美冲突，结果遭到崩溃。
与战前不同，战后的日本外交高举“三原则”，维持和平，实现了奇迹般的复兴和繁荣。我们究竟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可以说，日本把“安全”寄托在与美国的协调上，把“繁荣”寄托在与美国以及亚洲的自主外交上，以此来保证国家利益，这就是日本走出“美国VS亚洲”、“协调VS自主”这一迷路的办法。就像吉田首相所提出的，“失去领土，也失去粮食、工业原料等资源的今天，日本只能扶持东南亚地区的开发，确保粮食及工业原料的供应，再加上把它们当做能够获利的市场”吉田茂：《回想10年》，东京：新潮出版社，1957年。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战前、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9）
，正是在这一思考下，日本把推进与东南亚国家的通商、经济合作关系作为亚洲外交的重要支柱。
这一“外交三原则”在日本战后外交史上被一贯坚持，丰富了日本的外交选择，为确保日本的安全与繁荣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下文将引用施政方针演说对“外交三原则”进行进一步考察。
“与自由民主国家的协调”与日美安全保障体制
战后日本最大的课题是，在冷战的状况下，走出战败的挫折与混乱，努力实现“来之不易的”复兴，同时保证国家的安全。决策者认为，“若没有自由民主国家的互惠援助，实现维持和平，发展经济是不可想象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倡“与自由民主国家联合”（该观点出现在吉田茂1953~1961年的所有演说中）。而其中的核心是，以《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为基础的日美关系。不过在朝鲜战争爆发，东亚地区的“东西对立”日益严重的时局下，通过“与自由民主国家的联合”确保国家安全的日本，被美国要求“重新加强军备”，并以此表示为自由世界作出贡献的决心。但是，战前日本所遗留下的教训是：对于国家的安全与独立，应该依靠“国民对独立与自由的热情”，而不是军备或军力，“缺乏这样热情和正确观念支撑的军备对外导致侵略主义，对内导致军国主义政治”。因此，吉田首相在国会以“重新加强军备的事情正在引起国内外不必要的疑惑，而且强大的军备对刚战败不久的日本的国力来说是无法承受的负担”的判断，反对重新加强军备。吉田首相曾对《日美安保条约》表示说：“以自己的力量应付国内治安是理所当然的，但针对外界的侵略采取集团性防御的手段也是今天国际上通行的观念。在不负责任的侵略主义野心勃勃的国际现状下，要恢复独立与自由，没有军备的日本只好与其他自由国家一起实行集团性防御的方法，这是天经地义的。”尽管如此，日本最终还是接受了美国方面的主张，创设承担防卫和警察的“保安队”，随后改为所谓的“自卫队”。 此后，关于日美安保的讨论仍在继续。鸠山首相关于防卫问题的基本方针是，追求“准备充实与国力相应的自卫能力，悄悄确立自主防卫态势，试图早日让驻日美军撤军”（1955年）。岸信介首相本着“世界的和平正在由东西两个阵营之间的实力均衡来保持着”（1958年）的认识，从“自由民主国家有必要保持坚持不懈的决心和团结力量”（1960年）的视角出发，修改《日美安保条约》，明确写明美国对日本的防卫义务和驻日美军行动规则的事前协议等。
由此开始，联合国与《日美安保条约》之间的关系也更加明确了。这就是说，当时日本的立场说明，“在把本国的安全委托给联合国的和平与安全的功能之前，日美必须在联合国宪章的框架内严格加强与作为真正对等的合作者之合作关系，并保护各自国家和国民的和平与安全”，“除非发生侵略行为，否则不能发动战争”。
由于岸信介内阁试图强制通过《日美安保条约》的修改方案，结果在30万人示威游行等反对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被迫下台，造成了严重的混乱与对立局面。所以，后继的池田勇人首相采取宽容和忍耐的政治姿态，在任期间的施政方针演说从未言及日美安全保障体制，而是强调重视亚洲和联合国。“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安全保障体制”（1961年），“展开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更强有力的和平外交”（1962年），强调“严格遵守以和平手段解决一切国际纷争这一联合国宪章的根本精神”（1963年），强化了对裁军问题的支持力度。继池田首相之后的佐藤首相就任不久，在面对日美首脑会谈后的施政方针演说上，也没有提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可是，在越南战争爆发，“东西对立舞台转移到亚洲”的1966年，日本开始正面直接地论述日美安保体制的必要性，认为“抛弃《日美安保条约》宣布中立就能确保日本安全的想法简直是幻想”，批判“中立论”，并且提出“维持日美安保体制对确保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来说是最现实的政策”。随后，“自卫力量”和“日美安保体制”被定位为日本安全保障的两大支柱。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战前、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10）
以联合国为中心
随着冷战形势的激化、东西阵营对立格局的“缓和”等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日本外交对联合国的定位产生了微妙变化。其实，日本在加入联合国之前，政府就已经立场鲜明地表示，“希望迅速加入联合国，但在加入之前，对于联合国实行维和措施也会继续全力以赴进行合作”。岸信介首相在1957年加入联合国后的第一次施政方针演说上，主张“以联合国为中心，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以此作为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针。1958年，日本政府发表所谓“外交三原则”，首次把联合国中心主义提升到原则的高度。不过，联合国没有起到想象中的那样有效的作用。日本遇到了由“否决权带来的欠缺”的联合国现实，不得不把1960年签署的《日美新安保条约》视为“在把本国的安全委托给联合国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功能之前”，“严格在联合国宪章框架内执行的”保护两国和平与安全的机制。即便如此，国内的反对声音颇为激烈。在此情况下，藤山外相提倡日本外交的基调是，追求“绝对的和平”并强调《日美安保条约》的必要性。
对此，池田首相在1961年提出，“强化联合国外交的阵容”，承诺“以联合国为中心，展开进一步强有力的和平外交”。池田内阁的小坂善太郎外相也把“推进联合国外交”和“支持联合国”定位为外交的基本政策。另外，大平正芳在1964年也强调了“作为维持世界和平的机构——联合国”的重要性。
不过，在佐藤内阁期间，“国际形势依然很严峻，是不能期望缓和紧张的状况的”，“东西阵营的基本对立以及各种国家间利害关系的冲突依然根深蒂固”。严峻的现实使日本远远达不到期待“把本国的安全委托给联合国”的境界。虽然佐藤首相就任后在首次施政方针演说中强调，日美在“联合国的作用巨大”这点上已达成共识，但在“东西之间的权力关系维持着世界和平”的情况下，站在“为了本国的利益和安全保障”的现实主义立场，努力维持“为维护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最为现实的政策”依然是日美安保体制。在这点上，椎名外相解释说，有了与美国签订的安保条约，“才能使国民对国家的安全不抱有任何不安，才能取得经济的稳定与繁荣”，“在现阶段，还不能把国家的安全完全寄托于联合国”。
在国际形势逐步开始走向缓和的1970年，佐藤首相再次提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外交（“重视国际信义，依靠自主的和平努力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外交发挥重要的作用”）。历史证明，由于随后的国际形势日益多元化，日本国内经济也取得增长，日本不仅通过在联合国发挥作用，回归并为国际社会作贡献，而且扩大了自己的外交领域，“与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或努力推进多边外交。
坚持“亚洲一员”的立场
通过《旧金山和约》恢复了主权的日本，是否能够真正回归国际社会，取决于如何解决与在战争中受到伤害的亚洲各国之间的赔偿谈判，并在此基础上实现邦交正常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外交的主要任务仍然是与亚洲国家的赔偿谈判和实现关系正常化。而在这些工作完成之后，亚洲仍然是日本以经济合作为支柱展开自主外交的重要地域。由于认识到亚洲的和平与稳定“直接促进日本的国家利益”、“有助于推动日本的和平与繁荣”，日本以“亚洲的一员”或“亚洲的一国”以及从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发展为象征的“亚洲太平洋的一员”或“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一国”为立场，展开积极的外交，力所能及地为本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作出贡献。作为作出贡献的具体形态，历届内阁都非常重视支援以东南亚为主的亚洲国家开发与发展的ODA，并以此作为重要的外交途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战前、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11）
让我们回顾一下日本领导人的亚洲外交观。吉田茂首相试图通过解决战争赔偿问题和经济援助，“为东南亚的繁荣作出贡献”。岸信介首相追求“以技术和资金两个方面支援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开发”。池田首相为“诚实实施赔偿，充实经济合作”作出努力。佐藤首相提出，“尽可能为东南亚的复兴与建设提供支持和援助”，并强调“援助的大部分都投向亚洲国家”。日本对亚洲的重视突出地体现在越南战争后的对越外交上。日本外务省所公开的1978年的文件指出，“不把越南视为苏联阵营的国家，甚至把越南将走向独立自主路线当做前提，为了维持东南亚政治局势的稳定，为了使越南走向自主独立的路线更为可能”，有必要进一步推进经济支援。
通过一系列的努力，“日本的ODA为东盟各国国家重建做出了不少贡献”，特别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际，日本向东南亚各国提供巨额援助，最终“获得了关键时刻的真正朋友之好评”。日本提供的ODA、贸易、直接投资等帮助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实现了被称为“东亚奇迹”的经济增长。现在回过头来看，日本在亚洲的外交取得了丰硕成果，也确实使得日本实现了安全与繁荣这一国家利益。
国际贡献
战后日本在“国际协调”的框架内，本着“三原则”展开的外交，始终把“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定位为对外政策的目标。1971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是一份探讨国家利益的指针性文件，该蓝皮书指出：“我们应该明确地认识到，日本的安全与繁荣背后依靠着亚洲及世界整体的和平与发展”，提倡“不仅不要追求短期利益，而且要加强与各国之间和谐的相互合作关系，寻找彼此利益的综合均衡点，扩大长期、大局的国家利益”。时隔10年后，1982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也同样指出，“既然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跟日本有关系，那么如何承担任务，是需要我们思考并落到实处的”，认为“我们应该这样理解，短期看也许有可能受到痛苦或牺牲，但这是为确保长期性的国家利益所付出的必要代价”，理解“分担国际责任和日本社会的国际化”之间的联系是日本外交的基本课题。
回顾战后日本走过的轨迹，在实现奇迹般的复兴，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过程中，日本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社会对日本成为亚洲先进工业国家的期待持续高涨”的情况下，日本人的“国际主义”意识也在逐步提升。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已经不允许日本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拉开距离，享受“一国繁荣主义”了。
为了实现如此转换，在具体政策上，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采取了“振兴出口，开拓海外市场”（岸信介）、“加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佐藤荣作）。而到了７０年代，这些政策进一步持续，明确表示日本应“从扩大自由贸易的立场，与保护主义作斗争”（佐藤荣作），“积极推进GATT”（田中角荣），并采取“自律而主动扩大进口，开放市场”（福田赳夫）的措施。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进一步开放市场”（铃木善幸），在“把开放的市场提供给世界，从国际贡献的角度上讲是必要的”（中曾根康弘）的认识下，实行结构改革或规制缓和等政策。日本著名国际政治学者高坂正尧也曾经提出，“维持发展自由贸易体制”、“增加进口”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
战前、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12）
于是，已经达到一定发展水准的日本，改善并扩充“既是世界的要求，也是日本的国际责任”—— ODA成为20世纪70年代后的国际义务。日本政府认识到，ＯＤＡ必须是“有助于加强受益国真正经济社会基础的，而不是为了简单的贸易振兴”。到了９０年代，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ＯＤＡ供应国。
“协调”与“自主”
一方面是对战前一意孤行的单边政策的深刻反省，另一方面是战后向日本国民鼓吹 “自立”原则的当然结果，“协调”与“自主”的调和始终是日本历任首相必须面对的政治命题。
对于这个问题，佐藤首相给出了一个答案。在1965年，他提出“增进自主外交，充分追求日本的安全和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一定要与世界和平联系在一起，把国际协调作为基础。希望日本在国际社会上正面主张日本正确的利益，并承担起与自己国际地位相应的责任”。这一论述的内涵是，国家利益并不与“协调”相对立，而是存在于“协调”之中。同时，“协调”也不意味着“追随”，通过主张“正确的利益”，能够同时实现“自主”与“协调”，并获得国家利益。
在特定的情况下，需要准确辨析究竟什么是“正确的利益”，而日本如何率先提倡这些利益，取决于政治和外交的质量。佐藤首相提倡的“正确的利益”指的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以国际协调为基础的利益”，那是与国际社会中被广泛接受的国际利益相吻合的利益。要实现如此崇高的利益，对内日本要抑制狭隘的民族主义，并以与不同的民族、国家和谐共处为前提，追求开放的国家利益；对外，要展开以协调为手段的外交。只有如此，才能推进“自主外交”，并“充分追求国家利益”。
总而言之，区别“协调”与“追随”，弄清“自主”与“协调”之间关系的基准有两个。首先是利益是否“正确”，其次是如何“自主”地判断“协调”。把“协调”等同于“追随”的判断是过于简单而肤浅的。作为理性的主体，主动判断“协调”这一行为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它完全可以是“自主”的。“协调”和“自主”不是相互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当然，倘若忽视“自主”和“协调”的关系，“自主”就只好变成独断、自私、孤立的产物，甚至可能再一次造成类似战前退出国际联盟或陆军失控那样的严重危机。三木首相指出：“此时此刻，日本需要自主外交。但它绝对不是把反对等同于自主，把协调等同于追随。自主地决定协调性政策也是自主的外交（１９７６年）。”此外，福田首相也曾经明确提出“协调与团结才是国际社会的行动原理”，并发出警告“狭隘的民族主义将导致世界性混乱”（1978年）。
由此可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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