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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梁庄-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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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是如此犹疑，不确定。从外部看事物与从内部看事物永远是有差别的，而从底层看事情与从上层看事情也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底层问题并非一个简单的压迫与被压迫的问题，它是一个文化力量的博弈过程。
或许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都被我们忽视了，即中国农民对政治的冷淡。在农民眼里，社会仍然是别人的，他们不属于其中。所有的好与不好，他们都只是被动地接受。他们只是“被拯救者”，而不是主人公。乡土中国不仅是地理意义的农村，而且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性。
沿着窄窄的田埂慢走，从远处过来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边走边东张西望。我猜想应该是捡垃圾的，略微走近点看，这个人穿得非常破烂，白褂子已经变成了灰黑色，脚上穿着80年代乡村流行的黄胶鞋。这不是军哥吗？怎么变成一个流浪汉了？兴哥，军哥，还有那个弟弟，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从我记事起，他们弟兄三个就住在路边的一个土屋里。兴哥是退伍军人，小弟弟长得非常俊俏，也非常活跃，后来却成了小偷，常年在监狱里，后来听说死在监狱里了。关于他，他怎么做小偷，怎么从偷东西到偷女人，村里流传着很多传说。在村庄生活的两兄弟都沉默寡言。即使冬天的夜晚到哪一家去聊天，他们也只是黑暗角落里的旁听者，从来没有听见他们说话。再后来，随着老屋的倒塌，这三兄弟也就不知所终了。前些日子遇到兴哥，现在又碰到军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仍然在村庄。
看见我，军哥的眼睛似乎亮了一下，但又马上移开，回归到一种陌生的神情。我站住，说：“军哥，起恁早。”他的嘴巴嗫嚅了几下，想说话，但最终没有说出来，眼睛也没有朝向我，而是朝着四周转了几转，掩饰自己的尴尬。他的脚步没有停，从我身边走了过去。我很奇怪他何以有如此强的陌生感，好像要把自己屏蔽掉，与我们无关，与熟悉的人无关，与村庄无关。
在一个村庄里，在一个生活的群体中，有多少这样被遗忘的人？我想起了春节在万虎家看到的场景。大年初二的中午，万虎端着一碗面条，没有一根青菜，白惨惨的，上面放着两片肝片，这是新年的饭。厨房乱糟糟的，他的妻子，一个曾经聪慧、秀丽的姑娘，因为夏天用井里的凉水洗澡把脑子洗坏了，坐在灶台后，直直地看着我，碗掉了都不知道。万虎的两个孩子，脸被寒风吹得红肿，身上的衣服也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没洗了，他们在院子里的小凳子上吸溜着面条，吃得很香。我问万虎，媳妇的病怎样，他说看了好多地方，后来没钱了，就不治了，现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万虎还是有些结巴，憋得脸通红，听了好长时间我才听明白。他现在在村里的砖厂干活，一个月能挣几百块钱，但是，还不够媳妇吃药的。我说不是有合作医疗吗？现在农村看病不是可以报销吗？他摇摇头，似乎有些茫然与不解。我这才明白，像万虎媳妇这样的病并不在医疗报销内，这是慢性病，不住院，很难报销。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万虎是很难去争取到一些权利的。
有多少这样被遗忘的人？小柱、清立、姜疙瘩、昆生……还有万善，我的一个堂伯家的大儿子，现在应该已经五十多岁了吧，他常年在外流浪，偶尔回村庄，总是悄悄地沿着墙进到哪一家里，蹲在墙角。给人打招呼，很客气，也很正常，再说几句话，就开始表演，用手把耳朵拧了一下，用标准的普通话说，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广播。然后，大家就会给他几个钱。这几十年来，每天晚上，他到底睡在哪儿，是一个谜。问哥哥，哥说，哪儿？麦秸堆、窑、野地，到处都是他的地儿。
还有那耍把戏的小女孩儿。戏班子带着这样几个女孩子，走乡串户，选一个背风的地方，敲一阵锣，就开场了。“咔嚓”一声，小女孩儿的胳膊被卸了下来，那样垂着，像面条一样，软绵绵的，在风里晃着。她的头也一直低着，仿佛抬不起来。有时候为了表现效果，小女孩儿还被要求抖动胳膊，以表明胳膊与身体的确是两截。那奇异的抖动与无力的胳膊，给人以永远难忘的观感。表演完了，大人会带着小女孩到各家去收点粮食，给多少算多少。
他们都到哪儿去了？
小柱埋在哪里？他的女儿又到了哪里？有谁还记得他的存在？他曾经存在过吗？那样一个鲜活的、健康的生命。小柱，和我出生于同一年。小时候，我们俩最要好，因为同一年出生，我们俩似乎格外亲近。七八岁的时候，村里一个人问，你俩谁大，我抢着说，当然我大，我10月份，他4月份，不是我大还能是他大？这成了我的一个笑话，小柱妈、村里人每次看见我俩在一块儿，就要笑，都要说起这件事。
我最后一次见小柱大约在十三四年前。大年初一的早上，村庄各家，尤其是一个梁姓家庭都要互相端饭，小柱把饭端到我家的时候已经九点钟了。我一见是小柱，特别高兴，让他别再跑了，就在我家吃算了，他就留下了。那时候，我们刚二十岁，小柱个子很高，一米八左右，长得很洋气，不像农村人。他的性格本来就开朗，出去打工好几年，又多了一些城市味，显得格外气派。他十六岁就出去打工，在北京干过保安、电焊工，在翻砂厂里当过翻砂工，建筑队小工也干过。那一年他刚到青岛的一个首饰厂打工，他在那里干了十年。没有人知道小柱是什么时候发的病，突然开始吐血，在县医院住有快两个月时间，血一直止不住，也始终找不到病因。最后几个月，多器官功能衰竭，不停地咯血，最后，鼻子、嘴里也呛血，轻轻一咳，血就喷出来，家里腥臭难闻。兄弟姊妹们刚开始还积极凑钱，积蓄花得差不多了，眼看也没什么指望了，于是为出钱又生了很多矛盾。没挨到小柱死，大家又都各自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小柱死之后，他老婆带着女儿再婚了。第二年，小柱妈查出来有胃癌，没钱动手术，很快也死了。
梁庄村出去打工的人，除了少数在校油泵，少数大专毕业生在公司干些技术活，大部分人都是建筑工人、首饰厂工人、三轮车夫、塑料高温车间工人、翻砂厂翻砂工。赵嫂的两个儿子就在塑料高温车间，还带了同村的几个男孩子去。据他姐姐讲，那里环境差得很，他们经常头晕、呕吐。但是，并没有人认为这其中有什么问题，即使知道有可能会影响身体，只要没出在自己头上，那疾病似乎也很遥远。
我少年的伙伴，清丽、冬香、多子，都到哪儿去了？她们是不是也和春梅一样，在家里苦苦撑着，等着那一年中仅有的幸福的几天，然后又夫妻分离？王家的一个女孩儿，自十几岁出去之后，将近二十年了，就没与家里联系过。她是活着，还是早已葬身于城市的哪一个黑暗角落？
但是，也并非都是绝望或痛心，乡村的痛，乡村的悲，总是包含着温暖与坚韧，因此，也还隐约闪现着那永恒存在的希望。就像五奶奶、芝婶、赵嫂和她们的儿女，无论怎样的痛苦、抱怨与争吵，背后还有亲情和谅解。
在路上碰到韩家种菜的老两口。我一直搞不清楚怎么称呼他们。韩家和梁家的辈分到底是怎么排的，父亲说那得从山西洪洞县迁过来那一辈儿说起，太久远了。反正，我和这老两口是同辈，叫韩哥，虽然他们已经七十多岁了。韩哥用扁担挑着两筐菜颤悠悠地往这边走，腰几乎快弯成九十度了。韩嫂拿着一把菜，跟在后面，也是颤巍巍的。但很显然，他们还很健康。还在田里劳作，依靠自己的劳动讨生活。
乡村也还是有生机的。那天一个堂嫂子来看我，她和丈夫两人在北京卖了十年的菜，在家里盖了房，还有一定的存款。在和我的交谈中，她一直说的是普通话，表现欲望很强，凡是谈到大的问题，她都竭力表达自己的观点。言语中对城市人的市民气息严重不屑，因为市民总是为几分钱斤斤计较。说起现在房地产的行情，她也很有自己的看法。虽然我并不喜欢她那股强势及自鸣得意的劲儿，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常年的城市生活及对自己生活的满意使她产生了一种自信。
但是，身在城市的打工者，却永远是异乡人。回到家乡，堂嫂自信而活泼，然而，在都市里，她只是无数的乡村打工者之一，是菜市场里的一个卖菜人而已。我的表哥，在北京的一个建筑工地做小工。每次到我家都手足无措，那种沉默、无奈的表情，常常让我震惊。实际上，他高中毕业，灵动，健谈，有头脑，在他们村子里是以聪明而著称的。但来到城市，他只是一个讨生活的打工者而已，他的情感、智力、生命，与城市没有产生任何交叉。
在所谓的现代社会中，农民在乡土社会里所形成的思维习惯、语言方式和生活模式完全失效，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在城市各个角落里的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他们衣衫破旧，神情怪异，动作拘谨，显得非常愚笨，就好像鱼离开了水，半死不活。谁能想到，在乡村，在他们自己的家里，他们会是怎样地如鱼得水、生动自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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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庄的“华丽”转身
在一般的概念中，经济的衰退会造成文化的混乱与衰退。这是因为，文化的传承需要一种稳定因素的支撑，生活安定，经济充裕，才能够使文化的内在与形式得到充分的体现。但在中国当代乡村，结果却似乎恰恰相反。如果从最广义的乡村总体经济，从一个农民家庭的总体收入来看，乡村经济的确是在发展。但是，无论是传承意义上的道德和习俗，还是求知方面的文化，却处于一种断裂与衰退之中。人们总是用“转型”这一个词来概括、形容这一断裂，却忽略了这一转型背后所造成的“黑洞”效应。
就梁庄村而言，整体的、以宗族、血缘为中心的“村庄”正在逐渐淡化、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为中心的聚集地，虽然，作为村庄中的大姓氏，仍然会有安全感和主人翁感，但这种感觉已经被削弱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这与一些发达地区为了经济利益、村庄宗族势力再度抬头相反。北方内陆的村庄，宗族势力很少能带来经济利益，因为本地几乎没有资源可以利用，大部分村民都是出外讨生活。
与此同时，村庄的规划、村庄家庭之间的内在联结，都在发生变化。村庄的最好位置往往是最有钱的住户，并以此形成村庄新的等级与阶层。而宗族家庭之间的感情往往很淡，尤其是新一代家庭，人们各自出门打工，春节回来一聚。对于村庄的政治事务、公共事务，譬如选举、修路、砖厂的去留、学校的建设，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关心。
家庭内部也在发生变化。由父母通过日常生活教育孩子各种行为规范，变为由爷爷奶奶或亲戚代劳，父母和孩子之间似乎只有单纯的金钱关系。而随着学校在村庄的停办——它可以看做是统摄整个村庄向上精神的象征物，随着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的去世——他们往往是村庄的心灵指向和道德约束，村庄从内部开始溃败，只剩下形式的、物化的村庄。这一溃败意味着中国最小的结构单位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个体失去了大地的稳固支撑。
村庄的溃散使乡村人成为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没有回忆，没有精神的指引和归宿地。它意味着，孩童失去了最初的文化启蒙，失去了被言传身教的机会和体会温暖健康人生的机会。它也意味着，那些已经成为民族性格的独特个性与独特品质正在消失，因为它们失去了最基本的存在地。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度，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中国农村的确有很大的发展，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正成为新的环境、新的血液，深刻地影响着农村的整体生存状态。所有这些，只用“转型”二字来概括是远远不够的。当以一种“内视角”进入乡村才会发现，在当代改革的过程中，对传统文明与传统生活的否定性思维被无限地扩大化和政治化，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对乡村的想象也大多与这一思维同质。
当我就这些疑问与穰县县委书记交流时，他也深有同感。在听到我回来住在老家已经一个多月时，他大大地赞叹起来，他给我开了绿灯，指派自己的秘书和我一块儿，在全县范围内走访村庄，扩大眼界，从各个层面了解一下乡村的整体发展。
我们的第一站是一个小镇，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里是全国知名的服装批发市场，有着成熟的制作、批发、转销一条龙的大型产业链。每年做宣传，镇里就要花费数百万请明星、歌星，办大型文艺演出。由于制作的粗劣与仿制品的泛滥，1995年之后，该镇就慢慢衰落了，到2000年以后，就连镇上的居民都遗忘了这里曾经有过的辉煌。
镇党委书记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转业军人，说话精炼，有条理，正在对服装市场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期待重新恢复当年的辉煌。我问他，为什么在已经有广泛影响力的情况下，服装市场会败落？他很干脆地说，还是管理者不行，要想成为大型的市场，必须有先进的管理与经营理念。另外，就是商户的素质太低，太不注重产品质量。他的工作重点分为四步，改造街道环境，包括下水道、电力、路面等等；提高政府行政办事效率，抽调各职权部门集中在一起，使商户手续简单化；抓骨干品牌，骨干企业；扩大宣传，吸引外资。
镇党委书记侃侃而谈，俨然是一位实干家。他带我们去一家毛衣加工厂参观，这是香港的一家公司，老板的祖籍在本镇，回家探亲的时候政府鼓励他回来开厂。工厂简陋，一个巨大的开放式的厂房，有电扇吹着。机器在轰鸣，女工们在忙碌，一派繁荣的景象。
我却对车间里的孩子发生了兴趣。在一位妇女的脚下，躺着一个孩子，正在轰鸣声中睡觉，他的脸上落着白色的毛线碎屑，看起来很滑稽；一个孩子还吊在妈妈怀里吃奶，母亲用布兜拴着他，两只手仍然在忙碌；还有几个孩子围着机器，在捉迷藏，做游戏。我想，无论是工厂主，还是书记，都是不会在意这一场景的，因为在乡镇，这样的场景非常普遍。更何况，母亲能够不背井离乡，能够带着孩子，在村镇附近找来活做，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比起在城市里打工而不得不把孩子留在老家，或把孩子拴在出租屋里的那些母亲，她们甚至是幸运的。
我忍不住问起厂长，这样是否有危险？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厂长认为危险不大，但他承认这样不合规矩。但是，如果不让她们带孩子进来，她们很可能无法工作。党委书记敏捷地接过话题，现在这样的儿童很多，他准备在厂里办公立幼儿园，妈妈可以把孩子放在这里，以厂为家。这样，既可以让妈妈放心工作，又解决了孩子的教育问题。书记的思路让我为之一振，但是这也只是一种设想，谁来出这样的一笔经费，这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但是，镇党委书记仍然改变了我对基层官员的认识，在乡村，也有这样锐意进取、希望做一番事业的官员，不管他是为了个人升迁、名利，还是其他的什么，在客观上，他在为公众考虑，在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无论如何，对于中国的乡村来说，有这样的官员总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我们又去了村庄整治的几个典型乡镇。这是穰县南面的几个乡，从县城出发，一直是平坦的柏油路，道路两旁是清新秀丽的白杨树，它们只有碗口粗，这是县委书记来之后为发展杨树经济栽种的。再往远处，是大片大片的庄稼地，玉米、红薯、高粱，青葱翠绿，我恍然好像到了南方。到了模范村才发现，新的乡村规划已经完成。一排排房子，虽然仍是北方普通的屋架房，但是却高低整齐，规格基本一致，房前屋后不再是黄泥土，而是水泥地，有统一的下水道、垃圾池，还有沼气池。沼气池是近几年县里推出的一个节能项目，凡是建造沼气的人家都有一部分政府补贴。
我们进到其中一户人家里。只有老两口在家，儿子长期在外打工，他们在家里养些家畜，为了产生沼气，又专门养了两头猪。我们参观了他们的猪圈、沼气池，里面发出的巨大气味熏得人难以呼吸。问起使用的情况，老两口认为这的确是节省了煤气、煤球钱，但是，夏天气味太大。
我们还去了另外一个乡的一个别墅村，那些别墅就盖在公路边。蓝天白云下，红砖白墙、圆顶拱门的别墅很漂亮。中西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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