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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大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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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蜀国的情况。
刘备进入成都后，法正曾对诸葛亮说：“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法正在这里，提出一个“客主”概念。刘备是被刘璋请入益州，后来反客为主的。刘备占领益州前，刘璋及其旧属是益州的主人，刘备占领益州，反客为主，但由于刘璋属下大部分人的加入，刘备集团的主客区分依然存在。为了使两部分人团结协调起来，刘备、诸葛亮做了许多工作。在《互相关联的三步棋》一节中，我们曾讲过诸葛亮在马超、刘巴、董和等人的问题上所做的努力，除此三人外，还有两件事可以说明刘备集团为协调客主关系所做的努力。……
兵败夷陵（1）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既是名言，也是真理。
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到其政治进程受到阻碍时，是不会轻易使用战争手段的。
占有荆州，确保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是孙吴的政治任务。为此，孙吴在用其他方法达不到目的时，不惜采用战争手段。
据有荆州，确保对中原进行两路夹击的钳形态势，是蜀汉的政治任务。只要能保留荆州这个战略据点，刘备可以向孙吴做出必要的妥协。
现在，孙吴已全据荆州，蜀汉钳形夹击中原的政治任务已经无法完成，为了将政治任务贯彻到底，刘备最终选择了战争。
蜀汉章武元年七月，刘备亲统水陆大军浩浩荡荡沿江东下，杀向荆州。
这支庞大的队伍究竟有多少人？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但人们有理由猜想，此次出兵在数量上要大大超过孙吴：刘备这次出兵，志在必夺荆州，因此必然要尽其全力。既然尽其全力，其兵众能少吗？刘备此次征吴，把孙吴“吓”得够呛。孙权先派人给蜀国送信求和，又令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致笺劝刘备息兵罢战，刘备一概予以拒绝。如果不是蜀强吴弱，孙权会有这种表现吗？
于是，有人就猜想，刘备的征东大军没有数十万人也有十数万。吴蜀夷陵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
事实上并非如此。
刘备东征，的确是志在夺回荆州，他动员很大力量不假，倾全国之力却未必。上一节我们曾经说过，由于外交上的被动，刘备需要分出一部分力量防御北方的曹魏，吴蜀夷陵之战，是一场孙吴倾全力来守，蜀汉不能倾全力来攻的战争。退一步讲，即使蜀汉能倾全力来攻，其国力与孙吴相比不能算是强者。
孙权求和并不是害怕。当时孙吴已经得到荆州，上游的威胁已经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孙权自然想避免战争，希望用和平手段来解决与蜀汉的关系。因为战争要死人伤人，要消耗物资，即使是打赢了，也会使实力受到损失。但孙权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两封求和信上，他是认真做好了战争准备的。他把国都从建邺迁到武昌，以便指挥将要发生的战争。他接受了陆逊对荆州人士“普加覆载抽拔之恩”的建议，对荆州士人普加笼络。武陵人潘濬，被刘备任命为管理荆州事的官员。荆州失守后，潘濬不愿投降，“称疾不见”孙权。孙权派人用床把他抬进宫，呼着他的字说：“承明，昔观丁父，鄀俘也，武王以为军帅；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此二人，卿荆国之先贤也，初虽见囚，后皆擢用，为楚名臣。卿独不然，未肯降意，将以孤异古人之量邪？”感动得潘濬涕泣交横，呜咽不止。孙权见状，又让亲近用手巾为他擦脸，潘濬当即表示愿意归顺。从孙权对待潘濬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为争取荆州人心所做的努力。为了对付蜀汉的兴兵###，孙权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由大都督、假节陆逊负责，统率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此为前线部队。第二线由诸葛瑾率众屯驻公安，此为第二梯队。第三线是孙权统兵驻守的武昌，此为总指挥部。第二、第三线是一线的后援，总兵力估计也不会少于第一线。这样看来，孙吴所动员的兵力当在十万以上。
蜀汉方面所动员的兵力有多少？史书上虽无明文记载，但我们仍可以根据有关记载做一较可靠的估计。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随轻重以兵应拒，自正月至闰月，大破亡，临阵所斩及投兵降首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同书《陆逊传》也记载，陆逊率兵攻击刘备军，“破其四十余营”，蜀军“土崩瓦解，死者万数”。这两个记载告诉我们，夷陵之战，刘备全军覆没，数万人全部战死或投降。
这两个记载虽告诉我们刘备的东征军的大概数字，但仍不能使我们满意：数万究竟是几万？
《资治通鉴？魏纪？文帝黄初元年》记载：“汉主遣将军吴班、冯习攻破权将李异、刘阿等于巫，进兵秭归，兵四万余人。”这个数字又令人怀疑。刘备志欲夺回荆州，用四万人去攻打陆逊五万守军，是不是少了点？我们知道，《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史实是以当时所能见到的史书为根据的，那么，四万人的数字是根据什么得来的呢？《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记载，刘备伐吴，孙权给曹丕上书说：“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请往扫扑，以克捷为效。”《资治通鉴》所说四万，当根据《魏书》而来。但这四万人只是“刘备支党”，即前锋部队，并不是刘备东征军的全部。
兵败夷陵（2）
《三国志？魏书？刘晔传》注引《傅子》说：“权将陆议大败刘备，杀其兵八万余人，备仅以身免。”这里说刘备的东征军有八万余人，这个数字比较可信。在建安二十年刘备取得益州后不久，孙权出兵袭取荆州南三郡。那时刘备尚未取得汉中，还能率五万人东下，再加上关羽的荆州军至少也有七八万人。此次东征，刘备虽丧失荆州军，却得到了汉中，因此再拿出七八万人与孙权争夺荆州是完全有可能的。
从吴蜀双方总的军事实力看，是吴强蜀弱，但就双方投入一线的兵力看，蜀军的八万对吴军的五万，不能不说蜀军占有局部优势。
蜀军旗开得胜。前锋将军吴班、冯习率军沿江东下，进入三峡，在巫县（治今重庆巫山北）大破吴将李异、刘阿。接着，又占领了陆逊防守的秭归，节节取得胜利。
孙吴占领荆州后，一直把边界向西推到白帝城（今重庆奉节）东，整个长江三峡地区都在孙吴境内。长江三峡，自西向东，由瞿塘峡、巫峡、西陵峡构成，长约数百里，是世界上有名的大峡谷。长江自峡中由西向东贯过，江面最窄处约一百米，两岸高山耸峙，道路崎岖难行。蜀军兵至秭归，在此地临江筑城，深入吴境五六百里。
章武二年正月，刘备对孙吴发动了总进攻，其部署是：以多路军队置于江北，保护三峡后路，以防受到魏军的攻击。以将军冯习为大督，统率主力大军。以张南为前部，辅匡、赵融、廖淳、傅彤等为别督，将军吴班、陈式率水军，水陆并进，浩浩荡荡东下。
此时，蜀军正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刘备富有智谋，作战经验丰富，又连战连胜，深入吴境，并将陆逊别军孙桓围困在夷道。
刘备称帝，封赏将士，又带兵亲征，将士皆思立功报效，加之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士气正在高涨之时。
蜀军顺流向东，水陆并进，居高临下，利于进攻。
与蜀军相比，吴军显得有些被动。
主帅陆逊，是个年仅三十九岁的书生，而他下面的将领，或是孙策时旧将，或是公室贵戚。他们开始时对陆逊并不服气，“各自矜持，不相听从”。
吴军一退再退，将士们对主帅的战略意图很不理解，士气低落，一些将领甚至公开反对退却，主张趁蜀军立足未稳，迅速反攻。
然而，蜀军的有利形势中隐含着不利因素；吴军的被动状态中隐含着向主动状态转化的条件。
蜀军进展顺利，接连获胜，容易产生骄傲情绪，骄兵必败，这是军事斗争中被反复证明了的真理。
顺流而下也有对蜀军不利的一面。大将黄权就看出了这点，他对刘备说：“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尝寇，陛下宜为后镇。”《三国志》卷43《蜀书？黄权传》。但刘备没有接受黄权的建议，他并没有把陆逊放在眼里，他认为吴军的退却是一种胆怯的表现。
事实并不像刘备想的那样简单。陆逊虽年轻文弱，但却是一位称职的统帅，具有驾驭战争的非凡能力。他在战争开始时坚决主张退却，因为他知道三峡不宜据守，那里陆路鸟道崎岖；水路流急滩险，守御无险可据，且使后勤补给战线拉长，给后勤供应造成困难。而把山地峡谷让给刘备，就会使他陷入“虽有锐师百万，启行不过千夫；舳舻千里，前驱不过百舰”的被动境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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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危受命（1）
失败对于智者来说，也许并不完全是件坏事。失败可以使他们深刻反思，使他们总结经验，使他们汲取教训。
刘备、诸葛亮就是这样的人。
夷陵惨败，刘备退到永安（治今重庆奉节东），他没有继续后退，而是在此地驻下来，作出一副随时再次东出的架式。但刘备自己也清楚，损失这样惨重，再次大规模东征，决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
这是他军事生涯中经历的最严重的失败。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自己一个身经百战老谋深算的人，却败在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后生手中。虽然想不通，但他确实在想。虽然想不通，但他却未失大将风度。有一点他非常明白，此次失败，责任全在自己。
就在这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被任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的黄权，率众投降了曹操。按照法律，叛逃者家属要连坐。执法官员问刘备：“是否将黄权的妻子儿女逮捕法办？”刘备摇了摇头，他知道，在夷陵之战中，是自己让黄权率军在江北防御曹军的。如今打了败仗，自己撤回来了，而黄权的退路已被吴军阻断，后退无路，不降曹魏怎么办呢？想到这里，刘备说：“是我的失败导致黄将军至此，是我对不起他，他没有对不起朝廷的地方。”对于失败，刘备不归咎于别人，不迁怒于部下，不掩饰自己的过错，确实具有一代雄主的风度。与刘备同一个时代的袁绍，气量与刘备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袁绍在同曹操官渡决战前，手下的谋士田丰劝他根据自己的长处，采取“分为奇兵，乘虚迭出”的战术，曹操“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曹操疲于奔命，不要马上与他决战。袁绍不但不听，反而认为田丰动摇军心，将他关押起来。后来，袁绍果然打了败仗，有人对田丰说：“事实证明您的意见是对的，袁将军回来一定会重用您。”田丰却说：“如果袁将军得胜而归，我定能活命，现在他是败军而还，我恐怕活不成了。”果然，袁绍回来之后，对左右说：“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便把田丰杀掉了。
刘备敢于面对失败，不敷衍战败之责，说明他在认认真真地想，认认真真地寻找打败仗的原因。
都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刘备以前也打过不少败仗，他都以豁达的态度待之，确实把它们视为“常事”。而今，他“豁达”不起来了。数万军队没了，无数军资器械丢失了，马良、张南、冯习、傅肜、程畿、黄权等将领或者战死，或者离开蜀汉，这样重大的损失，他怎能以“常事”视之呢？
他冥思苦想：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呢？
巍巍白帝城，座落于三峡西端、夔门之外的高山上。由于驻足高山，人们的视野可以东西眺望，可以仰望无尽的苍穹。望着圆圆苍穹，刘备忽然想到了家乡，想到了起居坐卧的茅舍，想到了茅舍东南角篱笆边上的那棵大桑树。那棵树高高的，在幼年刘备的眼中，它简直要钻到天上去了。那树冠圆圆的，在它的底下，就如同顶着圆圆的绿色苍穹。乡里人都说，这棵大树底下当出贵人。幼年的刘备曾在树下同群童玩戏，并说：“我将坐在这皇帝的宝盖车里。”如今，刘备真的当了皇帝，这是天意呀！天的力量是那么大，天意难违呀！
想到天意，刘备又想起那惨败的夷陵之战，这恐怕也是天意。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猛地，刘备想起来了，自己当皇帝以来，只顾得与孙吴争夺荆州，竟然没有拜祭过一次天地，难怪天不佑己。于是，刘备立即给留在成都的诸葛亮下了一道诏旨，要他在都城南郊修筑圜丘，在北郊修筑方泽，刘备要依礼进行天地祭祀。
诸葛亮接到刘备的诏旨，立刻明白了他的心意。他知道，刘备在寻找夷陵失败的原因，但找来找去，竟找到“天”的头上。
对夷陵战役的失败，诸葛亮也感到很震惊，也在思考着失败的原因。他想到了法正。
法正这个人，固然有一些毛病，如心胸不宽广，品德上也不大追求清白高尚，诸葛亮在这些方面与他有些不同看法，但在报效蜀汉、兴复汉室的大义方面，他们还是志同道合的。在规划国家大政方针上，诸葛亮常感到法正有奇谋妙策，与自己合作的非常默契。唯独在对待荆州问题上，诸葛亮每每感到法正与自己意见相左。不但法正，再早些时候，庞统也对自己重视荆州不以为然。这是为什么？其中的奥妙诸葛亮还没有来得及细琢磨，但他感到，庞统、法正等人的主张是有道理的，而今夷陵之战的结果证明了他们主张的合理性。诸葛亮深深感到，如果法正他们还活着就好了，他定能劝阻主上东征，避免这场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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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危受命（2）
尽管诸葛亮在思考夷陵之战的失败原因方面与刘备不同，但他还是立即组织施工，在成都的南郊和北郊分别营建祭祀天地的圜丘和方泽。这一方面是因为皇帝下了御旨；另一方面，修建南北郊是一个国家的礼仪制度，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无此，在国家制度上是个严重残缺。
营建南北郊并未使诸葛亮劳太大的神，最使诸葛亮劳神的事，是与孙吴的关系问题。早在夷陵之战前夕，哥哥诸葛瑾就写信致刘备，让他考虑关羽与被曹丕害死的汉帝谁更亲近？荆州与天下相比谁大谁小？曹丕和吴王谁最可仇恨？可惜蜀汉急于东征，根本不予考虑。孙吴曾写信给刘备求和，可惜刘备欲夺回荆州，坚决予以拒绝。如今，蜀、吴两国已反目成仇，战争虽然结束，敌对关系仍存。长期敌对下去，蜀汉就多了一个敌人，兴复汉室的目标就更难实现。
改变这种状态，应该从何下手？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和代价？诸葛亮心中也没底。
就在这个时候，孙吴和曹魏之间的关系又发生了新变化，这个变化为刘备、诸葛亮缓和蜀、吴敌对气氛提供了契机。
孙吴袭杀关羽取得荆州后，为了对付蜀汉可能进行的大举反攻，便卑词厚礼，向曹魏称臣，欲借魏国的力量牵制蜀汉。不料曹魏也不好利用，乘此机会向孙权提出种种要求。对于其他要求，孙权都能忍气吞声接受，唯独向曹魏朝廷送子为质一条，使孙权感到万万难以接受。他知道，一旦将儿子送进洛阳，就等于用一根绳子套住了自己，而将另一端交给曹丕，到那时候，只能由他任意摆布了。所以，孙权对于曹魏的这个要求，只是口头上给予答应，而实际上想尽种种办法，找出种种理由将送儿子入质的事无限期地向后拖延。就在蜀汉大举东征的时刻，孙权为了专力对付蜀国，求得外援，终于答应在这年十二月把太子送到曹魏。但当夷陵之战孙吴取得大胜后，孙权的态度立刻起了变化。
曹丕得知孙权的态度变化后，勃然大怒，他感到自己受了孙权的愚弄，决心给他点颜色看看。黄初三年（222）九月，曹魏发三路大军伐吴。一路由曹休、张辽、臧霸率领，出洞口（今安徽和县南）；一路由曹仁率领，出濡须（今安徽无为东南）；一路由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率领，围南郡。孙权则针锋相对，派吕范等督五军，以水军抵御曹休一路；命濡须督朱桓整军抵御曹仁；派诸葛瑾、潘璋、杨粲率军救援南郡。曹丕见孙权态度如此强硬，也不愿轻启衅端，便写信向孙权表示，要下诏“敕诸军但深沟高垒，不得妄进”。如果孙权真的效忠朝廷，早晨送太子入朝，曹魏晚上便撤兵回去。不料孙权不但不应，反而派兵临江拒守。这年冬天十一月，江风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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