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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爷爷熊庆来-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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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么样，爷爷没有走，仍然相信自己没有选错道路，他正确地选择了和祖国同甘苦共患难的道路。他在文章里写道：“（共产）党企求建设的新社会确实是使人民可以得到幸福的理想社会。我入国门后备受照顾，使我深觉祖国怀抱的温暖，直到现在，我安定地、愉快地工作着。”爷爷也中肯地提出：“以我六亿余人口的大国，还应有更壮大的队伍，更全面的发展，更著光芒的成就。因此，我认为积极培养干部，广罗专才，仍是今日急务。”
爷爷一方面批评不正确的做法，另一方面努力使自己融入社会，而不是像有些知识分子把自己与社会隔绝，自我清高，他虚心地向周围的人请教。他的子女、他的学生和数学所的领导都是他的老师，他也坦率地讲出自己不同的看法。
报效祖国 献身教育（11）
那时，运动一个接一个，不炼钢我们就去支农。人民公社刚刚成立时，附中旁边是海淀公社成府大队。根据公社的组织原则，公社是工农商学兵、政社合一的组织。我们学校参加了海淀公社，就在学校围墙外面的一块空地上举行了入社仪式。公社将学校围墙外面的菜地给我们种，并且派一位有经验的老农指导我们。我们家里的饭桌上也不时出现我们种的菜。对此，奶奶是很高兴的，因为我们可以吃到又便宜又新鲜的蔬菜。我原以为爷爷会反对我们种菜，谁知爷爷对我们种菜并不反对，他说：“课外参加一点劳动，我不反对，这样你们一方面可以换换脑筋，学点农业知识，另一方面还可以了解农家种田的辛苦。”他还说：“我们家的祖辈也是种田人，不要忘了老本。”
参加了公社后，我们在清华的大礼堂和大学生们一起听报告。报告的人告诉我们，公社化以后我们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用不了二十年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作为十二三岁的初中生，那些深奥的理论，我们也听不懂。我的脑子里有许多疑问：“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共产主义？”于是我问老师。
老师答复说：“社会主义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那么资本主义呢？”
“资本主义是按各人的金钱分配。”
回家以后，我把听来的讲给爷爷听，他觉得不现实。
“是否每个人都能各尽所能？有的人天生就懒惰，不愿工作。另外，是否每个人都能按需拿自己需要的东西？有的人拿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而其他需要的人就没有了。还有，如果只有三辆自行车，而有十个人需要，你怎么办？怎么分配？这还相当复杂。”
奶奶也说：“像我们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需要的东西和你们年轻人不一样，是不是也要平分？”
我不吭声，因为我也不懂，但是心想听老师的话总是没有错的。
1958年暑假，我参加了公社地图的测绘工作。公社对我们说，由于公社发展很快，没有平面图，许多工作有困难，所以需要测绘整个公社的平面图。我回家后讲给爷爷听，爷爷很感兴趣，给我讲几何，如何测绘。但是最后公社让我做的工作只不过是扶测量杆，也没有像原来说的，让我们画公社平面图。我感到失望，爷爷也有点失望。
一天，有同学来告诉我，学校让我们返校。原来学校接到通知，要我们“除四害”，其中的一害就是小麻雀，因为它们吃粮食。据说某科学家说小麻雀在连续飞二十四小时后，会累死。于是我们的任务就是不断地摇旗或者摇红色的东西，敲打器械，发出声响，使小麻雀不能停下来，让它们全部累死。
我们的任务是看住清华的一个花园，不让一只小麻雀停在我们负责的地段。据说这是全国统一行动，连续作战三天，让全国的麻雀一起死亡。我觉得很有意思，忠心耿耿地执行自己的任务。谁知整整三天也没见一只小麻雀的影子。倒是我们在一起乱跑乱喊，像玩游戏一样地度过了三天。
回到家里，见奶奶把我的红领巾捆绑在一根棍子上，伸出窗口摇几下又炒炒菜，我连忙跑过去，将红领巾取下来，一面埋怨奶奶不该用红领巾来做旗子。奶奶说居民委员会让大家摇红色的东西以防小麻雀停在居民区，她找不到红色的东西，只好用红领巾来做旗子。
报效祖国 献身教育（12）
爷爷听我们在争论，就过来说奶奶：“你怎么也做这些小孩子的事？你们认为你们真的能这样消灭麻雀？”奶奶又解释一遍，说是居民委员会让她做的。
爷爷说：“西方国家还保护鸟类。这样消灭麻雀，太残忍了。”
后来爸爸从云南来北京出差，讲到“全国统一行动消灭麻雀”时，他告诉我们：“云南也和北京一样，到处摇旗，呐喊，敲打器械，发出声响，使小麻雀不能停下来。”
爷爷关心地问：“那么没有麻雀了？”
爸爸说：“当我们出差到滇南时，路过原始森林，惊动了那里的鸟类。突然间黑压压的一片，麻雀飞上了天，好像全部麻雀都藏到了那里一样。”
爷爷高兴地笑起来，好像是对所有的人说：“那你们还是没有把麻雀消灭掉。麻雀还是比人厉害。”
爸爸接着说：“那次全国统一行动消灭麻雀后，当年全国的虫害特别大。经过科学家的研究，对一百只麻雀进行解剖，发现多数麻雀的肚里是虫子，只有少数麻雀的肚里是粮食。于是中央有结论说麻雀有功有过，功大于过，并将麻雀列为益鸟，给麻雀‘*’了。”
爸爸的话是真的，虽然我们学校没有正式给我们传达“给麻雀*”一事，但是以后我们的“除四害”活动就把麻雀除外，代替麻雀的是跳蚤。
平时“除四害”，我们主要的是消灭苍蝇。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我都要拿苍蝇拍沿途打苍蝇。爷爷不反对打苍蝇，在家里只要有苍蝇，他也试着打。有一段时间，学校要我们上缴“死苍蝇”，以便统计我们“除四害”的成绩。爷爷也帮着我，把每次打的苍蝇装在火柴盒里，给我拿去上缴。直到有人说这样不卫生，传播疾病时，我们才不需要上缴“死苍蝇”。爷爷也就不需要帮助我了。
开学后，在我们的政治课上，老师告诉我们：“公社化以后，公社成立食堂，成立幼儿园和敬老院。大家一起劳动，劳动后一起吃饭，这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第一个阶段。”
我们不知道公社化以后，大锅饭到底是什么样的。不久我们参加了公社的秋收，我被分配去割麦子。学校要我们学习贫下中农，在劳动中了解种粮食的种种艰难，从而珍惜粮食。爷爷也常常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同学们每人分到一垄地，就排成一排向前割。我因为年纪小，就在后面捡麦穗，我们仔仔细细地找寻掉下的麦穗。有同学问老师，不是让我们学习贫下中农吗？为什么有的社员图快、图轻松，将大串的麦穗留在地里？老师告诉我们：“因为这些社员的觉悟程度还不高，麦子是公社的，不是自己家的，就不爱惜。”
公社化以后，公社成立了食堂，各家的锅和粮食都拿到公社食堂，大家都到公社食堂吃大锅饭，我们这些参加支农的学生也在公社食堂吃饭。社员们不管参不参加劳动，都能有饭吃。因此没到吃饭时间，就有人等在那里。吃得不合意，就开口骂大街，连我们也看不下去。大队长批评了一些人，这些人不去参加劳动，天天在那里等吃饭，但批评归批评，他们照旧不改，大队长也没有办法。我们不明白，这样下去，有多少人参加劳动，多少人吃饭，时间长了，食堂还办得下去吗？我问老师，他也讲不出多少道理。我们劳动了两周，就回学校上课。临走时，学校组织我们参观了敬老院，公社里的孤独老人都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在年轻人去田地里工作时，他们就帮助带孩子，这也减轻了他们的孤独。有的老人还帮忙看守场院，因为老人睡眠时间少，而且认真负责，很多场院交给他们看守，公社很放心。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报效祖国 献身教育（13）
回家后我把见到的事情讲给爷爷听，爷爷对于公社的“敬老院”很感兴趣，觉得这对中国的老人是件好事。但是对食堂的事，他仍有疑问。
我们继续上课。在政治课上，我们还在学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区别。一天，我发现我们学校旁边的地已经被公社收回，我们也不去地里劳动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学校也不再提起我们学校公社化的事，也不再讲二十年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听说公社已经改变了分配方式，许多公社实行工分制，按照每个人的劳动记工分，然后按照当年的收入确定每一工分的分值，最后按劳分配。
爷爷听我讲起时，说：“你看，我还是有道理的，要达到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距离还很远。‘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只不过是理想，是否真能实现，这还是一个问题。欧洲国家曾经有人实验过，但都失败了。”
以后到了法国，听说一些欧洲人曾经在现在以色列的所在地，实验过共产主义，在沙漠上种植物，参加劳动的人都是“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但实验失败了，后来还是采用“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这里的农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救了不少犹太人，许多没钱的犹太人逃到那里，生活下来，改变了沙漠的穷面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里的犹太人正式成立自己的国家，其他的犹太人，不论穷富、不论文化程度高低，纷纷来这里定居。
看样子，人们的思想水平和共产主义要求的思想觉悟还差得相当远。频繁的停课劳动，我们都不容易理解，像爷爷这样一个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更难理解。他最不理解的是研究所的人也停止工作去参加劳动。他担心我们下一代的科技水平，也担心我们的研究所拿不出成果，让外国同行歧视中国人。他也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政治运动。
爷爷不愿当旁观者，他以极大的勇气，使自己融入时代的潮流。一方面，他不顾自己安危，不断用自己的经验告诫周围的人，没有科学，没有掌握科学的人，国家的富强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他也不断地学习新的东西，让自己赶上时代。他说：“人们常说：‘老年人顽固。’这是因为老年人的思想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老年人要向年轻人学习，年轻人的思想常常带有时代发展的方向。但是年轻人经验少，老年人的经验又可以帮助年轻人。所以要互相帮助，互相交流。”他经常和我、和我的小叔叔秉群、和他的学生们谈自己的看法，听听我们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小叔叔入党后，爷爷常常向他请教一些对党的政策的看法。那时，我们学校常常有政治报告，爷爷因行动不便，数学所没有让他参加政治活动，他就让我把所有政治报告记下来，讲给他听，还提出问题，常常考得我出一身汗。
1959年的夏天，我们开始了高中入学统考复习，没有时间参加各种运动了。不久学校来了通知：我和同班同学陈秀兰被保送北京101中学读高中，不用参加复习。
进了高中，1959年的秋冬，我们去支农，公社食堂已经取消，大家各自回家吃饭，公社开始按社员的劳动记工分，按劳取酬。我们支农的学生就由学校派炊事员，自己煮饭，像在学校一样。开始，我们参加收红薯的工作，生产队给社员的定额是按行数来记工分。一些社员为了图快多挣工分，不仔仔细细地刨红薯，只顾向前赶，将大块的红薯留在地里。我看不下去就停下来刨红薯，慢慢地寻找他们留在地里的红薯，放在一起，以便马车来时好装车。谁知马车一来，装车的人也是按装车的数量来记工分，他们图快，把大块的装了，剩下的就不管了。我只好问我们带队的老师怎么办。老师看了看，他也没办法，就让我把掉下来的红薯放在一起。听说在困难时期，农民又返回田里把留在地里的红薯捡回去吃，可惜这些红薯早已经冻坏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报效祖国 献身教育（14）
看来不要说实现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为时太早，连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也要看每个人是否“各尽所能”了，“按劳分配”也要有一个好的标准来衡量劳动的多少。
这时天气已经相当冷了，稻田里的水已经结冰，许多稻子仍泡在水里。公社给我们的新任务是把稻子运到场院。因为社员们都不愿意干，就让学生和其他支农的干部来干，于是我们就从红薯地来到稻田。
天太冷，一下水就冻得直发抖，稻田里的冰把我的脚划出一道道口子，鲜血流出来，和稻田里的冰融在一起，加上冷，我疼得无法忍受，想哭又不敢哭，怕别人说自己娇气。带队的老师见许多同学的脚划出口子，就教我们穿上长袜子再下水，这样不太冷了，而且稻田里的冰也不会把脚划破。我们咬着牙，忍着寒冷，把割下的稻子运到场院。
就这样一直到我们劳动结束，我们也没有能把所有的粮食拉回来。公社大队干部希望我们延长时间，但老师也没办法，我们还要上课，况且学生总不能代替农民，干完一切农活。我们只好看着烂在地里的粮食，遗憾地走了。
回来后，我和爷爷谈起来，爷爷说：“造孽呀，粮食都损失了，我们可能会挨饿了。”
不久，我们就听说有些地方因虚报产量，而国家又按产量征购粮食，公社干部无法缴足公粮，就把老百姓的口粮缴了公粮，最后连种子也上缴了，弄得老百姓没有饭吃。许多人被迫离乡背井去找出路，我们家里也来了一位安徽的保姆。听这位保姆说，乡下的干部虚报产量，等国家按产量来征收公粮时，他们拿不出来，就挨家挨户去看，把社员的口粮拿走了，最后连用来留种的种子也被他们拿走了，于是有人饿死，她也不得不离开家乡来到北京找工作。
全国各地都有类似的情况，再加上天灾，全国性的困难时期来到了，这就是三年困难时期。
6 在爷爷刚刚回国的年代里
◎1959年10月去北京郊区支农
“试试看”
1959年初夏，爷爷收到了请柬，邀请他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收到这份请柬，开始时他不愿参加，想拒绝。他告诉我们：“我年纪大了，留下的时间不多了。会议太多，会使我不能充分利用时间做点对国家有用的事情。再说，我也不喜欢参与政治。”他又讲起他在云南大学时，因有许多事务上的工作，自己没有时间来从事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
我听别人说他回来时曾经希望：第一，回国消息不见报。第二，不在政府或者数学研究所担任职务。第三，带几个学生。他的三个愿望都得到了满足。不过我没有向他证实过此种说法的可靠性。如真有此事，那么他的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事实上，他回国以后，数学所一直尊重他的意见，不请他参加所里的政治活动。
为参加政协一事，他征求小叔叔秉群的意见，小叔叔是竭力主张爷爷接受邀请的。
小叔叔秉群认为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可以多听点、多学点东西，也可以接触社会，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我也是竭力主张爷爷接受邀请的，我当时的想法是爷爷能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是一种荣耀，怎么能拒绝？但是对于这种事情，我还小，还没有发言权。
奶奶也是主张爷爷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的，因为爷爷的学生和一些朋友都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先生的怎么能什么也不是？况且国内的一切待遇都是和职务相联系的。但爷爷说他做什么事，不是只看钱。爷爷的朋友们都没有反对的意见，他们觉得当了政协委员可以学到不少东西。相反，他们奇怪爷爷怎么会想拒绝，因为还有人不择手段想挤进去。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报效祖国 献身教育（15）
爸爸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又是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经常来北京开会或出差。他也支持爷爷去参加政协会议，这样可以多学一点东西。
经过反复思考，爷爷决定“试试看”，不行就辞职。谁知这一试，就一直试到他最后离开我们。
一开始，爷爷只不过是参加全国政协的正式会议。后来他听说全国政协每星期都组织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学习，讨论国家大事，让他们提出意见，也为他们解释国家的方针政策。爷爷为了了解国家大事，也参加了这个学习。他逐渐对这个学习感兴趣，每次学习都不轻易放弃。
爷爷学习的积极性连我们年轻人都比不上。我们住在北京西北郊中关村科学院，进北京城要先走十五分钟的路到汽车站，然后乘32路公共汽车，常常是半小时一趟车。赶不上公共汽车就要在汽车站等半小时。到西直门以后，再换乘7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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