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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电影-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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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烨 陈伟文:全世界的导演都在解决时间问题(10)
陈伟文:那么你拍《紫蝴蝶》之后,意识到什么方面的电影语言有限制?
娄烨:《颐和园》剧本是在《紫蝴蝶》之前。《紫蝴蝶》计划进行得特别快,电影学院梅风老师,他是《颐和园》联合编剧,写《紫蝴蝶》特别累的时候,我说不行了,我要写一会儿《颐和园》。我们为了调节一下,互相换着写剧本。拍完《紫蝴蝶》我们自然就转到《颐和园》片子上。两个完全不一样,但现在看来有点关系,一个是近历史,一个是远历史。《紫蝴蝶》对历史态度的准备,让我到《颐和园》已经完全自由了,没有特别大负担。
陈伟文:你说拍《紫蝴蝶》是你个人状态特别黑暗的时候,怎么走出来的呢?
娄烨:拍完就走出来了,把黑暗留在影片里。
陈伟文:《紫蝴蝶》某种意义上说还是一个类型片。黑色电影,战争片,爱情片,浪漫片。我感到你的影像刻意传递了一种摄影棚的气息。包括你拍室外,都有一种棚内的感觉。有默片和早期黑白片的照明效果。
娄烨:你看的是胶片吗?DVD有低照问题。《紫蝴蝶》里,用的最多的是长焦镜头,压缩景深,在架子上用长焦自由抓拍。
你说的部分是《颐和园》的影像状况,夜景完全排斥光线结构,因为夜景是没有光的,然后也不强调固有光源,比如灯泡。强调的是补密度的那个光源,强调的是人物固有的亮度而不是强调人物以外光线的影响,就是说,人物以外的光线是好莱坞的做法。《颐和园》是正面补光,打亮,但是打得不是特别亮,是可以控制的,似乎你呈现的是没有光源的情况,不是光源塑造结构,强调影像的平面性,排斥交织点透视,这是《颐和园》里做的。它和故事有关。
陈伟文:可能我看DVD的缘故,画面四周比较暗。中心区域打亮,感觉在向默片致敬。也挺有意思。
娄烨:所以从一个角度说,电影是怎么拍都可以,六年之前,你怎么可以跳切呢,六年之后不存在可不可以跳切,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没有通行的美学原则,原来虚焦是要去掉的,洗印厂要打洞的,现在很多影片都是虚焦的,在高清出现以后,虚焦点是胶片特有的,你凭什么要排斥?凭什么说是一个错误呢?电影是丰富的,到今天标准已经完全开放了。
陈伟文:你经常用到摄影机态度这个字眼。进入到《颐和园》呢?
娄烨:《颐和园》差不多是按照纪录片方式工作的一部影片。我鼓励即兴表演,完全不允许演员走位置,不允许定机位。我和演员工作排戏的时候,摄影组不许在场。非常极致的一种方式,我要造成的实际上是摄影机和拍摄现实的一种偶合性。这个从语言工作来说是很极致的,但特别快乐,所有人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然后你再控制发生的强度和准确度。
陈伟文:哪些导演你比较欣赏?
娄烨:我干活的时候看片子特别少,做片子的时候你看不下去,你看什么都觉得怎么拍成这样,这不是因为片子不好,是因为你的衡量标准处在一个正在做的一部影片上。拍《颐和园》的时候我坐飞机,飞机上不是放片子嘛,我把它当监视器了,这种镜头怎么还能够过!后来我才意识到。在那个时候所有影像出现在你面前,评判的标准都是你正在做的电影。完成了以后,才慢慢地恢复到正常。
现在我特别排斥有很大一部分西方电影,今天好莱坞呈现的影像状况,我都排斥,因为我觉得太好了。真漂亮,真细致。我看不下去。缺乏了一种粗砺的感觉,在今天西方的电影里面,我找不到想要的那种粗砺的感觉。六十年代反而是有的,所以西方已经离开它的传统太远了。今年我在南京的独立电影节做评委,这一批影像非常优秀,应该有更多的人提及他们的名字。
陈伟文:语言探索的途径上,有什么体会吗?
娄烨:一般来说电影语言的更新是纪录片带来的。中国缺乏一个系统的纪录片运动,但纪录片环节确实是特别重要的,不能跳跃的。纪录片是关注当下的,于是它建立了一种影像和当下现实的关系。实际上语言上也做了沟通,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做长片故事片。中国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纪录片的历史延续,基础没有,中国电影的语言基础不存在,它没有一个面对现实的沟通,第一阶层的沟通。新浪潮是起源于纪录性的,必须有一个摄影机尝试和现实发生关系,然后才能提升。现在是一个纪录片特别好的时候,条件已经准备成熟了。有一批作者,建立的语言是特别通畅的,远远高于现在工作的电影导演,这是我特别吃惊的。他只是需要练习,比如剪辑,解决连接和传达含义问题。
娄烨 陈伟文:全世界的导演都在解决时间问题(11)
第五代那个时代,舞台和样板戏的准备是他们的语言准备,他们中间缺乏一个特别广阔的纪录片运动。于是你就会理解为什么今天所有的第五代都会回到一个历史题材,因为那是舞台化语言可以解决的,而不会去真实面对当下,因为他的语言根本解决不了。但你要用舞台化的语言来拍历史片,是挺落后挺过时的一个做法。是不对的。因为我刚才说了,历史片是和今天有关的,但这批导演能够做的还是把它当成一出戏。
陈伟文:你怎么看贾樟柯的电影?《站台》里,一对双胞胎姐妹从村长办公室出来,然后切到了公路边,背景是黄河,舞台就是货车车厢,她们在上面演出,大全景,在离车子稍远的路上站着她们的团长,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这里有贾樟柯发明的美学:在不恰当的地方出现的不恰当的人。但是如果没有边上站着的那人,这种美学就会大打折扣。
娄烨:贾樟柯的《小武》是中国电影史上不可重复的,他所关注的现实,这个人物的多义性,你很难用既定的道德来评判这个人物,这都是不可重复的,这是一个分界线,这个呈现的状况是以前中国电影没有的。挺自由的状况。由衷的,没有任何障碍的,所有的都是直接传达出来,他的《任逍遥》也是很好的,《世界》有点拘谨。
陈伟文:你和小帅的片子,出来的时候,人们批评影片中的人物没有职业。
娄烨:这也是无意识的,就是不希望对人物的一种界定,界定就是对丰富性的一种限制。我们出生前的中国社会是用政治概念划分的。所以电影也三突出什么的,这不是风格问题,不是语言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你的语言确定是错误的。因为所有人都是不确定的。
陈伟文:这些人不断去寻找,去建立自己身份的认同。
娄烨:现实就是这样,所有人都在找位置,但实际上所有人都没有找到这个位置。下一代人是在折返之后的一代人,而我们跟前一代人的关系是断层。我们跨了两个断层,一个是“文革”的那个断层,一个是社会折返的那个断层。你要求这一批电影作者适应观众同样是很困难的,只要他努力,适应观众了,就必然要丢失掉很多东西。
陈伟文: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听到冠以“第六代”这个称呼?
娄烨:这可能挺早的,当我们毕业的时候,老师就这么说,这是第六代。
陈伟文:刚开始使用这个名称,也许是基于年龄,而不是后来你们所蕴含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娄烨:对。非常大的鸿沟。第六代,是一个特别大的改变,这改变还是和大背景有关,但大背景不是顺着的,大背景是有一个褶子的。它有一个折返,同时也是一个语言折返。第六代到现在还没有被完全接受,是因为这个折返,而不是这批人怎么了。这个折返造成了一种惯性,让这一批的电影作者一直是在抛物线往前走,而实际上大环境已经改变了,于是脱节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然后,折返之后的发展又是快的,但不是在原来线路上的,于是乎这个距离一直存在。整个九十年代,这一批影像作者,和社会之间是脱节的。一直到2007年的今天,观众群还是在似是而非的、半拒绝状态来看待这一批作者的影像作品,这是因为那个折返的原因。
陈伟文:什么时候你完全清晰意识到这个折返的问题,这批影像作者和环境之间的脱节问题?
娄烨:完全清晰认识到是在1999年《苏州河》之后了。那时候已经开始做《颐和园》准备工作了,整个做八十年代背景、文化的准备工作。那时候慢慢就清楚为什么那些不合理的事情,实际上是必然的结果。
陈伟文:你的电影比较多在国际上获得评价,那么在和国际的交流带着电影走世界的过程中带给你什么?
娄烨:也有争论,比如叙述角度哪里不好,他们像普通观众一样,哪里看不懂,然后你会从这些意见里找到你的影片的一些问题。然后你会做出调整。但整体来说还没有太大争论,所有人都会说这是一部娄烨电影。拍完以后影片有国际发行,大家来讨论怎样让更多观众来接受,我觉得这个讨论是有意义的。因为有时候太进入一部影片,你会忽略很多东西。
娄烨 陈伟文:全世界的导演都在解决时间问题(12)
陈伟文:你怎么看电影节?
娄烨:电影节基本上是免费宣传电影的一个市场。全世界电影业都不是特别景气的情况下,电影节可能是最后坚守的平台了。只有电影节期间,观众是最好的,最多的,然后过了电影节,就没人进电影院了。处在用电影节来带动电影市场的这么一个状况。
陈伟文:你认为明星是什么?
娄烨:我没有特别多概念要用明星。从世界电影业来说,明星完全决定影片票房的时代出现过,在美国有很长一段时间,所谓明星制。只要有这个明星出演,影片就会卖很多。但这个时代过去了。这是一个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现在实际上没有一个原因会有决定性的。任何可能都会出现,《卧虎藏龙》,所有人认为武打片怎么能让不会武打的人来演呢,但就是卖得出乎意料的好。在这种复杂情况下,找到尽可能适合你的故事人物的演员,这对导演来说是最安全的,对演员来说也是最安全的。找错人对所有人是不利的。通常明星的表演能力是很强的,他有他的魅力在这儿。
陈伟文:如果是我们说的作者导演,有的明星可能不合适,因为明星在进入你的电影的时候是有造型的。
娄烨:对,所以好多明星也有困惑,他的形象带有符号性了固定下来了,好多导演就不会找他们来工作。因为你如果符号性太强,我要用很多工作来抹去你的符号,重新开始工作,这太累了,所以我还不如找一个处在上升期的,表演也是很优秀的,给人新的完全的冲击力的演员。
陈伟文:布来松说的,电影的素材不是演员,是人。
娄烨:但我反对布来松对演员的方式。他把演员当工具了,我认为演员不是工具,是真的活生生的人,演员的工作是进入到你的语言系统里面的。这是显然的,你排斥一个演员进入到你的语言系统,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你的语言系统特别强烈,你是排他的,首先这我就反对,你的语言系统是封闭的,不开放的。第二,你对你自己的语言系统完全不自信,你认为其他人来修正你的语言系统,你就会失去你要的东西,那你太不自信了。应该承认,布来松是封闭的,但他做得很好,在他那个语言系统里面。《少女莫榭特》是一个特例,她是一个多好的演员啊,虽然她是非职业的,但她是活的,闭上眼睛你都能想到她的形象。导演说的话最好别信,都是事后的话,你要想了解导演,你就看他的片子,一点跑不了。他的矛盾、犹豫、彷徨所有都能看见。
陈伟文:昆汀的电影你怎么看?
娄烨:我个人感觉,实际上整个世界电影作者解决的就是一个问题,时间问题。电影中的时间问题和生活中的时间问题,这是一样的。两小时的电影从开始到结束,时间是限定的,如果说你把这一段时间变成二十四小时,就是一天。变成多少小时,就是一月,再长,一百年,就是一生。你截取一段时间和一辈子是一样的,电影最重要的问题是思想也是语言的,就是处理时间的态度,每个导演特别不一样的是对时间的理解。每部电影截取时间线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有些是形式上的不一样,有些是内在的不一样。比如说,表现一个人的内心独白,就是一个人的内心影像,有时间性的,但是超越的。所有电影作者都在处理时间问题,然后旁生出很多方式,平行结构,倒错结构,松散的,出现很多形态都是解决时间问题的不同方式而已。
昆汀他属于智力电影吧,就是看的时候要动脑子的。这是一类电影,它的问题是一旦进入到结构读解,就会干扰到人物,事件,它的亲和性,这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很难平衡。人物读解不能干扰事件呈现,智力电影就需要观众动脑子思考,而思考是干扰观众对电影时间线的理解的。跟着影片走的话你就不能跳出来想怎么回事,是哪个结构。昆汀的《低级小说》时间处理得很好,和读小说的方式很一致,和故事呈现的东西没有脱节,《大象》就有脱节。《巴比塔》也有不平衡。
陈伟文:不拍电影你能活下去吗?
娄烨:能啊。肯定能。不拍电影就是失业嘛,失业就想办法二次就业嘛。
陈伟文:不拍电影的时候做什么?
娄烨:玩,骑车,打球。现在在读曼德拉传什么的。现在电影市场安全的是古装片,电视也是,要不大片,要不弱势群体。电影业原本是风险行业,本来有限制就窄,为了安全,就变得特别窄,不能怪制片商,没有办法,不能连电费都挣不过来。《紫蝴蝶》所有投资都在国际发行解决了,有一分票房就是上影厂盈利。全世界电影都是要照顾可能的好多地区,不可能就一个市场。一个地方票房差点,一个地方好点,找平了。
总体我的投资还是低的,三千万人民币,在西方算中下的,如果是三五百万人民币,分分盅他给你,因为卖两个地方就可以了。投资一高,自然就要管你,所以你要掌握作品决定权的话,一般作者电影不会去好莱坞,一般是中等投资。除非个例,昆汀是高投资。比如科波拉当年拍《现代启示录》,豁出去,借钱,最后片子完成了,赔了,好莱坞说你回来吧,拍《教父》续集。这也是新好莱坞那时特别好的,他能结合大投资和导演的作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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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俪文 王樽:朴素的构成(1)
认识马俪文
我看过的电影难以计数,感觉上,平庸的片子片片相似,好看的电影各有各的不同。我发现,那些堪称光彩照人的,或如俗话说的“惊艳”之作,往往并不奢华绚丽,反而多是以朴素见长。这使我想到“大象无形”、“大巧谢雕琢”的说法,看马俪文的电影,正是这样的感受。我写她不完全是出于感动和敬重,更多是惊异于她在中国电影市场的大背景下居然成为可能——一个外省女子,没有家学背景,没有可资利用的人脉资源,甚至没有充分的电影知识储备,匹马单枪,行走在虎踞龙盘的京城,竟完成了两部剧情长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和《我们俩》。两部影片均属低成本制作,却以丰厚的含量在影坛风生水起。并让这个曾被“质疑”的年轻女导演连获国内重要的专业大奖——第五届长春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第二十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
作为电影片名,《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字数太多,它几乎很难让观众准确地说出来。五年以后,说到该片的英文译名,马俪文笑言:“有三行,人们以为是三部影片的名字。”
说来很巧,我第一次听到该片,也是在争议它的名字。大约是2001年的春天,在深圳市电影发行放映中心,我听到各大影院的老总们在讨论,他们普遍觉得这是一部有诚意有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电影,同时又为它的发行担忧:光是名字就限制了观众的理解和传诵。当天观片,我因临时有采访任务而离开。原以为很快能完整看到它,结果阴错阳差,再见竟隔了四年。
2006年1月,我在嘉禾深圳影城看了《我们俩》,这部只有二百万投资的小制作给我带来意外惊喜。一个破旧的北京四合院,一老一少两个人,一年四季的更替,孤僻而倔强的老太太与女大学生房客,从相互抵触到变得亲近友善,以及老太太的去世和少女的追怀等等。很普通的故事,却有着极大的情感辐射,其中的孤寂、无奈、感伤、关爱,悲天悯人,于人物微妙的情绪变化中弥散开来,点点滴滴,沁人心脾。它没有国产影片常见的浮躁、浅露、虚矫和廉价的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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