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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愤青到思想家-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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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可以提升写作水平。古文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书读多了，写起东西来自然会流畅自如，飞扬的文采和跃动的灵感就会像泉水一般涌流出来。读网却可能会改变你严谨认真的写作态度，从而使文风步入歧途。在网上，没有传统书籍那样醒目的版权页和署名，写文章是瞬间之事，得失无所谓，无从担负任何责任。所以，没有节制地读网会改变你的写作风格，使你不再精雕细刻、苦心冥想，而变得文字粗糙、文风轻浮。
读书是惬意的。读书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姿势：躺在被窝里，坐在马桶上……并且可以在书中随手划眉注、写脚注、写心得，给人的身体以一定的调节，带来精神上的放松。读网是不自在的。读网时，身体始终处于一种僵直的状态，既不自在也不舒服。你不能躺着看，只能坐着看；你不能用手翻书，只能用按键翻页；你不能用笔勾画精彩的文字，只能用鼠标来点击选择文字；你无法感受书香的温馨，只能死盯着冰凉的屏幕……
既然读书比读网的益处多多，为什么会那么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青睐于读网，而不喜欢读书？可见网络肯定有其魅力所在。首先，网络浏览信息量大，而且方便快捷。只要“读者”通过计算机信息网络的终端登录网络，就可以获得海量的信息，可不受时间、地域等的限制，尽快地、尽量多地取得所需要的信息，甚至还能够获得虚拟空间的信息。其次，网络图书通常会采用鲜艳的色彩、醒目的插图甚至音乐搭配来刺激读者的感官，读起来轻松、省时，适合于快速阅读。再次，读网可以是互动式的阅读。所有“读者”不仅可以阅读网络上的信息，而且还可以发表自己的“作品”、谈论自己的感受，等等。最后，在纸质图书价格节节攀升的今天，网络阅读不失为一种便宜的阅读方式，比如电子图书可以把十几部甚至几十部纸质图书全部刻写在一张盘上，大大节省了费用。
看起来读网与读书各有其优势。我们完全可以把二者统一起来，让阅读与浏览共同成为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鱼和熊掌为什么不可以兼得呢？可悲的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不仅有因为网络而放弃或者淡忘了读书的人，也有只知道读书而不懂得甚至拒绝网络的人。
（2006年5月4日）
写作以生命作代价
公元2004年11月9日，一个令全世界华人震惊和痛惜的日子。年仅36岁的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以自杀的方式告别了自己的“花样年华”和年轻的生命。张纯如短暂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她于1997年在美国出版的《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 此书是全世界第一本用英语写成的、阐述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著作。正是由于这本著作让西方更多的国家和人民真正了解了日本国军主义在二战时期对中国和亚洲，也是对于人类社会犯下的滔天罪行。
据闻，为了写作这本不到300页的书，张纯如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收集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的各种资料，其中包括大量从未公开的日记、信笺、报告。她还到南京专门走访了受害人亲属，查找各种历史证据。在这个过程中，张纯如发现了德国人约翰·拉贝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日记。拉贝曾经带领20多位外国人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并利用其纳粹身份做掩护，营救了很多南京居民。如今，《拉贝日记》与张纯如的书一并成为那段人类最昏暗和悲惨历史的见证。
《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出版后不仅很快荣登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创下了近40万册的销售纪录；而且在美国华人社区，甚至在美国主流社会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张纯如也因此而一举成名。也正是由于《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张纯如在生前曾经不断受到外界的压力。她甚至经常收到日本极右分子的恐吓信，使她的精神受到了严重伤害。尽管《南京大屠杀》一书也曾经被译成日文，但由于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阻挠，书始终在仓库里，没有上市。在张纯如死前5个月，她还准备写一本关于二战期间美国人在菲律宾抗日的书。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张纯如曾因精神崩溃，患上忧郁症住进医院。张纯如自杀的原因，尽管已经被专家确定为精神忧郁、崩溃所致；但是人们相信她的死一定与她写作和调查日本在中国南京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残忍暴行，而因此受到了巨大心灵创伤有关；当然日本极右翼势力对她的威胁、恐吓以及外界的各种压力，无疑更是导致她痛别世界的真正元凶。
正是由于张纯如这样一位美丽、勇敢、才华出众的华裔女子的杰出工作——而且她的工作竟然让她付出了年轻生命的代价，而使我们和世界上更多的人清楚了解到至今仍然被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极力掩盖和美化的侵略战争的残酷事实。可以说，张纯如工作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作家、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工作的意义，具有人类社会崇高的和普世的意义与价值。
无庸讳言，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与多元化并存的和平世界里，写作什么样题材的作品，早已经是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个人自由了。著作家们的创作动力则更多出于自己现实经济利益的考虑。所以滥情 、空虚、无聊、媚俗的作品充斥了世界各个角落。就我们中国内地的情况而言，许多年以来，我们不仅已经见不到抑或很少见到散发着理想主义光芒的伟大作品了，而且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文明传统也被我们抛弃到九霄云外。特别是在日益商业化社会的背景之下，有些作家为达到畅销目的，竟然不惜以展示自己那点个人隐私为卖点；更有甚者，有的干脆喊出了“下半身写作”的口号。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丧失了人类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文学艺术和文化将会堕落到怎样的地步！
幸好，我们过去曾经有过遇罗克，有过顾准；今天我们又拥有了张纯如。正是由于有了他们，我们才有机会对残酷的历史真相了解得更清楚、更彻底；正是由于有了他们，我们才有可能对我们人类自身的缺陷和罪恶有深刻的反省；正是由于有了他们，我们才知道更加珍惜今天自由幸福的生活；也正是由于有了他们，我们才相信作家之于我们之于社会之于世界的真正价值。
（2004年11月20日）
读书也是一种旅行（1）
在如今许多所谓“先锋作家”和“高尚”读者的眼中，余秋雨似乎并不是一个值得十分赞许的名字，尽管余氏的作品在海内外中国人当中几乎家喻户晓。前几年，甚至于有个别青年学者不惜以揭发余秋雨的“历史问题”，来发泄自己对余作品流行的不平。其实，“文人相轻”在我们这个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度里，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正可谓“国粹”是也。且不说，大清王朝的“文字狱”实质便是一些读书人为了向皇帝邀赏而不择手段陷害另一些读书人的结果；就是离我们并不十分遥远的“反右”和“*”，不是同样盛行写文章打倒别人吗？当然，如今我们已经步入了法治社会，公民的名誉权、人身权、财产权都得到了法律的保护，但是老祖宗遗传给我们的一些劣根性，却并没有被我们今天的一些读书人所抛弃，可能在某些人身上还大有发扬光大之势呢。所以余秋雨先生和他的书不被一些主流作家和学者所看重，我并不奇怪。
余秋雨先生最早流行的著作便是他在1992年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文化苦旅》，距今已经有十余年的时间了。虽然这十余年间，余先生又先后了出版一部又一部“文化散文”，并且每部都十分畅销，且“余秋雨”三个字也几乎在出版界、文化界成为“畅销作品”的代名词了。随着余先生的声誉日隆，其受到的攻击与诋毁，似也从来没有中断过。事实上，所有的攻击与诋毁并没有影响到余先生的声名远播，以及广大读者对余先生及其作品的喜爱——当然也包括我这个专业读书人。我对余先生作品发生兴趣，便是从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著作——《文化苦旅》开始的。
在阅读《文化苦旅》之前，我所了解到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散文作品，要么是杨朔式的“政治抒情”与无病呻吟；要么是秦牧式的火药味十足的“批判檄文”；即使是在改革开放的春天以后，即使是那些被某些当代中国作家们誉为“美文”的散文作品，也无外乎是一些“咏物抒情”的小品文而已，不仅没有真正的现代精神，就是连唐宋八大家的古典精神也不具备。因此，在我第一次读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之后，才真正领略到中国现代散文的风采，领略到“文化散文”的价值。我知道，我如此的看*得罪我许多的同行和同类，但是没有办法。如果有人非要说喜欢余氏作品的人是俗人没有文化的话，我宁愿承担这样的“好名声”。
在我看来，《文化苦旅》的最大价值是让中国文化走入民间。余先生是教授是大知识分子，然而许多喜欢《文化苦旅》的读者却是称不上知识分子的普通民众。不是有人在前几年编过这样一个段子吗：说公安在某“三陪小姐”的包里不仅搜到了口红、保险套，而且还搜到了《文化苦旅》。很显然编这个段子的人对于余先生的作品抱有些许敌意，但也至少证明了不喜欢余氏作品的人同样承认《文化苦旅》在读者（毕竟“三陪小姐”也是我们社会群体中的一部分）心目中的地位。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居于文化垄断地位，一般民众由于普遍地缺乏教育，是没有机会接触、了解文化的。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便是这一社会情况的真实写照。在现代社会，我们的绝大部分社会成员均有机会接受教育，所以文化便不再为知识分子所独占了。但是，无庸讳言，即使是一般民众接受了基础教育，由于社会的分工和教育水平的限制，仍然无法打破对文化的隔阂。所以，知识分子也仍然有机会对于一般民众进行所谓“高尚的教导”；甚至于“不愿混同于一般老百姓”。我们知道，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知识分子，为了使他们的著作更“具有文化层次”，便只写给他们的同类甚至自己，是不屑于让一般读者读懂的；有些尽管也想迎合一般读者的趣味，但囿于他们天生的知识分子的“高傲”，实际的结果仍然是得不到一般读者的欢迎。当然，我这里也无意否认那些曾经被认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大量作品的存在，但是文化一旦成为政治的工具，被民众反感便也是一件极必然的事情。
读书也是一种旅行（2）
《文化苦旅》不是一本“高高在上”的沙龙作品，尽管标榜的是“文化”，却实在是一本大众通俗读物。从上世纪90年代起，普通中国人便开始知道了旅行（游）之于人的必要性。恰好，余先生是一个酷爱旅行的人（他曾经自称是旅行者，而不是学者或其他），而且他又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到中国乃至世界各地旅行。《文化苦旅》一书中所有文章均与旅行有关，或者称之为一般中国人所熟悉的“游记”也十分恰当。可余先生的“游记”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游记，余先生是游中有思考，尽管我相信一般旅行者也会有思考，但却没有余先生思考得那么多，那么深；又由于余先生本身是个文化人，且是个教授级的文化人，所以他的游记中又浸透着文化的意味，这也是我们一般旅行者的游记所不具备的。在余先生的眼中，在余先生的笔下，三峡也好，敦煌也好，庐山也好，庙宇也好，既是我们所熟悉的，又是我们所陌生的；既是我们思考过的，又是我们所思不得其解的。所以，我们想读，喜欢读。当然，余先生的思考并不是那种象牙塔式的学术思考，因为他毕竟做的不是学术论文，而只是散文或者说“文化散文”。这也许正是让许多学者所诟病的地方，他们总拿他们所谓的“学术标尺”来测量余先生的散文，这不仅可笑而且荒唐。在我看来，许多的所谓被我们学人认为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意义的著作和论文，不过是一些文字垃圾而已，怎么可以和“洛阳纸贵”般的余先生著作相比呢？不错，我们确实曾经有过一些大师的作品同样堪称“文化散文”的精品，如史学家翦伯赞的《内蒙古访古》、文学家矛盾的《白杨礼赞》；甚至哲学家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张中行的《顺生论》都是可以当作优美的散文来阅读的。但是从《文化苦旅》中我们仍然感受到了余秋雨先生独有的思想魅力。
另外，《文化苦旅》之所以让我们广大读者痴迷还在于书中所散发出的现代人文精神。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例来有很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的都是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我无意否认这样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意义，但是也许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导致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官本位”和“热衷政治”的弊病。而且这样的传统弊病直至21世纪的今天，仍然在我们一些人身上顽固地存在着。其实，现代人文精神，更强调的是人心灵的自由与“漂泊感”——这种“漂泊感”首先是以自由思考、个性解放作前提的。在《文化苦旅》的字里行间，我们感受到的并不是一个被时代抛弃的旧知识分子的愤懑不平与思古之情，而是一个现代的甚至是超越时代的读书人的自由心灵。这颗心灵，既对历史的文化进行反思，更对现代文明加以评述。余先生是这样评价自己的旅行的，“既然是漂泊旅程，那么，每一次留驻都不会否定新的出发。”他还说：“我无法不老，但我还有可能年轻”。想一想我们自己所曾经经历过的旅行，是不是也常常有着如余先生的感受，自由、漂泊、年轻，还有幸福。当然余先生没有讲到幸福。我想《文化苦旅》中，那种“苦”的味道，又何尝不是幸福的味道。
继《文化苦旅》之后的余秋雨先生的著作，诸如《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等，我无一没有拜读过，尽管依然十分喜欢，但是却没有读《文化苦旅》的那种兴奋、那种沉静、那种心驰神往的感觉了。我很想用这篇短文记录下我当初的那种感觉，就像余秋雨先生记录下他旅行的感觉一样。因为在我看来，读书也是一种旅行，心灵的旅行。
（2003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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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体”与人生哲学
毫无疑问，畅销书的畅销，固然首先与其内容有关，毕竟图书业是一个内容产业，凡内容适应和附和时下大众的精神需求，便有可能造成图书的畅销。但是我以为，另一方面，文笔与叙述风格也是十分必要的：有许多时候，我们喜欢一个作家，可能喜欢的就是他动人心魂的文笔。所以，如果他的文笔和叙述风格受到大众的喜欢，他的作品也没有理由不畅销。
记得上世纪90年代，自己与书圈儿里的几个朋友曾经把当时流行的畅销书，按作家的文笔和叙述风格划分了这样几个类别：其一为“张体”，以张中行老先生的文字为代表，也包括季羡林、金克林、启功等老人的文章。由于这几位皆为当世之鸿儒，学贯中西，所以他们笔下的文章、著作，往往微言大义、虚怀若谷、意境深远、气度非凡，具有为常人所不能及的大师风范。其二，为“余体”，即以余秋雨先生为代表的“文化随笔”派，这类还包括周国平、刘晓枫诸先生的文字。“余体”文章的特点是：以叙述、煽情为名，行道德、伦理之实，如《文化苦旅》，如《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等。其三，便是尽人皆知的“王体”了，代表人物为“二王”，不过可不是当年杀人越货之东北“二王”，而是王朔、王小波是也。他们作品的路子，总是透着一点“拐弯骂人”的意思，并自称“无知者无畏”，拿传统知识分子开涮。这三类“文体”各有各的追随者和忠实读者，红火了几乎整个上世纪90年代，直至今天依然影响者许多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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