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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出生不久时，海军医院中的医生发现我严重脱水。最近的新生儿重症护理中心位于克拉克空军基地，乘飞机需要　45　分钟才能抵达。于是，出生仅仅三天，我便坐上了急救直升机，这是我人生里众多直升机旅行的开始。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直升飞机螺旋桨发出的“嗖嗖嗖”的声音在我以后的人生中起着重要的标志作用。虽然我不记得那次旅行，但是它肯定对我有影响。
　　我的父亲，海军三等士官、勤务兵安吉尔·C。玛丽亚诺。（家庭照片，1949年拍摄）
　　两岁时，我与母亲和哥哥一起飞往夏威夷，我爸爸安吉尔·玛丽亚诺被调到了那里。爸爸提前飞往檀香山，在珍珠港的一个海军公租房中安置我们的新家。我对那次旅行的记忆仅仅局限于后来妈妈逢人便讲的我的勇敢表现。旅途中，飞机要在夸贾林岛加油。当乘客们从候机楼返回飞机时，妈妈一只手拉着我的哥哥，一只手拉着我。当螺旋桨开始转动后，大家都加快了脚步。因为跟不上妈妈的速度，我重重地摔倒在停机坪上，擦破了膝盖，但我没有哭，只是站起身，继续向飞机快步走去。妈妈转过身看到年仅两岁女儿的这一反应后，既担心又高兴。但令她没想到的是，这种坚强的表现成了我今后人生的根本行为原则　：跌倒之后从来不像一个小女孩那样哭泣，而是起身继续前进。
　　我儿时最早的记忆之一也颇具象征意义——我怒不可遏的愤怒反应。三岁时，我们家已经在珍珠港的海军公租房生活了一年左右。我记得当时我正坐在自家由混凝土和沙浆建成的连体别墅第二个卧室的木地板上，这里也是爸爸的书房。我面前放着一个粉红色的塑料不倒翁娃娃，脸上带着滑稽的微笑，前后摇摆，肚子里边叮叮咚咚的铃声非常吸引我　；他脸上的微笑让我很想拥抱他，我越动他，他肚子中的铃声也就越响。然而无论我怎么恳求他，这个冷冰冰的塑料娃娃脸上都是那副一成不变的傻笑、丝毫没有反应，于是我生起气来。多年以后，当我回首往事，发现每当我出现类似情绪、越来越愤怒时，都是因为对方是“塑料人”，即那种我无法利用逻辑说服的执拗之人或者不能利用感情触动的人。

第3章　侍者之女（2）
按如今的话说，我父母都出身于菲律宾的中低阶层家庭，虽然算不上贫穷，但绝对不富裕。不过，妈妈的父母还是设法让她上了马尼拉的一所学校，后来她在那里成了一名牙科医生。对于爸爸来说，年轻时加入美国海军无疑是人生的一次转机，尽管菲律宾服务生尤其是军舰乘务员与富裕家庭的仆人没有什么区别。回想过去家中的照片，我很怀念外婆的一张黑白照，她的黑发向后梳理成圆形发髻，站在邻居家的一座茅屋前，用手慈爱地拢着自己的四个孙辈　：三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我站在中间，衣服凌乱，头发乱蓬蓬的，显得非常桀骜　不　驯。　从　外　婆　的　脸　上，你可以猜到她坚毅的个性；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她都会保持高度的尊严。我发现自己与外婆有很多相同之处，那种处变不惊的性格让我能有效地克制自己的愤怒心态，坦然面对人世间的各种不公平现象。
　　我外婆普拉西达·金科自豪地站在孙辈后面，从左往右依次是　：泰茜、我（两岁）、雷米和小何塞。摄于1957年，不久我便随父母离开菲律宾移居到美国生活。（家庭照片）
　　我的彩色照片也具有象征意义，不过都是在夏威夷拍摄的　：繁茂的绿色植物，红褐色的土壤，亮晶晶的粉红色沙子。那个脸上脏兮的小淘气已经变成了一个身穿粉色衣服、脸带天真笑容的小女孩。我站在一块生日蛋糕前，上面插着五支蜡烛，旁边是四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白人小女孩。眼睛的形状、头发的颜色、皮肤的深浅、雀斑的多少，都显示出我们之间的明显差异。我当时模样就像一个中国娃娃，而且讲两种语言　：我父母的邦板牙方言和英语。我的英语是从社区小朋友和尼米兹小学学到的，但主要还是来自于星期六上午播出的电视动画节目。
　　我家搬到夏威夷之后，我只能讲父母老家邦板牙省的菲律宾方言。我很快学会了讲英语，我在美国的童年生活主要由一系列在社区和学校的同化活动组成。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因为我的姓名、面容、语言等等都与美国传统格格不入。当时，我决心只讲英语，而且要口齿流利、纯正地道。我拒绝讲菲律宾语，甚至拒绝父母的本族文化，因为我发现他们由于英语不流利而被人当成二等公民。从很小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如果我想成功，就要比任何一个白人同学的英语讲得还要好。
　　作为一个海军乘务员的女儿，我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我们属于军队侍者阶层。每当我们去将军官邸探望父亲时，我们总是从厨房门进入。父母教育我们，这就是我们的身份　：从后门进入厨房。受这一原则影响，我潜意识之中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　：你不够优秀。这个紧箍咒一样的印象变成了我成功人生的秘诀，它就像一个响亮的战斗口号，激发了我的倔强心理，内心总是燃烧着一团熊熊怒火，我一定要证明自己是出类拔萃的。这一心态赋予了我无穷的力量，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军队，它一直支撑着我勇敢面对人们对我的所有怀疑和轻视。
　　在学校，我发誓要成为班上最优秀的学生。小学时，我各科成绩都非常优异　；从圣地亚哥中学毕业时，我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表了毕业演讲。在檀香山尼米兹小学，我性格安静、柔顺、聪明伶俐，是老师眼中的乖学生。童年时期的另外一个标志性事件是我被学校选为“初级警官”。“初级警官”都是优秀学生，每天早晨为学校升旗，带领学生做效忠宣誓，并在十字路口担任警戒。开始时，这一工作并不顺利，但是我慢慢进入了状态，最后成了“上校警官”——在白宫工作期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担任类似职务。做“巡警”的第一天，我负责在一个路口举停车标志。我听到负责监视车辆的中尉发出的哨声，通知我将路口的停车标志旗放下来。当我把旗杆放低时，一辆车冲过来，差点将一个准备穿越马路的孩子撞到。虽然他没有受伤，但是这次事故对我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如果那个孩子被汽车撞到，我根本没有办法帮助他。我想就是在那时，我发誓自己以后永远不做一个无能为力的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3章　侍者之女（3）
左图：1973　年，在皇家海滩的马尔维斯塔高中作为优秀毕业生发表演讲。（玛丽亚诺·纳西索摄）
　　右图：1977　年　6　月，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毕业时的照片。家庭照片）
　　我曾多次看到父母陷入束手无策的窘境。有一次，由于妈妈蹩脚的英语，她无力纠正误诊，差点断送了我妹妹的性命。当时，我只有六岁，我妹妹刚学走路。本来，她被放在客厅的婴儿围栏里边，一位到我家串门的阿姨将她抱了出来。在没有大人照看的情况下，妹妹走到了后院，爸爸正在那里给汽车涂液体蜡油。突然，屋里的电话响起来，爸爸将金属容器放在地上，跑进屋去接电话。我妹妹看到了那个光闪闪的容器，吃了好多蜡油。几分钟之后，当我从操场上回来时，看到她躺在地上已经昏迷过去。我飞快跑去叫爸爸妈妈，大家匆匆钻进汽车，由爸爸开车火速赶往特里普勒军事医院。
　　到医院之后，我坐在检查台旁边，医生向妈妈询问事故发生的过程。爸爸因为感到非常内疚，痛苦地和弟弟一起坐在候诊室中。当妈妈试图向医生解释事故的梗概时，躺在检查台上的妹妹剧烈地抽起风来。因为听不懂妈妈说的话，医生告诉护士我妹妹患有癫痫。虽然我只有六岁，20　年之后才能获得医学学位，根本不懂什么是癫痫，但是我知道医生没有真正弄清病因。我站起身，拉着妈妈的裙子，大声叫道：“告诉他妹妹中毒了！”我的叫喊让医生停了下来，然后转过身面对我们　；妈妈告诉他妹妹喝了洗车液，没有癫痫。于是，我妹妹马上被送往急救室洗胃抢救。她在那里住了三天院，没有留下后遗症，身体很健康。但是，那天我发现了自己声音的力量，事后父母对我大加赞赏。因此，我更加自信，无论自己身处什么“位置”，都要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帮助那些被误解或漠视的人。
　　但是，童年时期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周六或周日在将军家厨房中玩耍时的一次记忆。那个厨房中总是有一些非常神秘的东西，包括做饭时发出的香味，爸爸和他的同事一边为将军和其家人做饭、一边用塔加拉语交谈和开玩笑的声音。在那里，我最早懂得了军队的战友情谊，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大家一起工作，甚至包括做饭这样的工作。一个圣诞节的早晨，我父亲正在将军家值班，我和妈妈去看他。我记得，爸爸将我举起来，透过厨房的弹簧门玻璃看里面的餐厅。我们不能穿过那道门进入将军家的餐厅或者其他房间。所以，我们只能通过那扇小小的玻璃看一眼里面那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一个代表崇高地位、特权和尊贵身份的世界。对我的父母和当时的我来说，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通过那扇小小的窗户，我看到了一间装有奢华吊灯的漂亮餐厅，乌黑锃亮的餐桌上摆放着精致的陶瓷餐具，远处还有一棵庆祝节日的巨大圣诞树（也是由服务人员布置的）。能看到将军及家人的一个生活片段让我非常开心，对我们来说，他们就像王室成员一样，生活优裕奢华，但也充满悲惨与痛苦。
　　爸爸给我们讲过无数有关将军及其家人的故事，他们就像故事书中的神秘人物。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爸爸最喜欢谈的是海军中将古德文，他就像是爸爸的父亲一样。古德文一家可谓风光无限　：身穿光彩夺目的三星将军服的中将，他雍容华贵的妻子埃莉诺，他们聪明漂亮、口齿伶俐的女儿悉尼，英俊帅气的海军飞行员儿子休。然而，他们美满的生活在一个夜晚戛然而止。当时，正值晚饭时间，我父亲接到一个海军司令部打来的电话。从航空母舰上起飞进行军事训练时，休驾驶的飞机与另外一架相撞遇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另外一名牺牲的飞行员也是一名海军上将的儿子。战争时期，这位上将曾无数次执行任务，但都安然无恙。然而，在和平时期的一次例行训练中，他们双双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儿子。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3章　侍者之女（4）
我爸爸走到餐桌旁，将这一噩耗告诉了中将。中将顿时痛哭失声，并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妻子和女儿。他们三人拥抱在一起，面对着空盘子不住啜泣，他们那些菲律宾佣人只能手足无措地站在旁边。童年时的这个故事让我意识到，位高权重并不会让一个人远离悲伤和灾难。后来，当我在白宫照料第一家庭时，这个事实再次得到印证。
　　2
　　虽然我明白自己“侍者女儿”的身份，但我相信它同样能引导我获得荣誉与尊严。虽然我父亲的家庭非常贫困，但是他很有抱负且聪明能干。在他获得高级军士长的最高职位后，海军批准他正式入伍。爸爸以自己的服务员身份为荣，为自己向将军及其家人提供服务而自豪。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军衔是人生价值的体现，相反，他只是将自己在海军的服务看成一份工作，而不是自己价值的某种象征。他的这种态度对我形成有关入伍服役的认识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多年以后，当我作为一名海军军官在军舰上与同部门的军职人员一起工作时，我总是以个人能力作为评判标准，而绝不会以对方军衔的高低作为衡量其人生价值的标准。但是，我所在医院的军官们并不总是这样。
　　父母教育我，勤奋和谦卑一样都是人生美德。他们认为，无论什么成就都可以通过勤奋工作获得。但是，一旦获得成功，你应该保持谦卑的心态。他们还教育我，尊敬长辈、照料亲戚朋友是一种荣幸。爸爸妈妈每个月都会给他们身在菲律宾的父母寄钱，他们用这些钱赡养老人，帮助弟弟妹妹们去马尼拉上大学。帮助父母度过经济拮据时期的是他们心中的坚定信念——他们坚信，上帝一定会帮助他们和他们的家人。
　　然而，在整个成长过程中，我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父母信守的菲律宾传统文化，同时也没有完全融入美国文化。我在家里讲菲律宾语，但是到了学校之后，我在行为、思想和语言上都会变成一个纯粹的美国女孩。少年时期，我一直脚踏两个世界，有时我会为自己的亚洲背景感到羞耻。1992　年　6　月，当我到白宫报到时拥有中校军衔，对从事白宫医生这一工作充满了渴望。虽然我的医学教育和军事生涯十分重要，但是我的菲律宾背景对我在白宫的早期成功起到了最大的帮助作用。
　　报到第一天，我要替换的白宫医学部海军医生艾尔·罗伯茨向我提出了一句忠告　：以侍者心态从事这份工作。这种心态我再熟悉不过了，童年时期它就在我的脑海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但是，我并不是服务员，我是一名海军军官，一名毕业于美国医学院并获得了专业委员会认证的医生。最重要的是，我有勇气和智慧，正是依靠这些品质我才顺利克服了来自舰船、海军医院以及门诊的各种挑战。曾经有很多时候，我是某个专业部门中唯一的女性。我知道在众人之中脱颖而出意味着什么。但是，我还知道，当你因性别和种族而引人关注时，你应拥有当仁不让的心态，因为你代表的不仅仅是你自己。
　　来到白宫的第一周，所有人都在关注着我，因为我是这里的“新医生”。我不仅代表海军，还代表着所有女性医生。此前，只有一名女医生在白宫工作过，那就是社会理疗师兼肯尼迪总统私人医生的珍妮特·特拉维尔。我曾听到医学部的男医生对她颇多微词。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因为是她打破了白宫医学部完全由男性组成的惯例，人们不喜欢她闯入男孩俱乐部，但她并不介意。30　年后，我将步她的后尘，所以我必须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接受最初几个月里人们的严格审查、考验甚至拒绝。直到此时，我才理解了面试时李医生为什么故意摆出那样一副拒我于千里之外的态度。如果我能在伯特·李面前正确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也能作为医学部新医生面对任何

第3章　侍者之女（5）
苛刻的考验。
　　在白宫的最初几周，帮助我坚持下来的是我的“特殊”人际关系，但并非是上层关系。相反，帮助我的都是那些为权贵服务的人　：管家、厨师、招待……不过绝大多数还是作为总统侍从的军事后勤人员。他们都是白宫中默默无闻的服务人员，他们每天都在总统的私人处所为自由世界的领袖提供服务：叫早、做饭、洗熨衣服、收拾包裹并随时陪总统旅行。他们都是我特别依赖的白宫朋友。童年时期父亲照料将军的记忆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它会提醒我如何照料好美国的三军总司令。在我家，历史重新上演，只不过这次的级别较高，而且只有在美国才有可能发生。
　　我被介绍到华盛顿和白宫也是一次冒险经历。每天早晨，我都要驾车沿波托马克河的乔治华盛顿公园大道去上班，透过路两旁的树木可以看到巍峨壮丽的纪念碑　；驶过配有金色雕像的阿灵顿纪念大桥后，我又会怀着崇敬的心情从林肯纪念堂经过，接着是越战纪念碑　；几分钟之后，我又会来到宪法大道，拐入第　15　大街，进入宾夕法尼亚大道。我很幸运，在白宫对面的路旁停车场中有个停车位。然后，我通过老行政办公大楼进入白宫，在门口向警卫出示自己的蓝色安检牌。我再也不用穿海军的卡其布制服了，现在的制服是一种民用商务服装，配以高跟鞋、淡妆以及雅致的首饰。新工作装满足了我喜爱时装的愿望。后来我认识到，那些穿军装的人更有可能成为总统出行时选择的对象。
　　早晨，我习惯较早赶到行政楼中的医学部门诊，换上运动衣和运动鞋。之后，我会沿着白宫路对面的草坪广场跑三至五英里。跑步的时候，我会尽情欣赏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等美丽的地标性建筑。利用这段独自一人的时间，我会评估和调整我们家在华盛顿的新生活。
　　我丈夫理查德向自己位于圣地亚哥的律师事务所请了长假，现在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夜校教课。白天，理查德成了一名专职爸爸，专门在家照顾我们年幼的儿子，在亚历山大与蒙特梭利小学之间开车接送孩子上下学（我们在亚历山大租了一套中等面积的房子）。他白天的工作也安排得满满当当，照顾孩子、为夜校备课、料理家务等等。几年以后，我才意识到，他的生活有多么孤独。他不能继续享受律师事务所同事之间的友情，也不能像在圣地亚哥时那样频繁探望自己的母亲和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