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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病人-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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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建议，患者症状迅速好转，经过一个疗程的脱铅治疗后，尿铅由高到低逐渐好转，以后转到职业病院康复治疗去了。
这是一个经典的病例。谨此，再一次对付老师的教导表示感谢。
半截葱叶救条命（1）
我12岁开始跟随祖父李全芳学习中医药，祖父教孙甚严，使我成长为现在的中医主治医师。49年一晃而过，我在远离城镇最偏僻的麻湾公社卫生所工作期间的一段经历，令我至今难忘。
那是1975年严冬的一天下午，下着鹅毛大雪，天快黑了，我在为第二天下队预防“流行性乙型脑炎”工作做准备，突然一名青年男子提着煤油马灯和手电筒来到卫生所，他急切地递给我一支丹江牌香烟说：“请李医生赶快到我家，我爷爷七八天大小便不通，一倒床好几天，疼得头在墙上碰。”来不及多问，我快速地带着化学药、急救药和中成药，背着“红十字”出诊药箱，穿上脚马子（铁打的四钉，穿在脚上，走冰雪路防滑，简称脚马子），绕着山间小路，直奔病家。跨过9里13湾的横坡，直上18华里路的泡沟，我恨不得插翅飞到病人家，然而这只是幻想，走冰雪路赶不了快啊。我和接我的那个男青年的毛衣、棉衣都湿透了，只好脱下毛衣、棉衣接着赶路。两人身上的汗气笼罩着马灯的光线，马灯像只大萤火虫给我们引路。
到达病家门前已看到好多灯光和客人，我暗想病人莫非已经不在人世了？不管这些，我冲到大门口，看见黑漆棺材堂中停，好心的张国贤队长说：“李医生辛苦了，请坐。”我问病人在哪儿？队长说屋里头。我顾不上休息来到病床前，举目一看，病人腹部胀如鼓，双下肢肿如烂瓜，按而塌陷。我详细用中医的“四诊八纲”的辨证方法检查后，确诊为：小便点滴不通的“癃闭”病，病位在肾和膀胱，病机是年老肾衰，肾不纳气，膀胱气化功能失职所致。
根据《素问·灵兰秘典论》所说“膀胱者，洲都之官津藏焉，气化则能出矣”的理论，在治疗上可用“化气行水”和“洁净腑”的药物治疗本病，可是当时病人病情拖延日久，求医过迟，失去服药治疗之机，病情垂危！唯一的急救方法是导尿引流，可那时“导尿管”只有县医院才有，怎么办呢？送达医院要翻越五十多里的雪山小路，单人独行已经难走，更不可能抬病人。派专人去县医院买“导尿管”吧，来回也要走一百多里地的偏僻雪路，时间得一天多，可病情危在旦夕！很多探望病人的亲戚朋友都用目光注视着我，我更加知道责任重如泰山。病人头的前额部在病床墙上不停地碰撞，撞出几个包块血肿，皮破血流！真是痛苦万状！急得我满头大汗。行医的人都知道，争分夺秒，时间就是生命，“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在我脑海里翻腾着。病人的生死紧要关头，我该如何“救死”？怎样“人道”？
我在病人家中堂屋里走来走去，冥思苦想，想着想着，突然眼前一亮，想起唐代名医孙思邈用葱叶急救病人导尿的故事。我忙叫病人家属挖来一把火葱，酌了半小酒杯芝麻油，剥了两根火葱清洁后，剪去火葱叶丫下半截，再剪去葱叶细尖，在葱叶尖部涂上芝麻油。我让病人的爱人和他的孙子叫到病床前协助我，我把葱叶尖部插进病人小便处，尿液还是没解出来，我着急了，打量着葱叶，没插到膀胱部位，再往里插吧，葱叶薄软承受不住，该怎么办呢？
为了“救死”和“人道”，我没多想，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脏、怕臭吗？救命要紧！我就用左手握住病人的生殖器，右手的大指、中指、边指轻轻地捏住葱叶，用嘴使劲地吸了一大口又臭、又咸、又苦、又涩的尿液来。有1％的希望，我就要用100％的努力。我使劲地吸一口、吐一口，就这样不停地吸。我吸到约500ml左右的时候，臭得我实在忍不住了，哇的一声我吐了，但我心里很高兴，病人有救了。病人的爱人熊开凤和孙子元军见我这样做很受感动，祖孙俩接着吸，吸到约900ml的时候，奇迹出现了，他能自解了，但尿量细如线绳，解到约1500ml时候，病人要解大便。大便后病人轻松许多，他跪在床上拱手哭着对我说：“李医生您真是神仙，救了我一命，要是早请你来我也不会吃这么大的亏……”我看到病人转危为安的激动情景，知道自己救死扶伤成功了，也感动得眼泪直往下滴！我万没有想到半截葱叶和几滴芝麻油就救了他的命！紧接着我用“扶正祛邪、化气行水”的中药治疗，病人很快恢复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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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截葱叶救条命（2）
病人是读过“四书五经”的文化人，最后给我赠送了四句谢礼话，内容是：“医技高超、医德高尚、救命之恩、终身难报！”这是我“最难忘的病人”对我的评价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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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的谎言
人们对谎言是深恶痛绝的，我的人生信条原来是“言而无信不可交也”，可是有一次我实话实说后让一个本来可以还活上半年的癌症病人居然半个月就踏上黄泉路了，自此以后我学会了说假话，开始“喜欢”谎言了。
刚参加工作不久，我遇到了一位43岁的宫颈癌患者，省医院作出诊断后让她回家治疗，老师看后就给她开药并说慢慢会好的。我看完诊断后，提着口袋倒核桃似的把宫颈癌的所有情况说给病人听，结果病人当场脸色苍白晕倒在地，阴道流血不止，很快浸湿了外裤。老师瞪我一眼后，让我把病人赶快抬进去住院。本来她自己走来开药的，是实话让她的精神彻底崩溃了，病人从此拒绝进食，半个月后就告别了人世。临走前她遗憾地告诉我们，还有三个月她女儿就要考大学了，可惜她等不到那一天了。她临终前的遗憾也成了我今生最大的憾事。没有人再谴责我，但我从内心里永远感到内疚，好像我是杀人凶手似的，不能原谅自己的那次实话实说，因为她原本可以延长至少半年的生命！
此后，我学会了说善意的谎言。
昨天我再次去看望已患尿毒症、风湿性心脏病在家休息一年的同事。她今年42岁，可对生活的绝望让她失去了治疗、进食的信心，两个月前我去探望过一次，当时的她精神完全崩溃了，大家都说她活不过一月。我又一次编制了美丽的谎言，告诉她电视上讲了一个比她还重的病人经过治疗已经活了五年，11月底那个病人还在电视上讲了自己治疗的经过。我劝说她只要好好吃饭调整好心态，有和疾病作斗争的信心和勇气，身体可以慢慢恢复，到好点时再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等恢复到能承受手术时去北京接受手术治疗或干细胞治疗，活到50岁没有问题。其实她根本不可能做手术，因为她还有肝病、贫血。总之我想办法“骗”她进食，鼓励她要振作精神，和病魔作斗争，和死神夺时间。现在她的精神状况比前次去时好多了，家人说她现在按时吃饭，也有信心配合治疗，还等着去北京治疗呢。我听后真的很高兴，是善意的谎言给了她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
为了延长她的生命，更为了让她在人生的最后岁月里对生活抱着美好的希望而活着，我会继续用谎言时时地去安慰她。
面对患者，也许有时候，谎言也能够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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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你的眼神
那是2003年的初夏，我作为一名主治医师，带着4名进修医生在科里工作，接诊了一名40岁的女性病人。了解病史后发现，病人2001年7月开始出现双侧上肢水肿性红斑、咽痛、关节痛，间断出现寒战、高热，体温常在39℃以上，曾经到过多家大医院就诊，外院给予诊断“成人斯蒂尔病”，行甲强龙冲击后泼尼松维持治疗，同时服用甲氨蝶呤，病情缓解。后来，病人自行停用所有药物。2002年8月再次类似发病，同时伴随双手雷诺现象（遇冷后指端苍白，接着青紫，随后潮红），四肢肌力下降，继续服用泼尼松和甲氨蝶呤，病情有好转。到2003年2月病情又一次加重，入院后按皮肌炎治疗，皮疹和肌力开始改善，计划进一步肿瘤病理检查。
但是，后面的计划还未实施，就出现了突发事件。那是一个天气阴暗的周六上午，按习惯，我8点之前进入病房查房，发现病人精神差，颌下（下巴处）明显浮肿，声音嘶哑。病人诉说睡眠差。凭着自己的经验，我立即部署了几项工作：向上级医生汇报情况；请耳鼻喉科会诊；派人取气管切开包备于床头；电话通知家属病情有变化，立即到医院来；让下级医生准备病情告知书和手术同意书。耳鼻喉科医生会诊意见是马上进行气管切开，但是病人和家属有些犹豫。正在向家属交代病情过程，病人出现窒息，立即进入昏迷。耳鼻喉科医生就在病区，听见呼叫，他一个箭步冲到病人前面，未来得及戴手套，一下就切开气管，放入气管套管，进行人工呼吸，整个过程不超过5分钟，随后接上呼吸机辅助呼吸。尽管如此，病人却再也没有清醒过来。
出于对医学知识的探求，我们认为这个病例在医生对疾病的认识上有特别的价值。我们也反复探讨“成人斯蒂尔病”是否只是某种疾病的前驱表现，比如这个病人，最终是皮肌炎，还是恶性肿瘤？太多的谜团还有待一一解开。当然，更高更重的是无价的生命。我是多么希望她能早日醒来！为了更好地抢救病人，我搬到病房住，陪值班医生一起24小时监守病人。虽然病人原来面部有皮疹，但也还算清秀，由于长时间平卧，加上手术、缺氧损伤和疾病本身的因素，她的整个面部浮肿厉害，一天过去已经面目皆非。
病人有个女儿，那时只有10岁，曾经两次到病房看她妈妈。她每次来并不大声啼哭，相反，显得不知所措。小女孩每次都满眼是泪，用乞求的眼光看着我，对我说：“叔叔，你救救我妈妈吧！你救救我妈妈吧！”在场的护士都落泪了。我蹲下来跟她说，我一定尽力救你的妈妈，我们都想让她早日好起来。其实，抢救已经过了24小时，病人除了生命体征在维持，浮肿在加重，并没有好转的迹象。但是，作为医生，只要病人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会做十分的努力，永不放弃是我们当医生的信条。
3天后，病人还是走了。病人的丈夫俯身亲了自己的爱人，然后握着我的手，低声说了句谢谢。我把手放在她余温犹存的额头上，帮她合上了微睁的双眼，心里充满了悲伤。走出病房，我又看见小女孩哀伤的泪眼，她让我想起自己幼小的女儿。我实在无法承受这个女孩的眼神，那双充满泪水，带着凄悲眼神的双眸深深印在了我的心底。
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偶尔翻到当年留下的病人资料，仍然让我唏嘘不已。仿佛那个小女孩还站在我面前，依然带着悲伤的眼神。那个眼神常常在激励着我。随后的岁月里，我曾经多个季度被评为“患者最满意的医生”，还获得过多个较高的荣誉。但是，在我心里，最高的荣誉莫过于病人的笑容和肯定的眼神。
你会好起来
作为一名临床住院医师，在多年的临床工作中，经我治疗的病人有康复出院者，也有生命远行者，但其中有位患者却让我始终不能忘怀。他对疾病的态度，对医生的信赖，以及对生命的渴求让我充满敬意。
他是一位下岗工人，年近五十的他为贴补家用，在一家气站给居民送煤气。“十一”长假的一天上午，他突发脑出血，摔倒在路边，由路人拨打120送入我院。患者当时病情危急，从头颅CT分析来看，出血量和出血部位的情况不容乐观。可能事发突然，他的妻子当时按捺不住自己的悲伤，失声痛哭起来。我是他的主治医师，在为其做进一步检查时，患者突然用含糊不清的语言问我：“大……夫……我的病是不是很重？”
“你没有太大问题，会很快好起来的。”说这话时，我感到我的心一阵阵发紧，这也仅仅是一句脱口而出的安慰，但是他却对这句话抱着极大的希望。他用眼神告诉我他相信我，他反而安慰他的妻子不要难过。事后他告诉我，他比任何人都痛苦，他害怕再也站不起来，怕这个家就此垮掉，他要好好地活着，好好地支撑着这个家。面对着这样一个病人，我的心里有种别样的感受。“你会很快好起来”，多么寻常简单的话语，它不仅是在安慰病人，它同时也在告诫每位医生，不能轻易放弃。
接下来的治疗，我们是在一种和谐的医患互动中进行的，这对患者病情的好转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神经内科医生对发病初期患者的治疗同康复期的治疗一样重视，因为这决定着患者日后的生存质量。此时由于病人脑出血，左下肢外展，我要求家属配合，随时保持左下肢功能位。他的妻子即便在他夜间熟睡时也要矫正其脚的位置。这样细微的护理，使得他日后下肢恢复到接近正常人的水平。随着治疗的进展，他的病情逐渐趋于平稳。精神好的时候，他还鼓励其他病友积极配合治疗，给病友们讲笑话，还相互比赛看谁能先站起来。他的这些举动使ICU室一改往日紧张的气氛，我也时常被他乐观的精神所感染。
一个清朗的早晨，阳光透过玻璃，暖暖地洒在病房内。我去查房时，他的妻子正坐在床边梳头，他躺在床上用右手一根一根地捡拾落在妻子双肩上的头发。在那一刻我突然体会到什么叫大爱无言。医院是一个最能体验人生悲欢离合的地方，作为一名医生，有时面对死亡，我们无能为力，在生命面前我们只有敬畏，而爱是我们唯一的希望。生命就像是一种回声：你送出去什么，它就送回来什么；你给予什么，就得到什么。
一个月后，患者再次复查头颅CT，脑出血竟吸收了一大半。这个结果让我们全科室的医护人员都兴奋不已，而患者本人也可以在家人的搀扶下下床活动了。每天清晨我们都能看到两个相互搀扶的身影在病室廊道内缓缓移动。也正是这对平凡质朴，相依相伴的夫妻，让我找到生活中自己的位置。我曾经无比羡慕那些能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学者；敬佩那些能在多个专业领域表现出类拔萃的技术精英。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职业的特殊性，我渐渐懂得了生命的限度，也懂得了一个人能力的限度。因此，我极为敬慕那些明白生命随时都会终止，但仍然顽强生活的人。
患者出院的时候，握着我们的手不停地道谢。他感谢扶贫医院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感谢医护人员对他的精心治疗与护理。其实我应该感谢他们，他们让我更加明确作为一名医生应怀有执着与慈悲之心。
晋代杨泉《医论》中说：“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纯良，不可信也。”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有朋自远方来
我和先生共同的朋友——小薛要来了。他长着两道剑眉，是个英俊、威武的东北小伙子。他是先生高中时的同桌，也是我的邻桌，是先生学生时代最好的朋友。
高中毕业后，小薛去了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读工科；我则来到上海，在医学院里，开始为实现白衣战士的梦想而努力。
大三那年，我正在学习骨科疾病，先生突然告诉我，说小薛腿上长了个肿瘤。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只要不是骨肉瘤就行。”可是现实很残酷，他就是得了这个让所有骨科医生闻之色变的“骨肉瘤”。
我像疯了一样去找我的老师、专家，四处询问保肢手术的可行性。
我的打听还没有结果时，他就因为病理性骨折失去了那条腿，知道这个消息，我和先生在一起抱头痛哭。我的一个当时还在上初中的妹妹，和她的同学一起，折了一千只纸鹤，让我带给他。懂事的妹妹还给我放那首《朋友别哭》。让朋友别哭，我却总是止不住自己的泪。眼睁睁看着他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青年瞬间失去了一条腿，而我这个准医生却无能为力，那个时候，我的心真的碎了。
手术之后，还要化疗，这是更痛苦、更折磨人的过程。
不知道经过多少痛苦的挣扎，半年之后，小薛又开始重新面对人生。在我即将上大五的时候，休学的他来上海装假肢，这时候的他又恢复成原来那个坚强的小伙子了。由于长期拄双拐，他的上肢看起来非常强壮，脸也胖了不少。
说起他的病，他反过来教育我：“别紧张，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知道这个病的危害，以前的死亡率要到90％，现在已经好很多了，有一半的人能活下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又说：“哪怕死亡率达到99％，那最后一个活下来的人就是我！”
由于生病，他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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