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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北大-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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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灯下漫笔（一）》，《鲁迅全集》卷1，页225。
同时，鲁迅更以自己的经验一再告诫青年：要爱惜自己的生命，不要“自以为有非常的神力，有如意的成功”，而必须坚持“韧性战斗”。《补白（三）》，《鲁迅全集》卷3，页113。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里，鲁迅也同样强调了“韧性”精神，参见《鲁迅全集》卷1，页169。他还提醒“点火的青年”，“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杂忆》，《鲁迅全集》卷1，页238。——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鲁迅在与青年的交往中，是始终坚持五四的理性精神的，并且处处表现了对青年的爱护：鲁迅绝不是有人所说的激进的鼓动者。 。。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16）
（六）
我们还可以把讨论再深入一步：在对青年的不同期待与引导的背后，还有着怎样更深刻的分歧？
比较明显的自然是教育理念、大学功能的追求上的差别，其中或许也包含着对北京大学传统的不同阐释和想象。
胡适的大学观是十分明确的：大学的职责就是培育“专门的技术人才”与“领袖人才”；到了1930年代，他又更进一步提出了他的“专家的政治”、“研究院的政治”的理想：“不但需要一个高等的‘智囊团’来做神经中枢，还需要整百万的专门人才来做手足耳目。”《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504，页509—510。这就表明，他所追求的是为“专家政治”（“研究院政治”）服务的精英教育。
而鲁迅则另有期待。在1925年所写的一封通信里，他这样写道：“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通迅》，《鲁迅全集》卷3，页23。他显然期待大学在“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上发挥特殊的作用，一如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那样。因此，他在《中山大学开学致语》中这样写道——
中山大学与革命的关系，大概就等于许多书。但不是死书：他须有奋发革命的精神，增加革命的才绪，坚固革命的魄力的力量。
现在，四近没有炮火，没有鞭笞，没有压制，于是也就没有反抗，没有革命。所有的多是曾经革命，将要革命，或向往革命的青年，将在平静的空气中，度着探求学术的生活。但这平静的空气，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这精神则如日光，永永放射，无远弗到。
否则，革命的后方便成为懒人享福的地方。
中山大学也还是无意义。
不过使国内多添了许多好看的头衔。
结末的祝词是：我先只希望中山大学中人虽然坐着工作而永远记得前线。《中山大学开学致语》，《鲁迅全集》卷8，页194—195。
这里所说的“革命”自然不是狭隘的，按我的理解，似乎应该包含永远不满足于现状，不断革新、向上的精神鲁迅曾经说过：“‘革命’这两个字”有人觉得很可怕，其实“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参见《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卷4，页13。，以及批判、怀疑与自由创造的精神。大学的功能绝不只是限于知识的传递和社会合法性知识的生产，更是要为思想、文化、学术与社会的变革、发展提供批判性与创造性的精神资源：鲁迅把“大学”与“革命”联系起来，这是有一种深刻的意义的。鲁迅显然并不反对学生“在平静的空气中，度着探求学术的生活”，这样的“平静”本也是正常的学习与研究的必要条件；但鲁迅确实又看到了“平静的空气”可能潜在的危险：一旦凝固下来，就会形成自我封闭，使校园里的师生陷入“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的状态这里是借用鲁迅《论睁了眼看》里的说法，参看《鲁迅全集》卷1，页252。，从而根本丧失了知识分子的批判与创造的功能，导致精神的平庸与萎缩；因此，他强调“这平静的空气，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以始终保持生命与学术的活力。鲁迅还针对“只有有了学问才能有资格救国”的观点（胡适大概就是这样的观点的鼓吹者之一吧）指出：“‘束发小生’变成先生，从研究室里钻出，救国的资格也许有一点了，却不料还是一个精神上种种方面没有充分发达的畸形物”《碎话》，《鲁迅全集》卷3，页171。，这也正是鲁迅所担心的：如果培养出来的是塞满了知识，精神却是畸形的所谓专家，那就真的不过是添了几个好看的“学者”的头衔，或者若干“没有了头颅，却还能做服役和战争的机械”《春末闲谈》，《鲁迅全集》卷1，页217。，这样的大学真是“无意义”的。
由此产生了鲁迅对北京大学的传统的独特理解、阐释和想象。1925年鲁迅应北大学生会的约请，写了《我观北大》这篇重要文章，提出了他的北大观——。 最好的txt下载网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17）
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驰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子上的冠冕话。
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的招牌来“作之师”，并且分送金款以来，北大却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的待遇。……那时固然也曾显出一角灰色，但其无伤大体，也和第一条所说相同。
……仅据我所感得的说，则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我观北大》，《鲁迅全集》卷3，页168。
鲁迅在这里强调北大的精神是一种“向上”的“活”的精神，与前述他一贯的强调教育要培养“活人”，是“教人活，而不是教人死”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而强调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并“常与黑暗势力抗战”，也是与前述对“大学”和“革命”的联系的思想一脉相通。这里所讲的“新的，改进的运动”当然首先指的是新的思想、文化运动，但同时强调的是与新的社会运动的联系；所谓“与黑暗势力抗战”，当然是包括思想、文化、教育上的与政治上的“黑暗势力”在内。这本来就是“五四”时期北大的传统：当时北大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而且直接引发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现在，鲁迅强调的是，北大“始终一贯”地坚持了这样的五四传统，这是因为在北大内部在这一问题上是存在着争论的，鲁迅文章里一再说并不存在“万众一心”的局面，说有人“很想勒转马头”，“也曾显出一角灰色”，这是确有所指的。《胡适文集》里收有胡适与王世杰、丁燮林、李四光、陈源等人联合署名的《这回为本校脱离###事抗议的始末》，对北大因反对教育总长彭允彝、章士钊而脱离###提出了抗争，其理由是“本校应该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为国家留一个研究学问的机关”《这回为本校脱离###事抗议的始末》，《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123。。这确实是另一种北大观，也可以说是以胡适为中心的这群北大教授对北大精神、北大传统的另一种阐释与引导：如我们在前面所说，胡适直到晚年都坚持这样的观点：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为政治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干扰；而对新文化运动他也力图将其由“浅薄的‘传播’”引导到“‘提高’的研究工夫”上来。这就是说，如果说，蔡元培对北大的定位原有两个方面，一是“献身学术研究和个人修养的封闭的圣地”，一是“政治文化活动中心”见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页191。，这构成了一个矛盾；而现在胡适们却试图用取消北大后一方面的功能与作用的办法来根本消解这一矛盾，使北大成为纯粹的“研究学问的机关”，北大传统也就限制在纯粹学术这一范围内。
（七）
鲁迅与胡适教育观念的分歧，对于北大的不同想象，其实是根源于他们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两种模式的不同选择与自我定位的。
这集中体现在“好政府主义”的提出与争论上。
胡适等在前述《这回为本校脱离###事抗议的始末》里，在要求北大“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的同时，还有一个保留，即“本校同人要做学校以外的活动的，应该各以个人的名义出去活动，不要牵动学校”。这样的补充是必要的，因为他们自己在此以前就已经参与了政治，而且不是一般地参与，而是自觉地、主动地掀起一股“政潮”，这就是1922年胡适等创办政治、思想、文化刊物《努力周刊》，并且在上面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署名者中标明北大身份的占６8．75％，其中有北大校长蔡元培、教务长胡适、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等；除了人文学者外，相当多的是社会科学学者，而且大都有欧美留学的背景；因此，《我们的政治主张》可以看作是北京大学欧美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宣言，其引人注目之处即在于提出了“政治改革”的目标。由提倡思想改革转而强调政治改革，这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的胡适，自然是一个重大的转变。这表明，胡适并不满足于做“学阀”，他更愿意充当指导国家政治的“国师”。正是这个“国师情结”，成了胡适不断地宣称“不谈政治”，进而反对青年学生干预政治，而自己终于免不了谈政治，进而实践政治的内在的思想与心理的动因：真正热衷于政治的，其实正是胡适自己。胡适等政治改革主张的核心，就是提倡“好政府主义”。这可以说是贯穿胡适一生的政治目标。其要点有二。首先是强调“政府（国家）”的地位与作用，强调“政府是有组织的公共的权力。权力为力的一种，要做一事，必须有力”。《好政府主义》，《胡适文集》卷12《胡适演讲集》，页716。胡适在1922年所写的《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最后一节“五十年的政治哲学的趋势”里谈到了“从放任主义到干预主义”的发展，也是强调国家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全面干涉。胡适认为“干涉主义”可能会引起误会，因此可以称为“政治的工具主义”，即“现代政治的问题不是如何限制政府的权限的问题，乃是如何运用这个重要工具来谋最大多数的福利的问题”。《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308—310。胡适等因此提倡一种“有计划的政治”《我们的政治主张》，《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329。，要求把人民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纳入到国家的统一“计划”中去。1928年胡适访问苏联，曾对苏联式的“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大政治试验”表示“心悦诚服”，这并不是偶然的；胡适甚至还提出了一个“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的概念。《欧游道中寄书》，《胡适文集》卷4《胡适文存》3集，页42—43，页47。胡适晚年对此有一个反省，提出“一切计划经济都是与自由不两立的，都是反自由的”，《从〈到奴役之路〉说起》，《胡适文集》卷12《胡适演讲集》，页831—832。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18）
胡适提倡“强有力的政府”的“计划政治”，其背后是一个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模式，即是依靠国家强权和强有力的政治领袖，实行社会总动员与高度的组织化，以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实现现代化。这一思路是贯穿二十世纪的：最初的洋务运动与戌戍政变就是企图通过清王朝内部的变革，重振皇权的权威，或建立光绪皇帝的个人权威，使国家逐渐走向现代化道路。但腐败不堪的满清政府已无重振皇威的可能，这才有了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革命胜利后的混乱，又使一部分知识分子不惜支持袁世凯称帝来重建权威。但袁世凯的复辟——实行个人独裁，以孔教为国教，强化思想控制，打破了“权威立国”的幻想，人们开始寻找实现现代化的新思路，这才有了蔡元培的北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试图依靠知识与知识分子自身的力量，通过思想启蒙，唤起国人的自觉，自下而上地进行中国社会的变革。现在胡适等人提出的“好政府主义”实际上正是要回到依靠国家强权实现现代化的这条道路上来。而鲁迅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提出了他的质疑；他在1925年的一封通信里，指出：“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通讯（一）》，《鲁迅全集》卷3，页22—23。显然，鲁迅坚持的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从改造国民、启发国民觉悟入手，依靠民众的自下而上的改革道路，与胡适确实有着不同的思路。
但对于胡适们来说，袁世凯个人独裁、复辟的历史教训却是无法回避的；强权政府的建立会不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呢？胡适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人类有劣根性，不可有无限的权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免不了滥用权力以图私利了”。《好政府主义》，《胡适文集》卷12《胡适演讲集》，页718。胡适的对策，一是提出“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财政公开、公开考试等），试图通过这样一些制度性建设来起“监督”与“管束”的作用；但他认为最根本性的，“政治改革的惟一下手工夫”还是“好人”执政。《我们的政治主张》，《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328、329。所谓“好人”，据胡适等在《我们的政治主张》里的说明，是指“国内的优秀分子”，其实就是他们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精英”。胡适对此是当仁不让的；在我们前面引述过的《学术救国》的演讲里，他就是这么说的：“社会送给我们的领袖的资格，是要我们在生死关头上，出来说话做事”，“我们就应该本着我们的良心、知识、道德去说话”。《学术救国》，《胡适文集》卷12《胡适演讲集》，页454。这是胡适的一个一贯的最基本的思想，也是他的“好政府主义”的核心：据有“良心、知识、道德”优势的知识分子精英，应该对政府起“监督”与“指导”作用，也应该是民众与年青人的“导师”。在1929年所写的一篇评论孙中山“行易知难说”的文章中，他一再强调“知的作用便是帮助行，指导行，改善行。政治家虽然重在实行，但一个制度或政策的施行，都应该服从专家的指示”。《知难，行也不易》，《胡适文集》卷5《人权论集》，页598。而在另一篇题为《再论建国与专制》的文章里，他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得更为清楚：“应该有第一流人才集中的政治，应该有效率最高的‘智囊团’政治，不应该让第一流的聪明才智都走到科学工业的路上去，而剩下一批庸人去统治国家。”《再论建国与专制》，《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376。胡适因此提出了“专家政治”的概念《知难，行也不易》，《胡适文集》卷5《人权论集》，页600。，他的所谓“好人政府”其实就是实行“专家政治”的政府，是一个强者、贤者统治的政权。前面我们说过，胡适所设计的现代化模式是以国家强权为中心的，这一点与洋务运动、戊戌政变的思路存在着内在的相通；但这也是相对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是，知识分子在这样的“国家强权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中的地位：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政变，知识分子实际扮演的都是幕僚的角色，他们对处于中心位置的皇权或政治强权人物，依然存在着一种依附关系；但胡适可能是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在民间的中心地位的历史经验的鼓励，他现在所要追求的是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权中的中心地位，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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