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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北大-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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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运动与戊戌政变，就是企图通过满清国家机器的变革，重振皇权的权威（戊戌政变还希望建立光绪皇帝的个人权威），使国家逐步走向现代化道路。但已经腐败不堪的满清政府已无重建权威的可能，这才有了辛亥革命，而辛亥革命以后的混乱，又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不惜支持袁世凯称帝来重建权威。在以上“权威立国”的思路与努力中，知识分子始终处于依附于强权国家与个人的地位，自视国师、幕僚，不过是鲁迅所说的“官的帮忙与帮闲”，并没有摆脱传统知识分子的奴才地位。
袁世凯称帝，实行个人独裁，并以孔教为国教，强化思想专制，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打破对强权国家与政治（政治家）的幻想，开始寻找新的现代化思路。在此前后即有了对鼓吹“国家（民族）至上”的“国家主义”思潮的反省与批判。陈独秀率先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怒斥当局“滥用国家威权，敛钱杀人”，指出“人民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而为野心之君……所利用”，“爱国适以误国”，同时提出救国之道即在启发民之“自觉心”，并见诸行动，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面向青年，唤起“伦理之觉悟”，“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定其自主自由之人格”（《敬告青年》）。李大钊除在《甲寅》上发表文章为陈独秀辩护外，也写了《暴力与政治》等文批判“强力足以治国”的国家主义思潮，鼓吹以“爱人的精神”，“唤起其全国之自觉”的俄国式的“社会革命”。蔡元培在总结戊戌政变的教训时，即已认识到“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入手，是不可能的”；在1914年更明确提出“既认定教育可以救世，便当断绝政治上之迷信”。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1915年2月20日的日记里，也记下了他的英文教师的观点：“一国之大学，乃一国文学思想之中心，无之则所谓新文学新知识皆无所附丽”，并且满怀激情地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乃可耻也。我国人其洗此耻哉”，“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
漫说北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2）
胡适其实是敏感到了一种已经成熟了的时代要求的。1916年12月22日蔡元培于“大风雪中”来到北京，12月26日大总统黎元洪发布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校就职，并且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一批影响一个世纪的民族精英都很快聚集于北京大学，这固然是由许多具体的人事关系所促成，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也标示着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选择趋向，可以说是势之所至。它意味着，知识分子的目光由国家（庙堂）转向民间，由强权政治家转向知识分子自己，由依附权势，转向依靠知识（科学、理性）自身的力量，通过思想启蒙，唤起国人的自觉，自下而上地进行中国的社会变革。
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是从根本改变教育思想、明确大学性质入手的：他在就任演说中坚定地宣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同时，又建立评议会，实行教授治校。这就从观念与组织上，根本摆脱了对国家官僚机构与官僚政治的依附与控制，实现了教育（学术、思想、文化）的真正独立，也就是知识分子自身的独立。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其目的正是要为知识分子提供自由而广阔的精神空间，将北大改造成为民间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者也”，在自由、宽松的人文环境中，创造新的校园文化，并以此影响社会。
应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本世纪绝无仅有的这样的一次尝试。正是在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建立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新的范式：这是一批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不仅从根本上走出了充当“官的帮忙、帮闲”的传统知识分子的老路，同时也避免落入在现代商业社会中成为“商的帮忙、帮闲”与“大众的帮忙、帮闲”的陷阱，而获得真正的人格独立与个体精神自由；他们永不停止对彼岸精神理想的追求与对精神（思想、文化、学术）的探索，因此对此岸的现实存在总不满足，永远对现状持批判态度，永远是“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这是鲁迅对“北大校格”的概括，我们所说的“北大精神”所指的正是北大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提供的这样一种精神规范。
正是这些被鲁迅称作“真的知识阶级”的北大人，创造了以“科学的思想与方法”、“民主与个体精神自由”、“‘重新估定价值’的怀疑主义精神”与“兼容并包的宽容精神”等为核心的新世界观，新思维，新伦理，新方法，新的人际关系与交流方式，从而创造了新的想象力与新的创造力，并且作出了以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为突破口的文学革命作为思想启蒙的重心的战略选择，同时开拓新的学术领域（如胡适的中国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吴梅的中国戏曲研究，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的研究等等），创造新的学术规范，以为文学革命、思想启蒙提供理论、学术根据与思想资源。以上方面构成了蔡元培所主持的北大校园文化的基本内容，它通过《新青年》、《新潮》这样的现代传播媒体，影响整个社会，形成社会文化的新思潮，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又进一步把由思想文化领域开始的变革推向全面的政治、社会的变革。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爱国学生运动又反过来极大地提高了北京大学的社会声誉与影响。一校（北京大学）二刊（《新青年》、《新潮》）一时成为时代思想、文化、学术，以至政治的中心，北京大学的教授，从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到胡适、鲁迅、周作人，不仅在当时成为时代领袖人物，而且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以后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发展，影响所及，直到今天（世纪末）北大仍是中国国人心目中的“精神圣地”。李劼先生在最近发表的《北大的标新立异和清华的抱残守阙》一文里，指出：这“意味着学校直接成为整个社会及其历史趋势的指导者和发言人”，“当年主宰天下的权力和暴力，在学校与刊物这样的现代社会组织系统面前，丧失了（或许应说是‘部分地丧失了’——引者注）原有的主宰优势，从而不得不让主导地位落到现代社会组织手中”，“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现象，即文化不再通过权力和暴力，而是直接向历史显示了它的主导力量”，“社会的头脑阶层（也）不再需要暴力权威的支撑而可以独立地承担起自己的头脑使命”。——我以为他的这一分析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
当然，也不能忽略历史的其他因素与另一面：北大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成为这样一个民间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并居于时代中心地位，这都是在当时的北洋中央政府相对软弱无力的特殊情况下出现的历史机遇，使北大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甚至有可能宣布脱离中央###的管辖（这正是后来鲁迅给予高度评价的）；而蔡元培先生个人的人格力量、威望、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而且事实上，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也自始至终都承受着中央政府，以至军阀势力的巨大压力，在校园内部也存在着新、旧两派的激烈斗争，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此，前文所说的“独立”与“自由”也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也正因为如此，这样一个民间知识分子自由集合体的大学校园，仅存在于历史的一瞬间，北洋政府，特别是后来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很快加强了对北大的控制，先是经济上的，以后是政治与组织上的，直到取消教授治校，实行党化教育，党派政治直接进入与影响学校教育，无论是教师、教授，还是学生之间，都发生严重分化，一部分教授与毕业学生，直接进入国家权力机构，成为国家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与坚持民间立场的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发生尖锐的矛盾；周作人曾发出感慨，说五四时期的北大教授是一致对外，支持学生的，到了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北大教授与北京的知识分子就发生了分化，一些教授竟公开当了政府的“保镖”，所说的正是北大所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分裂。以至于始终坚持民间独立批判立场（如前文说，这是“北大精神”的核心）的鲁迅，三十年代回北京省亲，北大竟然已经不能接纳他了；鲁迅也在1933年写给朋友的信中，谈到“北大堕落至此，殊可叹息”，并作出了“五四失精神”的严峻判断。蔡元培开拓的那一方精神自由的天地已不复存在，像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的影响全局的民间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运动，已成为不可重复的历史，北大的中心地位早已失去。留在人们记忆、口碑里的，每逢校庆就会被着意描述的“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早已是北大人的一个美丽的梦，一种“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的精神境界的象征。——今天我们纪念北大百周年校庆与蔡元培先生诞生一百三十周年，必须清醒地意识并正视这一点。
1998年3月6日写毕于燕北园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1）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
——以鲁迅与胡适为中心
我们要说的是发生在北京大学的故事。不知道有多少同学参加过前年的北大一百周年校庆，那时讲了很多“老北大的故事”：主要讲五四时期，也就是北大最辉煌的那段时间的故事；在我看来，这些故事在某种程度上都被神化了。这也很自然：面对现实的北大许许多多的问题，人们谈论过去的辉煌，也就是对自己心目中的北大理想的一种追寻与坚守。我们今天要继续往下讲——不讲五四这一段，而是讲五四之后的老北大的故事。既然是讲故事，我姑妄讲之，大家就姑妄听之。——作为今天的北大学生，听听当年五四之后北大教授的不同选择，或许是饶有兴味的。
五四时期北大的教师是分为两派的，即所谓“新派”和“旧派”；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指导下，两派相争也相互制约，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我们今天讲的是新派教授内部的不同选择，连蔡元培自己也卷入其中。而北大教授的不同选择，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之后的分化：北大在五四时期是整个思想文化界的中心，北大教授的分歧，影响自不可低估。我们的讨论以鲁迅和胡适为中心，他们都是五四新文学的主要人物，对青年学生都有重要影响，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当然也就格外引人注目。
（一）
在讲他们的不同选择之前，我想先讲一下五四时期当年他们是怎样相处的；我们先来感受鲁迅与胡适。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
论北大
先说鲁迅怎么会来到北大，这就需要说说他和蔡元培的关系。他们俩是绍兴的小同乡。据蔡元培回忆，他大概是1907年在德国留学时，第一次从他弟弟的通信中知道了周氏兄弟的名字，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蔡元培当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他就接受了许寿裳的建议，把鲁迅请到###在教育司里工作。后来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北京，鲁迅也随之到了北京，后来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曾负责整顿、建设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筹办历史博物馆，并且是蔡元培的“美育代替宗教”思想的有力支持者和实践者，在###主办的“夏期美术讲习会”里，鲁迅先后四次讲“美术略论”。最后一次讲时，那天下着大雨，鲁迅去了之后，竟没有一个人来听。鲁迅还写有《拟播布美术意见书》，这是他早期的美学思想重要部分。鲁迅还筹办了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1917年，蔡元培主掌北大，聘请了一批教授。周作人于1917年4月份先来北大，在鲁迅协助下开设“欧洲文学史”等课程；1917年8月鲁迅应蔡元培之约，为北大设计了校徽，至今还在用：中间是一个人，两边是两个人的侧影。鲁迅是1920年12月24日才来北大担任讲师的。当时有个规定：兼课的教师只能担任讲师，不能聘为教授。鲁迅在北大主要上两门课：一门是“中国小说史”——这在中国大学中文系教育中尚属首创；后来又讲“文艺理论”，以《苦闷的象征》为主要教材。鲁迅上课是非常受学生欢迎的。据当年的学生回忆，不仅是本系的学生，外系的学生都赶来听课，教室里两人坐的位子经常挤坐着三四个人，没座的或站着，或坐在窗台以至地上。鲁迅有一个习惯，每次提前半个小时到教员休息室，往往他一到，等在那里的学生就围拢来，鲁迅打开他那黑底红格的小布包，将许多请校阅、批改的文稿拿出来，一一细细指点，又接受一批新的文稿。等上课钟响，就在学生簇拥下走进教室。一位学生这样回忆他的最初印象——
在青年中间夹着一个身材并不高，穿着一件大概还是民国初年时代“时新”的小袖长衫的中年先生。他的头发很长，脸上刻着很深的认真和艰苦的皱纹。他离开这群青年走到讲台上，把两只虽不发光却似乎在追究什么的微微陷入的眼睛，默默地缓缓地扫视着渐渐静下来的学生群众，这是一个道地中国的平凡而正直的严肃先生，既无名流学者自炫崇高的气息，也无教授绅士自我肥胖的风度。这典型，我们不仅只在《呐喊》这本著作中到处可以看见，即在中国各地似乎也处处都有着他的影子。尚钺：《怀念鲁迅先生》，《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页133—134。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2）
安然地站在北大讲台上的，就是这样一个没有绅士风度，也没有名流学者气息的普通中年人，他上课非常自然，既不滔滔不绝，也不大声疾呼，只是从容不迫地一一道来，还经常穿插着一些笑话，几句闲话，像春日晴空里的风筝，一丝线似的，随意扯开去，又毫不经意地拉回来。课堂气氛是轻松的，学生可以无拘无束地听，或者不听，也是非常从容的。而且还经常有师生之间的当场对话。比如他讲《红楼梦》，讲完了，顺便提一个问题：“你们爱不爱林黛玉呀？”学生就七嘴八舌地说起来。一个调皮的学生反问道：“周先生，你爱不爱？”鲁迅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不爱。”学生又问：“你为什么不爱她？”“我嫌她哭哭啼啼。”于是哄堂大笑起来。转引自孙世哲：《鲁迅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页120。讲课中也常常插入一些非常深刻的议论，道他人所不能道，往往让学生终生难忘。当年听他讲过课的冯至到了晚年还记着他“跟传统的说法很不同”的“中肯剀切”之论：“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都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论者都是本朝的人，对他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里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冯至：《笑谈虎尾记犹新》，《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页331—332。这些言论在当时也算惊人之论吧。鲁迅上课中间是不休息的，讲完之后，学生就围着他，问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有一次学生问他：“你是作家，你写作有什么奥秘，怎么写作……”问了一大堆。最后鲁迅一句话没说，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删”。孙席珍：《鲁迅先生怎样教导我们的》，《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页352。
在北大上课同样受到欢迎的就是胡适。胡适上课是另一番风采。学生回忆说，“胡先生个子不高，戴眼镜，穿皮鞋，着长衫、西装裤，干净整齐，风度极为潇洒”。一位学生这样谈到胡适上课给他留下的印象——
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的演讲之好，不在其演讲纲要之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的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使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的抑扬顿挫。并且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时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傻气，所以特别的能够感动人。
这位学生还保留了胡适讲课的一段课堂实录——
现在要说到《水浒传》。现在《水浒传》的故事，完全是四百年，到五百多年的，演变的历史。最初呢，是无数个极短极短的故事，编成了一部。到了明朝，——到了明朝中叶——，才有一个整个的，大的故事。这个时候，《水浒》的本子呢，就是一百回的，一百二十回的，一百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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