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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 摇晃的中国-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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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声势如此浩大的起义，落到具体战事中，竟然是些儿戏式的战斗。这样的起义造反，漫说新组建的陆军，整顿过的巡防营，就是湘淮军也一样能给平了。指望成千上万拿锅盖做盾牌，钢刀做武器，间或有几支抬枪，甚至是徒手的游民和矿工去碰后膛快枪和大炮，彻头彻尾是一场会党首领的盲动。这样的盲动，比起革命党其他有钱有枪的起义，要更加荒唐。原来置身事外的革命党人，猛然听说萍浏醴策动出这样规模的起义，急性子的匆匆忙忙赶来参加，结果不少人什么都没干就掉了进去，非死即囚。起义不仅折损了几百无辜的会党群众，而且赔上了不少莫名兴奋的革命党。
后来国民党的史学家，一直称萍浏醴的起义者为党军，其实，这群起义之众，如果是党军的话，也是会党的党，不是革命党的党。查当时的清朝官方档案，湘赣两省的地方官，包括负有间接责任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端方，都一直称这场起义为“会匪”作乱，只是在后来拿获革命人之后，提一下拿了几个“孙党”，一直就不认为这是一场革命党的起义。真扫兴，老冤家竟然一点不给革命党的面子，全然抹杀了他们的功绩。
谁在革命，怎样革命 第16节：农民：不许革命（1）
第五幕谁在革命，怎样革命
好些积极革命的人，其实原本不想革命，
想革命的阿Q，偏又不许他革命。
农民：不许革命
无论是立宪党人的改良，还是革命党人的革命，对于动员社会底层，都没有兴趣。说他们害怕底层动员损害他们的阶级利益也没有大错，但他们更担心的其实是底层动员之后对社会秩序的冲击。
鲁迅小说《阿Q正传》里讲，听闻革命到来，阿Q想要造反，用筷子盘起辫子，招摇过市。赵老爷和秀才们开始不明就里，不知革命底细，因此对阿Q低声下气。后来假洋鬼子回来，他们发现革命并不是要革他们的命，于是神气活现起来。阿Q想要参加，假洋鬼子不许。鲁迅写的是小说，但在江浙一带，还真的就有农民想要革命…虽然他们跟阿Q一样，不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不唯乡绅地主们不许，当地革命后的军政府也不许。
1911年11月间，即传统的收租季节，江苏无锡、常熟一带，发生了若干次的抗租骚动，最大的一次，是一个名叫“千人会”的农民组织搞起来的。跟阿Q一样，这些农民听说了革命，但并不太清楚革命是怎么回事。阿Q要参加，参加干什么，他自己也不清楚，打破天，能想到的无非劫富济贫，自己捞点油水。但革命要革掉皇帝，他们是知道的，但是皇帝没了，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呢？往好处想，皇帝没了，地方都换了新政府，没有了皇帝，就意味着没有了王法，因此租米也可以不交了。江浙一带抗租这事能闹得比较大，跟这种想法不无关系。但是，千人会不是阿Q，他们有组织，可以闹出点大动静。
那时候各地的独立，在县这一级，无非是几个乡绅加几个教员或者学生，再运动一下当地驻防的防营，然后赶跑了原来的知县，就当家做主了。按说，农民也可以如法炮制。可是，想闹事的农民，却相当糊涂。他们拉起人马，舞枪弄棒，但真正的意图却是要抗租。说是抗租吧，他们还搞组织，成立了“仁义农局”，首领是无锡的孙二、孙三，还叫都督。除了都督外，他们还有一个读书人樊文涛做军师。有了都督、军师，还有人马，按革命的道理，他们也可以算是革命，自立为王了。可是，无锡、常熟两地的革命政府，都不同意。他们自己可以自立为政，但农民不行，为什么不行？没道理可讲，不行就是不行，跟假洋鬼子可以挂上“银桃子”革命，而阿Q就不行一个道理。
谁在革命，怎样革命 第17节：农民：不许革命（2）
其实，千人会这种组织，原本在革命前就在农村广泛存在，就是一种农民之间的互助团体，一种互相借钱、周济粮米的民间组织。就是一种古已有之“会”与“社”，千人会的规模只是大了点而已。但是，出于革命的缘故，千人会的野心也大了一点，介入农民跟田主之间减租的谈判，要价太高，谈判谈崩了，常熟地方王庄千人会跟当地的大族的义庄发生了冲突，其首领周天宝被常熟县政府派人抓了起来，结果事情就闹大了。无锡、常熟两地的千人会成员成千上万地涌进了王庄，打烂了义庄，抓了田主的亲戚做人质。然后在王庄城隍庙里设立都督府，打起“千人大会”、“仁义农局”的旗帜，四下贴满了都督孙二、孙三和军师樊文涛联名的告示，俨然是成立一个农民的政府。只是这个农民政府，没有太大的出息，要求只有一个免租，并没想杀上县城，弄把交椅坐坐。既曰免租，当然谈好了，少交点也不是不可以。虽然农民闹事用了武力，手里无非是锄头、鱼叉，并非来真格的暴动，而且一个人也没杀。
但是，上千的农民，拿了家伙，占了一个大村庄，还扯旗搞了一个都督府，即使没有动武杀人，也犯了大忌。于是，无锡、常熟两地的军队出动，枪炮齐发，前来围剿。当然，只有锄头鱼叉的农民，只能作鸟兽散，倒霉的，就做了枪下之鬼，跑得不快的，做了俘虏。原来已经抓进监狱的千人会首领周天宝被枪毙，孙二、孙三和樊文涛出逃，不知所踪。一场农民自发的辛亥革命，就这样悲剧地走进了阿Q式的大团圆结局。唯一的好处是，当地的租额，在事件过后，还真的有比较大幅度的减少。
类似的农民革命，在南通丝渔港也发生过。当地的农民，在南通光复之后，也宣称光复，组织政府，有总司令、军政长、财政长等官衔，拉起一支有大刀长矛、土枪土炮装备起来的队伍。可是这个农民式的光复，目的也是抗租抗税，自然难以为革命政府所容。不久，南通军分政府就派兵来剿，经过一番战斗，丝渔港的农民政府被摧毁，领头的阿Q第二掉了脑袋。
革命党人革命是革命，但不动员群众，尤其不动员农民。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初，就对外国人讲，他们不需要群众的主动精神。这样的做法，一向属于被谴责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革命党宁愿策动会党，利用黑社会，也不愿意动员普通的农民。在当今的历史学家看来，这完全是资产阶级阶级局限性导致的错误。从阶级分析史观来看，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这种历史观的问题是，分析的前提，须把社会各色人等套上阶级的归属，然而各色人等恰恰很难像中药铺子里的药材一样，一一装进分门别类的盒子里。革命党的这些华侨、学生和会党，很难说真的属于新式企业家和商人阶级。如果说生活习惯和观念而言，所谓的中国资产阶级，倒是跟立宪党人更接近。但是有一点，革命党的中坚，的确也属于当时中国的精英，在尽量保持社会稳定这个目标而言，他们跟立宪党人心有相通之处。所以，无论是立宪党人的改良，还是革命党人的革命，对于动员社会底层，都没有兴趣。说他们害怕底层动员损害他们的阶级利益也没有大错，但他们更担心的其实是底层动员之后对社会秩序的冲击。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破坏力惊人，太平天国殷鉴不远，他们都清楚。所以，在几乎所有革命地方，甚至包括革命后会党势力很大的地方，新政权都乐于跟当地的乡绅合作，尽可能维持原有的秩序，保持社会的稳定。为了这种稳定，自然，乡绅的利益就必须得到捍卫。不许农民革命，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谁在革命，怎样革命 第18节：帮会：赶个革命的热闹（1）
帮会：赶个革命的热闹
掺和了会党的革命，热闹固然热闹，可是不仅乡绅不高兴，老百姓也受不了，外国人更是感到愤怒。
尽管帮会把自己的历史追溯到明末清初，跟反抗清朝异族统治扯上关系，还编了跟少林寺有关的神话。但如果学术一点，考据起来，帮会的兴起，最多在清朝中叶。社会上人口多了，离开土地出外谋生的人多了，一切跟市场交易，跟商品流通，跟人员流动相关的行业，比如车、船、店、脚、牙兴盛起来之后，帮会自然会应运而生。说到底，帮会，无论旗号打的是什么，无非是离开土地和宗法的人，在异地他乡干非农业的行当谋生，赖以自助和互助的组织，它实质上就是把宗法组织，用另一种形式复制呈现出来。当然，统治者不喜欢这种组织，因为它们在原有的社会网络之外，对皇帝钟爱的秩序有点威胁。帮会不是不想洗白自己，但在帝制时代，一个农业社会，没有这个可能。皇帝不容，乡绅也不容。因此，这种组织，只能半地下地活动，而且因朝廷的镇压，带有一点反叛的味道，包括自己杜撰的历史，都是这种味道。但本质上，帮会并不想招惹朝廷，他们要过日子。很多人，被革命党人动员的时候，包括一些龙头大爷，都不知道自家帮会还有所谓反清复明的宗旨。
革命党人生来是要推翻清朝的，他们看上了帮会。一来，帮会有一顶若有若无的反清复明的帽子；二来，帮会的确受到政府的压迫，也干点非法的勾当，具有第三社会的性质，有反叛的潜能。其实，革命党跟帮会不一样，革命党不只是想过日子，或者好好过日子。但帮会其实还是想的，如果能够跟官府相安无事，他们宁可相安无事。只是政府不容他们，总是采取进攻姿态，这就给了革命党拉拢的机会。帮会跟革命党人的结合，使得原先对于朝廷没有实质危险的帮会，躁动不安。显然不是所有的帮会都喜欢革命党，但沾了革命党的帮会，无论青帮还是洪帮，以及有着哥老会、三合会、袍哥之类名称的帮会，都反叛性大增。其实，在清末革命党策动帮会参加的起义中，帮会的会众证明是靠不住的。除了几个受到革命宣传煽惑的会首，真的动了刀兵，喽啰们大抵脚底抹油，溜之乎也。当年同盟会三个系统，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都热衷鼓动帮会造反，但没有一起能成事的。
可是，造反不成，不等于起哄也不行。辛亥年武昌起义，各地响应，至少有四个地方，帮会对于推动革命是有份的：一个是广东，一个是陕西，一个是上海，一个就是革命党人多年深耕的湖南。湖南的辛亥起义，是会党和新军联手干的。由于是大势所趋，起义根本没碰到任何抵抗。起义当天就被杀掉的巡防营统领黄忠浩，看起来根本没有抵抗的意思。黄忠浩本是个游学日本的新人物，跟湖南咨议局的立宪派士绅走得很近，据说深受士绅们的拥戴。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跟各地咨议局立宪派不打算帮朝廷忙有着莫大的关系。黄在当时，难算革命的敌人。其实，在当时如果黄打算抵抗，怎么也该带兵出来的。但不管怎的，这么一哄，起义成功，湖南洪门的首领焦达峰做了都督，出身新军也是帮会的陈作新做了副都督。
谁在革命，怎样革命 第19节：帮会：赶个革命的热闹（2）
在革命党，看焦达峰是同志，在洪门，焦达峰则是大哥。大哥做了都督，天下自然是洪门的了。全省各地的洪门弟兄，一股脑全进城了，在都督府安营扎寨，支锅造饭。都督府成天开流水席，人来车往，个个要求安置，回家乡做县太爷，做司令。稍不如意，即大嚷大叫，说都督不讲义气。洪门本是做违法的买卖的，此时则做到大街上，聚众开赌还算好的，白吃白喝，甚至白日行劫，无所不为。洪门各派纷纷大开香堂，广散海底，明目张胆，招摇过市。一时间，街上为非作歹之事，都归在洪门的名下了。不少人打扮得一如戏剧中的武生，一身夜行衣，帽子上还有一个绣球，以为这就是汉官威仪。革命党另一位加入洪门的大佬谭人凤，见状意欲整顿，提出《社团改进意见书》，还没等实行，办公处就吃了炸弹，只好赶紧走路。
另一个大开香堂的地方是陕西。参加起义的会党中人，跟新军混编成为民军。民军的编制跟新军一样，旅团营连排。但是，会党的组织，实际上取代了军队编制，香堂才是士兵们真正的组织：内八堂、外八堂、山主、军师、洪棍、老幺、红旗、蓝旗、黑旗，不进山寨，在军中就混不下去。当然，最有创意的当属会党首领张云山，他自拟一官衔曰：见官大一级，听调不听宣，天下都讨招兵马大元帅，比个临时政府的大总统还大。这样的官衔，大概只有戏里才有，也只有哥老会的龙头大爷才打得出来。
这样掺和了会党的革命，热闹固然热闹，可是不仅乡绅不高兴，老百姓也受不了，外国人更是感到愤怒。陕西革命后成了哥老会的天下，在外国神父的描绘中，居然成了人间地狱。不仅满人大量被杀戮，连一般平民也难幸免，甚至一些传教士也被侵犯。革命党人拼了命保护教会，但也保不住。所以，湖南的俩都督被暗杀了，其他地方的会党，也被先后整掉了。只有陕西的会党比较顽强，但是也在压力下自我收敛，一直捱到袁世凯出手，陆陆续续才进了山，变成了职业刀客。没等袁世凯出面，先后响应武昌起义的各省，会党不是被新军挤到边上，就是被原来咨议局的人赶走。害得洪门在革命后，对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大为不满。后来洪门成立政党，居然奉孙中山的叛徒陈炯明做领袖。但是，反过来，革命党也受累名声大坏。在很多人眼里，会党和革命党没有分别。
中国的革命，流民的确是一股力量。但是，依靠这种力量，革命就难免变成了一场毫无秩序的大集。热闹，但也麻烦，让革命变得毫无秩序，使革命者毫无纪律，招人反感。自然，也就没了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袁世凯对革命党开刀，号称有半壁江山的革命党人，不旋踵就土崩瓦解的缘故。
匆匆上下的龙套 第20节：革命中的文明与秩序（1）
第六幕匆匆上下的龙套
一台大戏，总少不了跑上跑下的龙套。
他们是过眼烟云，谁也记不得。但是，
细瞧瞧，他们的戏，其实也挺精彩。
革命中的文明与秩序
革命党人也知道，西方国家在以它们的文明尺度，衡量着这场革命。如果他们能讨西方人的欢心，革命就不会遭遇列强的干预。显然，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在辛亥革命前，革命党跟康梁党人关于革命的争议，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革命会产生巨大破坏。康梁们之所以主张改良，就是鉴于革命造成的流血和破坏，代价过高。然而，在革命前一直鼓吹革命、破坏、大乱和铁血的革命党人，当革命真的来了的时候，最担忧的一件事，还就是秩序。除了少数地区之外，多数革命党都主张杀人最好越少越好，破坏越小越好。曾经利用会党做革命的先锋，一旦革命成功，就大有卸磨之嫌，跟立宪党人一起限制排挤会党。最大的理由，就是要遏制会党的破坏性。
对于那些追求中国进步的人来说，庚子义和团事件是一个巨大的阴影。立宪党人如此，革命党也如此。此后他们的行动，无论做什么，都有一个追求文明的动机，借以跟义和团的愚昧、排外划清界限，甚至争取在行动中修正西方人眼里中国人不文明的形象。革命一发生，多少都意味着动荡，外国人会担心中国人的义和团情结野蛮排外。所以，无论什么地方，革命党人最在乎的事情，是外国人视他们为义和团。追求文明，就是按西方划定的规范，自觉地自我改造，当然首先表现为对西方人的善意。因此，会严格约束自己人，严禁自己辖境内的所有人对外国人有所侵犯。湖南的起义，是由会党龙头大哥焦达峰首领，可起义之后第一份告示，就是严禁侵犯外国人。会党势力较大的陕西，会党中人做了都督之后…六都督之一＇，各地党徒纷纷设立码头，大开山堂，扰害地方，谁也奈何不了。但是在有些码头做出支持暴民攻击教堂的举动之后，他们的大首领张云山也不得不下令取消码头，不服从的，就派兵镇压。整个革命期间，尽管革命党人未必能掌控全局，但侵犯外国人和教堂的事情，相当稀少，偶尔几次，也遭致新政权的全力镇压。重庆的革命军士兵，上街时携带有两面旗帜，分别写着“中华民国”和“复汉灭满，保教安民”。重庆蜀军政府告示上写道：“兴汉排满，保商卫民；大军起义，鸡犬无惊；衙署局所，教堂教民，一律保护，不许犯侵；如有匪徒，乘机抢劫，军法从事，杀之无赦；言出法随，凛遵勿越！”专门把教堂教民单列出来，作为保护的重点，用心良苦。宁波光复，军分政府出告示，宣布五杀令，头两条都跟外国人有关：“一、拆毁教堂及洋人住屋者斩；二、损伤外国人及本国人民者斩。”
匆匆上下的龙套 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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