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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北大-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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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说，冯省三曾很热情地问他：“周先生你认为我有什么缺点？”周作人回答说，你的缺点就是“人太好，——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太相信性善之说，对于人们缺少防备”。《世界语读本》，《周作人自选文集·自己的园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118—119。无论是在蔡元培，还是在胡适的眼里，冯省三都是一个“暴徒”，但在周氏兄弟眼中，他却是一个有缺点的可爱的“大孩子”。在蔡元培将其开除，胡适将他拒之门外的时候，周氏兄弟写文章为他辩护是很自然的：他们重视的是个体的人，对于学生，即使他们犯了错误，也是抱有理解与同情的态度的。后来冯省三办世界语学校，周作人为他编的《世界语读本》作序，鲁迅不但应允担任学校董事，还免费教书达一年之久。有意思的是，蔡元培也担任了冯省三的学校的董事：当年他为维护校长的权威，将冯省三开除；现在大概是了解是非真相，又对他表示同情与支持，这也同样是很能表现蔡元培的为人的。
我们还可以把讨论再深入一步：本来讲义风潮是一件不大的事情，但为什么蔡元培和胡适都看得这么重，认为这是“暴动”，非要用这样的非常手段（从以辞职相威胁，到向替罪羊开刀）将其压下去不可？这需要对蔡元培的基本教育思想及其内在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五四以后的北京大学的校内矛盾这两个方面来作更深入的考察。
大家都知道，蔡元培是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来北大的，所以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首先谈到的就是“大学之性质”。他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要求学生“打破做官发财思想”，“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在大学期间“植其根，勤其学”，打好基础，刻苦学习。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词》，《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163—164。从这样一个理念出发，他当然反对学生参与政治。1918年5月，北大和北京高师等校学生为反对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决定游行请愿，蔡元培即竭力阻止，说“你们有意见，可以派代表到我这儿来陈述，我会转告政府。你们不能随意上街”。但是学生们不听他的，还是去了。蔡元培于是宣布辞职。——在他看来，大学里学生应该埋头读书，不要去管政治；现在学生不读书上街游行，校长管不住学生，是为失责，就应该辞职。
但是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是存在着矛盾的，一位外国学者分析蔡元培对北大的期待就存在着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期待北大成为一个“献身学术研究和自我修养的一个封闭的圣地”，与社会隔绝，静心做学问；但同时他又希望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能够担负起“指导社会”的责任。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金安平、张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191、171。因此，他支持北大的老师办《新青年》，学生办《新潮》，通过现代传媒把北大校园里的思想传播到社会中去。他还提倡平民教育，鼓励学生走出校门，对平民进行宣传、教育。他想通过这些方式，把北大的校园文化转化为社会文化。这背后的理念就是知识分子应该对国家和社会发挥领导作用。在蔡元培看来，这正是中国的“清流传统”：“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分之清流，与敝俗奋斗，如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蔡元培：《北京大学之进德会旨趣书》，《蔡孑民先生言行录》，页172。这就是说，作为北大校长，蔡元培既想把校门关起来，成为一个封闭的学术圣地，又想打开校门去影响社会。——他的初衷是希望这种影响限制在思想、学术、文化范围内，期待北大成为思想文化学术的中心，最好不要干预政治。但思想、文化、学术和政治有时就很难区分，比如说有名的林蔡之争是纯思想文化学术问题吗？显然后面是有政治背景的。既想要学校影响社会，又要把影响限制在思想学术范围内，同政治拉开距离，这在中国的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更复杂的是，到最关键的时候，连蔡元培自己也要发动学生去干预政治。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当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谈判中失利时，蔡元培一反常态，在1919年5月2日就召集学生开会，说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起来奋起救国。当天晚上，外交部长秘密派人告诉蔡元培，当时的国务总理已决定要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情况万分危急，蔡元培唯一的办法就是靠学生起来唤醒民众，于是当夜召集学生代表开会，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紧接着又召集北大教职员开会，一致决定支持学生运动，对学生行动不加阻挠，其实是鼓励学生上街游行，最后就发生了五四爱国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五四运动这把火是蔡元培点起来的，尽管这是违背他的初衷，不得已而为之的。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当学生被捕时蔡元培内心的痛苦，他显然有一种内疚感，万一学生有个三长两短，他就不是辞职的问题了。良知与责任使他必须挺身而出，保护学生。但是，当学生一旦被释放，他就立刻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在《告北京大学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中重申“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并告诫学生：“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万不可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自己的学业，要求学生回到课堂埋头读书。蔡元培：《告北京大学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蔡孑民先生言行录》，页190—191。但学生并不是可以要救国就去救国，要读书就立刻回来读书的，蔡校长再有威信，想招之而来，挥之而去也是不可能的：这是蔡元培教育理念的矛盾使他陷入了困境。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发生以后，当时政府###即通令各校对学生要严尽管理之责，稍有不遵守约束者，应即以教训，不得姑息。蔡元培固然没有听从###的指令，但仍然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的。更重要的是，蔡元培作为北大一校之长，他还有另一层考虑。据蒋梦麟回忆，他当时担心“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秩序，因为学生很可能因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蒋梦麟：《西潮》，收入《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页125—126。。后来蔡元培离开北大，学生竭力挽留；当时他的老朋友也劝他不要回来，说现在学生“气焰过盛”，将来很难“纳之轨范”。张菊生致蔡元康函，转引自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页221。蔡元培自己则从大家的挽留中，发现事情似乎成了“有蔡元培就有北大精神，没有蔡元培就没有北大精神”，校长个人的进退可以影响整个学校的存在与面貌，在蔡元培看来是不可取的。正是从以上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对学生的控制，二是着眼学校的根本发展，蔡元培感到了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秩序和完备组织系统、规范的重要与迫切；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进行学校体制的建设。其首要任务就是把学生拉回校园专心读书，不要总是参与外面的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则要加以制度与纪律的约束。由此形成了在五四之后蔡元培治理北大的战略思想和基本方针，即要把北大引向学院化与体制化的轨道。这可能是必要与合理的，但体制化的过程也就是一种新的权力关系的确定，建立秩序的过程，也就必然要与学生发生一定的冲突。如前述蒋梦麟的回忆，他最担心的就是不易维持纪律，学生难以纳入规范。讲义风潮之所以引起蔡元培如此强烈的反应，并且要采取这么强硬的态度，就是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关乎能否维护他的校长权威，更关乎他的将北大，特别是学生纳入学院化体制的大局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7）
那么，五四以后，北大学生的状态如何，有什么样的动向与选择呢？
这里再讲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蔡校长回来后，全校师生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北大学生运动领袖，也是著名的演讲家，一个叫方豪的学生，作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讲——
回忆返里之日，人争走相问曰：“蔡校长返校乎？”生等叹大学前途，每悲不能答。今先生返矣，大学新纪元作矣！生等新生命诞矣！生等于此有无穷之欢乐，无限之兴奋，祝先生健康！大学万岁！
接着，他又说了一段话——
昔者，先生之治大学者以兼收并容，训学生者以力争报国。生等亦深信大学生之贡献，在增进世界文化，以谋人类之幸福；而对于国家社会之现象，惟负观察批评之责。奈何生居中国，感于国难，遂迫而牺牲神圣学术之光明，以从事爱国运动。
这段话很有意思。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这里显示了学生与校长在认识和选择上的错位：“学生并非不理解蔡校长的良苦用心，也并非不能接受蔡校长的教育理念，只是国难当头，热血青年不可能‘两耳不闻窗外事’”；郑勇：《蔡元培：在“读书”和“救国”之间》，收入《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年，页65。表面上谁也没有反对“读书救国”，但校长强调的是“救国不忘读书”，学生强调的是“读书不忘救国”；校长要学生“回来”，学生却欲罢不能，因为国家还是这个样子，没有变。这就发生了学生和校长认识上的错位。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只是少数学生，大多数学生的状况，却是像胡适在讲义风潮发生后写的那篇文章里所描写的那样，“‘五四’、‘六三’以后，北京大学‘好事’的意兴早已衰歇了。一般学生仍回那‘挨毕业’的平庸生活；优良的学生寻着了知识上的新趣味，都向读书译书上去，也很少与闻外事的了。因此，北大的学生团体竟陷入了绝无组织的状态，三年内组不成一个学生会！”《这一周·43》，《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438。
在这种情况下，少数能量很大的激进学生在学校里的活动就特别引人注目。五四之后，北大的学生中，有两种思潮影响最大：一是无政府主义，一是马克思主义。
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学生主要聚集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周围，从1919年冬天到1920年春天，曾展开了关于教育革命的讨论，发表了一批文章，集中批判权力主义，批评北大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学府”，批判北大正规的毕业制度、考试制度，以至批判学校要收学生住宿费等等。这些文章反映了学生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同时也是对前述校方体制化努力的一个抵制和反抗。
这里可以讲一个小故事。当时北大哲学系二年级有一个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学生，叫朱谦之。他认为考试是对学生的一种束缚，提出要“罢考”。学生大概十之###都是厌恶考试的，因此有很多人支持他，或者暗地表示同情，事情闹得很大。最后还是总务长蒋梦麟出来说话，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如果不要学分，可以不考，如果要学分就必须参加考试。”于是，朱谦之宣布“我只要听课，不要学分”，自然也就不必考试了。朱谦之还写了一篇文章，从反对学校的制度，进一步发展到鼓吹“反智主义”。他说，知识是一种“赃物”，本身就是知识私有制度产生的“罪恶”，因此要废止知识私有制的最好办法就是“取消知识”，而“知识的所有者，无论为何形式，都不过盗贼罢了”。朱谦之：《教育上的反智主义》，文载1921年5月19日《京报》副刊《青年之友》。有意思的是，朱谦之的这番根本否认知识与知识分子的高论引起了鲁迅的注意，写了一篇杂文叫《智识即罪恶》，予以反驳。最近有人研究，认为这其实是一篇小说，是“没有编进《呐喊》的鲁迅小说”胡尹强：《〈智识即罪恶〉：没有编进〈呐喊〉的鲁迅小说》，《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2期。，自然也无妨这样说，文章确实讲了一个虚构的故事：“我”本来是一个给小酒馆打杂，混一口安稳饭吃的人，不幸识得几个字，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居然想到北京来求学，以增长点智识。突然听“虚无哲学家”说智识是有罪的，还没有来得及逃回去，半夜就被“活无常”与“死有分”带到地狱里去了。一看那个阎罗王，就是隔壁的大富豪朱朗翁。大富豪不由分说就把“我”推下地狱。地狱里满是拌着桐油的豆子，“我”一下去就打滚，还看到无数人在打滚，都是知识分子。其中一个还气喘吁吁地对“我”说：“你在阳间的时候，怎么不昏一点？”一昏就没有罪恶了……《智识即罪恶》，《鲁迅全集》卷1，页389—391。这故事自然是充满暗示性的：所谓“反智主义”无非是“朱朗翁”这类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当然，鲁迅可能考虑到作者还是个学生，就笔下留情，只编个小故事嘲弄一下就完了。但鲁迅自己还是很认真的：直到1927年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中，还在批评这类“知识就仿佛是罪恶”、“要打倒知识阶级”的论调。《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卷8，页223。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8）
还有相当一部分激进学生走向了马克思主义。这本也与蔡元培有关：北大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是蔡元培平民教育思想的积极实践者。他们组织平民演讲团，走到北京的郊区，跟农民有所接触，由“走向民间”而最后走向马克思主义。但也就和蔡元培“回到图书馆”的学院化、体制化的指导思想相抵触。
于是，五四运动以后，北大学生的政治活动依然欲罢不能，北大始终没有平静下来：1919年10月，北京大学学生发动了“面包运动”；1919年11月到12月，一直到1920年春天，北大学生连续不断地发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运动，###一直不断，而且波及全国。如果翻看这个时期的报刊，就可以发现全国的各个大学###迭起。而且开始主要是对外，对上，是由爱国激情所引起，这还是蔡元培们所能理解的；但后来就慢慢把矛头转向内部，很多学校都发生了驱赶某个教授或某个校长的###，而且必然是有的学生要驱赶，有的学生就要维护，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不仅是学生，老师也要闹风潮。由于北洋政府总是欠薪，连续几年发生索薪风潮，学校内部也为要不要罢教而争论不休：胡适就坚持老师无论怎样也不能罢教，因为这会影响学生的学业。
一个学校主要是由三部分人组成：校长、教授和学生。现在校方学院化、体制化的努力，与学生激进化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处于二者之间的教授作何反应，就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
（三）
首先作出反应的是胡适。这恐怕是理所当然的，不仅因为胡适处在北大中心位置，而且他自己也自称“我想要做学霸”。这个“学霸”不是贬义词，意思是要影响整个学界，并进而“在人民思想上发生重大的影响”《在北大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胡适文集》卷12《胡适演讲集》，页439。，把自己当成学界领袖、知识分子的代表和民众的指导者。他既有这样的雄心，自然会觉得在这样混乱的时候，自己责无旁贷要出来“指导学生”。五四运动一周年的时候，他和蒋梦麟联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我们对学生的希望》。文章首先肯定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合理性和巨大作用，但同时指出：“社会若能保持一种水平线以上的清明，一切政治上的鼓吹和设施，制度上的评判和革新，都应该有成年人去料理。未成年的一班人（学生时代的男女），应该有安心求学的权利，社会也用不着他们做学校生活之外的活动”，只有“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而文章的重心却在强调：“不要忘记，这种运动是非常的事，是变态社会里不得已的事”，是“不可长期存在的”。那么，作为正常状态，学生需要干什么呢？胡适提出了三点：第一，要过“学问的生活”，认真读书。第二，要参加“团体的生活”，进行基本的民主训练，比如讲究民主秩序，“要容纳反对党的意见”，“人人要负责任”等等。第三，参加“社会服务”，如举办平民夜校，进行通俗演讲等。——可以看出，胡适的引导，还是坚持了蔡元培的基本教育理念：要使北大成为学术的圣地，社会思想文化的中心，而把政治参与作为一种“暂时不得已的救急办法”；在现实的层面，也是与校方把学生引回教室，实现北大的学院化、体制化的努力相配合的，胡适并不隐晦他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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