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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下了解脱的种子。”他认为，《　红楼梦》的伦理学价值是一个人生价值观的问题。像宝玉那样撒手尘世，绝父子、弃人伦、托身空门，不是人生的最高理想。一方面，人生要免除苦痛，必须放下一切，另一方面，如果人人都解脱，那么宇宙、社会还有什么呢？王国维认为，如果从通常的道德观来看，解脱无疑是不可取的。他还对考证、索隐派提出了批评，他说，如果真的是象考证派认为的那样，像《红楼梦》这样一本书，非作者亲见亲闻而不可能著，非局中人不能道。这样推论下去，《水浒传》的作者必为大盗，《三国演义》的作者必为兵家。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的年月，是唯一应当考证的题目。至于贾宝玉是谁，则不必追究。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四节　　两个小青年对权威的挑战
第四节　　两个小青年对权威的挑战

　　。对建国后的红学来说，首先要提的是1954年。这一年，当时还是二十多岁小青年的李希凡和蓝翎在当时山东大学校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批评对象直指俞平伯在“新建设”杂志一九五四年三月号发表的“红楼梦简论”，他们认为，不能用考证的办法来研究小说，“只有从现实主义创作的角度上来探讨古典作家的倾向性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俞平伯先生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从抽象的艺术观点出发，本末倒置的把水浒贬为一部过火的“怒书”，且对他所谓的红楼梦的“怨而不怒”的风格大肆赞扬，实际上是企图减低红楼梦反封建的现实意义。”实事求是地说，这篇文章即使以当时的标准来衡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李、蓝首先把文章投到当时权威刊物的〈文艺报〉，没有被采用。后来辗转找关系拿到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才发表在〈文史哲〉上。江青两次到〈人民日报〉交涉要求转载，也被拒绝。然而就是这样一篇文章却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并于1954年月10月16　日；他亲笔写下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对李、蓝两位“小人物”大加赞扬，对〈文艺报〉〈人民日报〉对“小人物”的冷漠、对“大人物”的保护严加斥责。信中写道：

　　“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

　　毛泽东的重视引起了又一轮红学热，并以绝对的权威主导着红楼梦研究的倾向，就是内容而言，就是红楼梦中的阶级斗争和其反映封建社会的必然灭亡的规律，就是方法而言，就是*主义的现实主义原则。可以说，这是建国至1976年之前红学的主要内容。

　　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之所以要亲笔写下这封信，一是因为李、蓝二位小青年向权威挑战，非常符合他的“造反”精神，二是因为*的需要，而不是由于他真的对红学这样感兴趣和重视。到了1957年反右的时候，“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就成为牛鬼蛇神了。

　　由于政治的原因，这一时期的红学研究可以说是乏善可陈。值得一提的是，1953年，周汝昌先生洋洋巨著〈红楼梦新证〉在香港出版，1998年国内华艺出版社再版。关于这部书的价值，周汝昌在华艺版的〈总序〉中说：

　　“当时的认识，总超不出资料丰富这种表面现象。。。。只看引用书目达700余种，挖掘了一批史料，等等，未免有买椟还珠之叹了…　此书的首创性和价值所在，一是建立了‘曹学’；二是将‘曹学’与‘红学’　紧密结合，体现出一个根本认识：曹学方是红学的根本基础；三是从文史哲三大方面综合阐释〈红楼梦〉的高层次文化意义。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五节　　遍地红学家
第五节　　遍地红学家

　　1976年以后，《红楼梦》研究步入新的历程，一是1976年《红楼梦学刊》创刊，　1980年《红楼梦研究集刊》创刊为红学的研究开辟了两个最重要的阵地；1989年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正式成立，使红楼梦研究有了正式的机构，不再是散兵游勇；二是红学家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红楼梦》，并出版了大量专著，如冯其庸的《论庚辰本》、吴恩裕的《曹雪芹佚著浅探》、郭豫适的《红楼梦小史稿》、刘梦溪的《红学三十年》等。

　　随着改革开放；　红学在国内外都日成显学；1980年春天，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召开国际《红楼梦》研讨，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新加坡及我国台湾省和香港地区的红学家，共八十多人与会，提交论文五十多篇。　1986年6月，第二次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在哈尔滨举行，由哈尔滨师范大学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共同发起，到会的各国学者超过百人，宣读论文九十多篇；同时举办《红楼梦》艺术节和中国文学讲习班，内容丰富多彩，盛况超过前次。国内全国规模的《红楼梦》学术讨论会，第一次于1980年在哈尔滨召开，一百三十多人与会，提交论文七十多篇，并成立了红学的大型学术团体——中国红楼梦学会。自那以后，1981年在山东济南、　1982年在上海、1983年在南京、1985年在贵阳，接连举行四届年会。每次代表人数均在一百五十人以上，论文一次比一次增多，贵阳会议提交论文数达九十多篇。中国艺术研究院设有专门的红学研究机构《红楼梦》研究所，聚集了一批专业研究人员。发表《红楼梦》研究论文的专刊也有两个：一个是《红楼梦学刊》，邀集三十二位知名红学家组成编委会，每年出版四期，自1979年创刊以来，已出版三十四期；另一个是《红楼梦研究集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已出版十三辑。这两种刊物每年发表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在二百万字以上，吸引了大批《红楼梦》研究者，拥有各自的读者群。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以后，辽宁、江苏、上海、贵州、黑龙江等不少省市相继成立分会，有的分会印行交流刊物，也常常有好文章和有价值的资料披露出来。　

　　早在上述红学专刊问世之前，由潘重规先生指导的香港中文大学《红楼梦》研究小组，已编辑出版了《红楼梦研究专刊》，1967年创办，至1973年，共出版十辑。与内地的红学热成互相辉映之势。台湾虽没有研究《红楼梦》的专门刊物，散见于报刊杂志的各类论文和出版的专书，数量相当可观。红学早已超越了海峡的波澜，因为《红楼梦》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人为的域区阻止不住文化的传递。

　　清嘉庆年间京都竹枝词说：“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今天则有“红水泛滥”之谑。后者虽略含讥讽，却也反映了红学的圈子逐渐扩大并进而普及于社会的实情。　1987年夏天，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长达三十二集的《红楼梦》电视连续剧，影响所及，红学一时文热了起来，街头巷尾聚谈不已，红学书籍处处罄销。

　　许多非专业人士加盟红学是此时期红学的一个重要特点。甚至有人提出了“草根红学”的概念。由于是非专业人士，他们受传统的观念束缚较少，敢于提出所谓的新思想、新创见。如前文所说有人提出《红楼梦》的真正作者是《长生殿》的作者洪升，辽源一宣称自己破解了红楼之谜等等。特别2007年刘心武、周汝昌等人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讲红楼梦，红学借助媒体的威力迅速向全社会普及，掀起又一股红学热。

　　综上所述，二百多年来，红学产生了许多流派，有评点、评论、题咏、索隐、考证等。以考证派代表作、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出现为界，般又划分为旧红学和新红学。旧红学比较重要的流派是评点派和索隐派。考证派则注重搜集有关《红楼梦》作者家世、生平的史料和对版本的考订，重要著作繁多，除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之外，还有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张爱玲的《红楼梦魇》等等。此外，还有不少红学家从《红楼梦》本身出发，研究它的写作方法、文学特色、思想意义等。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就是运用西方哲学理论对《红楼梦》进行全面评论，在红学研究中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部著作。

　　现在我们可以就“红学家在吵些啥”这个个问题做出回答。红学家们吵来吵去不外乎吵两个大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作品本身，它的思想意义、它的艺术特色、它的写作方法、人物欣赏等等，有人把这称之为“内学”；二是关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和身世和家世、小说中人物和现实人物的关系、《红楼梦》的版本等。有人把这方面内容称之为“外学”。吵来吵去就这些。

第一节　　一笔很久很久的糊涂帐
第一节　　一笔很久很久的糊涂帐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象《红楼梦》这样一部小说的作者竟然弄不清楚，不少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红楼梦》的作者之所以有争议，是有原因的。首先，在我国传统的观念中，只有诗文才算“文学”，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官宦人家子女是不允许读小说的。读书人以写小说为“下流”，他们写小说纯为消遣，所以大都不留下自己的真名字。《*》的作者书上署的是“兰陵笑笑生”，这个“兰陵笑笑生”到底是谁，也弄不清楚。《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实际上这两个人也没有搞清楚，不少学者认为这两个人实际上是一个人。小说的作者大多是身世坎坷、穷困潦倒的读书人，在文坛上默默无闻，他们的生平资料很少留下来，偶尔一见的也是“闻”，不是第一手的材料。其次，大家知道，清代是一个文字狱盛行的时代。《红楼梦》开卷第一回即表白：“……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并非怨世骂时之书矣；虽一时有涉于世态，然亦不得不叙者，但非其本旨耳。”作者未留其真名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第三，还可能与作者的特殊身世有关。现在一般都认为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他的远祖是满洲正白旗的包衣奴才。慢慢曹家了了皇族的亲信。曹家因为这层关系而成为大家，也因为这层关系而衰败。曹雪芹作为罪家之后，其风声鹤唳之态是可以想见的。

　　一部的书的作者，最有权威和说服力的当是书上的记载。关于《红楼梦》的作者，《红楼梦》第一回中是这样说的：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这石头记再细阅一遍。。。。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又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出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至脂砚斋甲戌再评，仍用《石头记》。。。。。”

　　这段话从字面上看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这部书是“空空道人”从那块“顽石”上抄回来的，曹雪芹只是在一部书的基础上做了“披阅增删，纂出目录，分出章回”的工作。“顽石”、“空空道人”是子虚乌有还是实有其人，没有说明。但不少人认为，包括《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等等之类的名字在内，都是一种艺术手法。鲁迅是《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首回）多立异名，摇曳见态，亦仍为《红楼梦》家数也。”这样很含混的说法为今天的争论埋下了祸根。

　　更为要命的是，保存此书和曹雪芹材料最多的所谓“脂批”同样说得含混。有关脂批共有两条。一条批在“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上：

　　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

　　这一条关键在“有”字如何理解，是“著有”还是“拥有”。另一条是批在“至脂砚斋甲戌再评”上：

　　若云雪芹披阅增删，然后（则）开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后文如此处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弊（蔽）了去，方是巨眼。

　　应该说这个批说得比较明白，是让读者不要被“披阅增删”几个字迷惑了，真的认为就是如此。但也有人认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这个楔子，还有后面不少章节是曹雪芹所撰，但是其他部分则是根据他人的旧稿增删改写的。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在他1950年写的《红楼梦研究自序》中说：

　　“《红楼梦》的名字一大串，作者的姓名也一大串，这不知怎么一回事？依脂砚斋甲戌本之文，书名有五个：石头记，情僧录，红楼梦，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人名也是五个：空空道人改为情僧（道士忽然改为和尚，也很奇怪），孔梅溪，吴*，曹雪芹，脂砚斋（脂砚斋评书者，非作者，还过上边那些名字，书上本不说他们是作者。）一部书为什么要这许多名字，这些异名，谁大谁小，谁真谁假，谁先谁后，代表些什么意义？以作者论，这些一串名字都是雪芹的化身吗？还确实有其人？就算我们假定，甚至于我们证明都是曹雪芹的笔名，他又为什么要顽这‘一气化三清’的把戏呢？”

　　《红楼梦》以印刷品的的形式在社会上流布，最早的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伟元和高鄂出版的《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称程甲本。该书卷首有程伟元写的序，介绍成书过程。序中写道：

　　“《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曹雪芹先生删改数过。……然原目一百廿卷，今所藏只八十卷，殊非全本……读者颇以为憾。不侯佞以是书既有百廿卷之目，岂无全壁？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廿余卷。一日，我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欣然？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榫。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始至是告成矣。”

　　程、高话话里有几层意思值得我们注意：一是程伟元的时代距曹雪芹并不遥远。他作为第一个刊印《红楼梦》的人，对作者到底是谁，必然作过深入的了解，但他仍只能说“相传不一”，在这时已经是一本糊涂账；二是他肯定曹雪芹“删改数过”，此书与曹雪芹有关；三是肯定曹雪芹不是原作者。

　　更为要命的是同一个人互相矛盾的记载。乾隆年间有一本名为《枣窗随笔》的书里记载了一个叫裕瑞的有关的说法：

　　“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乃以近时之人情谚语夹写而润色之，借以抒其寄托。以是书所传述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书改至五次，愈出愈奇。。。。闻其所谓宝玉者，尚系指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也。”

　　这一段写得很清楚，说曹雪芹只是改作者。但在同一部书里，他又说：

　　“《红楼梦》一书，曹雪芹虽有志于作百二十回，书未告成即逝矣。诸家所藏抄本八十回书，及八十回书后之目录，率大同小异者，盖因雪芹改《风月宝鉴》数次，始成此书，抄家各于其所改前后第几次者，分得不同，故今所藏诸稿未能划一耳。”

　　这又像说曹雪芹就是原作者。裕瑞生于乾隆三十六年，大约距曹雪芹死后八、九年时间。他的母亲是“富察氏承恩公富文之女”，与曹家很可能有点亲戚关系，但由于时间较长，对曹雪芹已不是很了解了，所以他在同一本书中说：“雪芹二字，想系其字与号耳，其名不得知。。。。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

　　这里要说明的是，前面所说的明义也姓富察，是“承恩公富文”之侄。他生于乾隆五年左右，曹雪芹死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