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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重镇长沙


　　今日长沙天心阁

　　

　　湘江

　　

　　爱晚亭

　　长沙是一座富有历史意义的古城。几千年来饱经沧桑，历尽忧患，但始终坚如磐石，屹立于湘水麓山之畔。关于它有丰富的文献记载，有珍贵的古物遗迹，有动人的历史传说，有优美的诗歌文赋。
　　根据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在公元前约4000——3000年，这里已有原始人群的火坑和原始村落的遗址。实物资料证明，远古时期，先民们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开拓。相传虞舜时期，长沙属三苗之国，夏、商、周均属荆州之域。
　　据史籍记载，长沙地名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篇》。周成王时，各地献方物，内有“长沙鳖”的记载。关于“长沙”这一名称如何而来，史家历来有分歧。《十洲记》：南郡有万里沙祠，自湘川至东莱，地可万里，故曰长沙；《郡国志》有“炎帝神农氏葬于长沙”之说；《史记·天官》认为长沙得名于天上轸宿中一颗名为“长沙”的小星。凡此说法种种，不一而足。
　　长沙在中国古代历史活动中的出现也是比较早的。
　　春秋时期，荆州这块土地上兴起了楚国。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划天下为36郡。将长沙及其周围地区的一些县设为长沙郡，治所定名为“湘县”，即后来的长沙县、善化县等地方。这是长沙正式列入地方行政系统之始。秦二世暴政而亡，西汉代之而立。高祖刘邦以番阳令吴芮平秦有功，封为长沙王，将湘县改为临湘县，于是长沙成为一个诸侯王国的都城。此后直至南北朝，长沙这块地方一直称临湘县。隋朝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再次实现了天下的统一，并将地方设郡、县两级，废临湘县，改称长沙郡、长沙县，这是县级政权以长沙命名之始，迄今一直沿用。唐宋元明清各时期，长沙县的上级行政系统或郡、或州、或府不一，再上一级或州或省不同。总之，在这其间，长沙不是小王朝的都城，就是州郡的治所。辛亥革命后，长沙这块地方改用省、县两个等级，称湖南省，省会是长沙县。1933年，成立湖南省的直辖市——长沙市，从此市、县分治，市区东抵东屯渡，西达麓山背，北濒捞刀河，南包豹子岭，面积近180平方公里。市以下分东、南、西、北、文艺、岳麓、金盆、会春八区。
　　当时，长沙城坐落在湘江东岸，沿江呈长方形。浏阳河绕城自东向北流入湘江，另外，捞刀河在城北与浏阳河交汇，而粤汉铁路由城东平行通过，城东南及湘江西岸为山地。在湘江西岸，依江而立的便是著名的岳麓山。它是南岳衡山的一条走脉。旧说南岳72峰，岳麓就是其中之一。
　　从湖南的全境来说，长沙处于湘中的丘陵地区，有宽广的盆地，也有雄峻的峰峦，长沙处于湘中的丘陵地区，有宽广的盆地，也有雄峻的峰峦，在长沙县志上，前人曾对长沙的重要地位作过这样的概括。在长沙县志上，前人曾对长沙的重要地位作过这样的概括：“邑居省会之冲要，控荆湘之上游，吐纳洞庭，依附衡岳，荆豫唇齿，黔粤咽喉，保障东南，古称崇镇。”可见，在古时，人们就将长沙视为军事重镇。
　　由于湖南地处亚热带，是南北冷暖空气交汇之区，季风现象显著，影响强烈；降雨量充足，而无霜期又长。这种自然物候，极有利于农事活动，具备多种作物所需的热量条件，特别是适宜于水稻的耕作。因此，湖南是全国富饶的水稻产区，自古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湖广不熟，天下不足”的说法。而长沙则是这一带物候之集大成者，是这一产区的总仓库。所以，在经济上长沙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在军事上长沙也有显著的战略地位。
　　由于长沙所处位置的原因，在中国古代和近代，为争夺长沙而进行的大战并不多。除了在三国时期，吴蜀之间曾为其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厮杀外，在接下来1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除唐末、明末的农民起义军及金人、元人、清兵在不同时期攻打过长沙外，长沙这个地方基本上还算太平。在近代，洪秀全曾率太平军由广西杀入湖南境内，并对长沙城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进攻。由于清军死守长沙，太平军最后撤军而去。到了20世纪初期，随着军阀的兴起，因争夺地盘而起的战乱不断，长沙也逐渐被卷入了腥风血雨之中。
　　抗日战争爆发后，湖南成了国民政府粮食、兵源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然而好景不长，1938年10月，华中重镇武汉便陷入敌手；11月，岳阳失陷。长沙成了捍卫西南各省的门户，其战略地位愈显突出。对于已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来说，守住长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迫切，也更为重要。
　　可是正在这时，长沙城发生了一件令世人为之震惊的事情。一场“文夕大火”几乎将整个长沙城化为灰烬。这就使得本已成了粤汉线上一座“孤岛”的长沙城更加难守了。
　　1939年9月，日军终于向长沙发起了大规模进攻。随后又于1941年9月、1941年12月两次进攻长沙。这三次作战合起来便统称为“长沙会战”。
　　在整个长沙会战中，国民党军队伤亡官兵十几万人。他们同样为保家卫国默默地洒下了自己的热血。尽管我们无法知道所有这些人的名字，但我们不应忘记他们。
　　

日本改变侵华战略


　　中国军队攻克平江，通过该城，向北追击。

　　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后，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人力、物力消耗巨大，财政经济陷入困境；国内人民反战厌战情绪开始滋长，统治阶级内部因“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和对外政策的分歧而争吵不休；更由于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使其称霸世界的战略受到极大影响，处处呈现被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被迫调整其侵华方针。
　　在政治上，放弃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转而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军事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重点巩固已有占领区。在经济上，加紧经济掠夺，力图“以战养战”。
　　在改变了侵华方针后，其军事战略也做了相应调整。第一，放弃速战速决战略，准备长期作战。第二，明确规定军事行动要服务于政略和谋略工作。第三，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在作战范围上，“如无重大必要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在兵力上“为准备今后国际形势的转变，要在各方面减少驻屯兵力及兵力的消耗”；在作战形式上“进行小接触”，只是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时，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第四，把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其后方的抗日游击战。
　　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日本政府决定暂不介入欧战，而致力于解决“中国事变”，以争取主动，为南进或北进打好基础。9月15日，日本陆军部制定了《以建立中央政府为中心处理事变的最高方针》的文件，企图使中国国民政府妥协屈服，与汪伪合流，建立一个新的“满洲国”式的傀儡政权，巩固其在中国的霸权。
　　为统辖对中国的政略、战略，以适应建立中国傀儡政权的需要，9月中旬，日军大本营撤销原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在南京新设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帅在华全部陆军（在东北的关东军除外）。
　　在此期间，在华日军正依据其新的军事战略开始调整部署，实行向保守占领地的持久战态势的转变。1938年10月，日军在华有24个师团、4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2个骑兵旅团）和1个支队。其中，华中派遣军有13个师团、1个支队；华南第2l军有3个师团；华北方面军有8个师团、4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集团。日军的主力在正面战场。其后，日军进行了大规模的交替换防，将久战疲惫的师团陆续调回国内休整，同时按照保守占领地的要求，新编了一批适合警备任务的三单位编制的师团和独立混成旅团，替代回国部队。至1939年年底，侵华日军新部署基本完成后，在中国派遣军隶属之下的侵华日军共有24个师团、20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这些部队被分为4个战略集团，并规定了其各自的任务。
　　为加速中国事变的解决，日军于1939年9月至1940年夏在正面战场上相继发动了对长沙、桂南和宜昌的作战，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内部在关于北进还是南进问题上一直争吵不休。10月，战争狂人东条英机组阁后，反复强调“中国事变的成果不能动摇”。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也明确表示：南进是解决中国事变的“极为必要的措施”。这样，日本在1941年夏秋之际再次调整侵华战略，在准备南进的同时，继续向中国大举进攻，以期早日结束中国事变。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再次部分调整了对华战略。其总体构想是：确保和稳定占领区，使之成为“大东亚战争”的总兵站基地，对国民政府继续施加军事压力，削弱其抗战力量，并以政略和谋略相结合，摧毁其继续抗战的企图，然后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促使国民政府屈服，最终解决中国事变。
　　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便是在上述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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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调整战略方针


　　日东条英机（前排左三）内阁成立。

　　1938年11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第3和第9战区的司令长官、军团长、军长、师长等100余人出席了会议。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也应邀参加。会议在蒋介石主持下着重从军事角度检讨了过去抗战的得失，判断了当时战争的形势，确定了以后二期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并据此调整了部署。
　　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划分抗战阶段的设想。他说，此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划分，可分为两个时期，从“七。七”事变到日军占领武汉、岳阳为止，是抗战的第一时期，此后属于抗战的第二期，即“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的第二期抗战的战略方针是：“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战；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这个方针的特点在于，注意了游击战争的作用，决定派遣部分力量争夺敌后控制权；对正面战场的主力部队，虽然要求发动有限攻势，但侧重于整训部队、恢复和培养战斗力，亦即保存实力，这是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一直强调的核心问题。
　　按照战争形势的变化及新战略方针的要求，南岳军事会议决定重新划分战区，调整部署。此次全国共划分成第1、第2、第3、第4、第5、第8、第9、第10战区；敌后新设鲁苏和冀察战区。
　　继南岳军事会议之后，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议内容涉及第二期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其主要议题是抗战和党务问题。在这两个主要问题上，五届五中全会表现出积极与消极方面交相并存的双重性。
　　在抗日问题上，五届五中全会基本上坚持了继续持久抗战的立场。武汉会战后，日本改变了侵华策略，着重从政治上进行诱降。中国国内、尤其是国民党内妥协求和的空气再度上升，对此，五中全会在其宣言中重申：“吾人所求为合乎正义之和平，非屈服之和平，屈服只以助长侵略。中国若怵于日本暴力，以屈服谋一时之苟安，则将降为日本之殖民地。”表达了坚持抗战的意向。蒋介石也在题为《以事实证明敌国必败我国必胜》的开幕词中，批评了对日和平的倾向，表示要坚持抗战。不过，蒋介石虽然当时反对对日妥协，但并未完全排除与日本谈判求和的可能性，问题在于时机和条件。
　　1939年10月，国民党军第2期整训完成，部队战斗力有一定提高。适值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可能增兵再攻长沙。为进一步消耗日军，乃决定将整训部队主力分别拨归第9、第5、第3战区和第2战区，准备于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全面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上述4个战区为主攻战区，其他战区实施助攻。
　　此次冬季攻势无论是作战规模，还是军队的战斗意志，均大大超出日军意料，给了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
　　为总结第一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探求日后抗战方略，1939年10月末至11月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南岳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强调，一定要切实执行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确定的第二期抗战军事战略。同时蒋介石还提出了欧战爆发后中国应采取的战略。他说：“我们的战略亦就是要使中国抗战能达到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的目的。在欧战没有结束，世界问题尚未解决以前，我们若急求速了，妄想与日本妥协讲和，这就是自取失败，自取灭亡！”
　　在1939年11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蒋介石重申了一直要打到欧战结束的战略思想，并强调在此期间，中国要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力量。
　　正是在上述军事战略方针的指导下，第9战区先后与日军第11军进行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次长沙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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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第11军的任务


　　第三次湘北大捷，第9战区司令薛岳在前线接待外国记者。

　　1938年12月，日本陆军在“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方案”中指出：除发生特殊重大和必要的情况外，不再扩大占领地域，而应划分以确保安全为主的治安区和以粉碎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应以华北要地及包括上海、南京在内的华中三角地带，作为需要迅速恢复治安的地区，以武汉、广州地方作为作战地区，分别配备一个军的兵力，使之成为在政略和战略方面压制抗日力量的后盾。
　　根据上述原则所制定的《陆军作战指导纲要》中做了如下规定：
　　在武汉地区配备一个强大的作战军，以压制洞庭湖、长沙方面敌军主力，对集中之敌及时予以反击，以挫败其抗战意图，但应力求避免扩大战局。
　　这样，驻在武汉地区的日军第11军根据大本营陆军部第241号命令：要协同海军确保自岳阳至长沙下游的交通，以武汉三镇及九江为根据地，打击敌主力部队，摧毁敌之抗战意图；作战地区大体上限定于安庆、信阳、岳阳及南昌之间。
　　此后，该军“即作为配置于重庆军主力部队四周的惟一纯野战军，承担摧毁中国主力部队的作战任务”。
　　武汉会战后，日军华中派遣军战线进一步拉长，一部分北起合肥，中经芜湖、宣城，南至杭州的连线以东地区；一部分以武汉为中心，北至信阳，西至安陆、应城，南至岳阳，东至九江附近地区。
　　为巩固对武汉地区的占领，在撤销第2军时，华中派遣军将其所属的第13、第16师团及派遣军直辖的第3、第9师团，均转隶第11军，使第11军兵力扩大到7个师团（即第3、第6、第9、第13、第l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