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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樽：你还看过迈克尔·哈内克的其他电影吗？
　　马俪文：不知道。我看电影是很随意的，更看重片子本身。我不特别关注某个导演，常常是被电影本身撞上了，很少刻意去找同一导演的其他作品去看，我想今后在这方面应该注意。
　　王樽：有段时间，我看了不少伯格曼的电影，最喜欢的是他晚年的《芬妮与亚历山大》，五个多小时的导演版，道尽人生悲欢，真正是炉火纯青。伯格曼的所有的电影几乎都是在表现人的难以沟通，但他早期作品多倾向于无奈的展示，哀叹人的隔膜甚至根本无法沟通。当我看到《我们俩》，就有种意外惊喜，觉得影片是在尝试着进行沟通和减少隔膜，不是简单地虚构和制造甜腻的煽情，而是努力表达一种真实。在影片最后的字幕上，我注意到包括你的场记等工作人员都是好几个，甚至还有个已经去世的。这部电影经历了很多磨难吗？
　　马俪文：没人们想象得那么难，我很少有压力。在北京租了个小院儿，我冬天去一趟、春天去一趟，夏天、秋天再去一趟，监视器的位置都没动过，一直在那儿。夜戏也很少，我就跟上班一样，白天来，天黑回家，因为我坚持分季节实景拍摄，前后拍了一年半，七次开机关机，很多工作人员不可能总等着你，人家还要干别的活儿，就走了不少，还有一位八一厂的道具师在我们休工期间和老婆吵架犯了心脏病去世了。
　　王樽：我看过三遍《我们俩》，有时我想，其中动人的要素很大成分与节奏有关，那么丰富的情绪，被干脆利落地剪到了片子之外。就像丹青高手的留白，画内的情绪极为节制，而画外的情绪却十分丰富。在《我们俩》里，你是怎样控制自己，怎样做到表现得适可而止？
　　马俪文：这是感觉问题，很难具体说。每个人自己布置房子都会有自己的招。按自己喜好布置细节，出自己合适的招。
　　童年往事
　　王樽：看你的个人简历，很难把你划归到某个地方去，出生、籍贯和你的成长似乎都没太多关系，好像你自己也不把自己当某个具体地方的人，比如你的出生地，和长大的城市哈尔滨。
　　马俪文：哈尔滨那个城市对我是游离的。我在江西出生，在哈尔滨长大，对那儿有太多的记忆。东北人的性格特点对我是新鲜的，我会潜移默化有些豪爽的东西，但在处理方式上不太一样。从我懂事起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上高中、参加的文工团，直到离开去北京，这些对我的成长记忆是个很重要的过程。
　　王樽：费里尼的《我记得，想当年》就是他早年生活的记忆碎片。侯孝贤的很多电影也可当他的传记看，《童年往事》的主人公小名就叫阿孝，拍得特别真切感人，许鞍华说她看过十遍。观众总会有意无意地揣摩一部电影里有多少导演的影子。在《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和《我们俩》中都隐含着浓郁的人情缺憾，两部影片都有着深刻的孤独感，还有对缺失情感的渴望，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与你个人的情感经历有关？
　　马俪文：和自己没多大直接的关系，但喜欢那些意味深长的、忧伤的东西，对这些感受非常敏感，拍电影时体会并不深，写东西时就很有感触。
　　王樽：好像很小的时候你就生活在单亲家庭？
　　马俪文：九岁，爸离开了我们。我和妈、弟一起生活。我妈在她风华正茂的时候就一人拉扯着两个孩子，一直是一个人，没有再结婚。
　　王樽：后来，尤其当生活很艰难时，你是不是怨恨父亲？
　　马俪文：小，不懂怨恨，也不回顾。
　　不过，有一次，在中戏上学时我去麦当劳吃快餐，吃到一半时，看见对面有个十###岁的小姑娘，对面坐着一个男人，是她爸爸，她爸爸给她抱着书包，不吃，就在那欣赏地看着女儿。女儿喋喋不休地说，她爸爸在那津津有味地听，我一直看着他们，吃完后仍坐在那看。这些在我的记忆中是空白的，关切、疼爱、欣赏女儿、一个父亲的目光。小时候，到小朋友家去聚会，大家都在那跑啊闹啊玩啊，我忽然发现厨房里两个忙忙碌碌的身影，我就跑到厨房去看，她父母在做饭，那个父亲戴个围裙，高大的个子，熟练地翻炒冒着热气的菜肴，母亲在旁边打下手，一个温暖的家庭氛围，这些细节会让我觉得有所触动。

马俪文　王樽：朴素的构成（6）
王樽：觉得遗憾多吗？
　　马俪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别人是别人，我是我，我就是这样的，不能因为自己没有就遗憾。
　　王樽：后来又见过你父亲吗？
　　马俪文：2006年3月他到北京，我去机场接他。我在博客上写了记述那些天和他在一起的文字，名字叫《赐福》。
　　王樽：没有父亲的生活应该很艰难吧？
　　马俪文：在七十年代，每个家庭物质生活都很贫乏，但一个家里有个男人分担就会好一些，我们家当时住平房，下雨就漏，要买油毡纸补上，为了省钱，我妈就找同事写个条子，可以到油毡纸厂去买个出厂价，我和妈、弟，浩浩荡荡去了哈尔滨远郊的地方。
　　油毡纸厂厂长很大方地说你们随便拿，不要钱，能拿多少拿多少。可一卷油毡纸就有双人沙发那么长，巨沉，我们三个人只能拿一卷，天又热，还要倒几次车，我弟弟还小，帮不上忙，实在是太沉了，一路上只能滚着走。
　　王樽：现在回头看，那些年的贫困生活是不是也锤炼了你倔强的个性？
　　马俪文：也许有关吧。记得我们家的邻居是4号，那家的大爷胖得要命，他在肉联厂上班，过年过节经常看见大爷从单位近水楼台先得月地把整只的、好大一个猪头用自行车后座驮回来。当时买肉可是要用肉票的，经常是排队都不见得买得上。偶然看见大爷还扛回来半扇子猪什么的，所以他们家过大年时，人多，亲戚也多，吃喝玩乐的在我们一栋房算是最有气势的，他们家人吃完饭，就个个打着饱嗝站在胡同里透气。身后个个房里点着灯，门口、前院、后院里都是锃明瓦亮的。
　　我妈就不让我们点那么多的灯，度数一大都不行，你前脚开，妈后脚关，好像我开灯的目的就是为了验证妈在不在似的，那时候，我家真的老是昏暗昏暗的。
　　4号家黑瘦的大娘是卖冰棍的，一根根冰棍装在暖瓶里，打开盖，就会冒出一股烟，很迷人。大娘家有两个女儿，大姐有些傻，我们叫她傻大姐，二姐很能干，说话声音也好听，大娘家还有三个儿子，老大也没看他干什么，不过我路过健康路十字路口处看见他老坐在冰棍车旁的凳子上看金庸的武侠小说。老二参军了，很久后才回来，老小于生是我的小学同学，人很好，性格也不错。
　　我七岁，妈还把我和弟送到大娘家看一段时间，每月给他们点钱，管一顿午饭。
　　我和弟开始跟着去到健康路陪大娘卖冰棍，觉得很新鲜。
　　天呀！这么冷的天竟然有人买冰棍吃？这就是我对哈尔滨人的最初印象。
　　但是太冷了，坚持不到中午就不行了，我和弟的鼻涕都冻出来了，两脚不能挨地要来回换。大娘说：“我怎么不冷？”我和弟说不出为什么，只是晃晃悠悠、哆哆嗦嗦看着大娘，她穿得多，脚里面穿毛袜子，外面套上高腰毡靴，毡靴里还有一个棉夹层。身上是绒线衣加毛衣、棉袄加棉猴。现在想一想大娘确实不冷。我弟受不了时，就哭，一哭特别管用，大娘马上给我们送回家，让傻大姐看着我们。
　　中午，大姐让我和弟喝粥，我一闻那粥都馊了。弟傻了巴叽的就喝，我不让，大姐就骂我，我端起粥啪地倒在脏桶里，大姐打了我一巴掌，拍在脑门上，啪的一声还挺响，我还没来得及生气，她给我撵出去了。
　　站在胡同里我气就上来了。过了一个小时，大姐让弟叫我回去。弟开门对着我喊：“姐！大姐让我叫你呐！”我生气地喊：“不去！”过了一会儿，大姐开门露出脑袋仰着下巴叫唤：“你进不进来？”我弟在一边看着。我不理。
　　大姐气急败坏地扔下一句：“冻死你！”啪地把门关上，然后我听见一阵锁门声。
　　那天确实冷，我穿着拖鞋在胡同里来回转悠，天黑了，我跺着脚，有些受不了了，我没家里钥匙，我望着大野地的方向盼望着妈回来的身影。路过一个阿姨，我问：“几点了？”阿姨一挽袖子，“北京时间六点。”
　　妈该回来了呀？
　　大野地一片黑暗，偶尔过来一个人，我就会充满希望，但都不是。七点半，黑暗中才出现一个晃动的身影，戴着一副眼镜，是妈，妈回来了！我就扑上去，急赤白咧地哭起来，“妈，我冻死了！！”妈赶快进屋生火，小屋子里弥漫一股煤烟味，妈烧了一大壶热水，心疼地给我泡脚，一看，整个脚全冻肿冻紫，我接着就感冒发烧。

马俪文　王樽：朴素的构成（7）
第二天妈就不再让我和弟去大娘家看着了。
　　妈说：“你已经七岁了，该独立自主了，看你能不能自己在家带你弟。”
　　我高兴地喊：“能！”
　　妈在香坊上班，要倒两遍车，为了省钱，妈在省政府那里下车后，就要摸黑走着回来。那一天又堵车，让我等了好几个小时。我妈在医院要值夜班，为了多挣点钱，她老是加班，把我和弟撇在家里。
　　妈上班时，每天扔下点零钱给我和弟，多时一人一天一毛钱，大部分每人只给五分，我已经不小了，但是却不知道攒钱，给多少花多少，给五分就去4号家买个冰棍，给一毛钱就去买雪糕。经常大娘还没有出去摆摊，我就去敲门买冰棍了。
　　大娘站在院里，嘴里的假牙还嚼着馒头，那只黑黑的老手伸进暖瓶里，像变戏法一样，就掏出两根冰棍。冰棍被冻得分不开，大娘举着冰棍，“喏！自己分去吧。”我和弟出了她家院，站在胡同里掰着冰棍，掰开后，一根多沾住一大块，另一根少了一大块。
　　我把小的递给弟，“嗯！给！”他不干，不干拉倒，我自己先吃起来，没办法，他也吃起来。我的大，但我要比弟吃得快多了，我最忍受不了的就是，我吃完快半个钟头了，弟嘴里还在那里“吧吱”呢！弟还故意一小下、一小下的“吸溜”，都快化了，也不赶快吃掉。故意馋我。
　　王樽：那时已是八十年代，经济正在复苏，报纸上也开始说“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好像很多中国人的家境开始好转了。
　　马俪文：但我家里只有妈一人挣钱，还要照顾在天津的老人。记得是1980年吧，我想买一本小人书，翻箱倒柜，家里竟然一分钱都找不出，真是邪门了。那时是真的困难到头了，比如我妈明天发工资，今天她下夜班回来，第二天本来休息，但她还会专门到医院去一趟，去拿工资，要不然连吃饭的钱都没有。
　　王樽：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你又是长女，小小年纪应该就会干很多活吧？
　　马俪文：家里买煤，送煤的一卸到煤棚子门口就走人。当天要下雨，我就在妈回来之前，自己把煤全搬到煤棚子里去了。一吨煤，我一人全干了。下雨之前，煤影子都没有了，我妈回来一看：“哎，怎么没给咱送煤呀？！”我特得意，满脸都是黑冲我妈笑，我妈就都知道了。
　　王樽：人对自己最早的生死体验最是刻骨铭心。曾听你说过，从小就怕水，它好像也和你的童年经历有关？
　　马俪文：是的。我上小学时，和邻居4号家的小儿子于生是同班同学，于生的学习在班里一直都是中上等。
　　礼拜天早晨，我吃完饭从屋里出来，就踩蹬在院里的木板门下方的横档上，手拽着门把手，悠来荡去的，时间长了，门板就有些往下斜，下大雨后，门一沉，关不上推不开的。有一次门真的倾斜得关不上了，妈就把门合叶往上挪，这样门就不会轻易掉下来了。
　　妈刚上班，我就踩上去，悠然自得地晃荡着，于生从4号出来，在他家门口刷牙，我喊他：“大鱼皮！真懒，才起床呀，我早起来了！”
　　“大鱼皮”是班里同学给他起的外号，谁叫他都不生气，他刷着牙呼呼噜噜着声音说：“好哇，你看等我给你起一个外号的！”但他还没来得及给我起一个外号，就被江水淹死了。
　　奇怪的是，那天于生都病了，病得很严重，天还不算太热，他又不太会游泳，但是却鬼使神差地一个人跑去松花江游泳，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邻居说是阎王在招他呢，没跑。大娘家哭得死去活来的，大娘最爱这个小的，可偏偏他走了。
　　我妈说：“挺好的孩子，真可惜。”然后妈天天严肃认真地灌输我们：千万不要去松花江游泳，也别划船，不管多美的景色。
　　以后好长一段时间，我路过4号家都看不见他们点灯。老是黑乎乎的。他们家的人眼睛总是红肿红肿的，尤其是大娘。这件事对我影响挺大的，觉得生命很神秘。
　　王樽：你在职业高中学的是美术，后来在文工团里干了多年。中间还有些什么难忘的故事？
　　马俪文：那时小，简单。身上有些优势自己察觉不到。
　　在职业高中我学的是装潢美术，学校里还有摄影、油画美术班等等，摄影、美术班的学生都找我做模特，当时很多女孩子也会有些生活照片，或到照相馆拍些“摆”照：背景是假天安门，或是洋房里楼梯画板……我却有很多的算艺术作品类的黑白照片，学校同学把我带到园林里或山顶上水上雪里，穿些简单素色的衣服，或看远方、或低头、或扬头迎风站着……哈，拍完都是同学们自己在暗房里冲洗，扩出来就送给我一份。有的拍得好的，就在学校橱窗上展览，同学们来来往往都会注意到。那会儿我是个拘谨、腼腆、胆小的女生，开朗并能与人沟通是后来变的。　。。

马俪文　王樽：朴素的构成（8）
王樽：我过去喜欢看艺人闯江湖的故事，比如《大篷车》、《江湖行》之类的电影，老舍、吴祖光、王安忆也写过类似题材的作品，所谓“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戏里戏外还有“戏”。看你拍的电影，最让我惊喜的是叙述的从容不迫，那么干净、沉稳、不动声色，就想：是不是跟你在外演出、闯江湖有关，很小就有阅历和城府。
　　马俪文：阅历是有些，城府谈不上。我晚熟，有最好时光的时候却对自己一无所知。如果我早一点到北京来学习、如果早一点考到好的学校，就没像现在这样浪费那么多，但也许浪费就是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高中毕业就去了文工团，文工团是当地很有名气的二级中药厂办的，企业每年都要参加全国各地的医药会议，请文工团参加巡回汇报演出，给企业宣传，天南海北地跑，那几年可真奇怪，每天早晨十点钟我们就开始演出了，当地群众一大早就来看我们参差不齐的节目，群众好像精神需求的劲头很高，但精神质量的要求并不高——经常是一天演六场。有次巡回演出离开家将近半年，这中间，吃了很多苦，有次水土不服，脸又因长期化妆伤着了，红肿过敏，一点妆都不应化，该养着，可当时不知是敬业还是无知，每一场演出都在受伤的脸上接着抹厚厚的妆，团里买的化妆品是劣质的。演出回来我妈接我，看我的样子心疼坏了。
　　我是学美术的，是任舞台设计一职招进来的，但在团里，他们却说你小，不给你机会设计舞台，直接找搞装修的几个人来布置，巨大的白塑料布从剧场幕布顶头垂落，就算冰雪，摆些类似积木状的高台——那些白塑料布经过长久演出，变得很脏，都是灰土，每天演出一结束，工人们往下卸幕布，一松绳，那白塑料布黑“冰雪”衰败地掉在台上时，会冒起一阵“烟尘”，男人捂嘴，女人都纷纷逃窜。
　　在团里我年龄最小，团长看我样子还行，就让我报幕，穿上亮片包裹的紧身旗袍，高跟鞋，化着大一圈的红嘴，粗黑眉毛，黑眼圈，完全把自己的模样掩盖住，那时审美就那样，据说团长还是出国访问带回来的经验。
　　团里人际很复杂，为一首当红歌，谁要唱谁不让唱，私下里争来斗去，勾心斗角，男的女的谁跟谁好上了，乱哄哄的，我觉得特别孤独，没事就写写文章消遣。
　　王樽：当时是写给自己看，还是为了在报刊上发表？
　　马俪文：不懂，想什么就写什么，《一个女孩的自白》，投给《当代青年》杂志社，第一次征文，得了唯一的一等奖。主编邓皓给我回信，说你这篇文章错别字特别多，又没用正规稿纸，标点符号也不准确，但是我还是把你这篇文章作为一等奖。他这封信寄到家里，很久我才看到。团里正在外地一个县里演出，有一天，我和团里贺姐坐着人力三轮车去集市上逛，我在邮局买了几本杂志，坐在车上看，就突然发现杂志上登出我的文章和获一等奖的名单，哈，当时，我就没心思逛街了。
　　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