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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爷爷熊庆来-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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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水平提高了，民族才有兴旺的可能。
1921年11月，东南大学刚刚开办不久，因爷爷的朋友、即将离职的何鲁先生的推荐，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先生寄来了聘书。那时爷爷只不过是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他觉得大有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就不顾工资待遇多少，接受了。对此，多年后，奶奶还在说：“东南大学刚刚开办，给的工资比云南低，离家又远。你爷爷还是接受了，去了南京。我要支付各种开支，不够用，只有尽量节省，坐在马桶上还要搓三根纳鞋底的线。”
到了东南大学，爷爷想自己刚刚出校门不久，最多可以当一名助教或讲师。谁知东南大学不仅要他当算学系教授，还要他当算学系主任，并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再三推辞也不行，爷爷只好硬着头皮上任。那时东南大学算学系只有爷爷一个教授，没有教材，爷爷就边写教材，边教学。高深的课程就必须他自己来教授。他编有数学教材：《平面几何》、《球面三角》、《方程式论》、《解析函数》、《微分几何》、《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和《高等算学分析》；物理力学教材：《力学》（静力学）、《动学》（动力学）。一共有十多种教材，后来被编入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中，成为中国大学教育最早的教材之一。也就是这些教材，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
爷爷常常说，他在南京遇到了许多聪明、好学的学生。是这些学生推动着他的教学发展和促使他深入研究。那时的学生有严济慈、蒋士彰、胡坤升、唐培经、赵九章、赵忠尧等，还有严济慈的夫人张宗英和徐曼英两个女学生。爷爷也常常说，江浙人聪明，那时的学生文学基础好，什么问题一点就懂。他常常得意地讲起这些学生，哪一个学生是学什么的、有什么特长，针对不同的学生，他把他们引向不同的方向，使学生们都有所发展。他对学生的了解胜过对叔叔们的了解。
我的二叔秉明回忆说，在南京的生活，对爷爷和奶奶来说，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候。因为爷爷的青春活力正旺盛，他的聪明才智又得到发挥，备受重用。私人生活上，结婚九年因忙于学习，顾不上家，这是第一次生活在自己的小家庭里。而奶奶结婚九年，真正和爷爷在一起也只不过是几个月。这时二叔秉明出生了，又给小家庭添了不少乐趣。由于二叔秉明是爷爷看着长大的，他又特别聪明灵巧，因此深受爷爷的宠爱。他多次出国都带上二叔。我的父亲秉信忠厚老实，每次都留在国内，照顾奶奶和弟弟妹妹，并供养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从云南方言学堂出来的留学生（2）
有时父亲秉信会“嫉妒”地说：“你的爷爷总是带你的二叔去国外，从来不带我，也不让我去国外留学。我去美国留学还是你妈的叔叔有消息告诉我，我经过考试才出去的。”不过，父亲因为自己年长，比他的弟弟妹妹大很多，而爷爷常常不在家，他从来都像弟妹的父亲一样尽自己的能力照顾和保护他们。姑姑秉慧说，有一次她穿过电车道，没有看来来往往的车辆，等她走到中间，才突然发现来回的两条线上都有电车过来，几乎要把她夹在中间，她惊慌失措，吓呆了，站在那里不知怎么办，是父亲奋不顾身冲上前去把她抱了出来。
爷爷在东南大学教授数学四年，建立了算学系，培养了不少好学生，引起了其他学校的重视。1925年，清华大学来函，希望爷爷去清华大学。但是西北大学已派人来接爷爷去西北大学，爷爷决定去西北大学一年，以帮助他们创办算学系，并担任算学系主任。最后经过协商，爷爷任清华大学算学系教授，兼任西北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算学系教授。
当时，奶奶已经习惯了在南京的生活，爷爷的工资也有提高。如果去北京，爷爷的工资就会比在南京少许多，而生活费用相反会高很多，所以奶奶不愿去北京。她后来常常对我说：“你爷爷在东南大学做得好好的，又要去北京，我真不想去，而且北京工资又低，最后他还是坚持去了。”
1926年，爷爷正式离开东南大学去清华大学，担任算学系主任。1929年，开始成立清华算学研究所。1930年，录取了陈省身和吴大任两个研究生。陈省身后来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数学家之一，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他曾任美国数学研究所所长。就是在清华时，爷爷遇见了华罗庚和一批后来成为中国现代科学栋梁的学生，如钱三强、钱伟长……
奶奶形容起当时清华的生活，说：“那时你爷爷工作忙，顾不上家里和孩子们。他的办公室要远离孩子们的房间，以免受打搅。你几个叔叔怎么长大的，他都不知道。你爸爸考清华时，他不让你爸爸报考，以避免漏题的嫌疑。后来你爸爸自己考上了燕京大学，才由燕京大学转学来清华地学系。”
而爷爷回忆起他的数学研究和教育生涯时，觉得在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时候，他一生的才华得到了最大的发挥，他写出了一整套的大学的数学和物理教科书，而且遇到了不少好学生，培养了许多得意门生。他说：“江浙学生聪明，不是背你讲的课，而是不断地问你问题，追根问到底。这样逼着你讲新的课程，编新的教材。由于他们的好学，自己的数学水平也大大提高了。”我问他当时他们有多少学生，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当时学生很少。他说他当时教课是量才施教。我极其“嫉妒”地说：“可惜我们现在不能这样做了。”奶奶说：“那时你爷爷讲课，学生听得仔细，一节课讲完了，学生还不断问问题，最后耽误了吃饭时间，只好师生都来家里吃饭。”
的确，对于他这一时期的工作业绩，无论谁也没有提出过异议。即使在“*”中，哪一方的“造反派”也没有说过爷爷这一时期的过错。我看过大陆和台湾对爷爷的介绍资料，都很公正地评价了爷爷这一时期的工作，认为他的贡献除了在数学上的，最主要的是他为中国培养了许多科学骨干。我想，爷爷如果在天有灵，也会得到宽慰。爷爷只是一个优秀的学者，他不适合搞“政治”或“领导”工作。
从云南方言学堂出来的留学生（3）
抗日战争中的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
自从第一次出国回来后，爷爷常常觉得“以留法时为学无定向，未入研究途径，归国服务，又日碌碌于课务，但读死书，毫无贡献，引以为憾”。他希望有机会再次出国，进行数学研究。
1932年7月，爷爷赴苏黎世出席国际数学家大会，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参与国际数学家大会。他利用这次机会向清华申请了假期，以进行数学研究。这次他带了二叔秉明前往法国。
在法国，爷爷把二叔送进一家学校学习，开始准备自己的法国国家理科博士论文。爷爷告诉我，一般来说，取得法国国家理科博士学位需要四年时间，但他仅仅用了两年就完成了法国国家数学博士论文《关于整函数与无穷级的亚纯函数》，而且得到了很好的成绩。他的老师问他是谁帮他修改的法文，他回答说，是他自己写的，老师都相当吃惊。
爷爷通过法国国家数学博士论文时正好四十岁，所以他常常对我说，他三十岁而立之年时决定要从事“数学”的道路，在四十岁不惑之年取得了在“数学上的成绩”。
1934年，爷爷带着他的研究成绩回到了清华，继续他的教学工作。
1931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我国的东三省。1935年以后，日本侵略军直逼北平，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收复失地。那一年爷爷他们收的唯一的研究生冯仲云又被追捕，据传他是共产党员。爷爷和几个老师赶快通知他逃离。奶奶笑着对我说：“那时你爷爷和几个教授就这么一个学生，这个学生还因为是共产党受通缉，他们只好悄悄把他送走了。”后来这个学生去延安参加了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爷爷告诉我，他七十大寿时，这个学生还开玩笑地和爷爷说：“熊老，如果不是抗日战争，我今天也是数学家了。”
爸爸跟我讲起当时他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要求政府抗日。他们清华的*队伍从清华出发，会合了其他几个学校的学生，经过三个多小时一直走到了西直门，守城门的军队一看学生队伍来到，就关上城门。爸爸和同学们就从城门下钻了过去，和守城门的军队空手搏斗，打开城门，让*队伍进城。爸爸告诉我，是后来成为国家体委副主任的荣高棠举大旗，带领大家进北平城的。奶奶说，那时爸爸他们回来一身都被军警的水龙头浇湿了，加上北风一吹，结成一块一块的冰，冻得浑身发抖。参加*的同学还有蒋南翔，他后来参加了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清华大学校长。
爷爷告诉我，当时北平已经没有一块安静的地方可以学习和搞研究，日本侵略军已经离清华园不远了，战争随时都有可能爆发。而且他很早就有心在适当的机会能回到云南，为家乡效力。所以1937年6月，爷爷正式应聘担任云南大学校长，这时云南大学也正式由省立改为国立大学。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侵略军进入北平，但还没有进清华园。
爸爸和他的同学们都准备到抗日前线去，有的同学已经到了延安，捎信来让同学们去那里。爷爷回昆明联系工作的事，还没有回来，只是让奶奶收拾东西，随时准备出发回云南。奶奶一个人带着几个年幼的叔叔秉明、秉衡、秉群和姑姑秉慧（我的四叔秉哲因病早逝了），于是希望爸爸把他们送回云南后，再去延安。
从云南方言学堂出来的留学生（4）
只见日本侵略军在北平横行霸道，却没有爷爷的消息。爷爷会不会出事，奶奶很担心。正当大家都在为爷爷担心的时候，一天晚上，有人敲窗户：“秉信，秉信。”赶快打开门，是爷爷回来了。爷爷说，云南的事都已经办好了。现在向南的火车还在开，可以走河内、海防到云南。应该立即出发，否则以后就无法走了。爷爷同意奶奶的意见，让爸爸把他们送回云南后，再去延安，因为爷爷还有很多学校的事情要办。但是等爸爸把奶奶他们送回云南后，到北方的路就不通了，爸爸也断了和同学们的联系，没有能去延安，这件事成了爸爸终生的遗憾。在爷爷的建议下，爸爸担任了云南大学地质系的助教。
在北平，爷爷的学生们和同事们也在等待爷爷的消息。见爷爷回北平，大家都想来听听爷爷对抗战的看法，因为他们对日寇日益猖狂，十分愤怒，但是他们已经不能像年轻人一样上前线抗日了，怎么办？怎么做一些对抗日有用的工作？爷爷向他们讲了自己的想法：要继续办教育，培养人才来支持抗战。因为我们之所以受日寇的气，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发达。抗战时我们需要人才，抗战以后我们还要重新建设，要建设就更需要人才，要科学救国。爷爷还给他们讲了法国细菌学家巴斯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让大家发展养蚕业，使法国还清了内外债，经济得到了发展。这就是“科学救国”。大家都觉得爷爷的想法有道理。爷爷还向他们介绍了云南的情况：云南大学将正式由省立大学改为国立大学，而且爷爷将担任云南大学校长，爷爷的同事们和学生们纷纷表示要去云南，要以科学来救国，以发展科学来支援抗日。后来北平几所有名的大*合搬到云南，取名为西南联大。爷爷回忆起来对我说：“古代孔夫子有三千弟子，每次出行，弟子都追随而行。当年我从北平回云南，真没想到众学生也跟着我到了云南。我感到有许多责任。”开始时，西南联大没有校舍，爷爷就把云南大学的一部分借给西南联大，又积极为其他学校联系解决校舍问题。
奶奶说，当时家里的客厅就是招待所，从北平来的教授们的行李都放在客厅里。每天都有新的教授到来，每餐都有十几个人吃饭，根本见不到爷爷的影子。有时吃饭的时候他来晚了，由于人多，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吃饭，饭不够了，他就摆摆手，不吃饭就走了。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爷爷的众学生除了感激爷爷，还很感激奶奶。他们都尊称奶奶“熊师母”，对奶奶像对自己的母亲一样，奶奶也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他们。只要锅里有一口饭，就绝对不会让学生空着肚子走。多少年后，爷爷的学生们还记得奶奶的烹调技术。家里有什么事，他们都会来找奶奶，哪怕是夫妻吵架，也会来找奶奶评评理。奇怪的是，奶奶常常对自己的孩子很“小气”，而对爷爷的学生非常大方。只要学生有困难，她总是倾囊相助。改革开放以后，五叔想“借”奶奶的钱出国进修，以后再还，奶奶不愿意。但是她同时又把多年的积蓄全部捐给了云南大学，以奖励云南大学的优秀学生。
说起来，奶奶正是受爷爷多年的影响，才这样做的。爷爷对自己的孩子非常严厉，孩子们有什么困难，他不愿利用关系帮助他们，总让他们自己去“想办法”。爸爸考大学时，他回避得远远的；回云南后，他又动员爸爸从待遇很高、生活舒服的昆明到偏僻的矿山去。相反，对学生，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们。只要爷爷发现一个科学人才，他就会利用一切关系，使这个人才得到机会，施展才华。大家最熟悉的是华罗庚。但是除了华罗庚，还有许多学生也是在爷爷的关心下，走上了科学道路。
从云南方言学堂出来的留学生（5）
在抗日战争中，云南大学的教育经费有限，爷爷希望把云南大学办成一个“培养建设新国家人才及培养西南新文化人才”的国内知名大学。他为云南大学写了校歌，这首歌曲表现了他的科学救国的思想：
太华巍巍，拔海千寻；
滇池淼淼，万山为襟。
卓哉吾校，其与同高深。
北极低悬赤道近，
节候宜物复宜人。
四时读书好，
探研境界更无垠。
努力求新，以作我民；
努力求真，文明允臻。
以作我民，文明允臻。
为了省一点教育经费，爷爷把自己的工资压到最低，同时兼了许多的课。总之，他尽了自己的全力，做了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这一段经历的前一部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爷爷积极支持抗日，这是没有异议的。关于这些，云南大学的校志里有当时的记载，云南的省志里也有记载，在这里不再重复，只抄下爷爷对这一段时间的回忆：
抗战前夕 校政一新
同人淬砺 夜寐夙兴
赀虽不裕 实具精神
称于父老 社会同情
热心团体 支助綦殷
特开讲座 优礼时贤
力增设备 兼利教研
良师荟集 学子莘莘
门墙之内 朝气充盈
同人相议 喜色欣欣
期于学术 蔚成中心
群谋规划 益著辛勤
广求助力 卒罕知音
复叹倭邻 凶焰弗戢
嵯峨黉宫 惨遭轰袭
疏散西东 避居乡邑
粗粝弭饥 庙观设席
弦诵依然 自强不息
惟睹时艰 良深忧戚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各大学纷纷迁回北平。爷爷为了云南的教育事业留在了云南，并且希望各个学校动员一批年轻有志的学生，留在云南。这些年轻有志的学生后来成为云南教育的骨干，担任了云南各大专院校的领导。
在“*”中，有争执的是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造反派”要爷爷交代他在这一个时期的“反动”行为。我对爷爷说：“你应该写写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不要去迎合‘造反派’的想法。写的东西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我相信总有一天人民会理解你的。”
爷爷对我讲起在云南大学这一段时间的想法时说，对于他担任云南大学校长，他的内心其实并不是很喜欢。从他的喜好来说，他比较喜欢数学研究，不喜欢行政工作，更不喜欢政治。他对我说：“在云南大学工作的这几年，我浪费了不少时间去做行政工作，去管理经费，使我的研究工作也停止下来。”因为当时大学校长必须参加国民党，爷爷更是被逼上梁山，不得不参加，所以一离开云南大学，他就不与国民党来往，并且自己在党派一栏中写上“无党派人士”或者“*人士”，声称与党派无联系。
但是在抗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开始了内战，不管爷爷自己愿不愿意，他还是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政治。在内战期间，在云南大学学习的五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中学生的小叔叔也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同盟。
爷爷说，他当时的处境是十分为难的，他觉得要保护学生，让学生有条件学习。他希望学生们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不要去管政治，安心读书。当然，他也理解年轻人爱国的想法。他希望学生好好学习，不管政治，这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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