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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村的故事-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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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改革第一村”——小岗村，和当年不怕杀头坐牢也要“分田到户”的带头人严宏昌，早已是名扬天下了。新华通讯社《半月谈》杂志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出的一期特刊曾这样评述：当小岗村十八户农民“趁着夜色，走进那座破败的农家茅屋时，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普通的冬日夜晚，其实正是中国农村改革的黎明”，是他们“催生了中国农村的一轮大变革，孕育了后来改变亿万农民命运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因此，“他们的名字，也将自此载入史册”。
当然，在采访中我们发现，历史有它偶然的一面，当年有不少地方的中国农民，同样在冒着风险“分田到组”，甚至“包产到户”，不仅时间上比小岗早，而且人数之众、影响之大，也不是小岗可以比拟的。但是，后来小岗村被上上下下公认为“中国改革第一村”，自然有它必然的原因。可以说，中国没有一座村庄，会像小岗这样牵动着中国农村改革的进程，牵动着执政党几代领袖关注的目光；牵动着一场又一场思想观念的大碰撞，导致乌托邦式的人民公社的彻底解体，并从根本上孕育和催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而引发出历时更久、波及更广的以城市为重点的中国经济体制更加深刻的变革，影响和动员起十三亿中国人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在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周年之际，我们对小岗村进行了一次为时半年的采访，在深受鼓舞与由衷感佩的同时，却也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故事，让人感到意外，甚至，不可思议。奇怪的是，这么多年了，其中的许多故事几乎没有被媒体正视过，或披露过。
听小岗人讲述三十年来发生的这些故事，有些，由于太意外，我们的思绪禁不住常常从故事中跳出来，突发奇想：
假如小岗村没有这些故事，中国的农村改革，或者说中国的改革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假如这里不是亿万人瞩目的“中国改革第一村”，小岗村的这许多故事还会发生吗？
为什么，曾经不怕杀头大无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序幕的小岗人，却无力再现当年的雄风、续写昔日令人炫目的奇迹呢？
虽然三十年只是转瞬之间，但要准确地，把被时光湮没了的、被人们有意无意改写了的历史予以还原，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不得不追寻当事人的足迹，北上，南下，竭尽全力遍访当年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以保证我们的作品更接近真实。
现在，坐下来讲述关于小岗村的故事，还发现，我们无法绕开那些在历史的进程中对小岗人曾有着重要影响者或称“英雄”的表现。很难想象，如果我们忽略或回避了这些个人和看似与其无关的事件，历史的陈述将怎样展开。
所以就需要从头道来，多说几句。
。。
万里受命于危难之时（1）
1977年6月21日，对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严宏昌来说，不过是极平常极平常的一天。因为这天，和以往的无数个日子一样，他正领着来自苏、鲁、冀、浙、皖五省二三百个农民弟兄，忙碌在凤阳县轧花厂打包车间的建筑工地上。那是个不大不小的工程，一栋七十九间房的三层楼。他不可能会知道，卸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这天，抵达省城合肥，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省军区第一政委；更不可能知道政局的这种变化，将会彻底改变他的命运。
已经61岁的万里“空降”安徽，可以说，受命于危难之时！
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已将中国折腾得不成样子。尽管，著名艺术家常香玉用她那河南梆子特有的高亢豪迈的唱腔，把亿万人民的喜悦之情挥洒得淋漓尽致：“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但是，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这时万里刚被解放出来，原是派往湖北省工作，临行前他去看望*，向老首长辞行。*虽处于半解放状态，尚未公开露面，却已可以自由行动。他听万里说要去湖北，迟疑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随即向华国锋、叶剑英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转而来了安徽。
当时的安徽死水一潭。全国各地都在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而唯独安徽不但不放手发动群众揭批“四人帮”，还在捂盖子，一捂，就是8个月。作为十年浩劫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基本没有被触动。
万里到达合肥的第二天，顾不得旅途的劳累，就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解决安徽领导班子问题》的指示，果断地改组了安徽省的领导班子。紧接着，他就快刀斩乱麻，对那些派性严重而又不肯悔改的领导干部和造反派头头，该调的调，该撤的撤，该抓的抓，不姑息，不迁就；同时为在“*”期间受到打击*的干部群众*昭雪，并及时将那些根本没有问题却被“靠边”和仍关在“牛棚”的干部解放出来，迅速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
这果断而有力的一套“组合拳”，很快将死气沉沉的安徽打出一片新天地。
可是，万里没有想到，就在他大刀阔斧拨乱反正的时候，合肥的大街上竟贴满了群众渴望改变农村面貌的大字报；与此同时，许多县市紧急要求调拨粮食的报告，接连不断地送上来，反映逃荒要饭的人之多，事态之急，火烧眉毛！
万里这才发现：安徽省的经济问题远比政治问题还要严重。于是，他亲自下去做了一次认真的农村调查。
历时20多天的这次调查；万里指定王光宇和他一道。王光宇在新的安徽省委的班子中，算是一个老资格的农业书记了。早在1954年，王光宇就是安徽省委的农工部长，一年后升为负责农口的副省长；1957年便出任分管农业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就是说，十多年来他一直就是安徽省委领导班子中主抓农业的负责人。
万里的出行很简单：他和王光宇各带一辆小车，除去驾驶员、警卫员就只有秘书。为了对安徽的农村工作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他把王光宇请到自己车上，让自己的秘书坐王光宇的车。从淮北到皖中，再到江南，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每到一地，一竿子插到村，访到户。前后跑了20多个市县，他一不开会，二不作任何指示，只是看，只是听，只是问。他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结果是，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回忆起这次农村调查，万里说了一句十分感伤的话：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万里受命于危难之时（2）
“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人，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刺激。我们有些人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很惨重，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总结。”
在定远县卢桥，万里看到一个上身没有内衣只穿了件空心棉袄、腰间系着条旧布带的青年农民，挑着一副担子，走累了，正在路边休息，就走上去同他拉起呱来。万里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拍拍肚皮说：“没有别的要求，能填饱肚子就行。”万里说，这个要求太低了，问他还有什么要求？这位农民又打开袄襟拍拍肚皮说：“里面少装点儿山芋（红薯）干子！”
万里听罢，良久无语。
在农民住的茅草棚里，他看到床上铺的是破芦苇，盖的是烂棉絮，一根绳子就把全家人的衣服挂齐了；他闻到锅中用胡萝卜缨子和着地瓜煮成的黑糊糊的饭，已经发出了难闻的气味。
万里早就听说安徽有个以讨饭闻名的花鼓之乡凤阳县，它在安徽贫困落后的地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万里就把这个县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的调研点。在凤阳县的铁路沿线，他亲眼看到蓬头垢面拖儿带女的农民，成群结队在同拦截他们的干部“玩”着“老鼠和猫的游戏”，争先恐后地扒车外流，他忍不住对当地领导发了火：“不要再念紧箍咒，再割‘资本主义尾巴’了！禁止人家出去要饭，你们总也要想想办法让大家吃饱饭呀！”
对凤阳农民外出讨饭的问题，有人说：“这里的农民有讨饭的习惯。”
万里听了，气愤地说：“讲这种话，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没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我们的农民是勤劳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脸面的，我就不相信有粮食吃，有饺子吃，谁还愿意去讨饭！种粮食的农民饿肚子，这说明我们的政策不对头！”
最让万里心惊的还是金寨之行。这年11月上旬，万里前往革命老区大别山调查。大山里的金寨县燕子河公社车子进不去，万里只得下车请当地的干部带路，徒步上山。途中，他来到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因为屋内过于黑暗，进去了好一会儿才发现，在锅灶旁的一堆柴草里坐着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他热情地上前问道：“老人家，8点多钟了，你怎么还坐在柴草里，不上工？”老人却依然坐着，一动没动。当地干部挂不住脸，斥责老人：“你这个老东西，省委万书记来了，问你呢，怎么不说话？”老人这才抬起头，傻傻地望着万里，突然往起一站。
万里一下惊呆了：原来老人*，光着屁股，没穿裤子。
万里忙招呼老人蹲回到柴草里去，同时尴尬地责问旁边的两个姑娘：“你两个小姑娘怎么也蹲在那里呢？”
两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望着万里，身子却一动不动。
这时，当地的干部意识到了，忙小声地插话：“万书记，两个娃也没裤子穿啊。山里风寒，躲在柴草里，是为取暖。”
万里再也看不下去，慌忙转身出门。他站在阴冷的山风里，好一会才让自己平静下来。
来到又一户时，看上去也是家徒四壁，门窗都是土坯的，见不到一件木器家俱。屋中央，坐着一位衣着破烂的中年妇女，万里便询问她家的情况：“你家几口人呀？”
中年妇女回话说：“五口，夫妻俩，带三个孩子。”
万里受命于危难之时（3）
“爱人呢？”万里问。
妇女说：“干活去了。”
“那三个孩子呢？”
“都出去玩了。”
万里说：“请你把他们喊回来，让我看看。”
对方面有难色，不肯出门去找。
万里有些奇怪。在他再三催促下，中年妇女这才径直向锅灶走过去，然后无可奈何地揭起锅盖。
万里发现：三个赤身*的孩子，都缩在灶膛里！原来烧过饭的锅灶，这时尚有余热，三个没有衣服穿的孩子正好挤在里面御寒。
万里走出这家茅屋后，已是泪流满面。
他再也坐不住了。回到合肥后，当即主持召开了全省各市县书记会议，他同大家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讲话，他首先谈到自己在金寨县农村调查的感受。他是动了感情的，说：“大别山革命老区的人民，为我们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当年，老娘送儿子，媳妇送丈夫，弟弟送哥哥，参军参战，前仆后继；一个当时只有20多万人的金寨县，当红军、牺牲掉的，就有10万人！没有他们，哪有我们的国家？哪有我们的今天？可是，解放以后，我们搞了那么多年建设，老区的老百姓还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十七八岁的姑娘连裤子也穿不上！我们有何颜面面对江东父老，问心有愧啊！中国的革命是从农村起家的，是农民支持了我们；但是进了城，我们有些人就把农民这个母亲给忘了，忘了娘了，忘了本了！”
他说，他不能容忍一个农业大省的农民连自己的肚子也填不饱。这不对头。这就有了问题。这问题已刻不容缓。“首先得想办法让农民有饭吃！否则，连肚子也吃不饱，一切无从谈起。”
与此同时，他又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他沉痛地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又是房子不像个房子啊！我真没料到，解放20多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社会主义吗？……”
他声音有些哽咽，几次竟说不下去。
“我们必须改弦更张，”他坚定地说，“我们要用新的政策、新的办法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这些话，在今天听来其实很平常，可在当时，他提出“必须改弦更张”，却让在座的这些常委们惊心动魄、热血沸腾。
就这样，经过了几上几下，安徽省委正式出台了一个《六条》规定，下发到全省。
以万里当时的地位，显然还没有权力决定这些大政方针，他却以改革的名义，以大义凛然敢救苍生于水火的气魄与远见卓识，义无反顾地“正本清源”，冲锋陷阵，要杀出一条血路！
安徽省委《六条》强调生产队必须有自己的自主权，要建立起农村生产责任制，甚至允许生产队下面组织作业组，且允许责任到人，并鼓励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等。这些现在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在当时，已是石破天惊！因为它的许多规定分明触犯了神圣不可动摇的“天条”。在粉碎“四人帮”后仍处于迷茫徘徊的中国，它无疑是第一份突破“左”倾禁区的有关农业政策的开拓性文件；从而有力地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伟大序幕！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也才有了小岗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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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不再当农民（1）
小岗村，中国农村改革曾经的风暴中心，现在已经平静了。小岗村当年的十八条好汉摁了“红手印”的那张“生死契约”，也静静地躺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馆藏室中。和共和国同岁的严宏昌，这位“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一个血气方刚、当时不满三十岁的青年农民，如今已是壮士暮年，成了“花甲”之人，只是，岁月的风霜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什么印痕；尽管他肤色黝黑，但是你不能不承认，他长得还确实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很符合中国古书中描写的那种成大事者的容貌；最显眼的，是他的头发，并不像同龄的农民那样过早地花白了，而是油光可鉴，整齐地梳向后面。他差不多已和城里的干部一样，爱着一身藏青色西装，将衬衫整齐地扎进裤腰里，整个人看上去矜持、庄重，一丝不苟。
这是二零零八年四月，清明节的前一天，我们走进了小岗村，同严宏昌面对面地坐在他家客厅那张老式的餐桌前，听他讲述小岗村的故事。
这也是七年中间，我们第二次走进这个农家小院。如今，他家院子里的那棵高大的梧桐树，依然枝繁叶茂地挺立在南墙边上；院中停放的那台拖拉机，和堆放在院墙外面的柴垛，也像没动过一样。猪圈前面的空地上，仍然有一群活蹦乱跳的小鸡，在到处觅食，带给这个农家小院的不是喧闹，竟让我们觉得周遭出奇的静谧。
我们发现，不平凡的经历，已使严宏昌修炼得深藏不露；他已经能够平静地面对过去那段历史，平静得就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小岗村，顾名思义，这是一个座落在并不太大的岗地之上的村庄。说它小，确实小，3十年前它只有二十户、一百一十五口人。地图上你绝对找不到它的坐标，我们也只知道它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当时还叫滁县地区）凤阳县城东南四十华里一个海拔五十米左右的丘陵岗地。
严宏昌当年不怕杀头坐牢也要把田分到各家各户偷搞“包干到户”的那会儿，小岗村还只是一个生产队，俗称“小岗队”，相当于今天中国农村的村民小组。
那时候的小岗人穷得就像岗地上的石头，光溜溜的，穷得走投无路了，才会冒死一搏。
毛泽东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还说过：“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这些话，他都说对了。只是在他老人家去世两年多后，他一直反对的“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终于搞成。
小岗村所在的凤阳县，那也是因为穷才出了大名的。有谁不知道那首《凤阳歌》呢？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骡马，
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
身背花鼓走四方。
朱元璋确是凤阳县人士，但是凤阳的穷，实在怪不得凤阳出来的这位皇帝老儿，在他之前，这儿就已经不是个“好地方”。朱元璋在《大明皇陵碑》中就曾有过如此描述：“昔我父皇，寓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彷徨，俄尔天灾流行，眷属罹殃……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
凤阳史称“钟离”和“濠州”，洪武七年才由朱元璋易名为凤阳府。意思是，凤凰不落无宝之地，此乃宝地。显然这只是朱皇帝的一厢情愿，不过这地名却是被沿用至今。凤阳辖区地处长江与淮河之间的丘陵地带，向来被称作“江淮屋脊”，长年缺水；再加上中国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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