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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十八扯-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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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将军受谮润之言,还相嫌疑!”袁术理亏难对,才调拨了军粮。董卓惮畏孙坚的勇猛豪壮,派部将李傕往见孙坚,提仪和亲,诱以只要开出孙氏子弟的名单,可以任选刺史、郡守之类的官职。孙坚严辞拒绝,厉声表态:“卓逆天无道,荡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悬示四海,则吾死不瞑目,岂将与乃和亲邪?”随之继续率军进击,与董卓亲自率领的西凉军短兵相接,大破其悍将吕布,收复帝都洛阳,取得了联军第二场大捷。董卓仓皇地退往长安,对其部下说:“关东军败数矣,皆畏孤,无能为也。惟孙坚小戆,颇能用人,当语诸将,使知忌之!”

一个孙坚便让董卓心生畏惧,如果联军能合力西进,将董卓集团彻底消灭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孰料袁绍却置讨董大局于不顾,竟然趁火打劫,就在孙坚攻占洛阳的当口,委派周昂为豫州刺史,袭扰孙坚的后路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前有勍敌,后有强兵,孙坚万般无奈,慨然兴叹道:“同举义兵,将救社稷,逆贼垂破而各若此,吾当谁与戮力乎!”言发涕下,只好撤军。时在初平二年(191)四月,一场历时15个月的关东联军讨董战争,就这样凄然地结束了。

其始也勃焉,其终也忽焉,这次联军讨董形同一出闹剧。不过,排除其间人为闹剧的掺杂成分,毕竟颇有几个历史可视点,合起来就不容忽视。第一点,联军虽然没有达到维护刘姓汉室的预设目标,但通过这次联合行动,特别是以孙坚攻克洛阳为制胜标志,终究阻遏住了董卓挟天子以制天下的政治势头,而代之以其他军阀拥兵自雄的分庭抗礼。从此,董卓集团只能在关中地区横行折腾,直到灭亡,关东地区及荆、吴等地的割据势力也在各自占据的地盘上逞强称霸,另行生灭,全国再也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权力中心。东汉中央专制集权不复存在了,自秦、汉以降四百余年,这还是第一次。第二点,这一变异过程中,董卓既是关东军阀讨伐的对象,又是其中不少人物破除“天命”敬畏,自作换“天”美梦的老师。袁氏兄弟学得最快。身为联军盟主的袁绍,在讨董战争结束前三个月的初平二年正月,就极力运作另立刘姓皇帝,图谋由自己掌控,以与董卓分极抗衡。这种“董卓第二”的作法,受到曹操等实力人物的坚决抵制,连他打算拥立称帝的刘姓宗室旁支、幽州牧刘虞本人也不干,才没有作成。他的堂弟袁术更进了一步,在夺得孙坚从洛阳得到的传国玉玺以后,就自己作起了皇帝梦,比他的同姓后人袁世凯早了1700余年。既有人走出了第一步,就有人接着走第二步、第三步,三国乱世于是拉开大幕了。第三点,所有参与讨董的人,从当时地位、当时声势来看,无一不是袁绍曾对董卓说过的所谓“天下健者”之一。然而,时势造就英雄,时势也检验英雄,时势尤其如大浪淘沙,无情地对大英雄小英雄、真英雄伪英雄进行优胜劣汰的筛选。15个月的讨董战争,无疑就是一个造就英雄、检验英雄、筛选英雄的铁血过程,从中脱颖而出的两个明星不是袁绍和袁术,而是曹操和孙坚。其后从割据纷争演变为三分对峙,魏、蜀、吴三家曹执牛耳,孙氏后人位处第二,这就是历史预演。讲三国历史,起点定在190年关东联军讨董,从这三个视角看全都顺理成章。

董卓靠袁绍帮忙(尽管并非通谋合构),逃脱了联军惩罚,却没有逃脱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他的穷凶极恶,倒行逆施,导致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将他最终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力量正从他的集团内部聚合。初平三年(192)四月,司徒王允、尚书仆射士孙瑞说动了董卓义子、中郎将吕布,制订了诛董计谋。当时献帝有疾新愈,百官会集未央殿表示祝贺,董卓自然装模作样要出面主持。吕布派亲信骑都尉李肃和勇士秦谊、陈卫等十余人伪装成宫中卫士,守候在北掖门内。董卓乘车而入,李肃突施袭击,一戟刺伤他的臂膀。董卓掉下车,掉头大声喊:“吕布何在?”吕布挺身道:“有诏讨贼臣!”董卓大骂:“庸狗!敢如是邪?”吕布将他杀死后,又连杀三人,余众皆不敢动。一宣布讨贼诏书,人们都高呼“万岁”。紧接着,董氏宗族无分长幼都被杀掉,不少阿附董卓的人也相继地下狱死。郿坞抄没,积聚的金银珠玉、锦绮奇玩堆崇如山,贪残的董卓再也不能占有。其尸体暴陈街市,被点天灯,插入肚脐的蜡炬“光明达旦,如是积日”,素来肥胖的董卓油脂溢流于遍地。袁氏门生为袁隗、袁基等人改葬,把董卓残尸收集起来焚烧一尽,扬灰设祭。长安城里到处都是燃放鞭炮、歌舞狂欢的士民男女,许多人卖掉珠玉、衣装酤酒相庆,热闹持续达四五天。遥想当年的沸腾景象,足堪比拟者,或者只有1976年10月现代中国人比肩欢庆打倒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刊镌于竹书,永昭于天下,足以警示古往今来的一切国贼民贼,无论其得势时何等地不可一世,一旦失势被执,都将难有好下场。纵然不至于都像董卓一样被点天灯,焚尸扬灰,遗世的名声也会注定有似于斯。

诛除董卓后,苟延残喘的东汉政权极其需要顺应人心,收拾残局。然而,王允不过是一个目光短浅的政客,吕布更只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武夫,并不懂得化敌为友,共济时艰。相反地,他们肆意诛杀异己,连受胁迫依附董卓的名儒蔡邕也不放过。董卓部下的悍将李傕、郭氾等人将兵数万,杀掠无度,在董卓死后各怀惊恐,遣使乞求赦免,王允一口拒绝。于是乎,李傕采纳讨虏校尉贾诩的建议,串连郭氾、张济、樊稠等一干西凉悍将,打出了“为董公报仇”的旗号,杀向长安“以死决之”。一路上收集西凉兵勇,比至长安城下,已拥有强兵劲卒十余万人。当年六月攻进城内,纵兵虏掠,杀死的士民多达万余人,吕布仓皇逃跑了,王允不久即受戮。

李、郭、张、樊“四人帮”皆为将军,共秉朝政,献帝刘协由董卓一人的傀儡变成了这个“四人帮”的傀儡。这个“四人帮”较之董卓,野蛮性、掠夺性和破坏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王允是并州人,就迁怒于并州人,把军中的并州人男女老少凡数百口全部斩首。西汉四百年间积聚珍藏在古都长安的简策帛书,不是被焚毁,就是被西凉兵改制成了帷布囊袋,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四人帮”内部,以及他们与其他西凉军阀之间,还不时地交相攻杀,激烈火并。仅据《后汉书·董卓传》记载,兴平元年(194)韩遂、马腾率众攻长安,李傕派郭氾、樊稠领兵对决,战而胜之,即“斩首万余级”。韩遂使用离间计,阵前与樊稠“骈马笑语”,引发李、樊互相猜疑。当时的长安城中,西凉兵“白日虏掠”,“侵暴百姓”,李、郭、樊“三分城内,各备其界”,出现了“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的空前惨状。第二年,李傕派人刺杀樊稠,引起了李傕、郭氾两部“理兵相攻”。李傕“以车三乘迎天子、皇后”,把刘协夫妇扣在自己军营当中,又纵兵抄掠宫人什物,转移御府金帛、乘舆、器服,“火烧宫殿、官府、居人悉尽”。郭氾也不甘落后,扣留了太尉杨彪、司空张喜等十余人作为人质。“一人劫天子,一人质公卿”,质诸垂2000年中国封建历史,如此荒唐事前后均未有。李、郭连月相攻,死者又逾万数。这样的混乱举不胜举,直到郭氾为其部将所杀,张济死于攻穰(今河南邓县)战事中,建安元年(196)献帝刘协为关东将领董承、河东将领杨奉、徐晃等护送到洛阳,才姑算了结。献帝西迁时的“三辅户口尚数十万”,自李、郭相攻之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赢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三国历史第一章,就是由这些拥兵自雄的军阀们,用刀与火蘸着鲜血写出来的。

同一时段内,关中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董卓集团无从染指,傀儡“天子”的号令同样形近于虚设,那里的军阀们也争斗得不亦乐乎。大致地勾画一下,在建安元年(196)之前,各地区的主要武装割据势力分布如次:

袁绍占据冀州、青州、并州(今河北中南部、山东东北部和山西);

袁术占据南阳,后又占据扬州(今淮河下游及长江下游以北);

曹操占据兖州(今山东东南部及河南南部);

刘虞、公孙瓒占据幽州(今河北北部)

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今江苏北部);

公孙度占据辽东(今辽宁);

刘表占据荆州(今湖北、湖南);

刘焉占据益州(今四川、贵州大部及云南北部);

孙策占据江东(今长江下游以南);

张鲁占据汉中(今陕西南部)。

搅和其间的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军政大员,如韩馥、张绣之属,大多风光一时,未成气候。如《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二》所说,他们“务相兼并,以自强大”,敌友关系变幻莫测,生灭状态消长不一。

当过关东联军盟主的袁绍势力发展迅猛,地广人多,摆出一副当今河北舍我其谁的雄略架势,俨然“天下健者”之魁首。公孙瓒也是一个非凡人物,打败韩馥,取代刘虞,与袁氏兄弟、特别是与袁绍又勾结又争斗,连年征战不断。曹操的实力开初既不如袁绍,又不及公孙瓒,然而擅长因势乘便,稳步扩张,逐步转化为真正的强者。而在参与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只捞到个高唐县令当的刘备,则凭着投靠昔日的老同学公孙瓒,在平原相任上开始崭露头角,以后又得到徐州的陶谦的提携,由豫州刺史而代领徐州,一跃成为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袁绍、公孙瓒志得意满,睥睨群雄之日,怎么也未曾料到,十年内外的风云变幻,他们相继成为匆促的历史过客,而曹操、刘备几经颠踬,反倒在最后笑得最好。

当年袁绍冲撞董卓所说的“天下健者,岂唯董公”,从联军讨董到群雄割据得到了验证。自命不凡的“健者”,或者盟友、对手眼里的“健者”,几年之间,凡数十计,的确远非董卓一人。但诸多“健者”当中,究竟哪些是雄才大略,一代英雄,哪些是胆大心野,亡命争锋,哪些又是际会风云,随波逐流,差别其实不小。甚至如孔融,尽管出身名门,身为大儒,又膺方面重任,却连参加割据博弈的资格也不具备。造成这样的悬殊差异,直接原因、间接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共同原因、根本原因终究在于军事实力。封建宗法性的专制集权政体,说到底,从来就以军事实力为主要支撑。当中央政权能有效地掌控军事实力的时候(如东汉时期要么以外戚为大将军,要么由宦官领军、监军,都为着这一政治营构),大一统的局面就至少能够在表面上维持;一旦皇权崩溃,所谓的“天子”形同虚设,什么人手里能有效地掌控多大一部分军事实力,也就有效地在大体相应大的地盘上称王称霸了,割据纷争也就无可避免了。

重新出现大一统局面,也要靠军事实力,而非什么有“王者兴”。

《三国演义》开篇说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正是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概括表述。但它见其表而未见其本,没有揭开封建专制历史演替的奥秘,落入了宿命泥淖。其实,这一奥秘早已为国人破译,现代精英版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草根版的“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即是对其妇孺能解的直白解释。回到三国时期去,历数董卓、袁绍、曹操、孙坚、刘备……哪一个“健者”不是靠着军事实力在历史舞台上扮演其角色的?

第三章 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资质如斯的人曹操并非唯一。但这一评语与他个人黏合若一,形同名牌,就不是三言两语能够理清头绪的了。综合观察其一生,政治功业、个人才干与政治道德、个人品行严重悖反,只适宜各算各,不必强行作“七三开”或“六四开”。

三国群雄竞起,无人能及曹操,由后事寻绎便一目了然。曹操本人在生之日并没有称帝,而是如现代史学家翦伯赞描述的那样,把黄袍当成衬衫穿在里面,名为一人之下,实据九五之尊。魏武帝之称,乃是曹丕代汉以后,于黄初元年(220)十一月所上的尊号。其先其后的改朝换代,开国帝王都要对祖、考追奉尊号,被追尊帝号的人代不乏人,唯独曹操能以尊号魏武帝名世,连当今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也遣词缅怀“魏武挥鞭”,足见他的政治功业罕与伦比。曹操又是一个卓越军事家,在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上,无不位居当世第一。春秋晚期著名军事家孙武所著《孙子兵法》十三篇,历经战国、秦汉后人的增益,东汉初年已达八十二篇之杂。

曹操加以梳理、整合,重新编为十三篇,为其作注和作序,成为现在《孙子十家注》(宋人吉天保编)的重要内容。他生平指挥大小战役近五十次,胜多而败少,经典战例彪炳史传。决定三国鼎立局面的三大战役,除他身后的夷陵之战而外,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都是他唱的主角。尽管未能敉平割据,建立一个大一统帝国,毕竟统一了北方广大地区,替后来西晋一统天下开辟了道路,文治武功引领三国一代风骚,较之唐宗宋祖并不稍逊多少。而文采方面,则非但秦皇汉武,抑且历代帝王无人可望项背。泱泱中华文学史上,前有“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后有“三苏”父子(苏洵、苏轼、苏辙),蔚为美谈。曹操个人的诗歌成就容或不及他的两个儿子,也不好与“三苏”作纵向比较,然而,开建安诗风,立建安风骨,那种领袖群伦的导引作用别的人无法代替。在中国,文学的繁荣从来就离不开最高权力者的重视,秦汉以降应推曹操开了先河。

在书法、音乐、围棋领域,曹操的水平也颇不俗,堪称多才多艺。后世的戏曲给他涂上满脸白粉,再加一对三角眼,委实既丑化又矮化了他。

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汉末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桓帝永寿元年(155)生。其父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曹腾历事顺、冲、质、桓四帝,灵帝时位至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好进达贤能,名士虞放、边韶、延固、张温、张奂等人都靠他引荐而位至公卿。曹嵩本为夏侯氏之子,在本门中是曹操后来部将夏侯惇的叔父,过继才改姓曹。凭着曹腾养子的身份进入官场,初为司隶校尉,灵帝时擢任大司农、大鸿胪,又花一亿钱买官,代崔烈为太尉。宦官一般是被官僚士大夫看不起的,但曹腾的作派有别于多数宦官,曹嵩又跻身“三公”之列,曹家的地位比较特殊,势力也相当大。曹操生长在这样一个依附于宦官势力的新兴大官僚、大地主豪强大族的家庭里面,从小就养成了机警,有权术,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不受礼俗约束的习性。他叔父见他酷嗜飞鹰走狗,游荡无度,担心他不能光耀曹氏家业,争列名门,多次提醒曹嵩注意。曹操讨厌他叔父告状,一次在路上遇见叔父,故意装作中了恶风。他叔父去对曹嵩说了,曹嵩急呼曹操来见,曹操却口貌如常。曹嵩问:“叔父言汝中风,已差(痊愈)乎?”曹操说:“初(原本)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诬告)耳!”从此曹嵩不再相信他叔父的话,曹操得计,就更加恣意妄为。这样的人品行状,用当今的话说,简直就是一个豪门出身的不良少年。然而,宦官之孙加公卿之子,又是当时社会“血统”天然高贵,仕途自然亨通的“高干子弟”,曹操年二十就顺理成章地“举孝廉为郎”,任洛阳北部尉(相当于现今首都北城区公安局长)。不久又“迁顿丘令,征拜议郎”,成为了当时的县处级政府官员。

不过,这只是一面,曹操还有另一面,对于他后来成为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另一面。一是他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之为《接要》。后来他会打仗,并且能注《孙子兵法》,直接得益于这种博学多识,融会贯通。二是他勤学武艺,才武绝人,达到莫之能害的高超境界。据《异同杂语》记述,年轻的时候,曹操曾私入中常侍张让家室,被张让发现后,“乃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后来他在军旅生涯中,多次亲冒矢石,身临险境,都能够临危不惧,化险为夷,无不以此作为根基。这两样,都说明曹操虽为“高干子弟”,恶习甚多,却有别于那些华而不实、脆而不坚的纨绔子弟,确有真才识,真本事。由之进到三,曹操一旦当了官,还敢于把自己的真才识和真本事派上用场。他一就任洛阳北部尉,就在衙门左右悬挂了十几根五色棒,明令宣称凡是违犯禁令者,一律要用五色棒打死,豪强权贵概莫能外。宦官蹇硕的叔父不信曹操真敢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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