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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把文化事业纳入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
　　列宁曾讲过：“国家，这是实行强制的领域。只有疯子才会放弃强制。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采用‘行政手段’和以行政人员的身份来处理问题，在这里是绝对必须的”91。斯大林把列宁的这一思想完全搬到文化工作的管理上来：首先，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事业完全纳入行政管理单位，便于使用、管理和控制。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严格的按照上级的指令办事，否则，就可能被处分、降职，乃至被赶出研究单位。对于一个学术工作者来说，这不仅意味着失去工作，而且丢掉了饭碗。斯大林晚年也从局部感到这个问题，他曾举例说：“在中央和各共和国的语言学机关中，有一种为科学和科学工作者所不应有的制度统治着。稍微批评一下苏联语言学情况，……都会遭到语言学的领导集团的压迫和制止”，或者“被撤职和降级”92。其次，实行“理论专制主义”。“3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禁止一切领域对理论、科学的自由讨论，大搞理论专制主义，从肉体上消灭不同政见者，从理论上确立独断专行的唯我主义、‘理论皇权主义’，以斯大林的三本书来垄断社会科学的创造权和发明权。斯大林的理论成为一切思想的源泉，布道式的讲坛”93。对于学术界的争论问题，学者没有发言权，只有领导才能定是非，学者的任务就是按领导的指示办事，连对《真理报》发表的文章，也“不准讨论，只能照办”。
　　苏联的这一套管理文化的体制，不仅扼杀了广大学者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并且导致理论思想和学术思想的僵化，学术研究变成领导人推行的方针政策的“传声筒”、“抄写员”。更为甚者，这种体制还滋长了学术界的不正之风。一位外国学者说，由于行政权力过大，“可以任意地决定他人的物质生活和提升，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重要的生活资料的分配，可以暴露别人的隐私，可以决定一切——这使社会上许多人产生了一种羡慕之心和吸引力，向往成为这个机构中的人。这样，在党的机构内，也开始出现往上爬的斗争”94。正是这种诱惑力，使一部分学者堕落成为“不学有术”的文化政客。
　　

“苏联文化模式”的三个特点（2）
第三，　实行“胡萝卜加大棒”的知识分子政策。
　　苏俄十月革命以前是个文化落后的国家，文盲占70％。据苏俄1922年公布的调查数字，1914年，在校中学生只有635591名，1922年为591645名，农村只有14575名。大学生总数为127000人，在校大学生仅36000人。1935年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访问苏联，高尔基曾向他介绍苏俄农村由于文化落后导致的愚昧状况：“俄国农民在电话和电灯面前显出迷信的恐惧。当他们在农村添置留声机时，老头们请求机械师：‘喂’，让他出来！‘他是谁？’‘魔鬼！’……当第一辆电车在下诺夫哥罗德（高尔基的家乡）开动时，一个男子对自己画了十字，喊道：‘喂，压死我吧！’接着，他扑向轮子下面”95。
　　十月革命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列宁多次讲过这个问题，斯大林执政以后，也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培养和使用。他曾先后提出“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多次批评藐视、鄙视、敌视知识分子的现象，1936年11月25日，在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我国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苏联的知识分子，是同工人阶级和农民骨肉相联的完全新的知识分子”96。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的教育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请看下表：
　　年　　　　份
　　总　　　　数
　　每年平均数
　　1918—1928年
　　340
　　1929—1932年
　　170
　　1933—1937年
　　370
　　1938—1940年
　　328
　　1941—1945年
　　302
　　1946—1950年
　　652
　　1951—1955年
　　1121
　　（引自《1969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684页。）
　　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和社会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在苏联社会中，知识分子一直享有相当高的声望，从三十年代迅速实现工业化以来，尤其如此”，“党的领导一般对他们比对苏联社会的其他阶层较为优待。许多知识分子享有较普通公民为高的收入、生活水平和更大的名声。在党内，知识分子也比工人或农民占有更大的比例”97。然而，对知识分子的极端不信任，是斯大林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在使用知识分子的同时，时刻防范他们的“越轨”言行。1934年7月23日，斯大林在和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中说：“决不能低估技术知识分子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我们知道，他们既能为非作歹，又能创造‘奇迹’。……难道能够从技术知识分子中找到很多决心跟资产阶级世界观决裂而献身于社会改造的人吗？”98。为此，对知识分子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如“对利用外国书籍和其他出版物的限制，对社会科学家执行得最严格”，“图书馆，藏有内容广泛的各种国外资料，但是大部分都放在‘特别保藏’的书架上。每次要用这些特别保管的材料时，都必须凭专门的书面许可证来借，而且必须在专辟的阅览室里阅读”99。订立了严格的检查制度，连数学（控制论）、化学、物理、天文方面的书籍、论文，也必须经过有关部门的检查和批允，才能出版。一些科学如遗传学、控制论、优生学、应用心理学等，被明令禁止研究。文艺方面更是如此，1936—1937年上演的19个新剧中，就有10个被禁演，其中包括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作曲的巴蕾舞剧《晶莹的溪水》，并为此关闭了10个剧院。
　　不少知识分子感到命运琢磨不定，社会好象存在着一张无形的弓，“在这弓里边是被捧得天花乱坠的”，“昨天的朋友如果跨到这神秘的弓弦之外，那么他马上就变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100。如1929年乌克兰进行了对“乌克兰解放联盟”的公开审判，一批历史学家被指控为推行和保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文化。1930年宣布发现新的反革命组织——“劳动农民党”，有关经济学家和农学家受审判时，被指控的罪行是反对草田轮作制。1930年11月，又发生“工业党”事件，涉及约2000人，主要是高级技术知识分子。1930年公布的《通过暗害活动进行阶级斗争》和1931年公布的《工业党案件的总结和教训》宣布：“应该无条件地认为旧工程师中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的人是有反革命情绪的”101。1936年夏，莫斯科数学学派的创始人H·H·卢津“被宣布为整个数学战线上的‘黑帮分子’、‘反革命’和‘暗害者’，整个莫斯科数学学派被宣布为反动的和资产阶级的”102。连斯大林的哲学辅导老师，曾帮助斯大林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黑格尔的《逻辑学》、《精神现象学》的著名哲学家扬·斯特恩，也被开除党籍，流放到阿克莫林斯克，1937年被害死于狱中。随着迫害知识分子的事件不断发生，斯大林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也荒谬到无以复加的程度，1929年4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斯大林竟然宣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暗害活动是抵抗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危险的形式之一”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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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文化模式”的三个特点（3）
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强调长官意志、绝对服从、高度一致。知识的存在与发展以及知识分子的工作方式，则需要独立的思考（靠人云亦云获得不了知识），平等的地位（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民主的气氛（否则，无法讨论和研究学术），一定的自由度（学术和艺术的发展，要求百花齐放，有个性，反对单一化）。这些和高度集权的体制不能不相互抵触，当权者由此产生对知识分子使用而又不信任的矛盾心理是合乎逻辑的。可以说，“胡萝卜加大棒”的知识分子政策，是高度集权体制的必然产物。至于沿着这一政策走多远，则和领导人的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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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1）
2003/5/15—6/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曾提出“向苏联学习”。“技术一边倒”的响亮口号，1951年10月发表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三十四周年，加强中苏人民的友好团结》一文指出：“苏联的无比强大和无比幸福，证明了十月革命所指出的道路是全世界人民求得完全解放和幸福的正确道路，证明了社会的无比优越性”，“我们要进一步学习苏联建设的先进经验，彻底打破保守思想，特别是‘英美第一’的错误思想”104。
　　在文化方面，据有关资料统计，50年代中国有万科学家、技术人员、教师、学生和工人到苏联学习、进修，有1万名苏联的专家、顾问和教师来中国指导工作。1951年《中苏友好协会介绍》一文说：两年来“出版了五百种以上的宣传中苏友好，学习苏联的书籍和小册子。去年一年，全国各地翻译和出版了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苏联哲学、文艺作品等共六百九十多种”105，1951年“国营影片厂共出产故事片二十六部”，“翻译苏联故事片四十三部”106。又据国外有关专家统计，“1954年到1957年之间出版的中国书籍中，译自俄文的书籍占了38％到45％，而其他语种的译著只占3％到6％。到1956年，译成中文的俄文教科书约为1400种，其中包括一些小学和中学的教科书，……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书尤其如此。各种程度的历史、政治和经济教科书的内容也都自然而然地按新的社会主义倾向和亲苏倾向做了修改。在中学和高等院校，俄语教学取代了英语教学”107。以清华大学为例，“全校课程一百零七种中除了少数七种外，都已全部或大部采用了苏联教材，新的教材中强烈地贯穿着政治思想性，每一章里都贯穿着苏联的伟大成就与对科学的贡献，坚决地用唯物主义和观点批判唯心论的观点”108。不但如此，连高等院校的组织形式、教学方法、考试方法等，也一律按苏联的模式加以改造。
　　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也效法苏联的办法，成立各种协会，如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简称“全国文联”），“文联”下又设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等，把分散的、自由职业的文学家、艺术家、社会科学家，纳入各种协会，由国家统一发工资，并负责为他们准备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统一管理专家学者和艺术家们的思想和学习，统一布置各种任务，统一领导和规划研究课题。在思想上明显的存在着一种倾向：认为只有苏联的社会科学理论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没有可继承的，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对旧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取消”109。因此，有的学科如社会学、法律学和政治学以及研究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情况、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国际法等都被取消，研究这些学科的学者则改行做别的事去了。
　　这一时期，苏联发生的学术斗争直接波及到中国。40年代的苏联在生物遗传学方面，曾发生过一场“米丘林学派”与“摩尔根学派”的激烈斗争。受官方支持的生物学家李森科讲过一句著名的话：“阶级敌人永远是阶级敌人，不管他是科学家或者不是科学家”，他认为摩尔根遗传学说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米丘林学说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米丘林方向是唯一的科学方向”，随着对摩尔根学说大张旗鼓的批判，苏联政府在行政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高等学校开除了一批反对李森科观点的教授、讲师；关闭摩尔根学派的实验室；取消摩尔根学派在大学的课程；销毁一批有关书籍；凡不同意李森科观点的干部都被撤职，甚至失业丢了饭碗。50年代随着“向苏联学习”的潮流，这一斗争也传到了中国。中央###提出：“坚持米丘林方向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标志”，《人民日报》发表《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官方文章，号召对摩尔根学说进行彻底的系统的批判。要求用米丘林生物科学“彻底改造生态学、细胞学、胚胎学、微生物学……等生物科学部门”。这一斗争也使我国的许多生物学家、遗传学者受到批判，以至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这一倾向虽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评，但批判摩尔根学说带来的影响，却连绵不绝。1952年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许多教师都检查了自己对待学习苏联科学的态度，……使米丘林学说首先在政治上占了上峰”。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又有《粉碎右派阴谋，坚决学习苏联先进农业科学经验》的檄文张目，直到1960年，还有人提出：“相信摩尔根就是拒绝世界观的改造，就是要不要毛泽东思想作指导”110。
　　

苏联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2）
建国初期在自己毫无经验，又受到英、美等国封锁的情况下，提出“向苏联学习”的口号有它积极作用的一方面，如引进了一些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一定程度的宣传和普及了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苏联文学和电影塑造的人物形象对广大青少年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保尔·柯察金、青年近卫军、马特洛索夫、丹娘、夏伯阳等英雄形象，激励了一代人。然而，由于苏联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发展本身存在着缺陷（如过分和###联系在一起），以及宣传中的过分理想化，引起国内一些知识分子的反感，特别是对“技术一边倒”的口号，人们很难于接受。如1953年4月14日天津市委在一份反映天津工程技术人员情况的报告中说：有些人“不相信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就，怀疑‘技术一边倒’，……市政工程向王立租（祖？）认为：‘学习先进经验，那一国有就学那一国的’，‘说是先进经验，谁知道是不是先进！’中央水利工程处的技术人员公开反对学习苏联经验，硬说修‘布可夫漕’是浪费的事情”111。有些知识分子还从更深层次提出学习苏联经验的问题，这里，我把清华大学副校长、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在反右斗争中作为“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有关言论摘录如下：
　　“现在苏联科学上已经各方面落后了，……拖拉机、汽车生产的质
　　量还不如捷克。如自动化、电子管等也都落后了。又如连续浇铸，
　　1939年我在加拿大时，人家早就用了，而苏联现在还只试验成功。
　　……我问：‘为什么苏联科学技术会落后呢？’他说：‘由于科学家没
　　有发言权；由于过去闭关自守，不重视英美科学技术的资料。……还
　　有苏联的机构制度问题，太集中，在苏联要实行一种新的工艺过程，
　　手续十分繁杂，很不容易，……再有保密制度太死，影响了科学技术
　　发展，……最有苏联高等学校所培养出来的干部创造性太差，这和教
　　学计划是有关系的’”112。
　　“苏联的工程师太多了，在工业中缺乏新的技术，这是由于惰性
　　和计划的限制”113。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自然科学家的钱伟长，还对苏联社会科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十分深刻的剖析：
　　“要发展社会科学，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有人认
　　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
　　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
　　没有可继承的。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对旧
　　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取消”。
　　“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
　　客观规律。例如，有些财经上的重要政策问题，如果政府部门的负责
　　人作过报告，学者们也就只能作些宣传解释工作”114。
　　历史学家雷海宗则从更广的视角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存在的问题，尽管不无片面之处，但从总的方面看来，今天仍不失其深刻性。他在1957年4月22日《‘人民日报’召开的天津教授座谈会上的发言》和同一天《写给人民日报的信》中，尖锐地指出：
　　“我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疲乏”，“研究批
　　判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学者的社会科学时，我们对他们几乎是一无
　　所知”；
　　“最近六十年来，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地有新的发展，不断
　　地增加新的材料，对旧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认识和新的解释。但这些，
　　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