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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大师说燕京文化:消逝的燕京-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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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调走了，有一部分人留了下来。”什么原因，侯老没有说，我想他大概是知道的。
从侯老在燕京的经历来看，他个人的追求已经被卷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了。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个人的选择和价值显得那么渺小，以至于在回忆起来，全是时代的影子。但是，就在这样的回忆间或流露的只言片语中，还能看到一点点个人的声音：“我不愿意干这个行政工作，书呆子愿意教书。”“陈杰在1941年夏天曾经劝我和学生一样到林县北方抗日大学参加工作，我几经考虑，还是没有去。”“于是我准备到天津岳父家继续进行研究写作。”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对学术有着执著追求的学者。当他被时代洪流卷入到那段峥嵘岁月的时候，他的内心之中为自己保留了一个天地。这种选择，在我听侯老给我抑扬顿挫地念魏士毅烈士纪念碑文的时候，霎时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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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江：没有毕业的恋爱分子（1）
黄宗江，1921年生于北京。在小学学习期间就曾发表独幕剧《人的心》。在天津南开中学就读时是戏剧积极分子。1938年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参与组织燕京剧社。1940年冬起，先后在上海和重庆的剧团和电影公司中任演员，曾在话剧《戏剧春秋》中成功地兼饰三个性格不同的角色。其间出版散文集《卖艺人家》。后在舰艇当水手。抗战胜利后，回到燕京大学就读。1947年创作四幕话剧《大团圆》，由上海清华影片公司改编摄制成影片。1957年与石言共同创作电影剧本《柳堡的故事》，其他剧本创作还包括《海魂》、《农奴》、《柯棣华大夫》、《秋瑾》等。1982年获邀出任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是中国影坛出任三大电影节评委的第一人。
黄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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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岁的黄宗江直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毕业的燕京人。如果燕京大学没有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消失，以燕京对于学生的宽松，或许黄宗江会在后面的岁月中补完他的学业；不过以黄宗江率性的性格来说，这个假设也许难以成立。尽管如此，燕京的校训却在他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随着岁月的增长，这个老燕京人对于燕京校训的感悟越来越深：
燕京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当时在学校里的我们并不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燕京大学虽然是一个教会大学；但是并不传教，也没有说基督教教义就是真理。学校里有一些团契活动，也从来没有举行过宗教仪式。司徒雷登在创办和执掌燕京大学的时候，是实行了他所提出的这个校训的。后来在批判燕京大学的时候，有些人说燕京校训中的“真理是资产阶级的真理，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服务是为资产阶级的服务”，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辩论。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我对这个校训的感悟越来越多：我们追求什么真理？应该追求可以得到自由的真理，当每个人都能拥有不妨碍别人的自由时，一个自由社会就来临了。我们为了什么服务，就是为了能够追求真理以服务。这么多年来，关于司徒雷登的评价在中国发生过很多变化，燕京大学也在经历了许多坎坷之后不复存在。但是这个校训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燕京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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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南开中学被日本飞机炸毁，那里曾经是黄宗江戏剧之路的摇篮。在那一年，黄宗江跟随他的同学转到英租界的耀华中学，并且面临着毕业。1938年，黄宗江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
1937年我在耀华中学面临毕业，我本来是想到南京报考国立剧专，但是南京沦陷了，没有去成。当时的国立大学都南迁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大学可以选择，一个是辅仁，一个是燕京，都是教会学校。1938年，我考入燕京大学。通常燕京大学每年只招收两百多名新生，但是在1938年招收了七百多人。据说司徒雷登到过重庆，见过蒋介石和周恩来，都拜托他对沦陷区的学生加以照顾。当时北京还叫北平，日本人来了之后改叫北京，但是燕京大学管北京还叫北平。在这种小小的称呼之别上，其实含着很复杂的关系，这就说，燕京大学根本就不承认日本人。在这种背景下，我成了燕京大学的七百分之一。在燕京那片相对安静的校园里，我度过了两年的读书生活，我的书读得不错，还得过奖学金。但是我并不是以读书为主，我是以演剧为主；说演剧为主也不确切，我实在是以恋爱为主，以失恋为主。当时我身边的同学，有地下党员，也有国民党抗日锄奸团分子。左的右的都有，但是像我这样的恋爱分子却不多，这让我感到惭愧。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黄宗江：没有毕业的恋爱分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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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燕京人当中，很少有人不知道谢迪克这个名字的，他当年是燕京西语系的外籍教授。作为西语系的学生，黄宗江对于这个名字当然更加熟悉。甚至对于这位教授晚年居住的美国东部小城绮色佳，黄宗江也多出一份特别的情愫，这为中国一个古老的成语“爱屋及乌”又增加了一个注脚。在黄宗江的新著《洋嫂子&洋妹子etc》中，黄宗江这样描述那个美国东部小城：
……
我念念不忘它，只是因为半个世纪以前，我在燕京大学上学时期的一位英国文学教师谢迪克，如今生活、授业、退而未隐于斯……
在那篇文章中，黄宗江写到了谢迪克：
1938年秋季，我进入燕京大学西语系，他是系主任。他一派英国绅士的派头，一口标准伦敦英语，这都是我们年轻学子所向往的。当时学生还有这么个说法：谢迪克随身三件宝：夫人、手杖、狗一条。谢迪克夫人是在同一大学教授俄罗斯文学的一位俄罗斯小妇人。我那时选了谢迪克的课“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回首前尘，坐在课堂里听这样的教授讲解笛福或彭斯，真是一种福。然而年轻人常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漫不经心，学业荒疏，心放在演剧和爱情上；尤其不安心的是当时正是抗日战争，面对宁静的未名湖水总感到十分有愧，终于一步步远走，远去海角天涯，远离了笛福、彭斯，也远离了谢迪克，半个世纪迈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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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黄宗江被勒令交代海外关系，但是黄宗江想来想去想不出自己有什么海外关系，只好交待了教过自己的所有外籍教授，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谢迪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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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叙述中，黄宗江两次说到了离开未名湖。离开未名湖或许是黄宗江的一个心结，那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
1940年12月，我决定离开燕京。当时快大考了，我也有点怕大考。我找到文学院长周宪章，说：“我要休学，我有抗日问题。”周院长说：“你先冷静冷静，咱们再谈一回。”由于演剧，加上我是横渡昆明湖的冠军，我在燕京还是比较出名的学生。很注意学生动态又擅长表扬学生的司徒雷登平时看到我，总会笑呵呵地问我：最近游泳了吗？当天下午，司徒雷登就接见了我。司徒雷登跟我表示：只要我不离开校园，他可以保证我的安全。但是我当时是想抗日，而不是已经有了抗日问题。我支支吾吾地跟他说：“这个……这个我不能跟你说，反正我是非走不可。”司徒雷登看我一定要走，就跟我说到了内地可以找熊佛西，他是燕京的学生。我又说：“我跟他在艺术流派上不是一个派。”我当时感兴趣的是曹禺、张骏祥他们。我向司徒雷登表达了他对我关心的感谢，就离开了燕京大学。
这一走，就是六年。“1946年夏天，我又回到燕京大学上我的第九年大学，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毕业。”在那一年，未名湖畔学生宿舍六号楼一层的一间屋子的门口贴上了“黄寓”二字：住在里面的是黄家的三兄弟，老大黄宗江、老二黄宗淮、老三黄宗洛。那是怎样的一段故事？黄宗江没有说，或许他认为故事的重点不在这里。“解放前夕，黄宗洛就到解放区去了。”对于自己三弟当时的情况，他也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带过了。不过在这简单的一句话中，包含了一个信息，那就是：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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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再一次把黄宗江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黄宗江在许多罪名之外，还有一条，那就是“司徒雷登的黑宠儿”。
红卫兵在我家抄家的时候，抄出了一大堆照片。照片哗啦撒在地上，出乎我的意料，里面有一张司徒雷登的照片。我马上把脚踩在上面，企图销毁罪证，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其实照片的事情很简单：当时学校门口有卖明信片的，燕京风景一套六张、校长照片一套六张等等，我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嘛，就买了。后来我海走南北地流浪四方，就把旧照片存放在姐姐家里。姐姐把这些照片交给我的时候，我也没有时间去翻这些照片。就这么一直放着了。这下子我成了“司徒雷登的黑宠儿”，当时我在学校里又演戏又闹自杀，虽然也很名气，但是要说到“司徒雷登的黑宠儿”，我还算不上。
虽然因为母校吃了苦头，但是对于燕京的感情却日益见深。每年的4月23日，燕京的老校友都会在燕园重新聚首，在那个时候，黄宗江的节目是必不可少的。
2004年校友聚会的时候，北大校长说：“我们一定要把燕京交给我们的校园保护好。”北大校方在公开场合承认北大和燕京之间的继承性，这是第一次。我听了之后，感到很高兴。所以我在讲话中赞美了北大校长对于燕京和北大之间继承性的肯定。
这种赞美，大概代表了燕京人的一种心情。
除特别说明外，文中所引均为黄宗江口述。
《洋嫂子&洋妹子etc》。黄宗江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年1月第一版。
《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二辑。燕京研究院编。
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1）
萧乾，著名作家、翻译家和记者。1910年生于北京，1935年在燕京大学毕业后，入《大公报》，主编文艺副刊，兼任旅行记者。1939年至1946年，萧乾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任《大公报》驻英记者。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萧乾以战地记者身份驰骋欧洲战场，成为二战时期中国唯一的欧洲战地记者。二战结束后，萧乾还采访了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公约会议和纽伦堡战犯审判等大事，写下《银风筝下的伦敦》《矛盾交响曲》等著名通讯报告而名重一时。
文学创作上，萧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步入文坛，与沈从文等人被归为“京派”作家的代表。萧乾一生著作甚丰，代表作包括长篇小说《梦之谷》、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报告文学《人生采访》，及译作《好兵帅克》和《培尔·金特》等。晚年，他与夫人文洁若耗费五年时间合译现代派巨著《尤利西斯》，举世瞩目。1999年，萧乾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岁。
萧乾
1
“‘饼干’这个人，我深深地知道他。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文学创作上，他是个多面手，他会创作、会翻译、会报道……像他这样的什么都能来一手的作家，现代中国文坛上是罕见的。”著名作家冰心笔下的“饼干”，叫做萧炳乾，在他1929年考入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时，改名萧乾。没有进入燕京大学之前的萧炳乾，经历可以说是颇为传奇：他曾经在北新书局（鲁迅的许多书籍都是在这里出版的）当过小学徒，失业后进入崇实中学读书，又因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传革命而遭军阀侦缉队的逮捕，被保释后不久随即又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最后只好应朋友之邀去汕头，离开北京这个是非之地。
在汕头，还是在那位朋友的介绍之下，萧乾在一家教会学校谋到了一个国语教员的职位。萧乾后来回忆他这一段经历：“学校听说是刚从讲标准国语的北京来的，倒挺高兴，就问起我的学历，表示希望至少是专科毕业的。朋友信口开河，告以我念过北京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其实，那正是他所上的学校。”
萧乾顺利地当起了国语教员，但是他心里并不踏实。“同事中，常有人盘问我燕大的事。有一次，一个正在北京上那个专修班的校友回来了。他们（指萧乾当时的同事，笔者注）兴奋地告诉我，中午可以在饭厅见到他。我听了，急得浑身大汗。最后，我只好装作得了什么急症，没去饭厅，饿了一顿。”经历这次事情，萧乾决定回到北京去读燕京国文专修班，圆上这个谎。为了找工作而撒谎，让萧乾与燕京联系在了一起。
2
12月20日，在复兴门外萧乾生前的寓所里，曾经跟萧乾一起患难与共的文洁若说起萧乾的燕京岁月：“那时考国文专修班可以不要文凭，他就报考了。专修班开设的金石学、音韵学等课程，他都提不起兴趣来。但是对于当时在燕京大学兼课的杨振声开设的现代文学课，他却一堂不落地听了下来。”“后来同样成为《大公报》著名记者的杨刚，也是他在那时认识的。当时燕京外籍教授包贵思每周五都要把学生们叫到她家里，举行读诗会。在那里，他认识了杨刚，并且建立深厚的友谊。杨刚去世之后，他还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叙述杨刚和包贵思的交往。”（文洁若口述）
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2）
萧乾和妻子文洁若
在萧乾的回忆录中，说杨刚“后来对我起过不小影响”，那时候，他们之间还有过一段很著名的谈话：
“记得一次在圆明园散步。她责问我：‘这么重要的理论，你为什么读不下去！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书，这是革命真理！’
“我嫌那译文的句子太长，内容太抽象。我赌气说：‘理论，理论，充其量也不过是张地图。它代替不了旅行。我要的是去体验那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我要采访人生。’
“她问道：‘你就这么横冲直撞，不带张地图？’
“我说：‘没有地图照样可以走路，而且更不平淡，更有趣，更富于冒险性。’
“她警告说：‘当心你会掉进深渊里去，或者在大森林里迷了路，给老虎吃掉！’
“我告诉她，我决心做个不带地图的旅人。”
1957年，杨刚这个一生都带着地图走路的革命者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萧乾这个不带地图的旅人被打成右派，沦为“二等公民”，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在那里，他还认识了一个美国青年威廉·安澜，两个人一起办了一份《中国简报》，后来斯诺让他帮着选编《活的中国》，也跟他办过《中国简报》有关系。”（文洁若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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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燕京国文专修班读了一年书，萧乾向杨刚表示自己还是希望能够进入大学本科从头读起。在杨刚的介绍下，萧乾进入辅仁大学英语系。
“后来因为跟系主任吵了一架，他应同学之邀跑到了福建，在那里教了一年书。1933年他回到北京后，从辅仁大学转到燕京大学新闻系三年级，两年后从那里毕业。他在燕京的生活很丰富。在那两年，斯诺到那里任教，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斯诺编《活的中国》还让萧乾给他介绍中国‘五四’之后的情况。在那本书里，斯诺还选了萧乾的文章。书出来之后，斯诺要给萧乾稿费，萧乾说什么也不要，最后斯诺只好送了他一批书。他们两个人之间，彼此都很尊重。”（文洁若口述）
在斯诺的客厅里，萧乾还第一次看到了富有传奇色彩的西方女记者史沫特莱：“1935年春天，正是在他那客厅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史沫特莱。当时，由于怕国民党特务找她麻烦，她故意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姓名。斯诺约我去吃晚饭时，就介绍她作‘布朗太太’。那阵子我正在读她的《大地的女儿》。因此，席间我不断谈到那本书给予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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