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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九十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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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冬天，父亲让我去西安跟他会合，转道去延安。我劝姓谭的女孩跟我一块儿去。但她耳朵里听到的，尽是说共产党的坏话，不敢去。我就跟她分手了。在西安找到父亲后，先住了几天。他来西安出差公干，可以略拖延时日，秘密去趟延安。在西安，去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事宜，都是父亲跑的，没让我去。我只记得有人曾请父亲吃羊肉，我也跟着吃，结果我吐得一塌糊涂。
父亲联系好后，12月的一天，我们坐着八路军办事处的敞篷卡车出发了。那是两辆卡车，我们几十个人，都坐满了。那时道路非常难走，又是冬天，下雪路滑，敞篷很冷。头一天，我们只开到三原，住进县城一个旅馆。我跟父亲说想吃炒面，父亲说：“你看你，想吃这想吃那的。到了延安你可不能想了。延安艰苦呀，你得准备着吃苦。”他说：“范仲淹也在延安吃过苦。你去吃了苦，就明白他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道理了。”
这个旅馆同时住着一些国民党伤兵。有的伤兵故意来回路过我和父亲住的房间，路过一趟，就掀开帘子往里看一看。过一会儿，又来掀，没完。父亲烦了。一个伤兵又探头时，父亲问他：“你看什么？”那伤兵说：“我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你管得着吗？”父亲说他两句，他就要打，吵了起来。我在旁边也嚷：“我还教你们唱歌呢，怎么这么不讲理！”一会儿，跟我们一起去延安的人都过来，给劝开了。大家看国民党伤兵太不讲理，就把我们搬到了另一个旅馆。那之后，我们坐在敞篷车里，在满目苍凉的冬季黄土高原上，顶着寒风，坑坑洼洼地走了五六天。
到了延安，因为父亲属于*人士，我就随他住进*部招待所。我二姐和她的女儿孙维世都在延安，马上过来相聚。我母亲去世，大家都很难过，在胳膊上戴上黑纱。在延安重聚，大家又都高兴。我虽是维世的姨母，但她和我年龄相仿，从小就在一起玩耍念书。维世建议我，不用像别的人那样先上抗大，而是直接去考鲁艺戏剧系，学话剧，我便去了。几天后来通知，说我被录取了。话剧是新生事物，是引领时代风气之先的艺术种类，我学这个，父亲也很高兴。
在延安时，农历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主席在*部招待所的窑洞里，设宴请我父亲吃饭，我二姐、维世和我，一家子都被叫去了。开始时，毛主席在致词中说：“任老先生从蒋管区不远千里而来，亲自把你女儿送到延安来，辛苦了！我们非常欢迎你！”父亲答谢时说：“蒋管区空气太污浊了，我来延安透透新鲜空气。”那时，毛泽东的游击战术比较有名，父亲很感兴趣，谈话中就向毛先生请教这件事。毛说要编本书，还没编出。吃饭中间，有个女的，穿个日本的黄绿呢子大衣，长发披肩，不止一次过来掀门帘往里看。我仔细一看，原来是蓝萍，也就是江青。我和维世1935年一起在上海学演剧时，她给讲过课。我刚到延安那会儿，她还没跟毛主席结婚，所以没让她坐到饭桌上来。
父亲只住了半个月，就离开延安，返回13军去了。他是秘密去延安的，也是秘密回到“国军”的。
豫南“共党首要分子”，汤恩伯的“高级参议”（1）
1939年，张轸因不服从汤恩伯撤军命令，坚决与日军血战，被蒋介石批准汤的报告，撤了13军军长职。我父亲也就离开13军，再回新蔡。他开始以今是学校董事长的身份，亲自管理自己创办的学校。
那之前，*中央长江局派李济民（李广涛）到新蔡任县委书记，我父亲安排他当了今是学校校长，使他有了公开身份。县委办公的地方就在今是学校内。另有几个*干部，也是经过我父亲的安排和推荐，或当了今是学校老师，或在县常备兵役队任职。那时，父亲就对李广涛谈过我家那几百亩土地的事情。他说：“土地说起来是我姓任的，实际上是人民的，早晚要归还人民。”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活动，有些是公开的，有些仍然秘密进行。新蔡县有三个地方用于县委秘密开会。一处是在今是学校内；另两处之一，是在我家里一排三明两暗房子的东小阁楼上。那楼下中堂，是父亲平日会客的地方。由于我父亲对*的地下工作有很大帮助，还介绍了大批青年参加革命，周恩来同志又知道他是任锐的父亲、孙炳文的岳父，就曾亲笔写信，经过*地下组织转交给他，向他表示感谢。父亲跟我说过，那时国民党人老盯着他，他不敢留下那样的信件，看完就给烧了。我的族叔任馨寰那时在我父亲左右，也说过这事。任馨寰还告诉我，新四军4师师长彭雪枫曾秘密到新蔡我家里，看望我父亲。
1939年底，国民党确山县长聚兵两千人，突袭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杀害轻重伤病员百余人，史称“确山惨案”。那之后，新蔡的地方当局也张狂起来，*新蔡县委被迫迁移到农村。那时，国民党县党部的人敌我意识很强。他们已经知道我二姐和我都在延安，便想指控我父亲也是共产党。1940年10月，他们查扣了二姐从延安寄给父亲的抗日印刷品。以此，县党部书记宋希良电告驻在叶县的汤恩伯总部：“任芝铭系新蔡*首要分子”。汤总部驻新蔡人员李仙洲也报告总部说：“新蔡任芝铭年纪虽老，思想极新，与延安往来联系，确系豫南共产党首要分子。”1941年春，汤恩伯派个四县联防司令，带一连兵力到新蔡，把我父亲当敌人拘捕，押解到漯河警备司令部关押。同时被拘的，还有新蔡县私立四育中学校长黄韵秋，和公开身份为县常备兵役队中队长的*县委成员王鹏。
父亲几人被捕，新蔡全县哗然。曾任今是学校代董事长的新蔡县财委主任张山甫、新蔡县教育局长蔡子含等各界人士，都奔走相告，呼吁营救。前河南省政府主席商震、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张轸、河南省参议会议长刘积学、河南省政府民政厅长方策、河南省教育厅长鲁荡平等得到消息后，也分别向汤恩伯发电报或写信，力保我父亲。
情况紧急。正巧，父亲抚养的过继孙子任济世（孙济世）、张觉民夫妇，三年前率他们组织的抗日话剧团活动时，经张轸军长介绍到汤恩伯部受训，做过汤的学生。济世曾被汤恩伯安排在机要股任职，妻子张觉民也曾在汤恩伯家做家庭教师。他夫妻俩听闻祖父被捕，给汤部参谋长万建藩发电报营救。汤恩伯这个人，很重视与学生的关系。他听说任芝铭是济世夫妇的祖父，表示另眼看待。而且，本来他就知道任芝铭是老同盟会员，并不敢随意加害。没什么真凭实据，又迫于社会压力，关押一个多月后，汤恩伯改变态度，亲自传问我父亲，当面道歉，待为上宾。他拉着我父亲的手说：“对不起，很抱歉，不知您县里有派别。您回县不安全，就请您在这儿帮我做事，好吗？”给了我父亲一个“高级参议”的衔。父亲没有拒绝，但县里有事，便回县了。同时被捕押的黄韵秋和王鹏，也和我父亲一起被释放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豫南“共党首要分子”，汤恩伯的“高级参议”（2）
父亲一直在心里装着三件事，割舍不掉。这三件事是：修烈士祠堂，恤烈士家属，办新式学校。早在20年代初，在一封给我母亲的信里，谈及收入时，他便说到了这三件事：“况时局不定，尚不知能干几日。不趁此时稍留盈余，恐事机一去，势难再得。若使下台之后，两手空空，不惟修祠、办学及抚恤亡友家属各事不能办到，并吾家亦无光可沾。”父亲的收入，主要都用于这三件事了。修祠一事，父亲在心里装了三十年。老同盟会员、*革命先驱、新蔡人刘粹轩和阎子固民国初年牺牲以后，父亲一直想在家乡为他们建立祠堂，表彰先烈，教育后人。1922年，在刘粹轩蒙难地张茅镇建纪念祠堂时，父亲曾为撰写《刘烈士祠碑记》，文千字。其结尾云：
嗟乎！河汾中说，恒痛惜于董常；姚江传习，尤致哀于徐爱。珉之学行，曷敢窃比先儒万一？而烈士之成仁殉国，实可媲董徐而不朽矣！兴言天祝，曷遣鄙怀。聊述卮言，冀昭来叶。长河乔岳，中州之浩气长留；风马云车，天上之英灵永护！
到1940年，得到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在新蔡县兴建刘粹轩、阎子固两烈士祠。主办人除我父亲外，还有张山甫和蔡子含等。父亲主持选择地址，定在了当时今是小学的前院，占地约七八分，便于群众瞻仰。当时由于备料不齐，直到1943年，两烈士祠才告落成。祠堂主祀刘粹轩、阎子固两位烈士，附祀与阎子固同时在汴就义的几位烈士。1981年我和丈夫王一达回新蔡，座谈会上老人们都记得，当年祠堂上有我父亲亲笔题名的“刘粹轩阎子固两烈士祠”和“七十四岁老人任芝铭拜题”。他还亲笔为祠堂题写了一副对联，可惜没有保存下来。据王灵轩先生等记忆，上联是“崇功报德告慰忠魂幸为余生偿宿愿”，下联是“救亡图存责在双肩未敢后死易初心”。这个祠堂现在还在，名“辛亥革命烈士纪念祠”。
阎子固早年牺牲后，父亲感念情义，长期对他的三个儿子悉心照顾。阎子固的长子年轻时随父参加辛亥革命，曾与革命先烈单懋统一起活动。父亲送他进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曾在军中任营长、团长。后来回乡，父亲安排他在今是学校当军训教员，曾协助保护*地下党。阎子固的次子，父亲推荐给*新蔡县地下党，成为共产党员。解放初暴力盛行时，把他当恶霸地主枪毙了。据说他临死还喊“共产党万岁”。父亲送阎子固的三子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随项英参加了北伐。后来设法把他安排在河南，当过保安团长、保安副司令等，多次协助营救共产党人，包括曾救王达夫出狱。1947年，父亲介绍他到张轸将军手下127军任职。1949年春张轸起义时，他正好随另两个师在外防务。他觉得走投无路，给我父亲去信求援。父亲跟张轸谈好，把阎子固的三子列为起义的在外执行公务人员，上报名单，并写信告知。因战事频仍，信未送达。他1949年冬才在西南随军起义。后来听说，1951年*反革命运动时，把他们那批几百名起义人员全杀了。*拨乱反正后，给平了反，发了四百元抚恤金。
当年，父亲办起今是学校后，还专门在新蔡县的东单庄办了一所“锡嘏学校”。这所学校是为纪念革命先烈单懋统而办的。单懋统，号锡嘏，比我父亲小二十多岁，他是东单庄的人。他年轻时受我父亲和刘芬佛等人影响，入同盟会，后来与张轸共进退，从事革命活动，并学习军事。北伐时期，他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当教官。我二姐夫孙炳文那时兼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教官，他们关系很好。孙炳文被杀害后，我二姐任锐应邓演达邀请到武汉，就住在单懋统家中。那之后不久，他就病逝了。单懋统英年早逝，父亲非常惋惜，深深怀念，办学命名，是希望后人永远记住为实现*共和而牺牲的先烈。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豫南“共党首要分子”，汤恩伯的“高级参议”（3）
1944年，新蔡县要成立临时参议会。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宋垣忠想指定他宋氏族人宋俊甫当新蔡议长，遭到县里三青团的坚决反对，相持不下。父亲是他们局外之人，却在地方上很有声望，便被推选为县临时参议会议长。1945年冬，县参议会正式成立，父亲又正式当选议长。有这个合法地位后，父亲在料理地方事务的同时，可以更方便地掩护和帮助*的地下工作。这一年的夏季，一位*干部从华北解放区派来，协助新蔡地下党工作，在我家里的东小阁楼上住了三个多月。一天，我父亲和本族亲信任馨寰，正同那位干部坐在会客厅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重育民突然来访，推门而入。来不及躲避，父亲便向重育民介绍那位*干部说：“这位是翼三（张轸的字）那儿来的李委员。”重育民并不怀疑，揖手寒暄。
1945年抗战胜利后，负责*新蔡地下党工作的，是原为今是中学学生、曾任今是学校教员、后经我父亲介绍去涡北抗大分校的*地下党员王达夫。他同我父亲的关系非常密切。王达夫等进城工作时，总是住在我家东小阁楼上。有一次，王达夫正在会客厅同我父亲交谈，几个警察突然敲门，说要搜查。父亲让王达夫赶快上楼隐蔽，然后叫警察进来。他做出很生气的样子，大声指责警察找他的麻烦，并扬起棍子轰他们出去。因他威望很高，又是议长，警察并不敢惹他，只得退出。有时，楼下会客厅内，父亲在接待来访的国民党地方官员；小阁楼上，*地下党的干部们却正秘密开会。
1947年8月底，新蔡第一次解放，王达夫任县长。当时，局势十分混乱，解放军也没在新蔡留守部队。王达夫与我父亲商量，由我父亲负责组织成立城防委员会。父亲在乱局之中，从县民中自筹二十余支枪，王达夫又发给二十余支，共四十多支枪，组成城防队。他以年近八十之身，亲自率领，守护城池，三次击败了土匪骚扰。城防委员会曾下令枪毙了残忍地割妇女*以逼要银元的三名土匪。
不料，土匪头目为报复，向我军豫皖苏四分区秘密诬告说：新蔡县有个大恶霸地主任芝铭，集枪数十支，占据新蔡县城为非作歹。新任首长不明真相，派一位张指导员率领一个分队奔赴新蔡，于1947年12月12日午后去抓我父亲。父亲问明来人是解放军，让族人去找区长。区长不在，父亲便命令城防队交出枪支、马匹，束手就擒。张指导员见我父亲年高，准许他坐手推车，其余被抓的在场十余人，则被绑缚而行。行几十里路后，中途住下。第二天路上，同被抓来的任馨寰、祖效唐找机会向张指导员讲了我父亲的经历，之后，一行人被松了绑。我父亲被抓后，我的继母朱氏婶派人找到县长王达夫报告情况。王达夫赶紧发去专函，证明任芝铭是一向支持共产党的爱国*人士。第四天，解放军一位处长找我父亲，说明这是一场误会，郑重表示道歉，并要退还枪支马匹。父亲说，在蒋管区里人人自危，买几支枪可以自卫。现在解放了，不需要了，枪就捐给解放军好了。一行人旋即被释放回县。
那之后，当地残存的国民党剿共武装四出活动，频频杀人。因安全没有保障，父亲暂离新蔡，去到信阳，在第5绥靖区司令张轸那里暂住。1948年2月，他从信阳飞往重庆，到我大姐任馥坤家中暂住。
在重庆，他赋闲也不忘国忧。在他的学生、河南省参议会议长刘积学1948年底发出促蒋下台的亥世（12月31日）电之前，他曾几次写信给刘积学，恳切讲明人民解放军必胜的前景，劝他当机立断。张轸在1949年5月率部起义之前，1948年秋即将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时，往重庆写信告诉我父亲。父亲回信说：“大厦将倾，一木难支。明智些，就该不干。不能与共产党为敌到底。”他除自己劝说张轸外，还嘱刘积学加以劝说。那时，大家都相信共产党最主张*。父亲觉得，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共和理想，就要实现了。
1949年4月，局势比较安定后，父亲由重庆返回新蔡，5月底去开封。那时，我二姐任锐已经病逝，但是周总理、朱老总他们认为我父亲年事已高，暂不告诉他为好。作为家人，我们也不想很快告诉他。可是，他一到开封，就从报上看到了女儿病逝的消息，非常震惊，难过无比。6月初，他赶到北平。
“这样搞不中，饿死人太多了！”（1）
自从父亲送我到延安后，我跟他已经十一年没有相见。分手前，我还是个馋吃炒面的小女孩，父亲为了让我做好吃苦的准备，特意不给我买炒面吃。那情那景，如在目前。十一年后的今天，在我二姐去世后的悲痛日子里，在解放了的故都，父亲终于跟我们——我三姐任载坤和她的丈夫冯友兰、我和我的丈夫王一达，还有我和三姐的孩子们——两家三代人团聚。他还见到了刚失去母亲的外孙女孙维世。想来，其悲其喜，交集心头，八十老父一定感慨万端。
那时，我和一达住在什刹海边我三姐家的一套院子里。我们把父亲也接在这里，一起住。那是白米斜街3号，以前清朝张之洞的房子，我三姐他们早些年买下来了。住在那儿时，朱老总曾派车去那儿接我父亲到中南海做客，晚上又给送回来。我想起在延安时，一次朱老总在鲁艺做完报告，让人把我叫到乔儿沟教堂的一间屋里，问我：“你是任锐的妹妹？”然后就跟我谈话，聊我二姐和二姐夫孙炳文。我记得他说起我父亲：“任老很好呀，我早就知道，他做了很多好事、善事，很有威望，可惜我没会见过。”那浓重的四川口音，“会见”说“回减”，我至今清晰记得。朱老总特随和，有次在杨家岭大礼堂看完我们演出，他到后台来看望演员，抱起我的儿子延风逗了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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