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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清-第1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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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有大量的、比较完整的、矛盾处很少的资料，我们也只能倾向于某种观点，而不是认定，至于争议性很强的事情，许多中性资料可能被误读和曲解，那么，与其自以为是的下结论，不如继续存疑。
其次，袁崇焕经略辽东是明末史的一部分，涉及到明末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而政治、经济、军事这些方面又是贯穿整个明代历史的，明末是其发展和延续。如果要了解袁崇焕的管辖权，要判断袁崇焕在辽东的巨额军费开销是否必要，要知道袁崇焕是否应该承担后金第一次绕道进犯北京城的责任，要明白袁崇焕有无可能成为割据的“辽东王”等等问题，是不能脱离明代，尤其是明末之政治、经济、军事背景的。
以上两点，说起来很容易。然而要准确判断选择史料和全面把握明末时代背景，真是谈何容易，即使是专治明史的学者也未必敢夸下这个海口。虽然如此，却也不能说此问题永远无法讨论，毕竟时代在发展，学问也在长进，许多明末问题专家已经形成了明确的结论，而明代之经济史、制度史等等也有了整理。可以说，我们今天对袁崇焕进行历史评价，比之前人有更多优势，只要抱开放之心态，接受意见，勇于修正自己的观点，定可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
袁崇焕，万历四十七年成进士，能考中进士当是明代读书人中出类拔萃的人物，称其为八股文专家应该不为过。我们评价历史袁崇焕，总是不由自主的将其当成职业军人，却是强求古人了。
明代遵循文人领军制度，凡高级军事长官，诸如巡抚、总督、经略、督师之类职位，全部是由进士出身的文官担任，多是挂兵部官职兼都察院官职负责军务，高级军事长官的职位从不常设，完成任务则回京。
有明一代，由于是非职业军人担任高级军事长官，又从来没有长期担任，所以素质普遍低下。明末几位尚称能战的高级将领，如熊廷弼、孙承宗、孙传庭、洪承畴、卢象升，也都犯有过重大失误。事实上，即使是职业军人出身的将军，在明末那般资源匮乏、条件恶劣的情况下，也未必能够战而胜之，何况完全缺乏军事素养的文人呢？
明末时候，士兵军心涣散、军官贪污成性，部队战斗力低下，这是全国都存在的现象。就辽东明军，边兵还算颇有战斗力，但补给不足，缺饷事件时常发生。此为不利之一。
明代朝堂之上，群臣喜欢空发议论，干涉边事。萨尔浒和松山这两次重大战役的失败，都有朝廷催战的因素在内，明末党争激烈，皇帝崇祯多疑且急躁武断，对于军事决策的不良影响特别大。此为不利之二。
明末整个官僚体系风气非常腐败，主要是党争之风尤烈，朝廷官员分成了两派互相倾辄，不论是非，只管立场。官员们好夸夸其谈，喜唱高调，万历皇帝干脆不理政务，天启皇帝只信任魏忠贤，崇祯皇帝则走马灯一般不停的换内阁首辅，国家战略如同儿戏，朝政一塌糊涂。
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写道：“古未有奸臣在内，而名将得立功于外者”，还是很有道理的。明末形势，皇帝无能、官僚腐败，这些比战场上的敌人更加可怕，评论袁崇焕者，不可不知明末朝堂之状况，文天祥说过“时穷节乃现”，明末那腐败的官场，能坚持做个廉洁的官员都不容易哩。
从袁崇焕辽东经略来看，他未必有多少军事天才，但其人不循规蹈矩、性格倔强、自负、胆大，甚至爱逞能、独断、又出言无忌，倒是不虚。
袁崇焕当知县的时候，就“以边才自许云”，袁崇焕大概也是自诩多了，竟然受到御史的推荐进入兵部。袁崇焕好言兵，也像我们爱好历史一样，都是业余的。自古至今，历史上好言兵的文人，如赵括般无用的，那是百倍于如王明阳那样成为名将的。
王化贞广宁兵溃后，袁崇焕也没通知自己所在的部门，“即单骑出阅关内外”，回来还说：“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山海关当真靠袁一人可以守住吗？细细想来，这句话就像几年后袁崇焕对崇祯承诺的“五年平辽”一样，只是妄言，当不得真。可是在那时满朝官员都惶恐不安的气氛中，这种豪气是非常难得的，所以也得到了廷臣的赞许。因为明末的风气是一种变态类的好战，其实大家都清楚，明末大部分官员都是软骨头，但都是好战派，很难理解么？其实不难，这就是人性。
于是袁崇焕以监军的身份来到辽东，明代的廷臣或者宦官监军，没有几个有出息的，袁崇焕作风截然相反。
“经略王在晋令崇焕移驻中前所，监参将周守廉、游击左辅军，经理前屯卫事。寻令赴前屯安置辽人之失业者，崇焕即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
袁崇焕“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的确胆大过人，然转念一想，他这个监军，虽然因此而获得了好评，却实在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但由此可见其人性格，在明末官场上相当难得见到的这种独特个性，既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荣誉，也给他带来了悲剧结局之命运。
不久，经略王在晋和袁崇焕为了是镇守山海关还是镇守宁远而起争执，一直闹到了天启皇帝那里，幸亏大学士孙承宗亲往辽东视察，认同了袁崇焕的主张，并自请督师，罢黜了王在晋。
袁崇焕勤勤恳恳，为宁远城的修筑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孙承宗主持辽东期间，袁崇焕受到了相当的重视，但也有些许透露出来的事件反映了袁的性格。
明史曰：崇焕尝核虚伍，立斩一校。承宗怒曰：“监军可专杀耶？”崇焕顿首谢。
这件事在茅元仪的《督师记略》里也有提到，而且记述更加详细。
“是时有杜应魁之兵在台头营。杜应魁者，故辽东备御也，罢官，市酒长安，然其人实悍毅，可为战将。有物色之者，遂坐作声价，必欲得大将方出。给事韩继恩荐为副总兵，招生。所招兵实多百金之士，而索厚粮，部持格不与，遂未免虚伍以养壮士。又时京师有劫略，皆以为应魁所募，乃出之守台头营，遂捕东协副帅。至是言者不已，上敕公会抚臣阅其兵，阎抚军令袁崇焕往，伍有虚者，崇焕斩其人，兵几变。公怒曰，杀人片石，未杀不以请，既杀不以闻，其有无激变帖服不以告，迄今竟不知杀者何人，杀以何事，徒曰奉抚院之令也。监军既可奉院之令而专杀，督师又何烦尚方之剑乎。公向所欲炼崇焕之气而大用之者，此也。”
之所以详细摘录此节，是因为这段历史，和几年后袁以督师身份，持尚方之剑诛杀毛文龙之事十分相似。
袁这次不问缘由，不顾大局，独断专行，越权杀人，虽然事出有因，却不免过于冒昧，以至几乎引起兵变，也不上告孙承宗事情的缘由，而且还自谓“奉抚院之令”，以为杀得有理。这种行为下的动机和心态，大概也是其杀毛文龙时候的动机和心态吧。袁崇焕这种人，眼里揉不得沙子，这种人，其实很可爱。就比如咱们的朱·镕·基总理那样。
袁崇焕对毛文龙的这些不法情况了如指掌，而且，这位有道德洁癖的忠臣在还没有正式接触毛文龙之前，就已经定下了应对之策。还在京城期间，阁臣钱龙锡问及如何处理和毛文龙的关系，袁崇焕脱口而出：“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不难看出，驱使他这样做的并不是个人私利，而是个人的道德好恶。他看不惯毛文龙的骄横不法，更看不惯毛文龙对朝廷诏命的阳奉阴违。但无论如何，毛文龙罪不致死，更何况，大敌当前，毛文龙也算是独当一面的方面大员，如此草率地加以杀戮，袁崇焕何其失策。
惜乎孙承宗仅任辽东经略五年，便被魏忠贤排挤下台，取代阉党高第，否则袁崇焕在孙承宗的约束下，或许能磨炼成真正的将才吧。
高第经略辽东，要求一切反孙承宗军事部署行事，欲撤宁远，退守山海关。袁崇焕蛮性发作，拒不受命，在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都撤退之后，仍然坚守宁远城，自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高第也无可奈何。
袁崇焕这次的违令行为可谓冒险之极，虽然宁远数年经营，坚固牢靠，但宁锦防线大部分已经撤离，高第驻守的山海关更不会派遣援军，以一座孤城抗击建州铁骑，想必袁自己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吧。
宁远大捷，确实是有侥幸之处，但意义重大，将此归完全功于袁崇焕也不为过。
如果宁远失守，北京城和清兵之间惟有一座山海关，辽东辽西之地尽归满人，朝鲜被清胁迫几乎无法挽回，从战略上看，明军对清的威胁大大降低，可能的反击彻底化为泡影。即使山海关不会被攻克，但可能在清兵的一次迂回进攻中失守（诸如借道蒙古，进犯北京城，然后夹击山海关）。只要山海关失守，则明帝国必然被迫迁都，这样想来，宁远大捷可谓影响深远。
虽然称宁远大捷，但袁镇守宁远无疑是一次军事冒险，如果失败，战死沙场则无话可说，幸运的保住性命，也难逃军事处分。这样的举动，无论是明哲保身的人，还是胆小怕事的人，都断断乎不会去做的。
我想，名将的素质应该是不将自己和军队置于危险之地，从性格上讲，身处袁的处境，熊廷弼、孙承宗、洪承畴大概不会这么做，但卢象升说不定敢冒险一博。这样的决策，应该是个性使然，倒不见得理性。
接下来，因为宁远大捷，袁崇焕加封辽东巡抚，出现了骄傲情绪，或许也是性格使然——冒险的成功让袁崇焕更加自负了。
“崇焕既解围，志渐骄，与桂不协，请移之他镇，乃召桂还。崇焕以之臣奏留桂，又与不协。”
满桂，良将也，忠心耿耿，骁勇善战。袁崇焕不能容此人，又和王之臣争论不休，朝堂之上议论纷纷，须知经抚不和，熊庭弼和王化贞前车之鉴，袁之大局意识确实不强，或者说，他太急切了。
因为努尔哈赤的逝世，袁派人与皇太极接触，并私自与后金议和。在后金方面，既然无法突破宁远，不若转攻朝鲜，并且巩固内部。在袁方面，趁机修筑城池，收复失地，两方都是虚情假意。
然而议和这种大事，袁崇焕未能请示朝廷，也有违规之嫌，只不过我们已经熟知，袁大将军向来是违规惯了的。不过想想陈新甲的下场，其实请不请示感觉都差不多。
“崇焕初议和，中朝不知。及奏报，优旨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崇焕欲藉是修故疆，持愈力。”
从袁崇焕担任辽东巡抚的战略来看，仍然是孙承宗那套步步为营，并且卓有成效，修城之道，功不可没，然而对朝鲜的处理，袁却有不当之处。
“会朝鲜及毛文龙同告急，朝命崇焕发兵援，崇焕以水师援文龙，又遣左辅、赵率教、硃梅等九将将精卒九千先后逼三岔河，为牵制之势，而朝鲜已为大清所服，诸将乃还。”
后金议和，主要是进犯朝鲜，是为了争取战略优势，袁议和，却只为修城，看不到朝鲜的战略地位，直到朝廷发令，才派兵前往，这是战略上的短视。
我们从资料不难发现，辽人守辽土，靠坚城利炮是袁崇焕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在修筑辽东城堡还是维护朝鲜的战略选择上，袁显然是倾向于前者的。虽然，明军是否具备挽救后金侵略朝鲜的实力尚待商榷，小龙认为，那时候的明军若是再来个抗金援朝，估计会被八旗铁骑吃得一干二净。
征服了朝鲜后，后金进攻锦州，被击退。此役，袁崇焕因为坚守宁远未出援救，但锦州城修筑是袁之功，真正算起来，只有锦州防御战才是袁的功劳，但当政的魏忠贤却以袁不救锦州之事，责之为“暮气”，袁遂辞职回乡。
崇祯元年，魏忠贤被诛戮，群臣推举袁崇焕负责辽东军务，于是这次袁崇焕担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也，被委以重任。
崇祯元年七月，袁崇焕入京对答辽东功略，出惊人之言：“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崇祯皇帝给予厚望，答道：“复辽，朕不吝封侯赏。”
五年平辽，以当时的形势来看，只怕难以实现。虽然袁崇焕没有机会完全施展战略，但按照他自己所说：“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想靠步步为营来推进，得以五年平辽，确有妄言之处，《明史》也有：崇焕顿首谢。帝退少憩，给事中许誉卿叩以五年之略。
崇焕言：“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由此可见，袁崇焕也自知失言了。或者说，安慰安慰皇帝吧，毕竟崇祯刚刚当上皇帝，正是斗志爆表的时刻。
当然，在我们想来，五年平辽即使不成功，但只要能够确保辽东局势的稳定，抵抗清兵的进攻，甚至跨越辽河在辽东建立堡垒，这都是可以办到的事情，势必归功于袁崇焕的。
袁崇焕刚到辽东，就发生了缺饷兵变事件，于是“闻变驰与广密谋，宥首恶张正朝、张思顺，令捕十五人戮之市；斩知谋中军吴国琦，责参将彭簪古，黜都司左良玉等四人。发正朝、思顺前锋立功，世荣、涵淳以贪虐致变，亦斥之。独都司程大乐一营不从变，特为奖励。一方乃靖。”
袁此次督师辽东，显然要大施拳脚，立志有一番作为的。新官上任三把火，此次以督师身份，得皇帝器重，又有限期平辽重任，用法不免过急过苛。从袁到辽东一系列行动来看，停辽东巡抚、登莱巡抚；控制皮岛的后勤补给，诛杀毛文龙；定兵制，核虚报，减冗兵。说到底，是为了集中权力，精兵简政。
袁提议撤掉辽东巡抚、登莱巡抚，那是为了集中权力。经抚不合误国，熊廷弼和王化贞是有过先例，何况明末崇祯在山海关一带设四督师、六巡抚、八总兵，百无一用，可见越分权，越混乱。对权力的分割，像来是帝王之术，这也是家天下和国天下的冲突所在。
从表面上看，袁有独裁的嫌疑，甚至有人批评其建立袁家军，欲成为“辽东王”，然而辽东是军事重镇，却严重依赖京师提供后勤补给，如果没有大量的白银和粮食送入辽东，这座军事重镇就会崩溃。这一点，无论是袁崇焕，还是以后的吴三桂，心里都很清楚。没有帝国的支持，山海关、宁锦防线的存在就没有意义。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始终是受人以柄，从这点上看，当时任何人都没有可能成为辽东军阀的。
控制毛文龙的补给，其后杀掉毛，也是为了集中权力。
毛文龙独据皮岛，于后金有牵制之功，本来是一支奇兵。但毛不服从文官督军约束，狮子开大口要军饷的事情不少，加上其和魏忠贤的关系非同一般，在清流重新把持朝政后，自然对其攻击良多，而朝鲜方面也对毛印象不佳。
袁崇焕试图控制毛，最后杀了毛，究其用心，是为了使桀骜不逊的毛之军队真正为辽东所用，为明帝国所用。初衷虽好，结果未必尽佳。
总的来说，袁杀毛仍属于不顾大局，太过冲动的行为。加上得到皇帝的批准，属于越权行为。不过人既然已经杀了，无法挽回，当给予袁崇焕一个严重警告处分，责令其戴罪立功。
然后人批评袁崇焕将毛文龙诛杀而导致皮岛失守，却又过苛了。皮岛之瓦解，尚可喜等人之降清，实在是在袁崇焕被捕后又发生太多事情才导致的，不宜一味推到袁崇焕身上。何况如果袁不是几个月后就被捕，给他时间对皮岛善加安抚，说不定不会发生叛变事件呢。
崇祯二年三月，清兵绕道入关，袁崇焕千里营救，几经血战，最终崇祯将袁逮捕入狱，后凌迟处死。
清兵绕道入关，此为论述袁崇焕防区失守之一大要害，当略论之。
其一，因为文人担任的高级军事长官都是临时性职务，职权也含糊不清，根据和皇帝的关系，跟朝臣的关系，和地方的关系，实际职权各个不同。就辽东经略来说，孙承宗以内阁大学士身份督师辽东，是帝师，深受皇帝器重，又曾在内阁任职，后勤保证自然优先支援，地方管辖也不敢异议；王化贞担任广宁巡抚的时候，熊庭弼的辽东经略并挂兵部尚书衔，职位应当在其之上，但王化贞是阉党一派，又得兵部尚书支持，所以把握重兵，更有实权；袁崇焕任辽东巡抚的时候，王之臣为辽东经略，他们的分工则是袁关外，王关内；袁崇焕督师辽东的时候，虽然挂兵部尚书衔，但实权不如孙承宗，控制力集中于在山海关、宁远一代，其对蓟辽或者其他地区是否能够有效实施所有军事行为的控制，尚是疑问。
其二，有证据表示袁崇焕是获得过情报的，也提醒过蓟辽总理，不过如果是袁的防区，总难辞其咎。但袁能否确认自己的情报准确无误，在得到情报后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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