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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三农-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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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紧迫，又到附近的医院诊治，医生告知可能是癌症，就来到北京看一看。
“刚来北京的时候最难。”王红芬说，那个时候连北京协和医院在哪里都不知道，只能四处打听。找到医院，却没有地方住，无奈，他们在医院附近的旅馆租了一间屋子。“一天旅店费就要100多元呀，一住就是一个星期。吃饭呢，由于没有锅灶，也只能到附近的小吃部去买。”在这一个星期里，她每天都到北京协和医院了解情况，“说实话，像我母亲这样的病，我们去哪个科看都不知道，去门诊人家不收，去病房，也没有人理，急得一家人团团转。”
一个星期都没挂上专家号
医院是找到了，但又一个难题难住了我们，“医院能找，可挂号更难。”那些天，她每天早晨到医院挂号处挂号，却一连一个星期都没有挂到。“医院旁边到处都是号贩子，每个专家号本来十几元钱，可一经过票贩子就要卖到300元钱。”有一次，她早晨4点多到挂号处，却发现那里已经排满了人。“有了这几次的经历，我就感觉看病肯定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我就决心在附近租一间屋子。”几经打听，她终于在医院附近以800元/月的价格租下一间12平方米房子。“有了房子，我们可以自己做饭了，这样还可以省一些钱。”随后，她又花200元钱购置了炉灶。由于母亲不能自己走路，她又花了680元购买了轮椅。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就开始为挂号忙碌，后来终于在一位医院工作的老乡帮助下，拿到了一个医院的专家号，而这个时候她已经来北京半个多月了。
“其实，出门看病困难的地方还不仅仅是金钱和住宿等这些方面的。”谈到看病难，王红芬这样告诉记者，照顾病人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比如，自己的兄弟姐妹不少，但是由于都有自己的工作，并且都不在北京，因此谁来照顾就是很大的问题。而王红芬自己也因为忙着上班而不得不时常往返于北京和吴桥之间。“多的时候，一周跑过三个来回。”没有办法，他们把已经年迈的父亲带到北京照看母亲，并且让正在上学的侄子休学来帮忙照顾奶奶。接下来的日子，她的母亲开始了正常的治疗。
各方评说
陕西省安塞县关仙嘴杨庄村薛建成：我们村没有村医，因此无论什么病都要到县医院求医，而我们村到县城的交通不便利，所以一般情况就要骑摩托车或自行车去，看病真是难呀。 txt小说上传分享
现状篇：去医院没病也得累出病（2）
河北省吴桥县桑园镇王红芬：要说看个小病呀，其实并没有什么难的，可是看大病的确很难，从坐车出门，到住宿、吃饭等都要花钱，而在大医院，排队时间长，挂专家号几天都难挂上。否则你就别想看。农民看大病真难呀！
安塞县白坪村村医张义富：说实话，虽然我是这个村的村医，但是我也是只看头疼、脑热和感冒等小病，稍微大一点的病就要去县医院，甚至去延安市、西安市或北京市的医院，不仅不方便，而且麻烦事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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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难产在马背上驮了三天
青海省孕妇的死亡率很高，一个孕妇难产，要在马背上驮上三天三夜，才能到达一个乡卫生院，而那里又没有专门培训过的妇产科大夫，因此，孕妇即使经过几天马背上的奔波到了这里，也只能还是“听天由命”，大人和孩子的生命还是没有保障。
摔伤致残只好在家等死
42岁的湖北农民李社成因建房从屋顶摔下致残，仅靠从亲戚朋友那儿借钱疗伤，原先所建房屋已卖，所得钱款也凑不齐昂贵的医药费，只能抱着“等死”的心态面对人生。妻子整日面容憔悴，以泪洗面，两个上学的儿女无力上学只能辍学在家。
突发疾病妻子死于求医途中
家住离乡镇20公里的湖南村民梁凤英凌晨1点突发急病，因村中赤脚医生已举家迁往县城，不得已丈夫跑到4里地外敲了半天司机的门，租了一台手扶拖拉机送妻子就医。凌晨3点梁凤英在赶往乡镇卫生院的崎岖山路中口吐白沫死于颠簸的拖拉机拖车里。家中留下一个10岁的女儿和年迈的公婆相守。
一个农民进城看病的时间表
“老伴身体一直挺好，可从8月份开始，总感觉胸闷、憋气。村里医生说是支气管炎，打了好几天针，吃了不少药，仍然不见好。儿女们觉得不能再拖下去，便让老伴到市里医院看看。没想到，到市里医院看病这么不容易。”江苏省灌南县杨集镇农民王云祥在记者采访时说。他回忆了那天带老伴看病的经历：
时间事件
6：00带着昨晚准备的干粮，步行6里多山路，来到公路边等候去县城的汽车
6：40车来了。小面包车上人满满的，没座位，只好站着
7：30到了县城汽车站。开往市里的早班车已经走了，只好等下一趟车
8：20终于坐上了去市里的客车。不断有人上车，总是走走停停。本来1小时的路程，结果多走了半个多小时
10：00转了两次公共汽车，到了市人民医院
10：40排队、挂号。爬了三层楼，找到了内科候诊室。护士让到一楼挂号处买个病历本
11：00到一楼买病历本，尔后在5诊室等候。我多了个心眼，想瞅瞅看病的医生是老的还是年轻的，便悄悄去看了看，是个年轻的女娃，便到分诊台给护士说想换个老大夫看。护士没有同意，还说了我几句
11：40胸透室没人。别人告诉我医生吃饭去了，下午1点半才上班。我们不相信，坐在走廊上等
12：20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见到医生。只好下到一楼门诊大厅，边吃干粮，边继续等待
13：20提前来到胸透室。门口已有10多个人排队，我是第13个
14：30拍完胸片。医生说1个多小时后出结果。我担心时间太长，没有车回家，便哀求医生能不能快点。医生说不可能，让耐心等着
16：00结果出来了。可上午看病的医生有事没来，护士让去3诊室看
17：003诊室医生说：要最后确诊，还需作个肺功能检查。我问这个检查快不快，医生说不知道今天检查的人多不多，让去5楼问问
17：20我俩合计了一会儿，决定先拿些药回家
17：40划价、交钱、排队拿药
18：00提着一袋子药走出了医院
21：00回到家
现状篇：医疗事故农民难以承受的痛
“从出事到现在，正好是两个月零一个星期，从来没想到她会走得这么早。”2005年10月21日，江西省上栗县福田镇连陂村村民刘培忠喃喃自语，他口中的“她”，是他两个多月前去世的妻子。
拉肚子要了人命
刘培忠更没有想到的是，夺去他妻子生命的，仅仅是拉肚子这样的小病。他告诉记者，出事那天，提前没有任何征兆，妻子突然开始上吐下泻，他以为可能是吃坏了肚子，赶紧带着妻子跑到福田镇卫生院。
“医生就是听了听心跳，连体温都没有测，就开了3个吊瓶。”刘培忠告诉记者，3个吊瓶打完之后，他想去找医生来检查一下，看看病情是不是稳定了，还需不需要再开些什么药。没想到，当时几个值班医生都在打麻将，没人理会他的要求。看妻子当时没什么反应，刘培忠就带着她回了家。吃过晚饭之后，妻子突然病情加重，口吐泡沫，没等送到医院就离开了人世。
对于妻子的突然离世，除了悲痛，刘培忠更多的是愤怒：“不说别的，我们在福田卫生院看病，自始至终，他们都没告诉我我老婆得的是什么病，就开了药，输了液，最后人死了，他们也不愿意出钱给做医疗事故鉴定，连处方都一直没有给我们。院长后来给我解释说没有住院条件，如果是这个情况，你早点说明我们可以转院，也不至于弄出人命来。”
靠着在城里工作的亲戚帮忙，刘培忠去市里找到相关部门，几经周折，从卫生院得到了2万元的赔偿。
医疗事故谁之过？
从连陂村到福田镇卫生院，只有大约10分钟的车程，记者在住院部找到了医院的副院长易某。对于这次的事件，易院长的解释轻描淡写，“这个怎么能说是医疗事故呢？人又没有死在我们医院里，她自己死在家里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既然和医院没有关系，为什么卫生院出2万元的赔偿金呢？易院长不耐烦地说：“不给钱他就去市里闹，我们有什么办法？”
记者还想再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易院长说自己并不清楚。而当记者问到为什么出了事不做医疗事故鉴定时，卫生院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鉴定一个器官要1000块钱，我们工资都发不全，哪有那个钱。赔点钱就得了。”
在连陂村卫生室，记者想找当地医生了解这个事故的情况，却发现摆满药品的诊所里空无一人。看到诊所隔壁的店铺里几个人在打麻将，记者问诊所的医生是否在家，有个人抬起头问记者是否要买什么药，记者说明自己的来意，几个人立刻沉默了，都说不知道医生去了哪里。记者无奈只得离开，门口经过的一个村民告诉记者，刚才问话的那个人就是医生。
设施落后隐患多
除了医护人员的素质问题，基层农村卫生机构基础设施条件差，设备落后，也是造成医疗事故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记者采访中发现，一些地方的乡镇卫生院仍然依靠“老三件”（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看病，而且仍有部分乡镇卫生院的现有医疗设备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装备的。据统计，全国大约1／3的乡镇卫生院基本瘫痪，面临倒闭，1／3仅能勉强维持生计。农民主要健康指标的改善幅度减缓或停滞，城乡居民健康差距进一步加大。
在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欧里镇卫生院，记者看到，卫生院临街窗户的玻璃掉了不少，支离破碎的窗框上满是灰尘并结满蜘蛛网，大厅内落满灰尘的地面上烟头、纸屑随处可见。一楼注射室里窗户、门框、墙上同样是灰尘、蜘蛛网密布。由于病床上同样不卫生，一名男子宁愿抱着小孩输液而不愿让其睡在病床上。记者就此电话采访了该院院长。院长的解释是：欧里镇是产煤区，因此灰尘很多，另外卫生院对面又是农贸市场，加上卫生院房屋旧了。记者问：“房屋旧了不能搞好卫生吗？”对方没有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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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增的医患纠纷
江苏省有关部门2005年初对南京、盐城、南通、苏州、常州等五市的医疗纠纷进行了调研。发现2002年9月至2004年底，全省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共发生医疗纠纷11089起；年增幅都在30％以上。2003年全省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为医疗纠纷付出的经济代价高达3亿元以上，迄今为止最高一起医疗纠纷的赔偿金额高达165万元。
事故多发的乡镇卫生院
据统计，2004年度，江西省宜昌市医学会共受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托55起。其中，经鉴定为医疗事故11起，分别是：一级甲等事故3起，三级事故7起，四级事故1起。11起事故中，有8起发生在乡（镇）卫生院。在构成医疗事故的原因中，有2起是因未严密观察病情而延误救治时机、2起是未及时转诊，还有7起是医务人员违规操作或操作失误造成。
难产的医疗责任险
医疗责任险在国外已推行数十年，在美国，医疗责任险的理赔率在80％以上，最高赔偿额超过百万美元。统计资料显示，一些发达国家的医疗纠纷发生率仅为7％，远远低于我国，医疗责任险作用功不可没。
在我国，医疗责任保险自开办之初即遭到冷遇。近年来虽有几家保险公司把它作为新险种进行推广，但并未形成气候，有的保险公司甚至半年销不出一份保单，使得医疗责任这一有着强大市场潜力的险种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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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篇：医疗纠纷：医患双方都头痛？（1）
现在一提到医疗纠纷，无论是医患双方还是司法部门都感到非常头痛，医院和医生因不被理解而备感委屈，患者因讨个说法太难而异常愤怒，卫生行政部门因被认为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而觉得有苦难言，司法部门因遇到不少法律障碍而显得爱莫能助。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谁也躲不掉和医院、医生打交道。医疗行业高风险，发生一些纠纷本属正常，只要处理得当，医患关系应当是比较融洽的。可是情况偏偏不是这样，大家在一些问题上争论得却异常激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争议之一：鉴定
患方：极不公正
目前的医疗事故鉴定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由独家组织，暗箱操作问题难以避免；二是鉴定结果只标明是否是事故，而对那些虽然不构成事故，但医院在诊疗护理过程中有失误的情况却没有详细说明。
医疗纠纷由卫生行政部门交医学会组织鉴定，该会如果不受理，患者就求告无门；如果鉴定不公正，也无处讨说法。医学会不仅在行政上隶属于卫生行政部门，而且在业务上医学会专家鉴定组出具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最终还要经过卫生行政部门审核认可。而卫生行政部门既是医院的上级主管单位，又是医疗行业的法定监督部门，同时承担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角色，很难保证在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角色不错位。况且还不仅仅是老子给儿子鉴定，有时简直就是自己给自己鉴定，因为专家鉴定组成员大多数是各个医院的医生，这些医生有的就在发生纠纷的医院工作，即使不是纠纷医院的人，可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医院及其本人就不会发生医疗纠纷，所以在鉴定中偏袒医院和医生是难免的。
既然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医学会组织的鉴定极易造成对患者的不公平，不被患者信任，那么就必须有司法救济，授予司法部门医疗事故的鉴定处理权。以法医鉴定为依据审理医疗纠纷，法医在鉴定时不但把医院有无过错以及过错与患者出现不良后果的因果关系作为鉴定重点，而且把伤残等级纳入鉴定范围，使鉴定结论真正发挥“证据之王”的作用。
医方：合理合法
医疗事故只能由医学会鉴定，未经该组织鉴定的医疗纠纷法院不应该受理。发生医疗纠纷的情况相当复杂，鉴定中的专业要求非常高，医学会专家鉴定组是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依法成立的，其鉴定的权威性和法律效力是不容置疑的，没有经过医学会鉴定的医疗纠纷法院不予受理，这是有依据的。暗箱操作问题，医学会完全可以通过扩大专家鉴定组的成员范围，吸收法医等司法界人士参加，提高鉴定的透明度等方法来解决。
争议之二：赔偿
患方：数额太少
在医疗纠纷处理上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只有经鉴定属事故的才处理，医院虽然有失误但不属事故的不处理也不赔偿；二是即使经过鉴定属于事故，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赔偿的数额也是少得惊人。
医患关系就是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患者挂了号医患双方就形成了消费合同，出现纠纷理应按民法有关规定处理；无论是否属于医疗事故，只要医院有失误，损害了患者的权益，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赔偿患者的损失。赔偿标准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医方：能力有限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国务院颁布的处理医疗事故的专门法规，即使有不完善的地方，在其没有修改前必须无条件执行。
按照专门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在医疗事故处理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有规定的必须按其规定办，只有该条例没有具体规定的地方才可引用其他法规。另外必须明确，一方面医疗服务具有公益性质，收费低于成本；另一方面医疗属于高风险行业，事故发生有其必然性，我国尚未建立医疗责任险，医院承担赔偿风险的能力极其有限。所以对医疗事故的处理只能解决因事故而增加的额外医药费，最多再给予极少量的补偿，但不可能像交通事故赔偿那么多。
争议之三：举证
患方：举证责任倒置
在医疗服务中患者处于被动地位，而医生处于主动地位，是否需要检查，做哪些检查；是否需要用药及用药的品种、剂型、剂量、配伍、给药次数和方法等都是由医生决定，患者只能无条件地服从。同时病历、处方、医嘱单、手术记录等都由医院和医生保管，患者一般很难查阅得到。况且又经常发生出现医疗纠纷后院方修改和藏匿证据的现象。所以在医疗事故处理中不能适用“谁主张谁举证”这个一般原则，而将举证责任倒置，即由院方证明自己在诊疗过程中没有过错。如果不能证明自己的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就可以判患者的主张成立。
医方：谁主张谁举证
医疗工作情况非常复杂，专业性要求很高，治疗的风险极大。有人打了个比喻，人体就像一个“灰箱”，就目前的科技水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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