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第18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一方面是乡村教育机关”。到1935年，以菏泽为中心，增划济宁等13个县为实验区，1937年，山东省的107个县中就有70多个被指定为乡村建设实验区，这一运动直到日本入侵才告终。
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在中国近代史上，它之所以能与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绝不是偶然的。在自由主义者主张“全盘西化‘，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形而上学的对待传统，实行“两个彻底决裂”的时候，文化保守主义强调“传统”的重要意义，并以国学大师的身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阐发；在自由主义者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津津乐道于改造自然的伟大成绩，当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把斗争绝对化，热心宣传“斗争哲学”时，文化保守主义强调“天人合一”，提醒人们注意“和谐”在发展中的意义；当自由主义者鼓吹“科学万能”，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不适当地宣传“理想高于一切”的时候，文化保守主义者重视“人”的历史位置，他们回归儒学，并不是停留在“尊孔读经”层面上，而是主张以“孔子的人生”为样板解决文化问题和人生问题；在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十分重视“理性”的作用时，文化保守主义者丰富了人们对“情”的认识。
文化保守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离开经济与政治这个历史和社会的大环境，孤立地对待文化问题，必然找不到科学的解决方法；想以产生于封建社会的儒家学说或经过改造的新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解决现代社会问题，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大方向。以至他们搞“乡村建设运动”，不得不到军阀势力那里去寻求支持。总而言之，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在于，对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大思潮未涉及或忽视的领域，做了重要的补充，从而丰富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然而儒学思想毕竟是过去历史的产物，用“半部论语治天下”，在古代尚有部分的现实性，在今天只能是说说而已。
从知识分子边缘化想到“鲁迅现象”（1）
怎样看待革命战争年代的中间势力？有没有“中间路线”？怎样认识中间路线和对它的批判？过去的党史与革命史都把批判“中间路线”做为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内容，最新的党史几乎不再提及这个问题。修改是必要的，但更为重要的工作，应该是从今天的认识高度重新审视历史，进一步总结经验与教训，而不仅仅把某些历史事实从书本上抹掉了事。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五四时代，曾经是唤起民众、推动历史发展的最为活跃的力量。进入革命战争年代以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其历史地位和社会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积极参加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和投靠反动营垒的都是少数，多数人处于“中间状态”，远离了历史斗争的旋涡，有人把这一现象称为“知识分子边缘化”，有人认为是知识分子软弱性、摇摆性的表现，有人干脆痛斥知识分子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如此等等。其实，在战争年代的国民党统治区，为反对国民党###、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知识分子不乏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的行动，和坚持真理视死如归的品格。周恩来曾说：“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四、一二’之后有两件事我一直不会忘记。一是胡愈之、郑振铎他们写的‘抗议信’；二是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此外，著名学者杨杏佛，著名报人邵飘萍、杜重远，大学教授李公朴、闻一多、朱自清以及不少学生领袖人物，也都是这种斗争精神与高贵品格的代表。
对于革命战争年代多数知识分子处于“中间状态”、“边缘化”这一历史现象，要作具体分析。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是少数，多数人接受的是西方以“科学与民主”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教育，“自由、民主、平等、理性”成为他们的理想国。正如《剑桥中华民国史》所指出的：“中国自由主义墓志铭的四个信条：首先，在中国发扬民主，‘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权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第二，支持各种基本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促进中国的民主政权，工业化，以及科学精神和现代思想的成长。最后，推动用理性解决各种纷争，避免感情用事和使用武力” 。他们反对北洋军阀的“丘八专治”，也反对国民党的“###”，积极投入争取民主与自由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赞成暴力革命行为。这就使得他们在革命与反革命两军对垒中，处于既非此又非彼的“中间状态”，被社会“边缘化”了，有人称这部分知识分子“多余的人”。
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并非永久地处于中间状态，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着变化。国民党政权的倒行逆施与知识分子渴望建设民主化、现代化国家的分歧日益扩大；国民党政权加紧对知识分子和学校广大师生的思想控制，导致尖锐的冲突；国民党政权后期的极端腐败，更是使广大知识分子从对国民党的绝望推向对共产党的向往，“1945年以后，在内战时期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大部分知识分子被吸引到了共产主义一边” 。比起这两位外国人的说法，著名学者季羡林也许表达得更为准确：“实际上，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 。
还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事业——学术研究，要求必须有思辩性（能提出问题，争论问题）、多元性（从不同的视角思考问题，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朝前性（对现实持批判态度，所研究的问题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如人口问题，战争年代是不肖一顾的，到了建国以后，人们的认识水平长期停留在“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人多力量大”的水平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其实，中国的学者们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就提出了许多半个多世纪以后才被人们重视的问题和见解。如1936年，有的学者就大声疾呼：“我们再不要迷信中国地大物博的话，中国的地虽大，然而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占去了一大半”，“人口太密，人民太穷，实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障碍”，如果不搞计划生育，“五十年后中国人口可以超过十八万万，中国能养活这么多人吗？” 。有的文章在讲节育的同时还提出人口质量问题：“大家都赤手空拳，斗力而不斗智，中国自然是一个强国，可惜现在是一个科学的世界，几百个手无寸铁的壮汉，经不起一部机关枪的扫射。判断一个国家的贫富强弱，要注重人民的质，比之人民的量，因此，必须提高生产、改善生活、普及教育等综合解决才成” 。有的学者专门从战争角度论证人口问题：“近代战争的胜败并不系于人口的多少。……冯芝生先生说过一个很好的譬喻，他说近代的战争不是《三国演义》式，而是《封神榜》式，不是你一刀，我一枪，而是你用一个法宝，我也用一个法宝来抵住。谁的法宝厉害，谁就胜利。法宝不是别的，就是飞机、大炮之类” ，这些话的前瞻性，不是从近些年海湾战争的“非接触战争”形式，得到很好的印证吗。有些学者更是从理论高度和全局角度提出：“中国的经济问题必须‘三管齐下’，即工业化、社会改革和减少人口”，绝不能“不患贫而患不均”，而要“既患贫且患不均” 。
。 想看书来
从知识分子边缘化想到“鲁迅现象”（2）
知识分子的这些研究，往往与具有强烈的现实功利性的政治产生一定的距离，在激烈的两军对垒的搏斗中，他们常常被视为“多余的人”，被“边缘化”，他们的学术成果则被视为“狗屎不如”的废物。著名学者金景芳这样描绘了他们的尴尬而艰难的处境：“中间派，他们没有明确目标，一贯被动（按：指政治上）。虽然也说得上辛辛苦苦地做事，清清白白地做人，然而如不入流的演员一样，只能在剧中（按：指政治剧）扮演群众或配角，不能当主角。又如渔夫下海遇飓风，奋力在惊涛骇浪中挣扎，不饱鱼腹，已是幸事，说不上什么英雄好汉” 。另一位著名学者谈当时的切身感受说：“当时很多热血青年都投入革命的洪流，我也曾经有参加革命活动的愿望。但生性比较迟缓，自审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 。
讲到这里，使我想起“鲁迅现象”。鲁迅做为思想家、文学家和知识分子，他被誉为“伟大的革命家”，然而却始终不是共产党员，只是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他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前进为共产主义者，但他从不以“工人阶级舍我其谁”自居，相反，对工人的弱点作了深刻的剖析，如1931年7月20日在《上海文艺之一瞥》的演讲中说：“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他被称为“遵革命前驱者之命”的典范，而事实上鲁迅对十年内战时期的王明为代表的中###内左倾机会主义领导，多次提出尖锐、辛辣的批评，他针对“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的“革命恐怖”，指出：“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上海文艺界党的地下领导人的左倾行为：“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 ；鲁迅是无畏的战士，却被当时的某些共产党人骂为“封建余孽”、“游移分子”、“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 。
我以为构成这一历史现象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其一，鲁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正好遇到中###内处于左倾领导统治时期，特别是上海文艺界的中共地下领导人和与鲁迅打交道的共产党人，不少是积极执行左倾路线者，这就造成鲁迅对中###的误解与隔阂。其二，鲁迅是有着极为鲜明的个性的知识分子，毛泽东称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他不是任何当权者可以随意摆布的人，也不是在任何理论面前都能随声附和者。做为同样有极鲜明个性的毛泽东，对鲁迅的这个特点是了解极深的，所以1957年反右斗争中，当有人问：“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泽东沉思片刻回答：“以我的估计，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 。其三，做为思想家和作家的鲁迅，他的工作特点，如需要接触和了解社会的各个层面，广泛的人文关怀，独立思考，批判性、超俗性等等，这些都决定着他与注重功利、一切以利益原则为转移的现实政治之间，有着明显的差距和矛盾。正如一位鲁迅研究者所说：“他是一个出色的思想家、文学家，而不会成为出色的实际工作的组织者和具体实际的领导者” 。
“中间路线”评说（1）
经过八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全国人民渴望有一个和平的大环境，休养生息，建设国家。此时，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急于挑起内战，独占抗日胜利成果。于是，国共摩擦不断，内战一触即发。此时，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各个民主党派和他们的代表人物，纷纷发表声明，反对内战，呼吁和平，并陆续提出较为系统的主张，自称“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或“第三条路线”。
1945年8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日战争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10月11日，又在《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对“民主建国”做了具体解释：（一）“是假的民主还是真的民主，考验的唯一尺度是：人民是否有机会做人，人民是否自己的主人，人民是否国家的主人”；（二）“民主同盟在中国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绝对不是，并且绝对不能，把美英或苏联式的民主全盘抄袭”，而是“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美英的政治民主，……来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 。1946年11月25日，民盟在南京招待记者，《声明决保第三者地位》：“决定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努力调解国共的武力冲突。一个分裂的国家，一个继续不断从事内战的国家，是不会有民主的” 。期间，许多民主党派人士纷纷发表文章，各陈己见，最为活跃者当属施存统，他著文从多方面宣传“中间路线”，大体内容有：（1）“我们所说的‘中间路线’，简单地说，对内主张‘调和国共’，对外主张‘兼亲美苏’” ；（2）“中间派在政治上反对任何形式的一党独裁或阶级独裁，也不赞成依赖外国；在经济上反对殖民地化，也不赞成在客观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 ；（3）“目前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和平的改良道路，另一条是暴力的革命道路”，“目前大多数人民，都愿意走和平的改良道路” 。
应当如何评价中间路线？众多的党史和革命史认为：“应当以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一个界限”，在这以前，中间路线对否定国民党一党专制，反对国民党独裁制，维护解放区的民主政权作出积极贡献；在这之后，即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主动权转化到共产党方面来，这时再要走中间路线，“其矛头就是针对共产党而保护国民党了，所以是反动的”。其实，这一看法在解放战争中就有了，当时批判中间路线的基本观点，如认为：“民主与反民主之间没有中间”，“第三方面，就是帮反民主的忙的奸细，是我们的敌人” ，“历史的路只有一条” ，《大公报》鼓吹中间路线是“蒋美宋政治阴谋”，蒋介石、美国、中间路线三者“是分工而又合作，在本质上，这批人都是一丘之貉” 。等等。
当时对中间路线的批判和后来对它的历史评价，显然不大符合中间路线的实际情况，缺乏历史的公正性。中间路线在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国民党占优势并一心发动内战是形势下，它代表了大多数中国民众反对内战、反对一党独裁，渴望和平、民主建国的愿望，宣传了民主思想，对国民党政权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极缺乏民主传统，一切靠枪杆子说话的国度里，靠民主宣传和改良主义是极难达到促使国民党政权“改弦易辙”的目的的。一些宣传中间路线的民主党派最后被蒋介石称为“共产党的尾巴”并遭查禁而被迫解散。那么，当形势转化为对共产党有利，对革命有利时，“第三条路线”是否就反动了呢？我认为，这一看法在方法论上存在两个问题，其一，给一条路线定性应该根据它本身的基本内容和基本作用，而不应该以对我有利还是不利为转移；批评革命者并不一定都是反动派；其二，“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没有中间”和“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逻辑几乎一样，没有摆脱“非白即黑”的形而上学影响；不能把不赞成或反对暴力革命方式的人统统都列为革命对象。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间路线”评说（2）
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中间路线的主张者们既对国民党有批评，也对共产党有批评，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死心塌地的与国民党反动统治共存亡，而大多数人的基本立场和基本主张并没有明显的 变化，他们一方面认为：“中间派必须坚决反对官僚资本家，买办资本家和大地主，因而也就必须反对他们的政治势力和政治派别” ，另一方面又不赞成共产党搞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道路。他们在宣传这种主张的时候，也自知没有这种实力，如施复亮在《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一文中所说：“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之下，自由主义者也许永远不能掌握政权，甚至不一定能参加政权” ，因此，说中间路线是与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争夺领导权，未免言过其实。这一点，梁漱溟讲得更加直截了当：“我与共产党之间显然有很大距离。在理论主张上，他有他们的一套，我亦自有本末。这距离不同寻常，不易泯灭。然而根本上还是相通的。……遇着该合作的事，就可以合作。……在人格上，我不敢菲薄人家；相反地，我敬爱这些汉子” 。绝大多数中间路线的�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