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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重逢竟在你的病床边。
　　二姐呀，
　　你听到我的呼唤，微睁双眼，
　　紧握住我的手，泣涕涟涟。
　　你奄奄一息，说不出一句话，
　　永别人世时，未留下只字遗言。
　　二姐，亲爱的二姐啊！
　　你走得太早了！
　　解放了的新中国，
　　你不曾看一看。
　　也没有尝一尝，
　　当家作主的甘甜。
　　你一生受了多少苦难，
　　幸福的晚年生活，
　　竟没有过上一天。
　　二姐！为了理想事业，
　　你一家五人把生命贡献。
　　虽非人人死得其所，
　　但是个个重于泰山！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你们英名千古，流芳万年！
　　我想告诉二姐说，宁世和维世都被害死了。但那个年代又无法明说。我只能含蓄地说“你与儿女的革命忠魂，是否聚会九泉”、“你一家五人把生命贡献”。我这是在自己心里给宁世和维世*，我是想让二姐也知道真相。
　　“*”后，万安公墓修复了我二姐的墓。2008年再次重修。现在，二姐还躺在万安公墓的苍松秀柏之间。平日，那里静静的，常有几缕阳光从树间洒落在墓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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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任馥坤嫁给了中国最早期的华人矿长黄志烜（1）
大姐任馥坤是家中长女，对家庭的关切，她比妹妹们多。她也从小上学，有旧学底子；又读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有了独立意识。那时候大姐给母亲信，开头这样写：“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接奉慈谕，敬悉家中平安，儿颇释念。”年轻读书时，大姐想搞教育，以期在社会上独立。她在1913年9月28日给母亲信中说：“儿等将来学成，亦能尽孝于万一也。儿今日虽不能树立，而得复学，以彼易此，得宜非浅。将来儿如能于历史地理两科学得小成，亦可供一生之用矣。”当年11月16日的信说：“儿复入新班文科，近日于地理历史颇觉有心得。”第二年大姐就开始当老师了。1914年6月8日她给母亲信中说道：“儿既许任彼校事，即要热心从事教育。”
　　大姐这一辈子，对妹妹们非常关心。现在留有几封她年轻时给母亲的信——那时我还没出生，从中可见妹妹在她心中分量，可见她对妹妹的深切关爱之心。1913年9月28日信：“儿思及四五妹在家不得入一良好之学校，大为不安也。请大人令四五妹好好用功，或能为渠二人求良师，授渠二人国文算学，以备后日亦来此校应试也。盖女学日兴，女界程度日高一日。四妹年已渐长，如不严令渠用功，则难入此校。渠如自知用功，迟一二年后，即可前来也，届时儿如能就一馆事，自当供给学费也。”1913年11月16日信：“四妹迩来读书有无进步，儿实为彼念不已也。”
　　我二姐和姐夫孙炳文因革命事败，躲避抓捕，跑回四川孙炳文家乡。大姐知道他们所事危险，非常惦念，揪在心上。得知平安，非常快乐，盼与二姐相聚，告知母亲宽心。1913年10月22日信云：“儿自得二妹平安后，心中大快。渠前函并邀儿赴彼处，但未言明渠处有可就之事否。儿已有函询之矣。大约不日当复有信来，骨肉团聚，谅必有期。乞大人宽心，善自珍卫。”11月16日又信：“顷二妹又有信来，称一切平安，儿亦为快乐。乞大人亦可宽心也。”
　　早年，父母给大姐包办，订过婚姻，大姐不满意，1914年6月8日给母亲信中说：“前刘君患病，实儿之不幸。渠反对本校怡怡社开会事，致生大病，实与儿志不合。然以平日与儿颇为相得，是以儿不得不曲志以尽友道。”有了新思想后，大姐希望能与志同道合者结为秦晋。
　　二姐跟孙炳文自由恋爱后，孙炳文把他的好友黄肇修介绍给了我大姐。大姐和黄肇修也是自由恋爱，然后结了婚。大姐好像二十七岁了才结婚，很晚。
　　我大姐夫黄肇修（1890～1986年），字志烜。他大我好几十岁，但我从小就管他叫“志烜兄”。他和孙炳文一样，也是知识分子、早期同盟会员，参加了辛亥革命。他们俩都是四川南溪人，是少年好友，中学同学，青年时代都去北京求学，都考进京师大学堂。黄志烜学习采矿工程。那时正值清末年间，各业学习洋务，京师大学堂为清室洋务最高学府，各工程系教授都是洋人，用的课本全是洋文，教学授课全用外语。因此，黄志烜先学了一年英语，方进入大学一年级学习。他毕业于京师大学堂采矿工程系。
　　黄志烜毕业后，先在开滦煤矿实习，以后在平绥铁路做过工程师，在鸡鸣山煤矿、井径煤矿等早期北方大矿当过矿长兼总工程师。那之前，中国的矿业是外国专家当矿长，黄志烜是中国最早期的中国专家矿长，是中国早期的煤矿工程师。孙炳文和朱德出国留学前，黄志烜正在鸡鸣山煤矿工作。他曾把朱德、孙炳文和孩子孙宁世接到鸡鸣山煤矿，住在他家。然后派人陪他们往大同云冈石窟等地旅行游览，回鸡鸣山又住他家。他带朱德和孙炳文参观了煤矿，了解了工人的生存状况。他在井径煤矿时，我父亲母亲曾带着我去过那里，住在他家。我那时很小，印象中，大姐家可真洋啊。

大姐任馥坤嫁给了中国最早期的华人矿长黄志烜（2）
黄志烜在辛亥时是革命者，北伐时期更具有*共和的政治热情，曾想加入共产党。为此他从开封只身跑到广州，去找孙炳文。但是孙炳文已经离穗北上，被捕蒙难了。听到好友、连襟的死讯，黄志烜悲伤之至，义愤填膺，转上武汉，找到邓演达和我二姐任锐。可是当时，“宁汉合流”的趋势已对坚决反蒋的邓演达十分不利，不久他就出亡欧洲了。
　　大姐夫黄志烜见我二姐带着几个孩子，怀里还抱着几个月大的小女儿，十分艰辛，就建议由他和我大姐来抚养这个小女儿。他对我二姐说：“这孩子太小了。浚明没了，你一个人怎么带？交给你姐姐帮你带吧。”二姐亲赴开封，把小女儿抱给了我大姐。那时大姐已有三个儿子，又怀上了孩子，二姐对她说：“姐姐你要是再生个男孩，这女儿就跟你了。你要是生了女孩，我就再抱回去。”后来大姐生下的，又是个男孩，二姐的这个小女儿就留给大姐了，叫了黄粤生。
　　几年后二姐到北京办北辰中学时，把女儿维世也带到北京上学。她们都住大姐家，在西城观音堂10号。那时，小维世曾悄悄告诉年幼的粤生：“你是我的亲妹妹。我妈妈也是你的妈妈，爸爸是共产党，被杀了。”
　　抗日战争爆发前，黄志烜已奉他的老师翁文灏之命，受聘于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担任委员，在南京工作，帮助管理国家的采矿业。抗战开始后，随委员会赴四川成都。在成都，资源委员会机关在城里，黄志烜上班就在城里和彭县等地，但家住金牛坝。委员会在金牛坝盖了一栋栋小别墅，人都住那儿。抗战时期，黄志烜先后当过湖南湘潭煤矿矿长、彭县铜矿矿长等。其间，曾向资源委员会辞职，受雇于一个私人煤矿。不久又被翁文灏召回资源委员会，任四川嘉阳煤矿矿长。抗战胜利后，他任重庆天府煤矿公司总经理。
　　黄志烜和孙炳文青年时期在家乡时，同见国家积贫积弱，同有一腔报国激情，只是后来走了很不同的道路。孙炳文从事了*，革命救国，黄志烜则为国采矿，献身于实业救国。孙炳文牺牲后，黄志烜深深地怀念好友，从内心理解孙炳文和我二姐的追求志向，所以要替他们抚养孩子。大姐知道我二姐丧夫之后志向不移，也帮助二姐，曾慷慨地给钱支持二姐办北辰中学。
　　黄志烜这个人，秉性刚直，不附权势，把一生献给了我国早期的采矿事业。那时候的矿长，总是集经理、总工程师、人事、财务及安全责任于一身，全权负责矿井。一旦井下有事，他就立即下井，处理指挥。他曾好几次被瓦斯爆炸冲倒，幸亏工人们把他救起。他手上臂上的皮肉中，一辈子深深地嵌入着煤粒。
　　大姐结婚那时，我尚未懂事。到我记事时，大姐早已在家相夫教子了。她这辈子，都帮助黄志烜了。他们有四个男孩，家境富裕。大姐夫基本上一直收入较高，大姐则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
　　我上小学的时候，转了几次学。最早在新蔡今是学校念小学，后来在开封，先后入读北仓小学、省立第二小学。那时候住在开封大姐家。虽然大姐家不缺钱，但我母亲还是从新蔡县寄钱给大姐，让大姐带我管我。大姐日子过得铺张，人都叫她“黄太太”。她还会做菜，来客人时，能自己做出一席。后来，大姐家请了厨子做饭。厨师不住在这里，每天来，做完饭就走。那时人少车少，马路好过，从大姐家过马路走不远，就是省立第二小学。大姐特别手巧，能绣花，会画画，爱画仕女图。我记得她给女儿粤生衣裳上绣的花，特别漂亮。

大姐任馥坤嫁给了中国最早期的华人矿长黄志烜（3）
大姐没有亲生女儿，只有二姐在孙炳文牺牲后，过继给她的这个小女儿。大姐要帮助二姐，抚养孩子长大成人，并且不让孩子受罪，便专门给粤生雇了奶妈。这位奶妈在大姐家一直带粤生，待了好多年。七七事变后随大姐一家到了四川。奶妈是河南人，先育有一子。丈夫去世后，到四川又嫁了人，生了儿女。粤生和奶妈感情很好，后来“*”中，还曾带她奶妈的女儿到过我家。
　　抗战期间黄志烜在一个私人煤矿工作时，收入很低，几个孩子同时上学的学费，他支付不起。他和我大姐决定，让粤生继续念书，而让自己的小儿子辍学。粤生自小聪明伶俐，书读得很好，大姐他们供她接受了高等教育。建国初期，粤生长大成人后，到北京去找自己的亲哥哥姐姐去了。她后来在北京大学俄语系讲授俄罗斯和苏联文学。
　　大姐特别照顾我，因为我是小妹妹。我小时候，有一年，大姐生了孩子后，带着我一起回新蔡老家。从驻马店到新蔡，旱路要走三天。一天路上，我们带的水喝完了，没水了。年幼无知的我，渴得厉害，就老嚷嚷要水喝，大姐没别的办法，就喂我吃她的奶，给我解渴。
　　抗战前大姐家搬到北京，我就到北京上学，又住在大姐家，是西城后老来街1号。我和粤生住一个房间。我比粤生大好几岁，无论到哪儿，我总爱带上她，她总爱跟着我，就像我的小伙伴。那时，大姐夫黄志烜在南京工作。七七事变时，人心惶惶，纷纷逃难，难民人山人海。北京的人，好多没坐过火车，没出过门，现在都汇入了大逃亡的人潮。在北京沦陷前几天，大姐带着我、五个孩子和粤生的奶妈，挤上了火车。我记得火车都是硬座，车厢里人非常多，哄乱嘈杂。那之前父母写信让我回新蔡去，可是战乱已起，道路不通。我只好随大姐走。到南京，大姐租了一套房子，我和粤生住亭子间。住了些天，我又随大姐全家逃到了汉口。从北京逃亡出来，已盘桓两个多月。大姐准备从那里溯江而上去四川，我便跟大姐全家分手，自己坐火车到了河南驻马店，家里派人来接我，回到了老家。
　　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在四川，所以大姐夫和大姐带着孩子们，随着资源委员会去了成都。抗战胜利后，大姐夫黄志烜在重庆任职于天府煤矿公司，在那边买了房子，定居在重庆了。他又把二姐的二儿子孙济世也安排在天府煤矿公司，任主任秘书兼营运处经理。济世后来就留在四川工作了。大姐的孩子也都在四川那边工作了。黄嵩生是他们的大儿子，聪明好学，正直本分，也做了高级工程师。
　　大姐夫没入共产党，但也决不入蒋介石的国民党。他忘不了孙炳文之死。他受聘于政府机构多年，效力的是国家，而不是政党。那些年，因为年轻时就有的*共和理想，他一直保持着对共产党的好感。在重庆时，他给共产党人提供过不少帮助。国民党撤退前夕，*地下党曾经找黄志烜，请他帮助花费金条，从渣滓洞国民党军统监狱往出救人。他一听，马上就办，说：“快去救！”不幸晚了一步，渣滓洞把关押的共产党人都给屠杀了。四川曾有老同志在回忆文章中讲述了黄志烜的这些事。
　　建国时，黄志烜已六十岁。那时起，他担任了西南煤矿管理局总工程师，负责西南几省国营煤矿企业的工程技术开发管理。
　　1937年在汉口分别后，大姐到了四川，我辗转去了延安，之后，我跟大姐有二十五年没见面。三姐还见过大姐。那是她跟丈夫冯友兰一起从昆明西南联大去重庆时，住在了重庆九尺坎的大姐家里。
　　我再见大姐，是1962年了。那时，大姐已入老年，想念妹妹们和在北京工作的女儿粤生，便专程从四川到北京来看我们。我去火车站接大姐，碰到我二姐的儿子孙泱、儿媳石琦也去车站接。二十五年没见面，我一看，大姐竟已老态龙钟，不是我小时候的印象了。我心中很伤感，不是滋味。大姐见了我和三姐，非常高兴，特别亲切。那次她来北京，就住在女儿粤生家。粤生虽然知道母亲实际上是她大姨，但她孝顺母亲。大姐来北京时，曾跟我说：“我这个女儿没白养，对我很孝顺，还给我洗澡搓背呢。”“*”后期，粤生为了以家人的身份，给被*死的姐姐孙维世*，在申诉材料上开始用了孙新世这个名字。
　　那次，为迎接大姐，二姐的女儿孙维世做东，把二姐家、三姐家和我们家在北京的大小人口聚在一起，到四川饭店吃了一顿饭，热闹了一回。大姐在北京住了些天，就到河南看望老父亲去了。那些年，我曾很想到四川去看看大姐，因为我忘不了小时候大姐对我的慈爱。但是，那时我的五个孩子或在念书，或在幼儿园，经济负担重了一些，没去成。大姐来北京时，跟我们约定，过几年给父亲做一个热热闹闹的百岁大寿。不料，在北京相聚后没两年，没等到父亲百岁，大姐就撒手人寰，离开我们了。这件事，我们始终没有告诉父亲，直到“*”中父亲去世，都不知道他的大女儿已经先他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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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冯友兰在一起，三姐任载坤一直心很安静（1）
于是，我们六姐妹只剩下我和三姐了。三姐任载坤的生活道路是另一样的，看似安逸，其实也都是骇浪惊涛。她的婚姻是父母之命。我父亲看中了冯友兰，就像古代时候，父亲就给定了婚。订婚前，两人从未见面，他们于1918年在开封结婚。以后，我便按照习惯，称三姐夫冯友兰为“芝生兄”。
　　三姐也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开始她在开封的河南女子师范学校当算术老师，后来有了孩子，就回家料理家务了。他们婚后生活条件不错。我二姐夫被蒋介石杀害后，他们也在经济上尽力支持我二姐。抗战前，芝生兄帮助二姐任锐办北辰中学，资助二姐的儿子孙泱在北京上学、去日本留学，又资助二姐的女儿孙维世上北京的贝满中学。维世读贝满时，常回到我三姐家过周末。
　　三姐和大姐相貌酷似。抗战前，大姐有时住在清华乙所我三姐家，一次出门碰见一个不认识的人跟她打招呼。那是物理学家叶企孙。叶企孙当时正要走进三姐家门，以为我大姐是我三姐——冯友兰太太，就跟她打招呼。大姐以为只是路人礼貌，也就笑着点头。叶企孙转身进了三姐家，竟然看到又一个冯友兰太太在家里，非常奇怪。
　　我小时候在北京念书时，住城里大姐家，也短期住清华大学三姐家。抗战开始后，大家仓皇逃难，我都没来得及从城里到清华去跟三姐告别。后来我到了延安，三姐一家到了云南的西南联大，我们好多年不通音讯。过后才知道，那些年我和三姐是地北天南。
　　抗战结束后，我还在延安。有一年，我情同姐妹的好友于陆琳从延安到北京去搞地下工作，专程到我三姐家去看了我三姐。那时三姐并不知道我还在不在延安，于陆琳也没暴露身份，只跟她说“我认识你六妹”，跟她说我一切平安。三姐也不问我在哪儿，她心里应该明白我是还在延安了。于陆琳那时跟我通信，说她去看了我三姐。这么多年，我第一次听到三姐的消息，第一次有延安去的人见到三姐，心里觉得很感动。
　　于陆琳看望我三姐后没几年，全国解放了。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住在前门一个“华安饭店”里。开会前，三姐进城到饭店来看我这个小妹妹。她穿着出门的衣服，整齐高雅，见我穿着从延安穿来的破棉袄，补丁摞补丁，觉得我受了这么多年苦，心疼得当时就落下泪来。我说：“三姐你别难过，我真的挺好的。”三姐当时就塞给我好几块银元，让我给孩子买吃的。银元那时候很值钱。
　　过几天，我和丈夫王一达到骑河楼坐清华的校车，出城去清华大学看三姐。三姐让小儿子冯钟越去清华校门口接我们。他不认识我们，没接到。三姐又打发小女儿冯钟璞去接。我们在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