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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遭遇皇帝-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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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称他自己：“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璋彝尊、名人字画，又好书。”可好风雅，是要有物质基础的，以上诸好，无一不需要大批银两来开销打发。因此，一个文人，活得苟且龌龊与光明磊落，活得小肚鸡肠与达观奔放，活得低三下四与清高正直，活得软弱缺钙与铁骨铮铮，都可能合二而一，并行不悖的。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那个封建专制社会里面一个文人，不准备拿鸡蛋往石头上碰，还想活得长久一点的处世哲学。心里想的，嘴上说的，身体力行的，绝对不可能三点成一线，像小胡同赶猪那样直来直去的。在中国，有几个文人，不多好几个心眼呢？
乾隆三才子（5）
这就是袁随园让当时人，让后来人摇头不迭的现实主义。
我是不怎么服气那些动不动指责文人患了软骨症，或佝偻病的勇敢者、大义凛然者、怒发冲冠慷慨激昂者的，声严色厉，义形于色，气冲斗牛，壮怀激烈。可我一直在想，阁下，你为什么不身体力行做出一个英勇赴义誓死如归抛头颅酒热血的样子来，让我们见识见识？却总是抄着手，抱着拳，说不定还搂着一位娇滴滴的三陪女，要别人往刀尖枪口上撞？这种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蛊惑，是不是有一点居心不良？
历代统治者对付文人的两手，一是文字狱，一是利德禄。硬的一手用来镇压不合作的反抗者，软的一手用来收卖肯合作的顺从者。袁枚绝对不是前者，但也不完全是后者。他能苟活到81岁，才寿终正寝，一辈子平平安安，甚至可以说是基本上是在快乐中度过，看来，统治者的这两手，对他不起什么作用，实属难能可贵。
一，在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中，众所周知，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部生存史上，活得最沉重，最熬煎的时期。袁枚就好比在荆棘丛中行走，能够毫发无损，溜光水滑，连一片草叶，一根树针，一颗带刺的毛蒡子都沾不着，你不能不佩服这位随园先生，老滑到成了精的高超水平。
二，袁枚之尤值得敬服之处，就是只做了不到十年清朝的官，能够断然不再趟浑水，能够放得下这顶乌纱，能够不像我的那些同行，为谋得一官半职或者只不过一个理事、委员虚名而削尖脑袋钻营；为求有坐车、医疗、住房的优越待遇而磨穿鞋底奔走；为装嫩，装少壮，装年富力强，把头发染得黢黑油光；为年龄到点不得不下台又不肯下台而殚思竭虑赖着不走，活得实在太累太累。袁枚一甩手与官场拜拜再见，与利德禄拜拜再见，还真是表现出中国文人所固有的清高气质呢！
老实说，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做哪朝的官，也比做满清主子的奴才强。
我十分欣赏袁枚的一点，就是他觉悟了，老子不陪你乾隆爷玩了，他未必敢这样公开发表宣言，但实际上他果真不再去当奴才，用不着一张嘴，喳，一屈腿，跪，一趴下，磕，然后，万寿无疆，臣罪当诛。对袁来讲，这一切，统统去他妈的王八蛋了。
不要说大清朝，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像袁枚这样弃官而去者，也不是很多的，能不为他的这种毅然决然的大解脱喝一声彩嘛！
他的两位学弟，就不如他想得开了。蒋士铨乾隆二十七年任顺天乡试官，《通考》纂修官，乞假奉母南归，估计受到袁随园的一些影响，也想当一个彻底的纯文人，求得不当奴才的自在。可是，到了乾隆四十三年，因高宗在诗中念及他这位江西名士。乖乖！这可不得了啦！万岁爷还惦着我咧！我估计，喜极而泣的同时，那当奴才的劣根性，随着泪流一片而复发了。为了感激天恩，又屁颠屁颠来到北京。他那知道日理万机的帝王之尊，会把随便说的一句话当真？蒋先生只好在国史馆当编辑，作书虫，坐冷板凳。可他那以为有朝一日可以当上国师的梦，始终醒不过来，就这样，一直到乾隆五十年，仍被雪藏着，不但没有发达，反而因北方气候的不适应，患了类风湿病，终于不治身亡。
而赵翼这个大文人，他的《陔余通考》、《廿二史札记》，几为治中国史者案头必备之书，这都是他乾隆三十七年因受到降职处分，辞官解职期间所撰著。虽然，他数次下狠心，此后“息意荣进，专以著述自娱”，可他从乾隆二十一年起，入军机处供职，一直到嘉庆十五年，死前四年，奉旨赐三品顶戴，将近六十年的为官生涯，无论擢升，无论黜降，那甘心为帝王奴才效死终生的宗旨，从未超脱出来。可是，做官真的使他得到快乐了嘛，一则《军机直舍》随笔，记其军机处的生活片断，略可了解为奴才之不易。
“余直军机时，直舍即在军机大臣直庐之西，仅屋一间半，又逼近隆宗门之墙，故窄且暗。后迁于对面北向之屋五间，与满洲官员同直，则余亦改官不复入直矣。扈从木兰时，戎帐中无几案，率伏地起草，或以奏事黄匣作书案，而悬腕书之。夜无灯檠，惟以铁丝灯笼作座，置灯盘其上，映以作字。偶萦拂，辄蜡泪污满身。非特戎帐中为然，木兰外有行宫处，直房亦如此，惟多一木榻耳。余归田后，岁庚子上南巡，余恭迎于宿迁，见行营之军机房明窗净几，华褥绣毯，当笔者倚隐囊椅而坐，颇顾盼自雄，余不觉爽然失也。”（赵翼《檐曝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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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才子（6）
写此文时，已是晚年，能以一个文人的认知，来看待自己的经历了，可酸溜溜的行文，却依然读出为帝王奴才久了以后，那卑下的品味和格调，看起来，磕头磕多了的奴才气息，长成在骨头缝里的，也难轻易褪掉。这就是封建社会中，专制制度下，即使非常有才华的文人，也是难以逃脱的宿命论。
在那个黑暗王国里，在精神的扼杀胜于一切压迫的时代里，纵使有天大的才华，也只能付诸流水，任其消逝，化为乌有，抱憾苍天。因此，无论为叛逆，无论为奴才，也无论既非绝对奴才，也非完全叛逆，能在一丝缝隙中求生存，如袁枚这样侥幸者，在这样一个高压窒息的乾隆年间的政治气氛下，作为诗人的袁枚，除了倡“性灵说”，还有别的道路可以发挥其聪明才智么？
他之这样做，固然具有别开生面的意义，但是，实际上也是为免受文字狱殃及的巧妙逃避，乃不得已而为之的尝试。毫无疑义，袁、蒋、赵，都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如果得大发展，当有大成果，如果让他们放开手脚去写，不知该给中国文学史增添多少华章？然而在统治者的精神阉割下，在文字狱的刀光剑影下，在奴才思想浸润到心灵的腐蚀下，他们不得不风花雪月，不得不游戏人生，不得不关在随园那小天地里，与整个社会，整个民众脱节，不得不改弦易辙，奉旨填词，不得不官样文章，马屁哲学。因此，袁枚所发起，所推动的倡写性灵，摆脱陈腐的新诗歌运动，对于清代文学的发展，多少起到一些促进作用，也就是难能可贵的贡献了。
大概稍晚半个世纪，俄国的普希金（1799…1837）、莱蒙托夫（1814…1841），德国的歌德（1749…1832）、席勒（1759…1805），英国的拜伦（1788…1824）、雪莱（1792…1822）这样双子星座似的诗人，也将走上世界文学的舞台，而且，远比“乾隆三才子”，或“江右三大家”，要产生更为深远和广泛的影响。
假如，倘非满清“盛世”，对于中国文人和中国文学的严酷统治，袁枚，蒋士铨，赵翼，对于世界文学史的意义，绝非今天这样简直不足为外人道的寒怆了。话说回来，即使对中国人而言，知道他们三位者，又有多少呢？
呜呼，天才的悲哀，莫过于生不逢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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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之在得（1）
中国文人之好名，也算是一癖了。
第一，人之好名，与其成就高低成正比，成就愈高，愈在意名。第二，人之好名，又是与人的年纪成正比，年纪越大，越追求名。于是，中国文人的全部快乐和不快乐，便系于这个名上。
而大文人，老文人，则是最不肯安生，最能够折腾，最害怕冷清，最热衷于人来疯的一群。
鲁迅先生的《且介亭杂文》里，有一篇《买记》的杂文。其中，引用了《论语·季氏》的一句话：“君子有三戒……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细细品味，很有道理。
老了，就要见好就收，就要适可而止，就要鞠躬谢幕，从运动场中回到看台，当一名观众。人的一生，其实是一个加减法的过程，年青时期，不断地追求，不停的获得，是加法。进入老年以后，便是减法了，一直减到两手空空，如同刚出生空着手来到这个世界那样，再离开这个世界。至此老天拔地，老眼昏花，老态龙钟，老朽无能之际，你老人家还不厌其烦地求，还不厌其多的得，那就很不令人尊敬了。
《小学大全》的著者，为清乾隆朝人尹嘉铨，一位道学先生，官做得也不小，大理寺卿，相当于最高法院，或司法部的长官，熬到这个位置上，也就可以了。人就是这样：没有钱的时候，物质欲望特别强烈；有了钱以后，权力欲望就会上升；而在官瘾、钱瘾都满足以后，求名的欲望就会浓厚得可怕。尤其人到晚年，更着重声名的满足。
没名者求名若渴，有名者求名更热，名小者求得大名，名大者与人比名，名不怕多，就怕不名，名上加名，最好是举世闻名。按说，一个人当上了皇帝，譬如隋炀帝杨广，应该是得到了名欲的最大满足吧？不！他对大臣杨素说，我的骈体文，四六句，也是满朝第一，当仁不让的。因求文名，他竟把一位诗人杀了，还说，看他今后还能写出比我好的诗？
由此可见求名者那一颗不得安宁的心。
小孩子希望大人注意他，就闹人来疯。成年人同样希望别人注意他，也要闹人来疯的。
这位求名心切的尹嘉铨先生，所作所为，就是典型的人来疯。
人来疯，医学上定名为“儿童多动综合症”，通常发生在三岁到六、七岁的儿童身上。但如今，由于社会公共关系日趋表面化，竞争化，浅薄化，商品化的结果，人来疯便愈来愈成人化，三四十岁，四五十岁，一些有头有脸的，有声望有地位的人物，或颠三倒四，装疯卖傻；或出出洋相，唱唱反调；或奇形怪状，哗众取宠；或故作悖谬，语出惊人，也在以吸引他人眼球为能事，这就叫作“成年多动综合症”。其症状，越是公众场所，越是人多场合，越是有重要人物，有年青异性，有传播媒体，有镜头灯光的所在，这些成年多动综合症者，就会躁动不宁，没话找话，就会表演卖弄，搔首弄姿，就会为老不尊，失态失控，就会挤眉弄眼，情不自禁。
人来疯，是病，又不是病，你说它是病，就是病，你说它不是病，也就不是病。一般来说，小孩子的人来疯好治，长大以后，不药自愈。而上了年纪的人，得了人来疯，基本上是没治的了。
最厉害的，也是最可怕的，还数六十岁，七十岁，乃至八十岁的“老年多动综合症”了。抖擞着一把快要散架的老骨头，要耍起人来疯来，那才叫恐怖。第一，四不：不甘寂寞，不肯罢手，不能安生，不愿休止，第二，四有：有饭必吃，有酒必喝，有话必讲，有屁必放。凡出场、出席、出镜、出台，总有他们身影在；凡褒扬、授奖、表彰、上榜，总是他们当主角；凡聚会、团拜、联欢、饭局，总推他们坐到主座；凡检查、视察、剪彩、指导，总少不了老爷子临场……
总而言之，人来疯的根本目的，求名，求大名，要大家众星捧月地围着他，水涨船高地抬着他，为了名。要大家相信他老当益壮的存在，相信他风头正健的存在，也是为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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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之在得（2）
由此看来，名是一个无底洞，真是欲壑难填啊！半截入土的老人家，还疯个没完没了，这些年来，可真让我们看得眼晕目眩啊！
尹嘉铨已经致仕，享受离休待遇，回到老家河北博野，论理，享他老革命的清福吧！不，他怎能就此罢手呢？因为“名”这个东西，如同海洛因，染上了就难戒掉，一生一世也摆脱不了。有的同志，甚至奄奄一息，回光返照，不最后看一眼亲人骨血，战友伙伴，仍于弥留期间，念叨着悼词怎么写，惦记着墓志铭怎么刻，是“坚定的”，还是“不屈不挠的”；是“忠诚的”，还是“久经考验的”，放心不下，斟酌再三，不肯闭眼，不能瞑目。
这就好比文坛的大师名流，文人墨客，等外作家，鱼鳖蟹虾一样，作品放在头条，还是放在二条，得正式奖，还是得提名奖；排行榜第一，还是第二或第三；是著名作家，还是知名作家，都会寸土必争，寸步不让，讨价还价，面红耳赤的。看来，这是“名”之酷爱者的古今同好了。
所以，尹嘉铨想出来为他父亲请谥，也是名欲薰心，才弄得不安分的。鲁迅先生写道：“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经致仕回家了，但真所谓‘及其老也，戒之在得’罢，虽然欲得的乃是‘名’，也还是一样的招了祸。”
“戒之在得”，说来容易，做到却难。近年来，文坛上有那么一些人，说写得不那么太坏，可以，但绝说不上写得很好。能力有大小，才华有高低，这本也无碍，但一定谋什么头衔，当什么委员，顶什么桂冠，挤进什么排行榜，而奔走竞逐，累得屁滚尿流，巴结攀附，功夫全在诗外，为这个“名”，折腾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而且，不知伊于胡底？
也许文人更容易为名所诱，为名所驱，所以，尹嘉铨做出令乾隆爷大为光火的事，也就不必奇怪了。
公元1871年4月，乾隆西巡五台山回銮，驻跸保定，在籍休致的这位前大理寺卿，按捺不住他的表现欲了。当然，这样的接驾盛典，侍候过乾隆的他，怎么能缺席呢？他像热锅上的蚂蚁，向北眺望，会不会从大路上飞来一彪快马，奉圣旨，亟传老臣尹嘉铨入觐。其实他应该明白，官场是很势利的，所有冀图固宠的臣下，只是希望皇帝的眼睛眷顾于他，哪里愿意他老人家出现，而分散皇上的注意力呢？这位道学先生，站在路口，左望不来，右望不到，真是心急如焚啊！
博野位于蠡县、安国之间，离保定府，要是有私家车，也就几十分钟的路程，照老先生退下来的三品官，享受二品的离休待遇，肯定地方政府会给这位京官，配官轿侍候的。要不，他自己去一趟，尽一分老臣护驾之心，人家不会用乱棍将他打将出来；要不，他就现实主义，死心塌地在家待着，只当没有发生这回事，也就天下太平。四月份，雨前毛尖也该上市了，泡杯新茶，与夫人、小妾调调情，也是怪不错的养生之道。
可是，名欲烧心，使得他坐卧不安。人老了，就像一个老小孩，很拿他们没有办法。这位假道学，去罢，怕人家把他这过气的官僚，不放在眼里，主席台，上不去，贵宾席，没位置，只能跪得远远的，用望远镜才能看到圣上。不去罢，这就意味着他真成了在野之人，林下之民，拉架的黄瓜，基本上的无名之辈了，这是他绝对受不了的。又想吃，又怕烫，既自尊，更自卑，那一夜，尹嘉铨光在炕上折饼了。
苦思冥索大半宵，他终于想出来锦囊妙计，为其老爹尹会一请谥和从祀，是个绝好的主意。皇上恩准下来，不但孝子当上了，风头也出尽了，想到这里，高兴得直搓手。天色露曙，让下人赶紧为大少爷备马，火速前去保定府，向乾隆皇帝行宫呈上这份自以为是两全其美的奏折，哪晓得名未求着，反倒搭上了一条老命。
其实，皇帝也未必不小人，乾隆一看，你尹嘉铨不来朝拜，不来面谒，竟打发你儿子来，也太荒谬，太嚣张，也太目无王法，目无纲常了吧？或许这个先入为主的印象，看到尹嘉铨的请谥奏章，马上龙颜不悦，面露愠色。“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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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之在得（3）
可接下来，看到尹嘉铨请祀的另一本奏折，打的旗号是请批准本朝的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等从祀孔庙，这当然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然而，发现奏章中这位老先生“名”令智昏，竟敢奏请：“至于臣父尹会一，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非臣所敢请也”等不逊词句，弘历不是昏君，对如此下作，如此无耻的挟带私货的邀名行径，乾隆能不勃然大怒？“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
尹嘉铨还在家里静候佳音呢？谁知死期已经不远。
李白的“天子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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