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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觉电影梦-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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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剧本。
那时期每隔一阵子，就有人说，看到我的学生片，很棒，我们来谈谈怎么合作吧！因为经纪人会把学生片拷贝一大堆，送到各公司去推销。
就这样，一个计划不成，另一个计划又来了，总有几个在进行，所以老不死心，人像是悬在半空中。
就这样耗了6年
直到1990年暑假完全绝望，计划全部死光，锐气磨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要回台湾？老是举棋不定，台湾电影那时也不景气。
1980年初，台湾新电影崛起，但后来受到商业考验，开始消沉。这段期间我跟“中影”洽谈过，企划小野﹑吴念真虽然好意热心，但讲话都很低调：“没什么希望！”当时真是一筹莫展。有时惠嘉看到我精神上有点吃不下来，就会带我出去吃个饭，那时我们最奢侈的就是去吃肯德基，老大阿猫就说：“我们去吃老公公炸鸡。”
平常我在家负责煮饭、接送小孩，分担家事，惠嘉也不太干涉我，我们经济不够宽裕，所以我也不太愿意进城。
我天天待在家里很无聊，有时间就看报纸练练英文，也没什么进步。我这个人是有片拍就来劲，没片拍就没劲，所以惠嘉说过：“他不拍片像个死人，我不需要一个死人丈夫！”如果有案子做，我就会很高兴，到城里找人写剧本，自己做研究，很来劲。如果我看起来很忙，她就不来管我；如果看我从早到晚呆坐在那儿，她就会问：“你到底在干吗？无聊的话找个事做，不一定要是赚钱的事。”
就这样耗了六年，心碎无数，却一直怀着希望，久久过一阵子，你会看见某位同学时来运转，当然大多数都是虚度青春﹑自怨自艾地过日子。我若是有日本丈夫志节的话，早该切腹了。
毕业快六年，一事无成，刚开始还能谈理想，三四年后，人往四十岁走，依旧如此，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理想，于是开始有些自闭。
这期间，我偶尔去帮人家拍片，看看器材，帮剪接师做点事，当剧务等等，但都不灵光。还有一次到纽约东村一栋大空屋去帮人守夜看器材，好恐怖，真怕会遇上宵小或抢匪闯入抢劫。为了身份，还曾干过两天的剧务打杂，做得很笨拙，大家一看我去挡围观的人就觉得好笑，有个非裔女人见我来挡就凶我：“敢挡？我找人揍你！”我连忙走开，闹了很多笑话。后来我只好去做些出苦力的事，拿沙袋、扛东西，其他机灵的事由别人去做。
我真的只会当导演，做其他事都不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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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底翻红
1990年暑假，老二石头（李淳）出生时是我最消沉的时候，丈母娘与岳父来美帮忙，一下飞机，惠嘉就叮嘱他们千万别提拍片的事，怕我会受不了。我每天做好菜饭给他们吃，他们就直说：“好吃，好吃。”我就是为了封他们的嘴。有一天，丈母娘忍不住很正经地提议：“李安，你这么会烧菜，我来投资给你开馆子好不好？”我说：“开餐馆跟家里烧饭不一样。”饭后，我躲到房里给台湾《中国时报》写影评与报道，当时在美洲《时报周刊》工作的好友冯光远邀我写稿并提供资料，等于是接济我。写了两个月，差点要疯掉，只得停笔。
当时我有个想法：要不然就是老天爷在开我玩笑，我就是来传宗接代的，说不定我的儿子是个天才，或者机运未到，就连叫化子都还有三年好运！每个人都有他的时运，份大份小，要是时机来了，我抓不到的话，这辈子就很窝囊。当时老觉得自己像是京剧中潦倒时困在小客栈里被迫卖马的秦琼，有志不得伸，“店东主带过了黄骠马，不由得秦叔宝两泪如麻，提起了此马来头大……”就这样一路熬着苦等时机，当机会快来时，我已经濒临谷底，快要不行了。
就在计划全部泡汤的几个月后，《推手》﹑《喜宴》的剧本在台湾得奖了，整个运势从谷底翻扬上来。
当时我真不敢相信，因为过去六年都是走霉运。 所以“中影”的事情一来，又是华语片老头子的戏，我也不想拍。因为《推手》的剧本是为了拿奖金，原本不是为了拍片而写的，《喜宴》却是，但我对《喜宴》已经不抱希望。因为当时在海内外都筹不到资金，这个题材对那时的台湾来说比较敏感，对海外来说又太中国。就因为钱没有着落，《喜宴》被卡在那儿动弹不得。当时绝大部分的台湾电影只限于本地市场，海外市场及资金根本没个影儿，台湾电影在海外的上映渠道除了中国城的戏院，就是“新闻局”印制十六毫米拷贝“宣慰”海外华人。不像现在，华语片能卖世界版权。就算本地不拍，海外也能筹集到资金。
许多人好奇我怎么熬过那一段心情郁闷时期。当年我没办法跟命运抗衡，但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继续从事这一行，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前去，如此而已。
太太的支持
惠嘉对我最大的支持，就是她自己独立生活。她没有要求我一定要出去上班。当然她赚的还不够用，因为研究员只是微薄的基本薪水，有时双方家里也会变相接济一下。我一直不想让父母操心，我们家从来不谈钱的，但爸妈也会寄钱来给我们救急。
我拍片后，许多人都很好奇我太太是个什么样的贤内助。有一次，北一女北美校友会因为她是“李太太”颁发杰出校友奖给她。她对“妻以夫贵”的事情很不以为然，在致辞时就很不上道地一语道破：“我只是不管他，leave him alone。”其实这正是我最需要的，她给了我时间与空间，让我去发挥、去创作。要不是碰到我太太，我可能没有机会追求我的电影生涯。
我和林惠嘉是在伊利诺伊大学时，前去世界青少棒冠军赛为台湾“荣工队”当啦啦队加油时认识的。1978年8月3日，我至香槟城伊大报到，不久就和一群留学生开车到芝加哥附近的盖瑞城去看青少棒冠军赛，那年荣工队获胜，我们同车比邻而坐，因而认识。1983年8月19日，我们于相识五周年纪念日结婚。在纽约市政府公证。婚礼派对还蛮特别的，很多《喜宴》里的情景都是我结婚实况的翻版。不过一想起拍《喜宴》时，我给戏里的新娘挑礼服、化妆打扮，我太太都没有经历过这些，我心里就有着罪恶感。
林惠嘉是她家最杰出的孩子，是伊利诺伊大学博士。我们结婚时，岳父和她二姐来，她二姐从圣荷西自家花园里摘了两朵巨大的新鲜玫瑰，还绑上松枝及别针，好让我们这对新人当胸花，没想到这个妹子一看那么大朵花：“要我戴树啊！”当场发飙不肯戴，还是伴娘罗曼菲机灵，正当大家乱成一团时，她跑到楼下花店去找了一束秀气的小花，才平息了新娘子的怒火。
好友王献篪穿条短裤，开我们的车子送我们去纽约市政厅注册结婚，因为路不远，其他宾客则步行前往。没想到王献篪走错车道，一下就弯上了布鲁克林大桥，当时正逢交通堵塞，结果我们绕了一大圈，等我们到达时，他们早在半小时前就到达会场了。王献篪去停车，久等不来，负责照相的冯光远外出打电话询问，来回不到两分钟，他回来时，我和惠嘉已经彼此互道“I do”行礼完毕，结婚照也没照到，就这样乱七八糟地结过了。有一年，精于看相的好友余季无意中拿起我的手掌一看，顿时惊呼：“啊﹗那年你居然敢结婚，也不翻翻黄历跟八字对一下，你那年结婚一定搞得乱七八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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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与爱是扯不开的
婚后我和惠嘉人隔两地，她继续念书，我在纽约剪辑毕业制作。1984年5月，我还在等毕业作冲印出来，大儿子阿猫诞生时，我这个爸爸还不知情地在纽约公园里玩棒球、丢飞盘。直到晚上回家，才知太太已经生产，第二天赶忙搭机飞去伊利诺伊看妻儿，当我傻傻地冲进医院时，大家一见我来都高兴地鼓掌。原来头天半夜惠嘉独自进医院时，医生问她要不要通知丈夫，她说：“不必。”问要不要通知友人，她也说：“不必。”她感到羊水破了，自己开着快没汽油的车子来到医院，院方还以为她是弃妇。她的个性就是很独立，自己能做的事就不愿麻烦人。本来我们说好，腹中胎儿的头部开始移位往下转时，大约是预产的前一周，我回伊利诺伊来照顾她，结果她也没告诉我。所以老二石头出生时早产，我就特别盯在一旁，她还是频频赶我走：“杵在这儿干吗，你又不能帮忙，你又不能生！”挤孩子出生时，我去拉她的手，她还把我挡开，让我一点参与感都没有。
我和太太是典型的互补性格，我委婉柔和？##辉谘桑惶谜展俗约汉捅鹑耍惶郧楦罩弊ㄗⅰ⒍懒⒋厦鳎退У奈⑸锟蒲Ю硇灾写改宓男灾屎芟瘛？/p》在生活里，不论我的事业处于低潮或高峰，我们的感情一直差不多，相处上也没太大差别。当我低潮时，太太比较主动，是我迁就她的行程；在我高峰时，有时她要迁就我的行程。
在精神上，她以前比较痛快，从前她工作忙，我依赖她；我出名后，现在她有时候要出来做李太太，打搅了她的工作。
前些日子我和太太到纽约法拉盛的华人区去买菜，我把菜装上车，太太到停车场对面的路边买西瓜，有位台湾来的太太对她说：“你真好命，你先生现在还有空陪你来买菜！”
你有没有搞错啊，是我今天特别抽空陪他来买菜的！”那位太太听到我太太这么说，一时气结，半天接不上话。其实以前她就很少陪我买菜，现在也一样。不过她管家有她的一套，儿子们服服帖帖，我也很服气。
中国人造词很有意思，“恩爱”，恩与爱是扯不开的。
《推手》：第一次有人叫我导演
1991年4月10日，《推手》开拍。二十四天的拍摄期，一晃眼就过去了。以前拍学生片，单纯地只想把手上的剧本给拍出来。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那时第一次有人叫我导演，拿个木盒给我坐，飘飘然蛮过瘾的。
拍《推手》我是一毛钱都没赚到。“中影”给我的一整笔钱都用到影片里了。主景是纽约北Riverdale（河谷）区一栋灰木两层洋房，这是栋法拍屋，家徒四壁。美术设计远从曼哈顿的救世军搬来家具，布置之后，我看了觉得实在不像样，除了情商画家好友贡献两三幅作品充充场面外，再和制片商量补救，追加预算仍不够，只得从自个儿家里搬来大半的家具——结婚时的对联、锅碗瓢盆什么的，结果都在男主角砸厨房的那场戏里给毁了。后制时徐立功来纽约看###，到我家吃饭时，还奇怪我家怎么穷得连张餐桌都没有，我这才告诉他：“你没看到《推手》里那张被砸烂的餐桌？”
拍《推手》时，我第一次领会到，职业演员原来是这么回事，是王莱阿姨让我开窍的。
刚开始拍时，我不太敢要求郎叔、王莱阿姨，因为他们是老前辈，就随他们发挥。结果拍了几天，发现王莱好像不太高兴。
有一天，我终于鼓足了勇气跟王莱阿姨说我想要怎么样的感觉和表情，发现她反而高兴，觉得我有管她。我这才恍然大悟，演员是这样的，以后就懂得多跟她要求一些。
剧中杰米一角很难找，既要长得像混血儿，又要能讲中、英文，拍片时又得妈妈跟班，还得花一个月来演。没办法，只好央求大儿子李涵（阿猫）上场。那时候阿猫才六岁，眼睛很大，皮肤白，头发化妆上发油后黄黄的，可以冒充混血儿。
儿子煞有介事地说：“我考虑一下！”
我跟儿子说：“你帮帮爸爸的忙，要不然爸爸垮了，我们就得住到街上去！”他就怕了，说：“好啦，我帮你。”结果省了一个童星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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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宴》：赵文瑄毛遂自荐
说起《喜宴》的选角过程，也是一番周折。先前看过一些女星，后来徐立功建议金素梅，他说：“她很有希望，还没有电视剧太油的味道。”但我得看看，当时她正在台南新营拍摄电视连续剧《爱》，我就借了徐立功的车南下，到她住的旅馆去看她。旅馆黑黑小小的，在车站附近。当时只见一个黑影从里面走出来，还没见着脸，就觉得体形不错，很直、很冲，有股气，感觉蛮好的。谈过之后，就选定了她。但我觉得她还有待琢磨，演出前到纽约来，我曾在她脚上绑了铅块训练她走路的分量。记得金素梅正在屋内练习时，郎叔到纽约，进门只看了一眼就说：“飘啊！？”老经验就是不同。以前我常会想些笨方法来训练折腾演员，那时我的想法是“量变造成质变”。
郎雄顺理成章再演父亲。归亚蕾则是徐立功推荐的，她的戏是没话说。至于伟同的角色，在台湾没找着合适的人选，本来找过汤志伟，但他的档期有问题。
我先回纽约开始前置作业，同时选角，也没什么中意的人选。那时赵文瑄从报上看到“中影”招考演员，上门毛遂自荐，徐立功刚巧不在办公室，他放下张照片就走了。徐立功回来一看觉得不错，还好他留了电话，于是联络他来拍了卷录影带寄来。我也没有把握，就把录影带给“好机器”的人看了看，他们觉得：“好啊，很cute，英文说得可以。”
但只凭录影带我还是没法做决定，就希望赵文瑄来纽约面谈看看。那时他刚从华航退休，在华航工作了七年，坐飞机免费。他也很有冲劲，拎个皮箱就直奔纽约。还有两个月就要开拍了，已经迫在眉梢，我宁可训练新人。因为当时跟略有名气的演员洽谈，他们对演同性恋都心存顾虑。我心想，那就训练新人吧！借了朋友的住处，约莫一个床垫大小的地方，筹备训练期间，他就住在纽约皇后区的那间地下室里。
除了赵文瑄之外，到了拍摄时，其他演员也都从台湾来到纽约。亚蕾姐与金素梅住女生宿舍，赵文瑄搬出皇后区，与郎叔等人一起住进男生宿舍。女生宿舍有间大客厅，我们经常就在那里排戏。两个月相处下来，大家就像一家人。戏里戏外赵文瑄都管郎叔叫爸爸，喊亚蕾姐是妈。亚蕾姐真的就像他妈一样，直到现在都是如此。譬如有人搞不定赵文瑄，请亚蕾姐帮忙，只要她出面，一定让这个儿子服服帖帖，这种情分也只有《喜宴》有。
《饮食男女》：忍不住发飙踢门
在现场，我胆子小，不喜欢骂人；对人发脾气，我自己伤得更深，当然还是有受不了爆发的时候。
平常不发飙，当你稍稍坚持时就有效果。我觉得导演最重要的是把话讲清楚，跟人吼不是我的个性。
一般我生气，不是为维护面子，也不是因为事情没做好，由于有时我要求高、找麻烦，可能真的没法做到。我发火，大都是因为有人不用心，当大伙都付出很多，如果因为一个人的被动、不用心而影响到整体成绩时，这时候你不说他，会对不起别人的。
《饮食男女》最后那场戏，我终于忍不住发飙。拍摄最后那句台词时，吴倩莲愈紧张愈吃螺丝。那场戏林慧懿设计的三丝汤还不错，把三丝扣在杯子里，然后把汤浇上去，杯子再拿起来，一个汤匙下去，散了。这时吴倩莲要说话。桌上有七八道菜同时在冒烟，大概花四十五分钟才能使七八道菜同时冒烟。结果吴倩莲连吃了三次螺丝，拍第四次时，林慧懿说：“三丝我只准备了六份，我想六杯应该够了。”没想到拍到第六遍，还是不行。
我大吼一声，冲出去踢门，就为这个。
我一发脾气，全场气氛丕变。
林慧懿忙说：“你不要生气，我马上做。”她连忙又做了三份，半夜三更，店都打烊了，材料也不够。
场务黑龙忙问：“导演，要不要我去买烟给你消气？”
我说：“不要，我要槟榔。”
“好，马上给你买。”他很来劲地跑出去。
发过脾气后，突然之间，全场气都顺了。台湾片场有时好似台风将至，弥漫着一股郁结溽躁之气，非刮阵台风气才顺得过来，真是一种很奇怪的拍摄文化，我是这次才知道的。
这和《饮食男女》片中三个女儿离家、老爸宣布婚事的突然，异曲同工。有人说突兀，其实我要找的就是中国人的节奏——压抑到一个程度，然后突然间爆发，之后，大家再重新找寻新的平衡点。
《理性与感性》：对待明星有窍门
拍了《理性与感性》后，我比较知道怎么对待明星，怎么跟他们讲话。刚开始我也不懂，把明星当演员用，当然会有问题，不过我很快就觉察到了。明星跟一般演员真的不一样，明星有一些习惯、一些心态，而且每个人的特质不一样。
譬如休·格兰特，我就奇怪，一开始他为什么那么爱搞怪、不听话，到处跑来跑去，不站在一个地方演。后来我发觉，他就是不喜欢跟别人并排演戏。你只要把其他演员摆在他对面，你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乖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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