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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光运动-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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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染缸里突围(1)
女孩子们聚在一块时,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背后讲别人的“坏话”。两三个一堆,四五个一群,私下里将想象中的对手攻击得体无完肤。那对手并不固定的,今天和这个好,明天不和她好了,她就变成了攻击的靶子。女孩子攻击人的特点是刻毒、残忍,不留余地。所以一旦暗里或明里同人闹翻了,结下的就是“死仇”。当然这仇恨也可以因为一件小事就宣告解除的,然后冤家又好成一团,共穿一条裤子,直到某一天又成为仇敌。
  我也很喜欢说别人的坏话,喜欢和人吵架。我的特点是一旦同人吵翻,就很难再破镜重圆,因为感到怪难为情的。好多年里头,我总是想这个问题:讲坏话和吵架的激情是从何而来,以至于我们这些中国公民即使到了七老八十,还是保持这一禀性?
  孩子们的暑假冗长而又无聊,于是聚在一块玩扑克牌。玩着玩着就有人舞弊,我同那人争执起来,在争执中,我不但将她这一次的不诚实加以狠批,还涉及到她以往的某些丑行。对方当然决不示弱,就也开始揭露我做过的坏事。终于发展为破口大骂,骂他一两个小时也不住口。旁边还有帮腔的,有的帮我,有的帮对手。啊,我们的精力是多么旺盛,想出的那些刻毒句子又是多么解气!那些场面至今历历在目。讲别人坏话的冲动确实是一种无意识的发泄,其前提为自己是清白纯洁的。骂人既是攻击对方也是表明自己——我多么好,你多么坏!对方回骂时心里则在想,我并不坏,你也不是什么好家伙,我比你还好得多!总之,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好的,对方坏,所以要揭出对方更多的见不得人的事来,使对方彻底暴露。这种“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禀性形成的直接根源便是我们的文化氛围。想想我们从小看过的电影和戏剧,哪一部又不是这种模式的翻版呢?
  除了表白自身纯洁的快感以外,说人坏话的另一种隐秘的激情便是“幸灾乐祸”。我曲折地影射某个对手偷窃的往事,向大家暗示,这个人从来就小偷小摸。我自己是绝不会去偷的,所以我有资格批判她。听众则千方百计打听,到底偷了谁,怎么偷的。然后是共同的唾弃,发泄过后的神清气爽。我们就用这种杀人的流言将一个小女孩孤立起来了,因为她偷过,是“贼”。细想起来,我,以及我们,是多么的怯懦啊。将她说成是贼,我自己便有了安全感,便再次向自己证实了自己的清白。我们在幸灾乐祸中获取良好的自我感觉,将浑浑噩噩的日子混下去。
  但我并未能将中国文化学到手,因为我总是难为情(朦胧的自我意识)。别的小孩同人闹翻后,只要有一点小利又可以同那人和好如初,甚至还更好。所谓“肉烂了还在锅里”。而我却做不到这一点。不是刚刚骂了她“贼”吗?怎么能和贼穿一条裤子呢?我的生硬使得我的伙伴越来越少,在学校里,在大院里,我都是越来越孤立了。他们在那里玩,但他们并不叫我(因为觉得我怪),我也不好意思过去。我成了寂寞的游魂。寂寞啊,寂寞啊。整整十多年 我的大部分时间就在这样的氛围里度过。而我不甘寂寞!
  后来进了一家小厂,仍然是孤独和寂寞。这是社会最底层的大染缸,男男女女只要聚在一块,总在叽叽喳喳地说某个不在场的人的坏话,从中获取无穷的乐趣。我当然也加入这种场合,也跟着说,以此取乐,为灰暗的生活增加一点亮色。我也知道有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甚至中伤。有什么办法呢,你说人家,人家也说你。起先我以为,社会就是这样的,和我童年时代的情形差不多。可是我大错特错了。这个底层还有一种我没有觉察到的潜规则,一种属于传统道德的法则,就是这种看不见的东西将散沙似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像我这样傻乎乎的女孩,满脑子从家庭带来的理想主义,肯定行为举止都有悖于传统。而且又口无遮拦,不知道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果然,不到半年时间我就被孤立起来了。凡有一点权势的人——小领导,办公室干部,老师傅等等,一律对我白眼相向。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呢?为什么他们在一起有讲有笑,一见我出现就全都住了口?我是个扫把星吗?我深深地感到,人际关系真是个无底的黑洞,我就是花费一辈子时间也探不到真相,也无法成为大众中的一员。
  

从染缸里突围(2)
在后来漫长的年月里,除了两三个小姐妹以外,工厂里没有人把我看作一个“好人”。既然不是好人,就必定是有问题的人。我一直是那些领导和老职工心目中的问题青年,异类,因为太不会“搞关系”了。传统道德高深奥妙,一不小心就被我踩着了界线,众人心知肚明啊。明明对某个人恨得要死,当面还要做出巴结的、谦卑的样子去讨好,因为“肉烂了还在锅里”嘛,谁没有缺点啊。这是每个青年都懂的做人技巧,只有我不懂,我太喜欢走极端。最后我终于被那厂子开除,回到了家庭——我要调走,他们绝对不肯,就开除我了。他们还用毛笔写了一个关于开除我的决定的公告挂在宣传栏里头。
  十年以后,我成了一名专业作家,又一次面临人际关系的黑洞。当我进入作家协会之后,我很快感到当年的旧戏又在重演。他们说我“太不像话了”——实际上我从来就不像话。通过创作,我的自我意识已经充分冒出来,当年的难为情已经发展为水火不相容的憎恶(对自己,也对别人)。这倒不是说我已经变了,变成一个不再背后说人坏话的君子了。这方面我依然没多大变化,但我的人格已经开始了内部的分裂,长年潜伏在我体内的艺术自我这个时候已占了上风,一切违反理性的俗务都变得如此的不可忍受。我从心底感到,我是永远不可能同“他们”搞好关系的,只要同众人一道从事那些俗不可耐的活动,我就会无比地憎恶自己,就会连写作都受到影响。由此拉开了我同单位长达十年的“冷战”序幕。我成了一名特殊的专业作家,我不参加任何会议,却又在单位领一份工资。当那里的领导几次威胁要开除我时,我就写信向省里面“反映情况”。这一场黑色幽默似的争斗的结果是我保住了自己的位置。如今我已成了一名老作家,硕果累累,完全可以倚老卖老,所以单位也没人来同我为难了。通过写作,我创造了另外一种生活,也拯救了自己那堕落的灵魂。我将自己的世俗生活压到最小,将艺术生活当作主要目标,形成了自己的模式。这样,不论我在世俗中有多么恶劣的表现,只要我还在创作,我就有了活下去的充分理由,我的黑暗的世俗生活也被赋予了重大意义——它成了火焰的燃料。而假如我不创作,我就会被自己内面的黑暗所压倒,落入度日如年的悲惨境地。我不敢说自己现在已经变得多么“好“了,但至少,因为从事艺术创造,我没有堕落得不可救药。
  

人际关系和孤独的事业
也许是由于不善于模仿,也许是由于内在的东西太强,难以为外界所同化,我童年时期最大的恐惧和尴尬就是同陌生人接触。因为父母都是有“问题”的人,家里的客人特别少,偶尔来一个不认得的大人,我就紧张,生怕要我去同她或他说话,也不愿意叫“叔叔”或“阿姨”什么的,最好是赶快躲出去。在我看来。人际关系本来就不可思议,再加上父母又有“问题”,常被人影射和白眼,同陌生人打交道就更可怕了,完全搞不清路数和规矩。那时我不但见客人就躲,见学校老师就躲,就连邻居里头的叔叔阿姨也不好意思打招呼,打招呼也要脸红,不自然。我只有在少数几个同龄朋友当中才是自如的。
  小的时候,如果大人们的谈话涉及到了我,我就会感到万分紧张,感到大祸临头。那是一个我不可能在其中扮演角色的,无法呼吸的世界,他们要在那里对我做出某种惩罚呢,还是决定我的命运?如果某一天,我在屋子外面犯了一个什么错误,而我又听到某个大人在谈论这事,我便吓坏了,一连好多天都疑神疑鬼的,觉都睡不安,只想平安无事地挨过一天又一天,因为时间一长,什么事都会淡忘——我有过多次这种经验。有很多事我看不到,社会的风暴同我之间有一个板结层,我有意无意地避开着“他们”,并且越来越听不懂他们的话。这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更加剧了我的所谓“乖张”。我只要一开口就不合时宜,只要一动作就如大象闯进了瓷器店。我十八岁进工厂时,那些师傅们当我的面说,我在所有的青年里面看上去最“幼稚”,根本不像十八岁的人。这种评价不无贬意,也预示了后来的麻烦。
  儿时人际关系的状态的直接后果就是不得已的孤独。我生活里最缺的就是玩伴。我的空闲时间有一大半是在孤独中挨过去的。那种逼迫人的寂寞的最大作用便是促使我早早学会了阅读。我大概是9岁读完了第一本薄薄的恐怖小说,13岁便可以看红楼梦等文学作品了。如果每天有人玩,如果生活中还有别的刺激,我也许就不会将阅读看作最大的乐趣了。阅读文学其实是一项孤独的事业,也是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的手段。在阅读之际,我是不希望有任何人在旁边的,那是灵魂出窍的瞬间啊。一本悲情故事很可能让我泪流满面,我当然不愿任何人看到自己的失态。我无法模仿社会中的人的言行,所以为人们所歧视。我静静地坐在家中,在孤独的事业中寻根。这种寻根是不自觉的,从本能出发的。也许在那莫名的忧伤里,我已多次同古老的幽灵相逢;也许黄昏空气里的树脂味当中,我已同从未出生过的姐妹邂逅。我不知道,我一直都不知道。
  我只是读,越来越深,越来越广地读。即使你躲开那个社会,即使你对身旁那个社会一点都不能适应,这也并不妨碍你阅读。因为你阅读到的,是另外一个世界,是你的梦。只要你没丧失梦想的能力,你就会层层深入,你就可以扮演角色。这个孤独的事业又是多么纯洁,多么地给人以希望啊,因为有了这个秘密的事业,我的胆子也越来越大,有时候,居然敢同社会抗争!在“文革”中,我主动离开了学校,但我心里是不怕那些人的。不论是他们来抄家也好,来抓我父亲也好,逼我一次次地搬家也好,我都没有慌张过。我蔑视他们,这些没有人性的工具。我还暗下决心,决不堕落,决不浪费时间,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不放弃自己的秘密生活。
  好多年里头,我一直生活在底层,后来又忽然一下子升到了上层。但在我心目中,这种外部的变迁不值一提。我认为底层和上层本质上毫无区别,无非是将赚饭吃的时间变为写作的时间罢了。我仍然以我固有的格调对待生活,我同“他们”的矛盾总是同样的矛盾,恩恩怨怨也相同。我终于熬到了这一天:内在的生活几乎成了我的全部,谁也不能再来干涉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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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了的蒙昧期(1)
在我们这样的国度里,家长们总是用“懂事”或“不懂事”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个孩子的成长。如果用他们的水平来衡量我的话,我属于那种懂事懂得特别晚,甚至有点执迷不悟的类型。晚到什么程度呢?说出来不怕人笑话,晚到36岁
  ——在那个年龄我还被单位领导斥为“真不懂事”。
  我刚刚踏入校门不久,就被老师任命为副班长。那个时候一个班有40多人,副班长是一个很大的官了。7岁的我为此忐忑不安。有一天,副主任吩咐我和班长第二天早一点到校,到少先队办公室去学习升旗仪式。我夜里激动得不能入睡,第二天很早就来到学校,在少先队办公室门口等。但我等了很久,并没有任何人来到那里,一直到快要上课了,我才满腹狐疑地离开。为什么他们都没来呢?难道班长和少先队的辅导员将这事忘了?难道他们改日期了?难道我没听懂班主任老师的话?这个疑问成了我一生中的一个死结。后来,不但没听到老师再提这件事,连我的副班长的职位也再没听老师提及,而且也没给我安排任何工作。也许老师真的忘记了,也许后面有神秘的背景。由于天生腼腆,也由于我不太弄得清的父母的“问题”,我是不敢去向老师询问的。于是我于不言中又成了一名普通同学,不再是副班长了。也许,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的高深莫测。但那个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如果我想要“懂事,”我就得进入我的世界,弄清里头的种种联系。然而不知为什么,出于本能,我既反感,又抵触,我自始至终融不进去,所以成了一个落寞的边缘者。我也想讨老师的欢心,也想得到表扬,只是我是那么的笨拙,不自然,所以就被老师忽略过去了。在学校,我始终是“有他不多,无他不少”的那种人。
  我很小的时候,当我在山上游荡之际,我以为花儿,鸟儿、鱼儿、虫儿,还有我的弟弟外婆,我的玩伴,他们就是我的世界。在那个混沌的世界里,我是那么的自如、自足。学校为我打开了一张门,我过早地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我今后将要在里头生存的地方。那里头的规则是很神秘的,我就是再有悟性也搞不清,适应不了。想不清的事我就不去想它,我虽然异常敏感,但我又一直懵懵懂懂,非常迟钝。我也听到过人们对我这种矛盾性格的评价——“不懂事”。
  后来我长成了一个瘦精精的、营养不良的少女。不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我的表现离“淑女”总是差了十万八千里。某种看不见的钳制令我感到说不出的难受,我一点都不想勉强适应我所属的这个世界,我逃避到幻想里面,到书籍里面。我在学校怕老师,在家里不听家长的话。那个时代,同那些懂事又体贴的少女比较起来,我的确是个晚熟的“愣头青”。而且我的晚熟还有种永远也无法成熟的倾向。那么,这种不由自主的对于“蒙昧”的坚守,是不是说明了所谓的蒙昧对于我来说有种难以言说的魅力呢?还有,成年之后的我的蒙昧是真的蒙昧,还是我具有一种为社会、风俗所不容的特殊眼光呢?也许只有我这类“不懂事”的人,才能穿透表层的伪装,触到事物的实质?也许就因为我坚持了用一个儿童的眼光来判断事物,这才使得同我熟悉或不熟悉的那些人暴跳如雷?的确,我时常表现得太不懂规矩了,我张口就说出事实真相,也不怕自己亵渎了权力。游荡在那个世界的边缘的我,终于渐渐地弄清了那里头的内幕。但这并不等于说,我就可以充当那个世界里头的一员了。鸿沟仍然有十万八千里,因为认识真相和按规矩行事是两回事。
  我很想弄个专业作家来当,就托朋友去找了市委书记,帮我拨下来一个名额。这样我就可以到作家协会去领一份最低的工资了。可是我听人说,我这个作家还是临时作家,还没有“转正”。于是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去问作家协会的领导,什么时候帮我转正?领导一瞪眼,说:“还没到时候。你这个妹子,真不懂事!”那一年我36岁,却被他称作“妹子”,而且说我“真不懂事”。也许这种事是不能直截了当地问的,也许我口气太大,居然同领导平起平坐讲话。总之我冒犯了人,所以是“妹子”。又过了两年,因为我不愿参加单位的会议,领导们觉得不能容忍我。还是这同一位领导劝我回家,不要当这个作家算了,还说他们可以考虑给我一点生活费用。看来我在当时的举动不但是不懂事,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了。他们想不通,一个人怎么可以不懂事到这种程度?难道她不是这个社会的人吗?既然从单位拿钱就是单位的人了,怎么可以没有规矩、我行我素?38岁的我当然不是不懂事,而是深深地懂得那里头的“事”。为了让创作顺利进行下去,我曾经做好了被他们开除的打算。然而时代风云又发生了变化,开除始终没有到来。
  

延长了的蒙昧期(2)
我所写的,正好是那位领导永远弄不懂的事;我之所以能写,正好依仗于我的不愿“懂事”。儿童时代那幸福的蒙昧期使我受益终生,对“不懂事”的个性的坚持使得我的作品有了一种先知先觉的风格。我将永远如此:一只脚跨在世俗社会的边缘,另一只脚立在我的空灵王国内,将这种交合的探索做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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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
在那个年头,谁家的小孩又没有排过队呢?买计划物资要排队,买煤要排队,买粮食要排队,买布,买猪下水都要排队。父母事情多,排队的艰巨任务就落到了小孩身上。排队是天经地义的事,谁也别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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