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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绝恋-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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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不管孙维世态度如何，他都决定和她分手。果然他的前妻带着婴儿留在了苏联，暂时住在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对林彪的这封信，孙维世和林利笑了一阵，并找出其中文法的谬误。可见，孙维世对林彪的追求是毫不在乎的。没想到此事后来竟给孙维世带来了灭顶之灾。
林彪回国后并没有遵守自己的诺言，不久就同叶群结了婚，1944年生下林立衡，1945年又生下林立果。
1946年10月，孙维世跟随李莎和林利回到哈尔滨，得知林彪与叶群已经结婚，并生儿育女，出于对林彪的尊重，曾前往林彪住处去进行礼节性拜访。林彪一听说孙维世要来，破例亲自迎接，热情款待，立即安排极为丰富的晚宴为孙维世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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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送孙维世去延安结怨林彪（2）
当时，林彪在东北局说一不二，一手遮天，他正在谋划着如何才能把孙维世追求到手时，又是不识时务的李立三打破了他的美梦，搅乱了他的如意算盘，把孙维世偷偷用飞机送到远离哈尔滨的延安去了。从此，林彪对李立三恨之入骨。
李立三为叶群背“黑锅”
孙维世回延安后，看望了她的“小超妈妈”和“胡子爸爸”（这是孙维世对她的义父母邓颖超和周恩来的称呼），又提出去哈尔滨工作的请求，因为她从事的是话剧艺术，要在大城市里才能施展身手。周恩来、邓颖超同意了。她又要求调林利这个患难朋友及她的亲生母亲一起走，也得到许可。
11月下旬，她们一行三人乘美军班机到达北平。来到执行部中共代表团住地北京饭店，孙维世母女（孙维世的母亲名任锐，革命老干部，1949年病逝于天津）和林利三人住进同一间客房。代表团人才济济，大多是中青年干部。有徐冰、张小梅夫妇，黄华、何理良夫妇，还有荣高棠等许多同志。
很快她们就见到了中共代表团团长叶剑英。叶剑英住在景山后街的一所中式小院里，他对孙维世说，你们不能去哈尔滨，因为东北已经来电，嘱咐我们，你们不得去哈尔滨，原因未说明。孙维世当时有些气愤。叶剑英把哈尔滨来电情况报告延安中央。不几天，收到周恩来的复函。信中语气是明确的，并不以哈尔滨来电为然，况且派她们去哈尔滨是中央决定的，为什么可以无故不接纳人。当时叶剑英说，既然如此，你们就去东北吧。她们三人便坐上飞机，下一站去长春。那里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是伍修权。他接待她们时也说，接哈尔滨方面的电报，不要她们去哈尔滨。孙维世、林利和任锐很气愤，便欲立即返回延安，哈尔滨方面李立三署名来电说：“孙维世同志，请你为了党的利益，不要来哈，林利可以来。”无奈之下孙维世只好服从了。
谁知事情到这里并未了结。1949年春，中央机关进驻北平以后，一次，李立三在北京饭店理发时，正好周恩来也在那里。在交谈中，周恩来批评说：“立三，你这个人就爱管闲事。”李立三不明白周恩来指的什么事情，反问道：“总理，你说我管了什么闲事？”周恩来说：“在哈尔滨的时候，为孙维世的事情，还值得你专门给我发电报，不让她再返回哈尔滨去么！”李立三着了慌，忙解释道：“总理呀！我从来没有发过这个电报呀！”周恩来很不满意，严肃地批评说：“怎么没有？孙维世就是收到过你署名的电报嘛！怎么又不承认呢？”
李立三见周恩来生气了，便没有再作解释。后来，经过查对才知晓，原来是林彪的老婆叶群，出于吃醋，生怕林彪把孙维世弄到手后把她遗弃了，就不惜盗用李立三的名义发去不让孙维世回哈尔滨的电报。对于中央的决定来说，像这样内容的电报，当然只能属于“闲事”的范围。而李立三也不便再为这些琐事去向周恩来进行解释。在周恩来那里，李立三只好是受屈一辈子，他结怨于林彪，却为叶群背了“黑锅”。
1949年北平解放，中央机关进城时，来自老区的许多同志住在北京饭店，孙维世和叶群在这里不期而遇。叶群对她说：“天下那么大，何必挤在一起呢！”叶群对孙维世的妒嫉多年来从没有减退过。这成了孙维世后来悲惨结局的根源。
陈云称李立三是辆“坦克车”
1949年3月，李立三在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后，全家即迁到北平。李立三参加了新中国的筹建工作，这一段是他从苏联回国二次复出，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于是，他夜以继日地工作，被称誉为新中国的“坦克车”。
所谓“坦克车”是他的好友陈云给叫出来的。1948年8月1日，中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李立三在会上致开幕词。大会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恢复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作。大会选举陈云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朱学范、刘宁一为副主席。会后，陈云向大会提议由李立三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常务副主席。他说：“我是一辆木炭车，身体不太好，做不了许多事；而李立三同志是辆坦克车，可以胜任主持全总的工作。”全体代表一致同意了这个建议。从1949年3月起，李立三调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也确实不负“坦克车”的盛名。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2月19日，李立三与陈云、高岗、李富春一起，离开沈阳经北平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这是他在将近20年后出席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他在会上发言，又一次深刻检讨了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刘少奇在会上表扬了李立三，说他自我批评精神好。全会结束后，根据中央指示，李立三不再回东北，随同党中央前往北平，同时协助周恩来从事创建人民政权的工作。
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10天，3月23日上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由西柏坡启程向北平迁移。临行之际，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李立三说，他也是抱着考个好成绩的决心进北平城的，他要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奉献！他跟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张闻天等陆续登上了11辆军用吉普车，在警卫战士和少数机关人员乘坐的10辆大卡车护卫下，从西柏坡出发，经灵寿、行唐、曲阳三县，晚上住宿唐县淑闾村，24日中午到保定，下午到达涿县住下，受到李济深等为首的民主党派知名人士100多人的热烈欢迎。李立三跟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起乘车检阅了由一个炮兵师、一个装甲坦克师和一个步兵师三万多人举行的入城阅兵式。结束后，与各界代表合影留念，傍晚移居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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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等接见李立三、李莎一家（1）
一天晚上，李立三回家告诉李莎一个喜讯：明天要带领全家去拜访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李莎高兴得几乎一宿没有睡觉。她梦寐以求的夙愿就要成为现实了。这次会见，更加激起了她对中国领袖们的崇敬，更加激起了她对中国的热爱。
尽管时光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每当想到这次会见时，李莎仍然记忆犹新。当毛泽东握着她的手说：“李莎是个好同志”时，她心里感到很受鼓舞。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都是李立三当年的老战友，尤其是毛泽东与李立三私交颇深。他们是湖南同乡，早在学生时代，毛泽东曾招贴广告，寻找朋友，先后找到了三位，李立三因年岁小毛泽东六岁，见面后又未交谈，成为毛泽东的“半个朋友”。
那是1917年，李立三在长郡中学毕业、在广益中学上学的时候。当时在长沙南城门看到一则征友启事，是古典文体、手刻油印的。“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乎！”大意是：愿意与有爱国热情的青年联络，愿与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志士为友。落款署名“二十八画生”，并注明了联系方法。看了这则征友启事，李立三推断出这个“二十八画生”可能是毛泽东。毛泽东三个字繁体是28画。就在8月15日中秋节那天，李立三和一个姓邓的同学相约去看毛泽东。在毛泽东就读的湖南第一师范的宿舍和自修室都没有找到他。又到教室去，看见他坐在讲台上，正聚精会神地在看书。毛泽东比李立三大6岁，好像一个大先生的样子，李立三思想上有些拘束，加上原来在他印象中毛泽东是一个“怪人”，就没有敢同他谈话。李立三假装着去看黑板旁边墙上的课程表，有意悄悄地从他的背后走过去，看见他正在看《宋史》。李立三从他身后走过去了，毛泽东才发现李立三，就起身下了讲台，向李立三走来，可是李立三没有与他讲话，就很快走开了。
后来，在与毛泽东相处的日子里，闲谈中提起这段往事，毛泽东说：“原来是你呀！当时我跟你讲话，你没有回答。”他又说：“那次征友活动，只交了三个朋友，现在再加上你，当时我们没有对话，只见了一面，那就算半个朋友吧！”
井冈山时期，李立三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当时，以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的红四军党内，在一些具体的实际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由于毛泽东与朱德是争论的双方，在6月8日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决定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主持在6月22日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陈毅在报告中宣布对“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大会改选了前委，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原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只当选为委员，毛泽东离开了前委的主要领导岗位。中共中央得知红四军的分歧后，通知红四军派人来中央汇报情况。8月下旬，陈毅奉命抵达上海，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听取陈毅的汇报，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等出席了会议。李立三代表中央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的正确领导，并且肯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鉴于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极为重要，会议决定组成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委员会，深入讨论审议，提出决议到政治局通过。经过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讨论，由陈毅执笔，代中央起草了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封《指示信》。这就是后来所谓的九月来信。这份指示信为后来的古田会议明确了指导思想，信中还明确规定“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
受中央委托，陈毅离开上海，回到红四军后，诚恳地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检讨，详细介绍了他这次上海之行，并转达了周恩来、李立三对毛泽东的问候。在11月28日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的内容和李立三、周恩来对红四军工作的口头指示：“前委应纠正对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由此恢复了毛泽东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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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等接见李立三、李莎一家（2）
毛泽东在得知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后，心中十分高兴。因此，会议结束当天，毛泽东立即给李立三回了一封信，告诉李立三他的近况；委托李立三替他与弟弟毛泽民以及爱妻杨开慧、儿子毛岸英取得联系；要求李立三帮助他解决“知识饥荒”，“时常寄书报”，并对他进行指导。信的全文如下：
立三兄：
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况。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原。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
我知识饥荒已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
独秀近来行动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共产主义的敬礼
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化名杨永福）、毛岸青（化名杨永寿）就住在由李立三创办的党中央机关的“大同幼稚园”中，足见他们交谊之深。因此，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全体成员；在进驻北平前夕，在即将取得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和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理万机之际，抽暇接见了他们全家。书记们亲切地询问了李立三和李莎在苏联从相识、相恋到成家，李立三蒙冤、李莎相救，李莎帮助李立三书写申诉为他本人和中共辩诬的情况。李莎当时对汉语还不太精通，有些话还听不太清，但书记们对他们的赞誉之情，她还是领会了。书记们都为李立三找到了这样一位贤淑的异国伴侣，又生下两个可爱的小洋娃娃（姑娘）而感到欣慰。最后，毛主席归结大家的意思，说：“李莎是个好同志啊！”这一句平常的话语，令李莎深受鼓舞，多少年来，它一直在李莎的耳边回荡，她时时兴奋得想掉泪，说：“中国党的领袖们称我是‘好同志’啊！”
李立三一身肩负六项要职（1）
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的领导，中共中央于1949年7月10日成立了新政协筹备会党组干事会，作为21名干事之一，李立三同蔡畅、冯文彬负责工青妇工作。党组干事会又设常务委员五人，书记周恩来，常务委员：林伯渠、李维汉、徐冰、李立三。李立三当时是中共中央领导的中国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的五名核心成员之一，可见其责任之重大，任务之艰巨。
6月1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新政治协商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为了尽快完成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会议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六个小组。李立三同时参加了第一、第六两个小组的工作。第一小组，负责起草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各单位的代表名额。第四小组负责对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进行研究修改后，提交大会审议。第六小组的任务是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组长是国内著名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先生。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大会通过后，即向全国发出。
1949年10月1日2时，李立三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正副主席和全体委员宣布就职，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全体委员共63人，都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的最知名的代表人士以及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的各方面、各党派的实力人物，在国内、国际都有巨大的影响。李立三在其中居于第三。
会议结束，全体委员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到天安门下车登楼，3时，参加开国大典。毛泽东庄严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李立三就站在毛泽东的左边，中间隔一个刘伯承；一个陈毅，历史记录下了这一庄严时刻。庆典活动直到晚上9时25分才告结束。
10月2日上午，李立三出席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成立大会。
开国大典结束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组阁。李立三是16名政务委员之一，同时被任命为劳动部部长，享受副总理待遇。这是李立三的黄金时代。新中国成立前后，他肩负的职务有：
中共中央委员；
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书记；
中共中央政策讨论委员会委员；
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央人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
主持中华全国总工会全面工作的副主席、党组书记兼工资部部长；
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部长、党组书记兼工资司司长等。这些显要而繁重的工作重担落在李立三的肩上。
看到李立三如此受党和人民的信任，李莎真为他高兴；她为找到这位异国知己，而感到荣幸与自豪。李立三没有辜负党和人民对他的重托，忘我地创造性地完成着各项工作任务。李立三的工作十分繁忙。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晚上经常出席中南海召开的重要会议，时常是第二天早上清洁工人开始扫大街的时候，他才回来，略事休息后又开始第二天的工作。充分显示了他那“坦克车”的风格和冲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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