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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十五年祭-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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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遥的创作生涯中，曹谷溪是个不能不提及的人物。曹谷溪一九六五年即出席过全国青年业余作者代表大会，在陕北小有名气。他热衷于文学事业，不遗余力地提携后起之秀。按说，他与路遥“文革”期间分属两大派，所谓势不两立，但是他以文学事业为重，赏识路遥的才气，便倾心扶持。为帮路遥成长，他动过脑筋，想过办法，也受过气，凭那三寸不烂之舌，活动通政工组长，说服城关公社领导，将路遥抽到县革委会通讯组，名为培养通讯骨干，实际是给路遥创造条件。报上差费，让他拿上介绍信，四出采访，扩大视野。当时全县出名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新胜古、槐树坪、四新树，都留下路遥的足迹，模范人物陈静亭，他也访问过。这一段的诗歌、小说创作，因受生活阅历所限，多是这方面的题材。
路遥遇事敏感，长于推理。在县委通讯组抽他与北京知青陶正编辑诗歌油印本时，林彪事件突发，两位青年急着想问个大概，谷溪同志不敢明告，故意将集子里一首诗中“平型关前逞英豪”修改为“青纱帐里逞英豪”，他与陶正据此判断，并几乎异口同声地惊呼，林副统帅出事了！此后，林彪事件的真相传开，死党之一的王维国，与王卫国音同，路遥便不再使用其真名了，一连干了两期（别的青年只准一期），实在没办法留人了，谷溪又与县文教局管文化的干部疏通关系，让路遥以代理教师的身份，进县文艺宣传队搞编创。其间，路遥的文学才华充分地显露出来，县内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议论：这小子出手不凡，将来还就看他创一番世事哩！
1972年5月，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编的诗集《山花》出版，四十一首诗作中，路遥及与谷溪合作的就选了七首，它们是《灯》（合作）、《进了刘家峡》、《电焊工》、《老汉走着就想跑》、《山村女教师》（鲁元笔名）、《当年“八路”延安来》（合作）以及《塞上柳》。同期陕西省工农兵艺术馆编的《山丹丹花开》，亦选入路遥的三首诗作，即《车过南京桥》、《当年的“小八路”回延安》（与谷溪合作）以及《塞上柳》。《延安山花》再版时，又增补了路遥的《老汉一辈子爱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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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歌：困难的日子纪事——上大学前的路遥（5）
至于刊登在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的铅印小报《山花》上的就更多了，第三期上有与谷溪合作的《赞歌献给毛主席》，第五期有叙事诗《桦树皮书包》，第七期的小说《优胜红旗》，第九期有诗《老锻工》，第十五期只登了他的小说《基石》，第十八期有小说《代理队长》，体裁上，由诗歌向小说过渡。
路遥不停地创作，知名度越来越高。1972年8月2日《陕西日报》载《〈山花〉是怎样开的？》写道，“城关公社刘家圪崂大队创作员王路遥同志，一年中创作诗歌50余首，其中有6首在报刊上发表。” 《人民日报》1973年11月30日《重视群众文艺创作，牢固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表彰束鹿、延川蓬勃开展群众业余文艺创作活动时，介绍“刘家圪崂大队回乡知识青年王路遥，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亲眼看到广大贫下中农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劈山修渠，改土造田，深受鼓舞和感动，他一边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边利用业余时间搞创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写出50多篇文艺作品，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的精神风貌，他写的诗歌《老汉走着就想跑》、《塞上柳》、《进了刘家峡》以及小说《优胜红旗》等，已在地方报纸和陕西省文艺刊物上发表”。路遥的作品，引起了省内外评论界的重视，一些有影响的文艺评论工作者，如王恩宇、师长泰、王百龄、刘羽升等，在《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延河》等报刊上发表的评论中，都屡次提及，并给予较高的评价。
回乡五年，路遥大部分时间在县城，是众所公认的“食客”，走到哪里睡到哪里，住在哪里吃在哪里，他有才华，写东西出手快，思路新，但家庭生活困难，也众所周知，和他交往多的干部，家在城里的同学，都乐意接济他，吃饭自不待言，借几块零钱，他不记起还时，也就免了，继而进化到想方设法让他吃公家，有资格办会议的，拉扯他跑小腿。搞各种文艺调演，他是从始至终的工作人员，别人未到他先到，结账时，县文教局副局长惠明清还不忘给他留几张饭票。政工组编诗歌集，当然用得着他，编歌曲集，也把他扩大上；甚至党校组织出外参观，校长白光明找个理由也把他捎带上，去更红盛了的吴堡，过黄河大桥，涉足军渡；上榆林，进毛乌素沙漠，入沙柳丛，《车过南京桥》和《塞上柳》就是这样触景生情的。
那时候的政策，农民身份的路遥参加各种会议和学习班，不光不交伙食费，每天还有六毛钱的误工补贴，肚子混圆了，零花钱也赚了，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愿望也在逐步实现，抓紧时间看书，抓紧机会观察社会，认识人，文化馆、宣传部、中学图书馆的书报，还有熟人的书籍，能抓到手的，就马上装进他那从不离身的、半新不旧的、印有“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黄帆布挂包。他借书报，有个特点，就是不大讲信用，主家讨还时，回答说丢了，谁把他也没办法，再碰上新的，硬缠死磨又要借，不给借吧，念其勤奋好学，借吧，担心其再借仍不还。为了观光名山大川，在贫宣队时出差，他故意把车票买错，饱览了中条山的满山红叶，归来还津津乐道地向队长介绍“经验”。
路遥在延川，左右逢源，上下有人关照，刘家圪崂大队，城关公社，直至县革委会的领导，都偏爱他。一九七零年招工，在众多县局级领导干部的插队子女竞相跳农门的当口，居然戴帽下达指标让返乡青年路遥去铜川二号信箱当工人，更令人不可思议的，这个名额竟按照路遥本人的意愿，转让给了与他热恋的北京女知青，有人曾提醒他，谨防鸡飞蛋打，他呢，坚信不疑，孰料那个女的进厂不久，即投入一位支工的解放军下级官员的怀抱，无情地将订亲纪念物——一块锦花被面邮退回来……时隔不久，另一位女知青，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林达，占领了他那块爱情的领地。林达长于写作，颇有才思，《山花》第四期刊有她以程远的笔名发表的散文《在灿烂的阳光下》（后被收进《知识青年在延安》丛书）。为了促成路遥和林达结合，谷溪想方没法将林达由关庄公社妇干调来县委通讯组搞通干。创作组在县城、新胜古、贾家坪等处举办业余文创人员学习班，总是同时抽调他俩一起参加，采访实习，有意无意地将他俩编入一组，路遥程远，笔名对仗工整，志同道合。几年后，他俩给自己的独生女儿取名路远，熟人尽可察知其意。
高歌：困难的日子纪事——上大学前的路遥（6）
发现一个创作苗子，诚属不易，但培养一个创作尖子，更难。发现，个人角度即可实施，培养，则非通过组织不行。延川的有关部门，为使路遥成才，越轨地创造条件，也不是人人都能理解和没有非议。曹谷溪推荐通讯组，不是派性通讯组，不管这派那派，谁胜任我就举荐谁。介绍路遥进县文艺宣传队搞编创，有些人告状说是耍私情，一位老干部曾质问文教局的文化干事，王卫国那小子能进宣传队，他的孩子怎么不能，文化干事回答：“如果你的孩子发表上路遥十分之一的作品，咱们马上给宣传队增配一名编创，县上正愁人才缺。”老干部无言以对。县宣传队也有人挖苦文化干事，调来个编剧不写戏，文化干事正告：你大概没看过路遥的介绍信，任的是编创员，既是编创，诗歌、小说都算，宣传队在舞台上的诗表演，小快板，虽然不是戏剧，不也挺受欢迎吗？更何况路遥和闻频合写的话剧《第九支队》分明是上演了的。唇枪舌剑，简直像吵架一样，都是为了路遥。
路遥的名气越大，与他文化素质偏低的反差越发明显，得让他系统地上学深造，成了所有关心他的人们的共识，能上大学，更好，上不了，中专也得让去。当时招生不实行考试制度，搞推荐选拔。过推荐关，路遥不存在障碍，大队、公社、文教局、县委，一帆风顺，而过选拔关，难度就大了，没上过高中，基础差，倒还其次，那个时代初中生直接进大学参加“上管改”的不在少数，难就难在他是“造反派头头”，各路招生人员畏之如洪水猛兽，这样的学生招回去，极有可能犯政治性的错误。北京师大的，明明不接受，反过来还说路遥这样的好苗苗，放在师大屈了才，建议为其另谋高就；陕西师大的，不愿录，理由是他们也属师范性质，培养的是教师，路遥上个综合大学中文系最理想，招办的同志解释说本县今年没有那方面的名额，对方回说：推迟一年又有何妨。他们甚至私下议论，这个延川县，把个造反派头头当王牌，非得推荐上不可，硬把自己头上的虱子往别人身上塞，简直岂有此理。
事情眼看就要“黄”了，大学送不进，中专也难保。矮胖的县文教局长领上招办干部，带上一沓子《山花》，与延安大学招生的同志恳谈，拍胸膛保证路遥在政治上出不了问题，进别的系难说，读中文系肯定能跟上。招生的同志似有所动，但仍有顾虑。直逼得县委书记赤膊上阵，乘坐全县唯一的24——50071号吉普车，频繁地出入成名后的路遥称之为“陕北某大学”，去做工作。据说，当时中文系的领导，现任校长申沛昌，慧眼识英才，既求才若渴，又勇于负责，冒着风险拍了板，路遥才三步一曲折地被录入延大中文系——一步跨入他人生旅途新的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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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正明：路遥的大学生活（1）
几天来，路遥的猝然离世，使我神情惶惑，他的音容笑貌、举止言谈不时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把我一次次引入大学生活的深深回忆：在课堂上，他领悟着文学发展史的搏搏脉络；在阅览室，他欣赏着优秀文学刊物的每每精品；在图书馆，他钻研着文学大师的代表之作；在同学中，他谈论着构思、形象、情节、细节；在社会实践时，他深入生活并站到生活的高处。观察、了解、发掘平凡人生的真、善、美。
1973年9月初，延安大学中文学系来了一名延川学员。他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灰的长制服，挎着一个当时北京知青普遍用的黄帆布背包，脚上是一双浅蓝色球鞋；他个子不高，身体胖乎乎的，头部稍向前倾，留着青年运动发型；他脸刮得青亮青亮（全脸胡），单眼皮下两只深邃的眼睛，鼻子不大不小，厚嘴唇角带着丝丝微笑。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王路遥同学。
路遥进校不久，就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刊物和著作的海洋。他曾对我说：“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鼎盛期，出了不少好的作品，我要回到那个时期，和作家分享那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自习时，他多数在阅览室度过，翻阅了大量的文学刊物，在我的记忆中，他最感兴趣的是《延河》、《萌芽》、《收获》、《小说月刊》等。后来，他又出现在图书馆一次又一次，不知借了多少世界名著，一本接着一本读，有时在教室，有时在宿舍，有时在杨家岭革命旧址，像久旱的庄稼苗遇上了一场垧雨，尽情地汲取着水分和营养。他说：“延大是读书的好地方，依山傍水，特别是夏天，延河滩里清新凉爽，杨家岭上松柏翠绿，环境十分幽雅。”路遥读书是有目的的，他为徐改霞的心事流下伤心的眼泪，我与他接触中发现，有的小说不只是读了一遍，而是两遍、三遍，甚至更多，一次他与几位文学爱好者交谈读书体会时说：读书要有收获，就要按文学发展史的每个阶段，每个流派的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去读，并要对你喜欢的作品重点地钻研，要会享受、会浏览、会大拆大卸。当时我们对他的“大拆大卸”只是理解为一般的文章结构章节之间如何安排、联系、转折、照应，情节如何展开，冲突如何布局。细节如何描写，人物如何刻划等等。他对柳青的《创业史》就是这样精读细研的。
在路遥的床头，经常放着两本书，一本是柳青的《创业史》，一本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路遥百看不烦的神圣读物。一天下午，他在宿舍里躺着看《创业史》，左手拿着书，右手揉着眼睛，自言自语道：“太难，太难啦，活个人真难……”他为梁生宝的事业流下同情的眼泪，他为那群明争暗斗的人流下酸楚的眼泪。路遥用哲学的眼光看待一切，用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分析一切，深刻地把握着事物之间本质的联系。他曾经说过：“一个优秀的小说作者，既是一位作家，又是一位社会活动家，还是一位思想家，柳青就是这样的人。”《人生》以至《平凡的世界》的成功，不就是证明了这个精辟论断的正确吗？
路遥的创作生涯是从70年代初开始的。他在县文化馆办过文学刊物《山花》，写过诗歌、散文，并在省、地报刊上发表了处女作，还给县剧团写过剧本。那时，他已成为一名很有培养前途的文学爱好者。他十分喜爱柳青在《创业史》中的一句名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路遥的大学生活是他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也是他文学创作上洞察生活、丰富阅历、积累情感的阶段。
结合教学，我们班于1973年底编辑了《延安颂》诗歌集，于1975年采风选编了《吴堡新民歌选》，路遥是当然的主编，做了大量的整理、加工、编排工作。在此期间，由他发起并组织了“艺术走向社会的文学讲座”，请省内一些作家、艺术家结合本人的创作实践作了生动的演讲，如韩启祥、白龙、田间、谷溪等，对提高同学们的文学艺术修养、鉴赏能力，起了很大作用。1975年夏，在延安、榆林报社实习，路遥下厂下乡采访了很多先进人物、先进事迹，搜集了大量的生活素材。他思索着，习惯地拔着脸上的胡楂，深邃的眼睛盯视着前方，他开始了艰苦的创作生活，在《陕西文艺》（七十年代《延河》的前身）上发表了散文《银花灿灿》、《灯火闪闪》、《不冻结的土地》、《黄河老水手》，特写《在火红的日子里》，短篇小说《父子俩》。这是他第一次写小说，也是他第一次发表了小说，这个小说的素材是我采写的一个小通讯，经过他的虚构，塑造了两个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形象，要知他那时有多么的高兴：“我就不信我写不成小说，从今以后我只写小说，不再写别的了。”他给我说过这句话，表露了他对文学艺术事业坚定而执著的追求。高尔基说：文字创作是一种沉重的劳动。路遥说：“创作是愚人的事业。”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从此，他进入了艺术构思，一个社会的、时代的宏伟画面在他脑海里展开主题、人物、冲突、情节等一系列内在联系的文学细胞活跃起来，《人生》中巧珍刷牙的细节就是在学校里写成的。路遥的上衣经常揣着一个小笔记本少半截铅笔，有空就在上面写字，那时我们以为他在胡乱画写，谁知他是在练笔，在白描，在捕捉生活，在积累素材，为构筑平凡世界的人生大厦准备砖瓦、钢材、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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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正明：路遥的大学生活（2）
路遥是我们的班长，他热爱班集体，经常组织文体活动，喜欢篮球比赛，在球场上他那猫着腰带球，三大步单手投篮的动作至今记忆犹新。由他执笔创作的组歌《我们生活在杨家岭》，有多么的自豪，多么的动听，那嘹亮的歌声，在校园上空飘扬，在杨家岭松林中回荡。
路遥的生活是很简朴的。一身灰的卡其服是他的礼服，“老三样”（白、黄、玉米发糕）饭后一碗开水冲菜汤是他很喜欢的一道美味佳肴，他称它为“上等高汤”，“吃了干的，就要喝稀的，像水泥灌缝子一样，不灌实不成。”他的幽默引发了同学们开心的笑语。路遥嗜烟如命，不吃饭行，不抽烟绝对不行。记得一天夜里，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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