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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绝恋-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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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地把李立三的子女都接了回来，而且帮助李立三对孩子们进行思想教育，安排他们的学习，关照他们的生活。所以孩子们对李莎由衷地尊重，并亲切地称李莎“李莎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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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母找她要“海子”
婆母和李莎在一起生活了好几年，李莎对婆母像母亲一样地孝敬。婆母生长在中国的湖南，李莎成长在苏联的莫斯科，两个国家、两个民族，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李莎完全根据婆母的要求，安排她的吃喝穿戴，使她过得舒心、舒服。婆母常对人夸奖：“李莎是个好媳妇。”李莎和婆母不仅生活得融洽，而且在思想上也常有交流。但是一个说湖南方言，一个说俄语，沟通很不方便，因此，常常闹出笑话。上世纪50年代在家属中流传的婆母找李莎要“海子”的故事，就是李莎因为听不懂湖南方言闹出来的笑话。
一天，婆母向李莎要“海子”，李莎以为她要找孩子，马上就把英男、雅兰叫来，领到婆母眼前。但她摇头，表示不要。李莎以为，婆母不是要孙女，而是要孙子。于是赶快把毛毛（李立三的侄子）叫了过来。老太太仍然摇头，一边着急地说“海子”，一边指着自己的脚。这样一家人才明白，她是要鞋子。这个故事成了这个和睦家庭的笑谈。
李莎和婆母一起生活多年，直到婆母过世。虽然李莎工作很忙，但她没有任何怨言。她常说：“母亲养育了我，婆母养育了立三，她们都是我的亲人，如今，她们老了，我对婆母应当和母亲一样地孝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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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贪又无怨
一些看似漫不经心的“小事”，却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大节。李莎在家里家外，受到人们的尊敬，是因为不论大事小情，她都能严以律己。一些所谓的“小事”，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她的品德。
有报刊载：1949年11月20日，李立三在亚澳工会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原因，是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实行了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的武装斗争和正确的城市斗争策略；是中国共产党坚强而正确的领导。这是李立三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公开宣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三###宝”。
当时，由于苏联国内从来没有宣传过中国不同于俄国的革命经验，使苏联代表感到突然；又由于苏联大国主义的错误思想影响，苏联出席会议的代表团不接受中国的“三###宝”，特别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不同意中国工会报告中所持的观点，使会议发生了分歧，陷入僵持状态。李立三依据中央指示，派李莎去做苏联代表团的说服和协调工作，才使会议统一了认识。
这是一件具体的事，却是一件重大的事。因此，事后在李立三身边的工作人员请李莎的女儿李英男询问李莎，是如何做苏联代表团工作的？
出乎意料，李莎的回答是：是谁写的报道，我不知道，是他搞错了。1949年在北京召开的那次亚澳工会会议，我没有参加，所以也没有做过苏联代表团的工作。如果有此事，可能是林利做的。因为她是翻译，她参加了那次会议。
明确而肯定的答复，使这位工作人员有些失望，但这也给了人们新的启示。这就是李莎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自己的决不贪功、据为己有。
又有报刊载：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社会主义苏联发动了侵略战争。祖国的领土遭到了法西斯的践踏，李莎怒不可遏。她渴望能进入军事工厂当工人，为反法西斯战争出力。然而，由于她是一位外国人的妻子，而且她丈夫又是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致使李莎的这个愿望未能实现，而被分配在一所普通中学当了法语教师。
事有凑巧，类似的事，中国也是如此。一次，李立三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李英男闲聊时，提到了她的工作。工作人员说：“你的俄语、西班牙语、德语，还有英语都很好，毕业后应该到外事部门工作。”英男说：“因为我妈妈是外国人，外事部门不可能吸收我去，我很喜欢将来做教师工作。”
苏联对一位外国人妻子的工作有限制，中国对一个妈妈是外国人的女孩工作也有限制。这种做法，虽然各国有各国的顾虑，但它有损于民族感情和公民的爱国热情。对此，李莎深有感触，但毫无怨言。她说：“只要有一颗爱国的心，在任何工作岗位上，都可以为国效劳。”
李莎既不贪，又无怨，一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受到家人、子女和周围人们的赞许。
困难时期李莎家有“三不准”
1960…1962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李立三、李莎这个好吃西餐的中西合璧的“国际家庭”是如何度过的呢？
三年困难时期，食品供应越来越紧张。厨师杜万山经常向李立三夫妇诉苦，他到特供点去采购食品，除规定的品种及数量以外，控制得越来越严，而规定的指标又是极其有限的。家里来往客人又多，经常是没有食品往餐桌上端，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961年春节期间，为了把节日食品准备得充足一些，除了按规定供应的以外，新来的秘书李思慎向当时李立三工作的单位华北局办公厅主任张铁夫汇报以后，又从华北局招待所——“东方饭店”弄到一点肉食来，把这次节日伙食搞得稍微好了一些，被李立三察觉了。他当即把秘书找来，问是怎么搞的。秘书只得如实向他汇报了情况。他对秘书这种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现在正处在困难时期，国家对领导干部的供应已经有照顾了，已经够特殊了，如果再开后门搞特殊，影响就大了，这是不好的。今后再不能这样搞了。你刚来我这里工作，我没有给你交代清楚，这次不能完全怪你。
李立三当着身边工作人员和家里人的面，说：“记住，今后不管到哪里，也不论什么时候，没有经过我同意，不准以我的名义向人家要东西；不准打着我的旗号要人家办事情；任何时候都不准搞特殊。”李立三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深深映入李莎和孩子们的脑海，使他们终生难忘。
秘书苏纯古回家乡探亲，把调查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向李立三作了汇报后，还将带回来的几个“窝窝头”送给李立三。这“窝窝头”是用“代食品”做的。玉米面不足三分之一，绝大部分是用苞谷皮作成的人造淀粉，再加上一些烂白菜叶。人吃了很难消化，也容易导致大便不通，全身浮肿。李立三把这几个窝窝头，分发给全家成员及身边几个工作人员吃，而且他自己首先带头吃起来，让大家都能了解国家的困难，人民群众的疾苦。他说：“什么叫特殊化？特殊化就是违反规定的东西。违反规定的东西我们都要反对。我们要保证绝对不搞特殊化。我们要革命，要团结六亿五千万人民克服困难，就必须坚决克服特殊化。”
李莎是家里的“内当家”，她处处要求按“三不准”办事。从此，即使生活上再有多么困难，李立三和李莎的家人、子女和李立三身边的工作人员，谁也没有违反过这“三不准”。一次，安源老工人到北京来看望刘少奇和李立三。老工人在见到刘少奇时说，李立三老家的房子已经倒了好几间，破烂不堪了，国家应该出点钱给修葺一下。刘少奇表示同意。老工人回到醴陵后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县委，县委马上准备给李立三家修房子。这个消息传到北京，李立三说，国家这么困难，哪能花钱修自家的房子！于是，他赶紧写信制止了这个工程。孩子们听了有点不大理解，李莎却说：“这就是你们的爸爸李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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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陈伯达闷棍
1951年底召开的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议，原本是生活会性质的。大家在一起总结一年来的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党组成员们畅所欲言，充满民主气氛。岂料，当时的所谓“理论权威”陈伯达不请自至，劈头盖脸的对总工会的工作全盘否定，批判李立三犯了“工团主义”、“福利主义”错误。这个闷棍打得李立三和其他党组成员莫名其妙，不知所措。接着，又由李富春作了“在工会工作问题上的分歧”的结论，这使李立三等，有话不能说，有理不得诉。
一年之后，即1953年1月，中共中央又正式发出通知：批准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决议和李富春同志在全总党组扩大会议上关于“在工会工作问题上的分歧”的结论。这两个文件在党内刊物和工会干部读物上登载，要求全国各级党委、工会组织都必须学习，结合检查工作，肃清影响。这样，就把批判李立三在全总工作中的所谓严重错误扩大到全党和全国各级工会组织，使李立三再一次威信扫地。此后，李立三在政治上又一次“受到冷遇”。
当时，李立三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水不喝、饭不吃，只是闷着头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李莎见状，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并建议他向中央领导问个究竟。他向周恩来打电话，总理告诉他这是中央最高层领导的决定。李立三是个老党员，深谙党的组织原则。他委屈地说，我身兼总工会和劳动部长两个实际工作职务，但是，80％的心思和精力是放在工会工作上的，20％才是劳动部的工作。兢兢业业地工作，但不知错在哪里。李莎劝慰他，事实是无可改变的，历史老人是公正的。大风大浪您都过来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历史迟早会还您以本来面目的。李立三尽管思想上想不通，组织上还是服从了中央的决定，背负了这个委屈，正确地对待了这个事情。周恩来在他的报告上批示说：“李立三同志在工会受了批评之后，不气馁、不灰心，表现出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革命精神和任劳任怨的坦荡胸怀。”
警惕“工团主义”
李立三不愧为一名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他对所谓的“工团主义”并不认为是对的，但是组织上服从，工作中处处警惕再犯所谓的“工团主义”错误。1965年，李立三带队在天津电子仪器厂搞“四清”运动。运动开始，工作组就运动中谁当运动小组长的问题，曾进行过一次讨论。
通常情况下，由行政单位的领导，即科、室的科长、主任担任；特殊情况是，行政单位的领导有问题，是运动中的审查对象，运动小组长即由运动的领导者指定。工作组讨论时，有的主张以行政单位划分运动小组，行政单位的原领导即为运动小组长；有的主张，打乱原来的行政科、室，运动小组由工作队指定。李立三提出第三个主张，可否由工会小组长担任运动小组长。他的理由是：农村“四清”依靠贫下中农，城市“四清”依靠工人阶级。多数人同意李立三的意见，少数人没有表态。这时，李立三就特意点名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你的意见如何？”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正在想，但尚未想好。”因此，会议对此未作结论。
会后，李立三又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你提议由工会小组长担任运动小组长，符合中央‘二十三’号文件精神，我担心的是，此事由你提出，会不会被误解，说你搞工团主义。”李立三听后，首先是他那习惯性地哈哈大笑，接着说：“你讲得不无道理。工作中你能为我着想，及时提醒，我很感激。是的，我应注意工团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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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莎劝李立三到下面考察、学习
在全总被罢官之后，李立三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劳动部的工作中去。
他带着劳动部的干部去华东、华中、西北三大区，就劳动工资问题进行了近两个月的实际调查。回来后，他在北京召开上述三大区的劳动工资处长会议；会议起草了一个关于工资调整问题的文件，为全国企业职工工资调整做了积极的准备。
正当他兴致勃勃地思考着如何进一步改进劳动部工作的时候，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我国国家建设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李立三作为人民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宪法，并依选举法程序，选举产生了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机构。但是，李立三的名字却被从部长提名名单中勾掉了，实际上是等于宣布免去了他劳动部部长的职务。正如常言所说的：“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对李立三来说，这次“罢官”是他政治上的又一次跌跤。他不得不痛苦地接受从此“赋闲”的事实。看着苦闷的李立三，李莎为他心痛，但她劝慰道：“您离开中国15年，这15年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于国情和党的事情，您并不十分了解。倒不如借此机会，下到各地去考察考察，了解了解实际情况，学习、充实一下自己。”李立三一听，顿时眼前开朗：“对呀，从苏联回国，就一头扎进了工作。这正是我学习的机会啊！”他亲吻了一下李莎，说：“知我者，丽扎也！”于是，他向周恩来总理打了个报告，经党中央批准，他去江苏、浙江、广东、湖南、湖北等地休假、考察、学习。各地领导同志仍然热情接待他，这使他十分感动。借此机会，他也顺路回了一趟湖南醴陵的老家。自1923年他离开家乡30多年以后，这是他第一次回到醴陵。他在有官有职时没有回过故乡，却在被罢官后还乡，其心情自然是微妙而又复杂的。所以他谨言慎行，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谁都知道，他的老家离当年他投身革命创造过辉煌业绩的安源仅一步之遥，但他就是告诫自己决不踏进安源一步。他只是请了个别安源老工人到他家里来叙旧。
事后，他对李莎和身边工作人员语重心长地说：“这次下去，了解了许多情况，也总结了自己的教训。安源是我很想念的地方，但是我去安源会引起人们对我革命历史的称颂，这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我年轻时在安源搞工运的成功，都是客观形势造成的，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年轻时的成功，助长了主观盲动的倾向，是我后来犯错误的一个原因。”
30年后党中央为李立三平反（1）
历史是公正的，历史也是无情的。
李立三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纠正。特别是在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李立三的悼词中指出：“李立三在领导全国总工会期间，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工运方针。”给李立三平反昭雪之后，1981年3月3日，全国总工会党组向党中央报送了《对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复查结论》。指出：根据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李立三同志的问题复查如下：
一、关于狭隘经济主义的错误问题。经查证：李立三同志对在公营企业中贯彻党的公私兼顾的观点是明确的。
……我们认为李立三同志关于在国营企业中的工会工作方针，首先强调公私利益的一致性，以及发展生产是为国家增加财富，是改善工人生活的物质基础，指出发展生产是党支部、行政、工会三位一体的共同任务。又反复阐明公私利益之间客观上存在的矛盾不应忽视，而要坚持用兼顾的方针和协调的形式积极地给予解决。
立三同志在主持全总工作期间，根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动员与组织各级工会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开展献纳器材、恢复生产、支援解放战争运动，支援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总结推广先进经验，评选表扬大批劳动模范等。批判立三同志不重视生产，只重视分配，代表落后工人等，都属不实之词，均应推倒。
立三同志关心广大职工的疾苦，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积极为广大工人群众办了很多好事。如：制定劳动保险条例、举办疗养事业、安置和救济失业工人等。这些工作都是必要的、正确的，对提高工人群众的主人翁自觉性起了很好的作用。说他犯了狭隘经济主义错误（是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是没有根据的强加给的罪名。
二、关于工会和党的关系犯了严重工团主义错误的问题。
经查证：无论立三同志的言论和行动，都不存在反对党的领导，不存在工会高于一切，不存在工会代替国家政权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三、关于立三同志的领导方法、领导作风的错误问题。
经查证：从他主持全总几年工作的整个过程来看，他在党中央、毛主席、刘少奇同志领导下，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工运方针，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把全国工人阶级迅速组织起来，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我国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的工会建设，做了大量的奠基工作。这都是应当肯定的。……他严格要求自己，勇于自我批评，他既能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又能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绝不推卸责任，这些好的作风和政治品质是难能可贵的。
综合以上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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