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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驻德记者见闻:柏林日记-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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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从一个由布拉格返回的旅行者处得知，斯洛伐克和波希米亚的奶油、面粉等食品生产者都将他们运往德国的商品标上“俄国生产”的字样。这么做是根据柏林的命令，用意是向德国人民显示已经有大量来自苏联的“援助”。
今天一名威廉大街的官员对我承认，德国要求波兰境内所有犹太人服强迫性劳役。他说强迫性劳役的时间“只有两年”。德国官方颁布的法令内容如下：“所有年龄在14岁到60岁之间的犹太人都需服强迫劳役。强迫劳役的期限是两年，但是如果被认为未达到教育目的的话还可延长。被征召服强迫劳役的犹太人必须迅速报到，而且必须携带两天的伙食以及卧具。犹太技术工人在报到时必须携带其工具。违背该法令最严重者可判处10年徒刑。”一名德国教师告诉我这么一件事：教师们每天早晨对学生们的见面语是：“上帝惩罚英国！”然后学生们就要回答：“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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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１月１８日
爱德·莫罗和我到这里待上几天，以讨论我们对欧洲的新闻报道范围，或者至少这是我们的借口。实际上，夜晚的灯光、精美的食物和气氛的改变都使我们极度兴奋，我们像一对突然由严厉的姑母家或教化院逃跑出来的孩子一样胡闹。昨天晚上，我们参加完一次盛大的晚宴后回家，新雪就像狂欢节纸屑一样从天空飘然而下，在纯粹的喜悦中，我们在一处明亮的街灯处停下来，打了一场激烈的雪仗。我丢了我的眼镜和帽子，最后我们筋疲力尽地回到旅馆，但是很快乐。今天早晨我们与玛丽·马尔文·布瑞京里奇（Mary Marvin Breckinridge）一起在运河上滑冰，她抛弃了美国社会无聊沉闷的生活，充当我们驻荷兰的代表。荷兰人仍然过着舒适的生活。他们消费的食物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牡蛎、家禽、肉类、蔬菜、橙子、香蕉、咖啡——交战国人民从未见过的东西）都绝妙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举行晚宴、舞会、去教堂、在运河上滑冰并照管自己的生意。同时他们也是盲目的（哦，真是太盲目了）以至于看不到迫在眉睫的危险。爱德和我试图做一些传教士式的工作，但我担心并未取得成功。荷兰人与其他所有人一样，总是希望两全其美。他们希望和平和舒适的生活，但是他们不想作出牺牲或甚至可能长期确保其生活方式的艰难决定。他们说，女王顽固地拒绝与盟军甚至比利时举行参谋部会谈。同时，当我越过边境时观察到，德国人正在德荷边境地区囤积物资和集结军队。如果他们开始进军，荷兰将没有时间与盟军举行参谋部会谈。荷兰人告诉你，如果他们甚至只是与盟军就联合防御计划偷偷耳语，希特勒都会将其当作是进军的借口；似乎当希特勒决定进军时，他还会去寻找什么借口似的。
爱德有些不安，因为据说英国人正在把事情搞糟，而英国国内有种偷懒的思潮，即认为盟军不用损失太多的人或进行激烈的战斗，只要保持封锁和等待德国崩溃，就可以赢得战争胜利。今晚我们从希尔维萨姆（Hilversum）对美国进行了联合播音。
阿姆斯特丹，１月２０日
爱德今天前往巴黎，而我则要于今晚返回柏林。我已经邀请马尔文下个月过来，负责处理“妇女问题”。今天下午在卡尔顿饭店碰见了汤姆·R，一位美国商人。他终于告诉了我关于发生在埃莉诺·K身上的事情。他本人也牵涉其中。他交给她两封商业信件，要其转交德国境内某些人，他说自己不知道这些信件会危及安全，但很明显情况正是如此。这些信件最终差点导致她的死亡。埃莉诺并未看这些信，只是将它们塞进自己包里。在荷德边境的本特海姆（Bentheim），盖世太保发现了这些信。他们逮捕了她，但允许她被关押在当地旅馆里，因为没有合适的监狱。每天都会进行长时间的审问，盖世太保审讯者试图使她屈服并承认事实上她拒绝承认的东西：即她知道那些信件的内容，而且实际上充当了信使的角色，为德国国内外一些从事非法经济活动的可疑商业团体服务。使事情变得更糟的是，其中一封信是致柏林一个犹太人的。一天晚上在旅馆里埃莉诺陷入极度抑郁状态。盖世太保对她进行了一整天的审讯和威胁。她仿佛看到自己被判处长期监禁。她原本打算在几周内就返回美国的。现在她可能会在一座纳粹集中营或一间潮湿的监狱牢房里度过漫长的岁月。她决定绝对不能那样。她决定自杀。决心定下后，她冷静地做了准备。她搞到一根绳子，将一头拴在暖气片上，另一头拴在她的脖子上，打开窗户，坐在窗台上，然后开始吞吃烈性安眠药。她知道，自己很快就会失去知觉，从窗台上跌下，然后绳子就会完成余下的事情。为什么没能死，她永远也搞不清了，汤姆说道。可能是绳子从暖气片上滑脱。她所知道的就是一些天以后，他们在医院里告诉她大街上的积雪减缓了她下跌的冲击力，她在那里躺了5个小时，直到凌晨时分有人被她冻得半僵的身体绊倒，她的骨头大部骨折，但最终仍可能康复。最后，她被转移到柏林一所监狱医院，在那里，美国领事在极度秘密的情况下，争取使她获得释放并静静地将她转移出这个国家。她现在已回美国，汤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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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1月22日
昨天，我对严寒的冬季和军队的运输需要如何使德国的运输（至少是铁路客运）瘫痪有了切身的体会。在德国边境，我们得知通常开往柏林的特快已经停运。我与其他50名旅客一起，在本特海姆的车站里躲避暴风雪，等了几个小时。直到铁路官员调来了一列当地的列车，声称可以送我们走25英里，而这里距柏林足有250英里。这列客车没有供暖设备，而且不久就停了下来。我们聚集在风雪中，尽其所能地扛着自己的行李，现在德国根本就没有搬运工。当天黑时，我们乘坐形形色色的当地列车前进了大约75英里左右。在一个小站上，有消息说一列来自科隆方向的特快列车不久将抵达，并将捎带我们去柏林。但当这列特快抵达时，车上已经挤满了人，而月台上至少有500人想上车。发生了一场混战。我使用了大学里玩橄榄球的战术技巧，抱着行李冲了上去，仅仅在一个三等车厢外面的走廊里觅得栖身之地，其他挤作一团的乘客们大声喊叫着，咒骂着我。在随后8个小时里，我就站在那一小块地方，没有暖气，直到我们快抵达柏林。数百名脾气暴躁的乘客大半夜都站在车厢过道里，数以千计的旅客站在我们途经的车站月台上，根本就没有机会上车。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我还从未听过德国人发过如此多的牢骚。
柏林，1月24日
1940年1月，芬军正在检查被其缴获的苏军OT…130型喷火坦克我想珀西瓦尔·W（Percival W）（一位退休的美国商人，父母都是德国人，并在这个国家度过了大半生）明白我一直试图弄清的一些事情。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但今天早晨他不期而至，到我的房间闲谈了一会儿。我们讨论了德国人关于道德、荣誉和行为的概念。他说道：“对于德国人而言，一件事是否正义、合乎道德和有荣誉感，要看它是否与德国人所认为的行为传统相符合；或者它是否有利于德意志精神或德国的利益。但是德国人缺乏对于道德、荣誉和正义行为的抽象性概念。”他举了一个精彩的例子作证明。一位德国朋友告诉他：“芬兰人的做法不是太恐怖了吗，竟然与俄国人打仗？这完全是错误的。”当W先生表示异议，认为毕竟芬兰人只是做了所有体面的德国人在同样处境下也会做的事情而已。也就是说，抵抗肆无忌惮的侵略，维护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但他的朋友反驳道：“但俄国是德国的朋友。”
换句话说，对于一个德国人而言，保卫自己国家的自由和独立是正确的。对于一个芬兰人而言，这样做就是错误的，因为会破坏德国与俄国的关系。在德国人的头脑中完全缺乏抽象概念。
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何德国人对波兰人或捷克人的灾难缺乏同情。德国人对这些民族所干的一切（例如谋杀他们）都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德国人干的，而牺牲者按照德国人的观点都是劣等种族。他们必须认为，只要德国人高兴，无论干什么都是正义的。正如雷伊博士所说：“正义就是元首所做的事情。”所有这些都证实了我多年前即得出的一个结论：那就是德国人的“荣誉”观念（他们对此津津乐道）纯粹是胡说八道。
W先生告诉我，他是在1917年美国参战前不久来到德国的，而直到1916年至1917年冬季，普通平民还未承受任何生活困难。他说，目前的配给制和物资短缺，大致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三年所经历的相同。他肯定目前的状况不能持续太久，前线一片平静，除了艰苦生活而外一无所有，特别是现在我们经受了一个多月的严寒折磨。“德国人必须得到的，”他在临走时说道，“是一连串的快速胜利。”
昨天，乔［哈什］顺路到我这里来。他说他的公寓里是如此寒冷，以至于当他试图打电讯稿时不得不在厨房炉子上热上一盆水，每隔5分钟便将手指浸进去，以便能够继续打字。今天，市长警告公众绝对不能使用煤气炉给房间加热或烧水取暖。现在即使你还有煤，热水也仅限于周六供应。因此我又开始蓄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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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1月25日（午夜）
在哈贝尔餐厅独自用餐。要了一小瓶1923年的波尔多红酒（Bordeaux rouge），尽管侍者向我作了保证，但其口感与其年份并不相称；现在对于普通葡萄酒而言，1934年就是最好的年份了。当我正要离开时，一个白头发老糊涂蛋在我那张桌子旁边坐下。他要了一份肉菜，但却没有配给卡，我把自己的一张卡给了他。我们开始聊天。
“谁将赢得战争？”他问道。
“我不知道。”我说道。
“什么，毫无疑问，当然是德国。”他笑道。他争辩道在1914年德国人的对手是整个世界，现在则只有大不列颠和法国，俄国人是友好的。
“两边的人都认为自己将获胜，”我说道。“在所有战争中都是如此。”
他那双老眼怜悯地看着我。“德国将会获胜，”他说道。“这是一定的。元首已经说了。”
但是当我们谈话时，我明白自己的话对他起了刺激作用。他变得具有侵略性而且暴躁起来。他说英国和法国挑起了战争。
“但是你们进攻了波兰，而且有些人感到是那一事件挑起了战争，”我插话道。他惊讶地挺直了身子。
“请原谅。”他喘着气，然后花了10分钟时间重复了希特勒告诉人们的关于战争起源的所有谎言。（那么德国人确实是相信希特勒的，我想。）“我们外交部发布的文件已经毫无疑义地证明了，”他继续说道，“英国和法国挑起了战争而且实际上已经策划了一年多时间。”
“对我而言他们并未证明这一点。”我说道。
这使他倒吸了一口凉气。当他恢复过来后又说道：“正如我说的，文件证明了这一点……”
我注意到自己的刺激性语言已经吸引了屋子里其他人的注意，邻桌两个长着斧头脸、戴着党员徽章的家伙似乎打算扮演一下英雄的角色进行干涉。我遂起身离席，并向那位老绅士道了声晚安。
晚上6点钟，X小姐来访，以取回她的一些国外亲戚托我给她带来的食品。她是我在这些年里遇到过的最聪明的德国妇女。我们聊了聊德国的戏剧和电影，对此她知道得很多。她对于德国的性格、历史和前途问题有一些很有趣的观点。对于德国人而言困难在于，她说道，他们是“geborene Untertanen”——天生的被统治者，不过“Untertan”还包含顺从的被统治者的意思。来自高高在上的一位统治者的权威和指示就是一个德国人毕生之所求。
“一个德国人，”她说道，“会认为在如下情况时即使死了也像个好德国人。他可能会在马路边等红灯，然后在绿灯时就开始过马路，即使他清楚地知道一辆卡车——可能是违反法律的——正向他冲来并会将他撞死。”
使她痛苦的是——她非常痛苦——德国将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了一场可能会终结西方文明的战争上，而德国的某些因素不仅对这一文明作出了贡献，而且还曾试图在德国文化基础上再造它。她认为现政权根本不关心西方文明，并且代表了始终潜藏在德国历史表面下的野蛮因素，对其而言生命只有在赞美战争、力量、征服、野蛮以及粉碎一个较弱的敌手时才有意义，特别是如果对手是斯拉夫人。她强烈地批评德国人的完全缺乏政治判断力、对权威的奴性以及怯懦地拒绝独立思考或行动。
按照她的说法，非欧洲的、反西方文明的因素目前在德国占了上风，而且她认为使德国的西欧属性得救的唯一途径就是又一次失败，甚至是又一次威斯特伐里亚和约（1648年该和约将德国分裂成300个独立国家）。对此我相当赞同。
柏林，1月27日
一些杂记。我今天得知，随着为前线部队准备的袖珍版《我的奋斗》的出版，希特勒写的这本“圣经”的总出版量已经达到不可思议的5950000册……自上次大战后希腊和土耳其交换人口后最大规模的有组织移民在波兰进入了尾声。来自俄占波兰东部的约135000名德国人和来自波罗的海国家的约100000名德国人，被安置在德国完全兼并的那部分波兰土地上。为给他们腾出地方，相同数目的波兰人被赶出自己的房屋和农庄，并被遣送到波兰被占领区……弗兰克博士，德国驻波兰总督，下令当德国人提出“合理”价格后，那些拒绝出售其商品或囤积物资的波兰人将被处以死刑。这将使德国人能够彻底地掠夺波兰。如果一个波兰人拒绝，就将丢掉他的脑袋……波森（Posen）的一个德国法庭已经判处8个波兰人死刑，其中包括3名妇女，罪名是虐待德国飞行员——可能是跳伞着陆的。甚至德国人也承认没有一名飞行员被杀。
一场虚假的战争。今天来自前线的电讯都是关于德国机枪如何与法国大喇叭进行战斗的报道！似乎在莱茵河前线法国人播放的一些录音被德国人认为构成了对元首的人身侮辱。
“法国人不能理解，”德意志通讯社以一种完全缺乏幽默的口吻说道，正是这一点使德国人显得很滑稽，“对元首的攻击将立即遭到德国部队的反对。”所以在奥登海姆（Altenheim）和布雷萨赫（Breisach）的德国部队对法国的大喇叭开了火。陆军有人告诉我，实际上法国人只不过播放了希特勒以前攻击布尔什维主义和苏联人的演说而已。
柏林，1月28日
在这个安息日很难相信一场战争正在进行中。街道和公园里覆满了厚厚的白雪，今天下午在蒂尔加滕公园数以千计的人们在池塘和泻湖里滑冰。数以百计的孩子们在玩平底雪橇。孩子们是否在想着战争？我无从知晓。今天下午在蒂尔加滕公园，他们似乎只想着自己的雪橇、溜冰鞋和冰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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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1月30日
马尔文·布雷京里奇到这里了，明天我将去加米施作一次短途旅游，这是希特勒的新闻主任和亲信迪特里希博士组织的，以便拉拢我们保持友好态度。我希望从那里再偷偷跑到瑞士山区与苔斯和艾莲待上半个月。今晚在体育场，希特勒在纳粹党夺权7周年纪念日上出人意料地发表了一次演说。我并不特别希望参加这次###，于是马尔文前去进行报道。她对观察这个人感到非常兴奋。
加米施—帕滕基兴，2月3日
在这里进行播音，显得有些愚蠢。正在举行冬季运动会，德国所有的卫星国都参加了。但是我们对它们并无兴趣，我将每日播音内容局限于更严肃的关于这场可怕战争的主题。困难在于城里唯一的麦克风位于溜冰场里。昨天在我下午两点的播音节目中，当我刚刚谈及战争中不幸的人们所面临的可能前景时，有人就在播音室下面的冰球场上射门得分，场中顿时欢声雷动，我发现很难将思绪集中在希特勒今后的行动上。今晚零点50分进行播音时，冰球比赛已经结束，体育场上是如此空旷，以至于我在雪地里等了很长时间，才把守夜人叫醒。体育场上方的小播音室里酷冷，我被冻得牙齿喀嗒嗒直响，必须不断向手指哈热气，才使其能够保持灵活并给播音稿翻页。我估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听众不明白这种奇怪的声音是怎么回事。
我为鲍勃·X（Bob X）感到遗憾，他是随同我们前来的一位美国年轻记者。他只是无法承受开战后与纳粹交往的压力而已，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抵达这里后，他显然是有些紧张，放纵自己喝了太多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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