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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北大-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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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歌多了一些，看不到更加富于时代特征的雄壮的篇章”，并且提出了这样的质疑：“难道说今天的青年歌声中的主流，真是小夜曲？”表示要“从前人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中吸取前进力量”，“大张双臂欢迎政治热情昂扬的诗篇”。而最后的召唤则更加意味深长：“作为五四事业的后继者，作为新时代的青年，‘鸣’起来！” 。。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5）
在这一期，为了纪念五四，就有了一次作为“更加富于时代特征的雄壮的篇章”的政治抒情诗的喷发。据张元勋回忆，这一次《红楼》编辑部几乎是全体动笔，由十三位校园诗人集体高唱一曲《五四之歌》，“真可谓气势不凡！”“而这一组组诗尚未排印之先就被北大诗歌朗诵团突击排练，成为一出动人的大型诗朗诵表演。于1957年5月4日的晚上，在北大东操场五四营火晚会上与火炬传递同时隆重演出。……整个操场顷刻之间变成一个火炬的海洋、光明的海洋、炽热的海洋、呼啸的海洋！而诗朗诵便在高音麦克风里昂扬响起！”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收入《没有情节的故事》，页527。——
在五月，我的心情更加明朗
就像我头顶上的天空一样。
在火的三十一天里
我觉得自己长得更快
就像童话中的人物
不是一年一年地长，而是一天天地长！
我向往震撼世界的五四运动
也羡慕流血的一二·九
但是，我更爱我们这个时代，
——共青团驰骋的年代。
几十年后，或是一百年后，
我们将坐在青青的草地上
给二十一世纪的青年
讲我们共青团豪迈的故事
那时候，我
也许成了一个老共产党员
（或者，在共产主义的天气里，党已经消亡）。
五月，我的心情更加明朗
我真想
和我的每一个同志亲吻
合唱我们最喜欢的歌子
从傍晚一直到天亮！马嘶：《给我的共青团》，《红楼》1957年第3期。
这更是一次浪漫的乌托邦的政治激情的喷发：用的是赞歌的形式。但谁也没有料到，另一种形态的政治激情的喷发，正悄悄地接近。
这时的《红楼》编辑部却弥漫着一种离情：编委会内与编委会外的一些作者都临近毕业了。于是，就有了5月19日这一天的游园活动。11位《红楼》文友漫步于颐和园，并由林昭摄影，留下了唯一的、也是最后一张合影，为这段青春岁月留下永恒的纪念。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收入《没有情节的故事》，页528。照片上，每一个人都在微笑。但谁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真正的分离——政治的分离与心灵的分离呢？即使再度相遇，心也都破碎：历史对这一代人终于露出了严酷的一面。
（二） 贴在墙头上的诗：诗歌参加论战
就在5月19日这天的晚上，北大出现了第一批大字报：先是历史系一群同学贴出大字报，责问团委会关于全国第三次团代会北大代表产生的情况；接着哲学系学生龙英华，数学系学生陈奉孝、张景中等，与历史系学生许亭南先后贴出大字报。关于北大5月19日贴大字报的情况，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这里，所根据的是1957年7月19日、20日召开的有一万一千人参加的北京大学“批判《广场》反动集团”大会的发言材料，见北京大学《浪淘沙》编辑部、北大校刊编《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当晚，学校就骚动起来，校园的宁静被打破了。
第二天早晨，同学们到大餐厅（前述发行《红楼》第1期的地方）就餐，又发现东门左侧贴着一张大字报，是一首长诗，作者是《红楼》的作者沈泽宜和编委张元勋。由于这首诗影响重大，全文抄录于此——
是时候了
（一）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
一齐都泻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来
见一见天光
让批评和指责
急雨般落到头上
新生的草木
从不怕太阳照耀
我的诗
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
人世的藩篱
它的光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种
来自——“五四”！！！
（二）
是时候了
向着我们的今天
我发言！
昨天，我还不敢
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
歌唱和风与花瓣
今天，我要唱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
鞭笞死阳光中的一切黑暗！
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温暖？
为什么，有无数墙壁隔在我们中间？
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
为什么……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
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是时候了》一诗，现存资料中，字句略有不同，这里依据的是第一次作为“附录”公开发表的《红楼》第4期。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6）
5月19日
这是典型的“墙头诗”，自然不能不引起极大的注意与震动。这是一种被压抑的声音（“背地里的不平、愤慨、忧伤”）急欲公开表达的诉求（“向着我们的今天，我发言”），是以五四为源头的民主、自由的呼喊，并且旗帜鲜明而又尖锐地把批判的锋芒指向“阳光下的黑暗”；它所采取的又是马雅可夫斯基“楼梯式”的形式，形成鼓点般的节奏，一再重复“是时候了”的呼唤，更取得了震撼的效果：它是极能唤起年轻人的内在的批判激情的。如前文所分析，它已经郁积已久了。
因此，《是时候了》一诗一出，即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整个校园引起了爆炸式的反响。
很快就在《是时候了》的旁边，出现了另一张大字报，题目是《我们的歌》，这是中文系新闻专业一年级的学生写的，领衔者江枫也是《红楼》的作者。诗一开始就明确表示：“我们/不同意/《是时候了》的基调/那声音/仿佛是白毛女申冤”，“为什么/高声疾呼着/‘急雨’/为什么/不能用/‘柔和的调子’？/真理的力量/并不在于/‘真理的揭示者’姿态的/疯狂。/假使我们爱党/首先想到的/就会是/效果，/而不是/醉心于/歇斯底里式的/手段”；“我们也难于接受/你们举起的/‘火炬’，/尽管你们自己宣称/它的火种/‘来自五四’”。诗人毫不掩盖自己的维护现存秩序的立场，宣称“我们的曲调之间/不太和谐/可也难怪。/我们缺乏/你们那根/‘沉重的琴弦’，/我们并不像你们/经常‘在背地里/不平/愤慨/忧伤’。/要放火吗/我们/也不打算。”《我们的歌》，《红楼》第4期。
声音也依然真诚而坦率：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学会掩饰与做戏。于是，就形成了两军对垒，旗帜鲜明：依照人们在现存体制中所处的不同地位，采取了完全针锋相对的立场，并展开了短兵相接的交锋，而且依然采取诗的形式。
针对《我们的歌》“那声音/仿佛是白毛女申冤”的指责，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刘奇弟就公开打出《白毛女申冤》的旗号：他要控诉肃反运动中对无辜学生的无端迫害：“啊，天知道/白毛女/‘反党，反人民，反革命’”，“今天/白毛女要问/逮捕证在哪里？/为什么/私设公堂/私人审讯/为什么/伤害人身心？/宪法做什么用？/这是谁出的主意？”他也写了一首《是时候了》：“为何不是时候？/难道谁还苦闷得不够？/为何不是时候？/我们的嘴还要封多久？/为何不是时候？/你还想千万人头落地？（斯大林杀的忠诚党员）/为何不是时候？/你还要等匈牙利事件再起？（拉科西种的根）”
刘奇弟的呼喊引起了许多肃反运动的受害者的共鸣，一位叫作邓贵介的学生写了一首《孤独者的歌》：他所倾诉的，不仅是被“随随便便逮捕，随随便便定罪，随随便便释放”的折磨与痛苦，更是即使平反以后也依然被孤立、被隔绝的精神痛苦：“今年，/我再碰不到审问员/也没有被押到很多人面前/只遇到很多人，他们与我/点点头/瞪瞪眼/互不睬理……/一个人接着一个人/一个领导接着一个领导/在我面前/过去/过去/我多难受啊/——他们还有什么理由让我孤独？”他始终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赶走这颗赶不走的共产主义赤心？”刘奇弟、邓贵介的诗都因收入《右派言论汇集》而保存下来，此书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
林昭看了《我们的歌》，愤慨难忍，深夜写了一首《这是什么歌》，坦诚直言：“我/（并且/还不止我一个）/指责这种凌人的盛气”，“为什么/非得搬出/吓得死人的名词/‘疯狂，歇斯的里’……/几乎，就差一句/‘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爱同志/‘首先想到的’/就会是亲切的帮助/而不醉心于/指手划脚的/满脸义愤的/煞有介事的/自鸣得意”。她尖锐地指出，分歧正是由于对现实有不同的感受，这又是根源于不同的生存境遇、利益关系：“是啊，也许/你不曾有过/那样的日子——/背负着沉重的/歧视，冷淡和怀疑∥在/凝定的孤寂里/惘然徘徊/不知道哪儿有/不沉的水/不眠的长夜/一口口/独自吞着苦泪∥也许你/一直在青云里/什么不平、愤慨/忧伤/和你全无关系/所以你缺乏那根/‘沉重的琴弦’/也怪不得你”。诗的最后，她把批判的锋芒直指“真理”的垄断者与“代表”：“真理的力量/决不在于/维护真理者/姿态的傲慢。/因为你/（即使你当仁不让/舍我其谁）/毕竟不能代表真理。”林昭此诗当时影响很大，但久寻而不得。正以为已经失传，突接老同学韩乐群君来信，从他当年的日记中抄录了此诗，大喜过望。韩君又将其保存的《红楼》、《浪淘沙》杂志相赠，并写有题词：“乐群珍藏，随我四十余年。赠理群吾弟保存，定可发挥更大作用，寄厚望焉。”或许正是这“厚望”的压力促使了本文与本书的写作。文章写出，可以告慰老友与林昭在天之灵了。 。。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7）
林昭所要维护的正是每一个公民都应拥有的探索真理的权利。此后，林昭还写有《党，我呼唤……》，用“任锋”的笔名发表，据说被收入《北大民主墙选辑》（《广场》），但已失传，仅在批判文章中得其残句：“奇怪的谴责像马刀砍来/我年青的心伤痕斑斑”，“日夜在痛苦中徘徊”。参看王南山、杜北原：《分行的诅咒，有韵的诬蔑——评〈北大民主墙选辑〉（〈广场〉）的反动诗歌》，载《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第4号。
林昭的《这是什么歌》发表以后，《我们的歌》的作者即发表声明，宣布“休战”，这场诗的论战似乎暂告段落，但《是时候了》掀起的心灵的风暴并未停息。于是，又有俄语系的诗人杜嘉真写了同题诗，以示呼应与补充：“‘是时候了！’——/这是响亮的呼声，/纵然/写它的人/怀着怨愤；/但是/这声音里/有着战斗；/这声音/能使/血液沸腾”；“每个人/都皱着眉头/在思索，/看吧，/群众的海洋/已波荡到了/最底层，/我们要/再一次/刷洗/自己的生活”。——这里所提出的“波荡最底层”，“再一次刷洗自己的生活”的命题或许是更为深刻与根本的，但却被更加急切的政治性的话题所淹没，似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应。
不久，林昭又引起了另一场争论。在5月22日的辩论会上，林昭以她固有的坦诚谈到自己内心的矛盾：“我感到组织性和良心有矛盾。”此时北大部分“文艺界人士”（其中有《红楼》的编委、作者张炯、谢冕、任彦芳、江枫、曹念明、王磊、杜文堂等三十余人）已经开辟了“卫道者论坛”，在宣言书中有这样的说法：“有人说我们毕竟不代表真理，我们愿意和所有一切愿意追求真理的同志把真理追求”，“有人说要像狼一样吃掉卫道者。那么吃吧，如果办得到！”参看张炯、谢冕：《遥寄东海》，载《红楼》第4期。前者显然是对林昭《这是什么歌》的回应（“卫道者论坛”参加者江枫、曹念明都是《我们的歌》的主要作者），而后者更是针对张元勋的。在林昭作了前述发言后，“卫道者论坛”即发表了一首题为《致林昭同志》的诗。作者接连发出责问：“青年团的组织性就是良心，团章哪一条要我们为组织性昧去良心？”“该怎样理解你的良心和你的真理？”作者并且声称自己“并不感到（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这正是近于《我们的歌》的立场。
“卫道者论坛”的开辟与这首诗的发表，显然意味着《红楼》编辑部与作者群思想上的分裂，并且已经公开化。林昭本人对这首诗未作回应，倒是另一位校园诗人杜嘉真写了一首《组织性和良心——致林昭》的诗，对林昭表示了深切的理解：“你吐露出了深心的怀疑，/我知道你为什么说出了这句话，/这句话有多少酸辛。/而我更知道你的心比他们/有着更多的真理，更多的同情”；并这样尖锐地批评那些“卫道者”们：“他们‘快乐地成长，并不觉得矛盾’/生活和文章都是那样四平八稳！/他们从没看见组织上的错误，/看见了也从不承认；/他们从没看见别人的痛苦，/更从不感到自己应负的责任。/我痛心，他们为什么这样的麻木不仁/我痛心，他们为什么/有意无意的‘为组织性昧去了良心’。”诗人更是无情地揭示了自己的、也是林昭的内心痛苦，把批判的触角伸向自我灵魂的深处：“同志啊，我知道你那/欲言而又不敢的苦衷，/多少人和你一样/有着这种复杂的心情”，“扪心自问，在过去/我们曾多少次说出了违心的话，/做了它（组织）驯服的奴隶。/多少次压抑了自己，伤害了别人，/如今事过境迁已悔之莫及；/有的事使我们如此羞惭、痛苦，/有的事将使我们遗恨终身。”
这样的对自我奴性的正视与清醒也许是更为重要的：这才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反叛。诗人因此而向世人，也向自己，发出这样的警示：“别让那‘组织性’掩盖了/你的盲目，虚伪和不正，/别让它隐藏了对权力的畏惧/和那些自私自利的目的。/即使在执行组织的决议时/也要保持你说话的权利。”
这里，几乎是一针见血地点破了五十年代中国的时代病症，新的国民劣根性与知识分子的痼疾；但正因为它过于尖锐，为当时的大多数人（包括知识分子）所不能接受，诗人因此而罹难，整个民族也为拒绝忠告而付出了代价。可以看出，《是时候了》与《我们的歌》的诗论战，发展到这里，已经是相当深入了。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8）
杜嘉真还写了一首《致勇士》，对《是时候了》里所发出的“鞭笞死阳光中的一切黑暗”的号召，作了更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一个“黑暗里/做一个勇士——容易；/光明里/做一个勇士——难”的命题。诗人这样写道：“在光明里的/黑暗/披上了各式各样的/衣衫；/有的握着/党的权杖/窒息着/人性；有的高举着/人道主义的大旗/反党/反人民。/勇士啊，/信心/要百倍坚定。/勇士啊，/眼睛/要格外分明。/既不能把/光明看成黑暗/也不能把/黑暗/当作光明。”
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的提醒：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看似光明，实为黑暗”与“看似黑暗，实为光明”的混杂现象，如何识别“真假（光明与黑暗）”，这正是时代向真正的“勇士”提出的一个新的课题。在诗的结尾，诗人对这些新时代的“勇士”的命运作了这样的预言——
我相信
黑暗
会永远存在，
像大地上
永远
会有尘埃。
我相信
勇士
会在斗争中
倒下，
但勇士的精神
将像松柏般
常青。
我相信
勇士
会被历史
湮没，
但勇士会用
生命
鞭笞着社会
前进。杜嘉真的这几首诗：《是时候了》、《组织性和良心——致林昭》、《致勇士》均收入《右派言论汇集》。
或许这正是对1957年燕园发生的这场由《是时候了》引发的用诗的形式展开的思想交锋的最好总结。《是时候了》与《致勇士》这两首政治抒情诗，也许因此而获得了某种史的意义和价值。
（三） 《广场》：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复兴”和
“社会主义民主运动”
6月6日，校园里的一张大字报，又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大字报标题是：“救救孩子，《广场》在难产中！”同时公布了《广场》第1期的要目、《发刊词》及一篇题为《北大民主运动纪事》的文章，并征求预订与捐款。全校的目光顿时集中在这个自称“难产”的刊物上，并立刻因对《广场》及其所显示的倾向的不同看法和态度，而引起激烈的论争：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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