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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卷乌拉尔-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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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来说，大城市的占领和余粮征集制的施行，使所有物资都在新政权控制下生产并重新分配。这使得红军在相对狭小且被封锁的区域内（主要是乌拉尔山至波罗的海之间的北方内陆地区），也能动员出足够赢得战争的资源和兵源。再加上部队中党团员的榜样和牺牲精神，以及时势造英雄般涌现出的一批优秀将领；红军终于变得不可战胜！红军——这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新型军队——从此名扬天下。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跋（3）白军
小说《旗卷乌拉尔》是以中国团为主线，对白卫军的介绍较少。但就像下棋讲究棋逢对手一样，如果对手太稀松，中国团的名声就会略显黯淡。那么中国人的对手真的很一般吗？
我们从俄军（白卫军的前身）在日俄战争和一战中对德作战的表现，似乎比较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俄军笨重迟缓，*无能，很业余。但事实上，*的是俄军上层，是那些靠裙带关系执掌军权的沙皇贵胄。比如执掌兵柄的陆军大臣，重视宫廷的舞会超过了重视军备。居然无暇花完购买炮弹的专款（许多一线炮兵奉命每天每门炮射击不得超过三发！）而俄军的下层军官和士兵是非常顽强的。正是他们在日本人用犹太人的钱购买的德国大炮的轰击下，坚持抵抗，造成十万多日军的死亡和数十万人受伤（日俄战争）。
而在一战中，俄国总参谋长换了五任，根本没有一个连贯的备战计划。一战爆发后，在战争最激烈的一九一六年五月，总参谋部还有十五天休假，所有部门空无一人。这样的军队，能将战争拖延到一九一七年，完全靠的是九百万下层官兵以命相搏。一九一五年，俄军一线步兵的步枪配备率不到三分之二（军备大臣有德国血统加上原材料问题）；许多俄军士兵只能用捆绑了刺刀的棍棒当武器，在炮火下用徒手去拆除对方的带刺铁丝网（够猛的）。在一战前期，当腐朽的俄军上层，侥幸没有犯什么明显错误时，俄军下层的忠勇便得以发挥出来，使得奥匈帝国和土耳其节节败退；仅科韦尔－伦贝格一战，便俘虏奥匈二十万人；战线推进到加利西亚和喀尔巴阡山口。但这时，强大到如日中天的德军参战了。德军拥有天才的指挥官鲁登道夫和近在咫尺的发达铁路网。其高效的作战参谋部也是俄军望尘莫及的。而俄军的后勤补给却随着战线的前移越拉越长，一些前线连队已开始吃马料（再下去就要吃马料的食主了）。战争的天平开始倾斜——这是必然的。再加上一些偶然的（却是极重要的）因素——如萨姆索诺夫和连年坎普夫的私人恩怨（据说是在日俄战争中结下的梁子），互相见死不救，使得前线大败（萨姆索诺夫跑进森林开枪自杀），军心沦丧。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爆发前，已经有一百万士兵在布尔什维克的号召下开了小差。俄军的崩溃不可避免了。
那么，是否因为旧俄军的崩溃才导致十月革命一夜成功了呢？这种说法不对。俄军崩溃是针对强大的德奥联军来说的——俄军当时既无力也无心在西线打下去。但转头对付革命还是绰绰有余的。颇有点我们中国人说的“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味道。比如在*一九零五年的革命时，原本笨重迟缓的俄军，变得异常敏捷。也许是因为“内战”靠近自己的铁路网，军队的集结相对比较方便吧。尼古拉二世调兵遣将，在电讯系统和铁路系统的帮助下，军队从一地赶往另一地，全军协调一致，调动灵活，执行命令坚决，革命被迅速扑灭。其高效率连西欧的报纸都为之惊讶。
既然军队有过迅速扑灭革命的先例，那么这支后来号称白卫军的旧军队，为何在十月革命中却保持了中立，致使革命轻易成功呢？而当革命成功，布尔什维克上台以后，军人反而不再中立，进而掀起大规模叛乱了呢？这既与俄国军官阶层的训练和组成有关，也与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后的策略有关。
由于在革命成功前，布尔什维克对于自己真正信仰的东西，宣传上都有所保留。除了土地归农民这一条，宣传得尽人皆知以外，其它意识形态上的东西，一般人并不清楚。加之苏维埃早已合法化，成为了俄国实际权力的执行机构（尤其是在农村）；而布尔什维克的俄语字面含义是指“多数派”，苏维埃的多数派当然更是合法的了。所以军队一开始，对于布尔什维克的上台采取了默许态度。许多军官甚至不知道布尔什维克就是共产党。他们对于克伦斯基的倒台多少有些幸灾乐祸——因为克伦斯基在推翻沙皇的过程中，是一个积极的革命家。而不少军官和士官是怀念沙皇的。关于这一点，托洛斯基在一九二零年十一月七日发表的《回忆十月革命》一文中，有过有趣的描述：“……应该说，在第一阶段，军官扮演的角色令人吃惊。当我和列宁召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军官会议，在会上招募抗击克伦斯基的军官队伍时，发现其中新的指挥官很少；他们所有人都来自沙皇军队，但这些旧军官中的许多人居然赞成我们。在多数情况下，这显然是出于帮助我们推翻克伦斯基的愿望。”
对沙皇的爱的培养，是白军的传统。这从军校的起名上就可一窥端倪：尼古拉近卫军学校，尼古拉炮兵学校，亚历山大第一军校，亚历山大武备中学等等……对“沙皇，祖国和正教”的爱，是从年轻人一进入士官学校大门起，就开始反复灌输的。比如：在由列弗尔特（彼得大帝重臣）建造的莫斯科亚历山大士官学校内，专门在“国王大厅”悬挂起比真人还高大的历代沙皇戎装画像（结业时要向沙皇宣誓，仪式极其隆重）。地板定期由打蜡工人磨得油光锃亮。教学楼的颜色非红即白，整洁气派。不管是哪一季节的制服，从清爽宽大的短上衣，到挺刮束腰的冬大衣，双肩上的白缀章均配有红色花字：“N。Ⅱ”，代表沙皇尼古拉二世。有专门的军用裁缝店，为士官们缝制制服，常礼服和军大衣。每一年级士官晋升为军官时，沙皇都会亲自发电报祝贺。而这样的电报是年轻人朝思暮想的。看看沙皇掏钱为他们提供的制服有多漂亮吧——尉官制服一律镶上金边，白底子绣红花字，紧绷绷地系着宽腰带；腰带左侧别一把皮鞘刺刀。军帽是按季节搭配的：夏季是带红帽箍白帽徽的无檐帽；冬季是铜光瓦亮的配雄鹰标志的卡拉库里羔皮窄边帽。每一种头饰按规定都粗犷地拉向右侧，透出豪迈和挑衅意味。追求华丽可以激起年轻人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在这一点上沙皇是不惜工本的。沙皇的军校供应商为帅气的青年军人们提供各式漆皮靴或鞣皮靴；提供永不开线的麂皮手套；提供杂役或勤务服务。沙皇还提供有风笛长笛有短号圆号有单簧和双簧管的大型军乐队——每学期演奏的曲目多达三百首，均为世界名曲。且军乐队的水平之高，可以直接去莫斯科大剧院公演。而教授他们的校尉老师们，也是优中拔优的精英：比如亚历山大士官学校的射击教师是全军步枪射击的冠军，教授他们击剑的是全俄剑术冠军。教授体操项目的是单杠和吊环运动员。除了身体的训练，他们也学习文化知识，继续在武备中学就已经开始的课程：如文艺，数学，力学等。士官学校新开的课程则有军事工程，制图，测量等等。所以在当时的俄国社会，士官生被视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军人精英。他们经过选拔后在优渥的环境中学习成长；军人仪表和姿态都非常正规，各种战术动作训练得轻盈敏捷，炉火纯青。
正是士官生们，日后组成了白卫军的骨干。在科尔尼洛夫将军那次著名的冰雪进军中，曾经有过两千余名士官生分队（百分之六十是军官），将上万红军打得溃不成军的战例。而他们的献身精神，也只有家破人亡的资产阶级志愿兵可以比拟。在东线还有过这样的战例：一支以士官生为主的部队被包围，弹尽粮绝之后，他们询问那些不是士官生出生的普通士兵，愿不愿意自杀冲锋？回答不愿意的，被集合起来杀死了。然后，他们高喊“亚历山大人集合！”（指亚历山大士官学校毕业生，其它士官学校毕业生往往也以“亚历山大人”自诩，因此“亚历山大人”成了士官生的代称）他们不是以散兵线，而是以整齐的分列式，以毕业典礼上的标准仪仗队正步，挺着刺刀，迈向红军的机枪火网。也许他们想用铿锵有力的步伐，使大地为之震颤，也使敌人为之震颤。这大概就是电影《夏伯阳》中的所谓精神战法。总之没有一个人逃走。（这一战例在小说中被移植到了维季姆森林之战中。小说是允许高于历史的。）
另一个颇能说明旧军官战斗力和主动精神的实例，是别尔米津将军的小故事：当时还是上校的别尔米津，正和其他白卫军官在教堂接受检阅。别尔米津不知道再过半小时，自己就要晋升为将军了。他在教堂的祷告仪式开始时，突然冒出个不安的念头：他今天下达的截断瓦伊沃拉通往彼得堡的公路的命令，是否被准确有效地执行了？他和副官悄悄溜出教堂，驾车飞驰过广场，营房，哨卡和丛林。临近瓦伊沃拉的公路上，簇拥着手持鹤嘴锄和铁锹的奔跑的人群；一道散兵线在上校眼前一闪而过，立刻便飞逝到了身后，上校想叫停车，却已经来不及了。转弯的地方闪现出红军哨卡。两个士兵端着枪朝汽车跑来。上校和副官跳下急停的汽车，向红军战士打手势问好：“赶快，同志们，白军在追我们！我们是来投奔红军的！有万分紧急的情报！请带我们去红军司令部！快上车，同志们！快！”红军士兵乖乖上了车，刹那间，两把手枪抵在了他们的脑门上。别尔米津驾车飞驰回广场，将俘虏交给卫兵；自己悄然走进正在唱赞美诗的教堂时，刚好来得及向宣布他荣获将军头衔的罗德坚科将军，举起军刀致敬。晋升为将军的第二天，别尔米津，巴林将军（伯爵），这两个高大的巨人，身穿浅色的将军呢大衣，站到了冲锋队伍的前列，手里的武器就像是玩具……面对这种亡命精神，曾经有幸存的中国老战士回忆说：他们从没有俘虏过旧军官。一是因为他们作战不要命，在火线上就伤亡了。二是因为他们受伤或战败后往往选择自杀。这种顽强性是一般农民士兵不具备的。当旧俄的正规军官和士官（加上哥萨克）损失殆尽，热血彻底流干以后，白卫军也就自行瓦解了——虽说那时他们依然人数众多。比如高尔察克，他的军队最终崩溃时，还有十万人，但却打不下去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跋（4）屠杀
白卫军中军官和士官的献身精神，不仅来源于他们所受到的长期的教育和灌输，也来源于他们的家庭背景。贵族和军官家庭的子弟，有产阶级的子弟，教会家庭子弟，对布尔什维克是最为仇视的。一旦过去所有那些特权都丧失殆尽了，对美好时光的回忆，反而使得对“沙皇，祖国和正教”的热爱，更加强烈起来。而这种热爱甚至溶化在血液里，除非血流尽，否则难以消除——有白银时代三巨擘之一称号的作家库普林，曾经真切回忆过自己作为年轻士官生时的这种感情（他本人智力超群，日后总算摆脱出来）：“……沙皇（离受阅队列）越来越近了。甜蜜而尖锐的狂喜，抓紧了士官生的灵魂。旋风般裹挟它，裹挟它飞升。波浪般迅猛的寒战涌遍他周身，让他的头发刺猬一样竖立。……安详博大的喜悦像浓浓的金色的水流在他眼中流淌。……如此幸福如此崇高的永世难忘的几秒钟啊！……他似乎不在了。他像一粒微尘，融入了数百万人的感受。正是在那一刻，他感悟到自己的全部生命和意志一如数百万同胞的生命和意志，像变戏法似的，汇聚到这个他触手可及的人身上，汇聚并结成毫不动摇的钢铁信念，唯一的信念。……在自己整个身体轻若空气的同时，还莫名地感觉到一种魔力，一种超人的能力和对无尽的英雄功勋的渴望。”——睿智如库普林者尚且如此，那些死心眼的，就更狂热了。库普林的一位士官生同学库弗什尼科夫，因没被纳入沙皇会见时担任警卫的十二人军旗队，便在吸烟室内开枪自杀了。后来那些一心想救出沙皇的旧军人，其愚忠程度可想而知。
沙皇已幻化为旧俄和祖国的象征。“沙皇，祖国和正教”终于三位一体了。在找不到领袖可以和列宁相抗衡时，沙皇便成了白党的一面精神旗帜（旗帜竖起来就不容易倒下了。后来沙皇死了，也不过用“自由”代替了“沙皇”。“自由，祖国，正教”差点使反革命获得成功；就像“和平，土地，面包”使革命获得成功一样）布尔什维克在白军兵临城下时匆忙处决沙皇，也是迫不得已。但全家一起屠戮，则有失人道了。在双方都杀红了眼的时候，有失人道的事情可谓比比皆是。在如今早已变色的俄罗斯，有人提出要为高尔察克“恢复名誉”；遭到许多人反对。原因之一就是他在内战中有失人道的大屠杀。他的部队只要怀疑某处村庄支持红军，就将村民赶出家门，或集体枪决或让其冻饿而死。小说中提到别尔米中国支队政委郭旺琴，被俘后身体被砍成了一百多块碎片！著名俄国小说《日瓦戈医生》中讲述过一段内容：“……人群围着一个砍掉手脚的人。他躺在地上，浑身都是血。他的右手和左腿被砍掉，但还没断气。简直不可思议，这倒霉的家伙竟用剩下的一只手和一条腿爬到了营地。砍下来的血肉模糊的手和腿绑在他的背上，上面插了一块木牌子，木牌子上写了很长的一段话，在最难听的骂街的话当中写道，这是对红军支队兽行的报复。但林中的红军游击队员同那支部队毫不相干。此外，木牌子上还写道，如果游击队员们不按照木牌子上规定的期限向维岑军团的军代表缴械投降的话，他们将这样对待所有的红军游击队员。”而在红色阵营这方，极左也并不比极右更仁慈。顿河的苏维埃曾在树林里一次处决了二千名哥萨克军官。还有后来的卡廷事件：一次处决了二万名波兰军官。
总之，对人对己都越来越冷酷，是俄国内战的一大特征。而冷酷的士官生们，因为有自己的坚定信念，加上他们的正规军事素养，要战而胜之是不容易的。而中国团确实有过几次战而胜之的辉煌——特别是从士官生手中攻下库什瓦——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团荣获 “红鹰团”的光荣称号（小说将为“红鹰团”授旗的人物改动了一下）。敌人恼羞成怒，不惜用漫画来丑化中国人（见附图）。
革命成功后，布尔什维克颁布了《土地法大纲》，这最先在农村激起了地主阶级的不满。随后宣布的工厂将逐渐收归国有的政策，激起了资产阶级的不满。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理直气壮地宣传起自己无神论的信仰，这又激起了教会势力的不满：造谣说布尔什维克要铲除东正教——实际上，包括列宁在内的布尔什维克上层，是主张宗教自由的（这一点在小说中也有所反映：如安娜的婚礼请了犹太教拉比，中国团战士和神父打招呼等）。有些左倾狂热份子对神父的*，以及后来斯大林的宗教政策，那又另当别论，那更多属于历史的躁动，不属于革命的初衷。俄国的军官阶层与有产阶级和教会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士官学校的教师中，就有专门的神父教授基本教义，还有大型唱诗班），种种不满自然会传染到军官包括军士们身上。俄国成了个火药桶。
恰在此时，接连发生的两件事情点燃了导火索。第一件是捷克人的叛乱。一九一八年初，关押在俄国远东的捷克战俘约五万人，在听说了捷克人民准备脱离奥匈帝国的统治宣布独立的消息后，同意掉转枪口去攻打过去的宗主国奥地利，帮助国内的独立运动。英法两国大为高兴，说服了俄国人同意捷克人由西伯利亚铁路（部分通过海路）运送至欧洲参加西线的战事。这些战俘却在运送途中暴动了（即小说中所说的“从奔萨到塞兹兰一线，所有的军车都在暴动”）。他们本就是沙场老兵，久历戎机，面对草创的红军（有些只是赤卫队合编的）连连取胜。这样一来，竟大大鼓舞了许多旧势力残余，甚至认为红军不堪一击。白党势力便迅速壮大。
第二件事情是《布列斯特条约》的签订（即小说中叛军军官所说的三十亿金卢布的赔款，和四千六百万人口的出卖！）在当时，把俄罗斯西部广袤地区的土地和人民，都割让给德国及其同盟国——这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都激起了轩然大波，更别提在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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